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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在我们这些面如土色的人面前把枪晃来晃去，说道：“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这话听起来倒不错，可是谁敢相信呢？我数了一下雷管，一共十二支，我敢说，这足可以让我们一眨眼工夫就毫无痛苦地死去。
这时，枪口又回到我的面前，“你，”他说道，“把他们绑起来。”
拉夫特已经受够了。他向前移动一小步，说道：“喂，伙计，你到底要什么？”
第三颗子弹又从他头上射过，打进天花板里，这倒不会伤着人，但声音很响，像大炮一样。这时可以听见门厅里戴维尔太太或其他女人的尖叫声。拉夫特吓得猛地蹲下，当他想站起来时，乌姆斯特德有力的臂肘抵住他的胸膛，又帮助他靠墙站好。
“闭嘴。”乌姆斯特德咬着牙说。
“不许叫我伙计。”那个人说。立刻，“伙计”这个称呼谁也不敢再用了。
“那你让我们怎么称呼呢？”我问道，我已感到我很可能成了这伙人质的头儿。我说话时语调温和，样子十分顺从，他听起来十分受用。
“叫先生。”他说，当然，先生这个称呼对于我们屋里的几个人来说都是再好不过了。
电话铃响了。我当时立刻想到他可能会开枪把电话机打碎。不过他没这么干，而是要我把电话机拿给他，我把电话机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用左手拿起话筒，右手仍握着枪，枪口仍对着拉夫特。
如果我们九个人进行投票选举谁该死，拉夫特肯定是第一个牺牲品。八对一。
“喂。”那位先生接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然后就挂上了，他慢慢地退回到桌子一头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拿着绳子。”他对我说。
他要我们八个人用绳子捆住手腕连在一起。我截短绳子打好结，我尽量不去看我这些同事的表情，因为我正在把他们与死亡联结在一起。我感觉到手枪依然抵着我的后背。我做出狠狠地捆紧的样子，而实际上尽量放得很松，拉夫特还低声地咕哝着什么，我真想给他一巴掌。乌姆斯特德手腕子可以活动，而且当我捆完他的时候，绳索几乎都要脱落下来。马拉穆德流着汗，呼吸也很急促。他的年纪最大，是唯一的股东，两年前心脏病第一次发作。
我禁不住看了一眼巴利·纳佐，他是我在律师界的唯一朋友。我们同岁，都是三十二，也是同一年加入这家公司的。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过书，我是在耶鲁大学学的法律。我们两人的妻子都是普罗维登斯人。他的婚姻颇富成果——四年间生了三个孩子，而我与妻子则长期不睦，现在已面临危机。
我们目光相遇，我们俩都想到了他的几个孩子。这时我真感到没有孩子的幸运。
有一辆警车驶了过来，那位先生指示我把五个窗子的百叶窗全都关起来，我慢吞吞地做着这件工作，扫视一下下面的停车场，看是否有人能看见我，以求获救。只有一辆警车停在那里，车灯亮着，里面却没有一个人。警察已经进了大楼。
而我们就在这幢大楼里，九个白人青年和那位先生。
按最新的统计，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师事务中心共有几百名律师为它工作，人员遍及全世界，而其中一半人集中在哥伦比亚特区，就集中在这位先生威胁之下的这幢大楼里。他要我打电话给“老板”，并告诉他说他是有武器的，而且有十二管炸药。我打电话给我们反托拉斯部门的负责人鲁道夫，并转达了这个口信。
“迈克，你还好吗？”他问我，我们用的是那位先生的扬声电话，音量开到最高的程度。
“很好，”我说，“请按他的要求来办。”
“他有什么要求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位先生把枪一挥，谈话就中止了。
按照他用手枪的指点，我选定了一个站立的位置，挨着会议桌，离他有几英尺远。这位先生有一个十分令人难以忍受的习惯，他总是心不在焉地摆弄捆在腰间的导火线。
他低下头看了看，用手轻轻拉了拉一根红色导线，“这根红导线，我只要一拉，你们一下子就全完了。”他说完这话时，隔着太阳镜望着我。我这时感到不得不说话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问道，急于想和他进行对话。
“我并不想这么干，可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我被他的措辞所打动，节奏缓慢，有条不紊，每一个音节都有相同的分量，他现在是个流落街头的人，但过去曾有过像样的生活。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们呢？”我问道。
“我不想和你争辩什么。”他郑重其事地说。问题是问不下去了，真糟透了。
因为我是律师，时间对我们十分重要。我看了看表。这样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好能准确记录下来，当然首先是我们得能活下来。时间是一点二十分。那位先生要我们不许发出任何声音，我们只好在令人心烦的寂静中煎熬着，这段时间一共持续十四分钟。
我不相信我们就会这样地死去。看上去他没有杀死我们的动机和理由。我可以确定我们中没有人曾和他打过交道。我还记得我们在乘电梯上楼时，他没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他只是想要寻找人质，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这样似乎是可以使杀人看起来更为合理。这真是不幸。
正是这类滥杀无辜的事才是报纸、电台头条新闻的内容，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的播放，让人们摇头叹息。接下来的就会是几个律师死亡的新闻了。
我似乎已看到报上的大字标题，听到播音员的声音，但我还是不相信这样的事真的会发生。
我听到外面门廊里的说话声，外面的警笛声，还有警察的无线电对讲机呱啦呱啦的响声。
“你中午饭吃的是什么？”那位先生问我，这一句话打破了屋里的沉寂。问题问得太突然，想撒个谎都来不及，我沉吟片刻，回答说：“烤鸡。”
“就你一个人？”
“不，我遇到了一个朋友。”他是我法学院的一个朋友，是菲利人。
“你俩一共花了多少钱？”
“三十美元。”
他听了这话不太高兴。“三十美元，”他重复着，“两个人花了三十美元。”他摇了摇头，然后又看了看那八位律师。如果他要是问他们，我希望他们能撒谎。这伙人的胃口也是不会轻易满足的。三十美元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买开胃酒的。
“你们知道我吃的是什么？”他问我。
“不知道。”
“我喝的是汤，汤，还有饼干，在一个临时避难所里吃的。汤是免费的。我很高兴能喝碗免费的汤。三十美元可以让我一百个朋友吃顿饱饭，你知道吗？”
我严肃地点点头，似乎我立刻意识到我的罪孽深重。
“把你们的钱包、钱、表、珠宝全交上来。”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枪。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我问道。
“不可以！”
我把钱包、现金、表都放在了桌子上，然后又搜其他人质的衣袋。
“是为了位近亲。”那位先生说，我们都舒了口气。
他让我把这些财物都放进一个手提包里，再把提包锁好，接着又叫我给“老板”打电话。电话铃刚一响，鲁道夫就拿起话筒，我可以猜得到警察部队就在他的办公室里。
“鲁道夫吗？是我呀，我是迈克，我在用扬声电话给你打电话。”
“我是鲁道夫，迈克，你还好吗？”
“还好。你看，这位先生要我把紧靠接待室的门打开，把一只黑色手提包放在厅廊，然后再把门关上锁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手枪就抵在我的脑后，我把门慢慢地打开并把手提包扔到厅廊里，我抬头看了看，没看见一个人。
大公司的律师们最大的乐趣是他们是按小时付酬的，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转移他们这种乐趣。睡眠是其中之一，尽管我们大多数人睡眠都很少。吃饭实际上更促进了付酬，尤其是午饭，通常是客户来掏腰包或开支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我禁不住琢磨这幢大楼的其余四百名律师在这段等候人质危机结束的时间到底应如何要求付酬的。我可以看见他们，坐在汽车里取暖或用无线电话同别人聊天，或向某人在讨债。我想公司这下子免不了要吃大亏了。
下面那些冷酷无情的人中有些人根本不在乎这场灾难以何种形式结束，只是一个劲地催促让它快点结束。
那位先生似乎打了一会儿盹。他的头低下了，喘气也有些粗。拉夫特嘴里咕哝着些什么企图引起我的注意，然后把头向旁边晃动几下，好像是建议我采取行动。可问题是，那位先生右手握着枪，而且如果他真的是困了，也不应在打盹时还用左手紧紧地握在那吓人的红色导线上。
拉夫特想让我唱主角。尽管拉夫特是公司里最有效率的行家，但他还不是股东，他也不是我这部门的，我们又没有在部队上受过训练。我没有听他的。
“去年你挣了多少钱？”那位先生十分清醒地问我说，声音十分清晰。
我一下子又愣住了：“我，哦，唔，让我想一想——”
“不要撒谎。”
“十二万。”
他对这也感到不太受用。“你献出去多少？”
“献出去？”
“是的，捐献给慈善事业。”
“噢，是这样的，我真的记不清了，是我的妻子负责家中这些财务什么的。”
那八名律师似乎都立刻移动了一下位置。
那位先生虽然不满意我的回答，但也没有反驳。“那么，是谁来填写税单呢？”
“你说的是国内收入总署的税单吗？”
“是的，就是那种表。”
“这些事是由我们税收部门来搞的，就在下面的二楼。”
“就在这幢楼吗？”
“是的。”
“好，那就把它给我拿来，把你们每个人的税收记录都给我拿来。”
我看了看他们几个人的脸色，其中有两个人似乎想要说：“干脆一枪把我打死得了。”我一定是犹豫得太久了，因为那位先生已喊了起来：“现在就去拿！”说话时又在挥动着手枪。
我打电话给鲁道夫，他也迟疑起来，我喊了起来：“把税单电传过来！”我简直是在命令他，“就要去年的。”
我们都盯着墙角的电传机，足足有十五分钟，担心如果我们的1040表不及时赶到，那位先生就先把我们处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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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当档案员给我传输材料的时候，我坐在那位先生用枪给我指定好的地点一张一张地把电传纸取下来。我的同伴已经站了两个小时，背靠着墙，仍然是捆在一起的，几乎无法活动。一个个无精打采的，已经有些坚持不住了，样子十分可怜。
但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先从你开始，”他对我说，“叫什么名字？”
“迈克尔·布罗克。”我很有礼貌地回答。
“你去年年收入是多少？”
“我已经告诉你了，交税前是十二万元。”
“你捐赠了多少？”
我当然可以撒谎。我虽不是税收律师，但我仍有信心可以巧妙地对付他的问题。我看到了我的1040表传输过来，我抓紧时间飞速地浏览了一下那几页内容。克莱尔做实习医生已是第二年了，年收入在三万一千美元，这样一来我们俩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克莱尔读书的费用，在乔治顿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每月二千四百美元，两辆新型汽车以及相应的汽车费用，还有要维持高水准的生活所需其他费用，我们俩只要花上两万两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位先生仍在耐心地等待。而实际上他的耐心反而使我心虚，丧失了刚才那种自信。我猜测那些警察正在天花板上的通风道里爬着或登上附近的树，或在邻楼的屋顶上来回巡视，观察我们这间办公室的结构，就像我们在电视里所看到的那种情形一样：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射击凶犯头颅的角度，而凶犯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已接受这样的命运，准备去死。而我们其他人可不希望会有这样的命运。
他还在玩弄着他那红色导火索，这使我的心率快达到了每分钟一百次。
“我给耶鲁大学捐赠了一千美金，”我说，“又捐了两千给地方基督教会联合会。”
“你捐助多少给穷人？”
我不知道捐赠给耶鲁大学的钱是否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了。“给联合会的钱就是用来散发给城里的穷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穷人会得到的。”
“你又给那些挨饿的人多少钱呢？”
“我交各种税的钱是五万三千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需要照顾的儿童，或其他什么人的福利、医疗等项事业。”
“你是出于自愿这么做的吗？是以一种奉献的精神做的吗？”
“对此我并不抱怨。”我说，其实这和大多数国民一样，都不是真心话。
“你挨过饿吗？”
他喜欢简短的回答，而我也没有心情去和他耍脑筋或施展幽默。“没有，”我说，“到目前还没有挨过饿。”
“你在冰天雪地里睡过觉吗？”
“也没有。”
“你挣不少钱，可是我在你旁边走过时你连几个零钱也舍不得给。”他又用抢指点着其他几个人，“还有你们，我坐在路边乞讨，你们就在我身边走过。你们喝一杯咖啡的钱就足够我吃几顿饭。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帮助那些身无分文的人，那些有病没钱治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们是那么富有。”
我也和那位先生一起注视着这些可怜虫，那景色可不太雅观。大多数人都两眼盯着自己的脚，只有拉夫特看着桌子底下。回想着我们每个人在特区的街上遇到那些乞讨的人时的想法，如果你给了他几个零钱，他就会立刻钻进酒馆，或是再缠着你多要一些钱，即便你给了他钱，他也不会就此离开这里不再乞讨。
又是一阵沉默。一架直升飞机就在附近盘旋，我完全可以猜测出他们在停车场那儿正如何策划着。他们在催促那位先生发话，电话始终接通着，但始终没有通话。他不想与任何人谈话，也不想谈判。他只和我们会议室这几个人说话。
“你们中哪个人挣钱最多？”他问我。马拉穆德是我们当中唯一的股东，我胡乱地翻着这些文件，终于找到了他的。
“我挣得最多。”马拉穆德主动说。
“你叫什么名字？”
“内特·马拉穆德。”
我很快地看完了内特的收入明细表，能看到一位股东成功的每一细节的机会并不多，但现在这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多少？”那位先生问我。
哦，国内收入总署的记录真是明晰得很。你想要知道什么？总收入？调节后的总收入？净收入？应课多少税？是月薪还是周薪？是商业收入还是投资盈利？应有尽有。
马拉穆德在公司的月薪是五万美元，而每年从公司中获红利五十万一千美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去年是个丰收年，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那些股东中有许多人收入都逾百万美元，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决定还是小心行事，在这张明细表的后面还隐藏着许多其他收入情况，如房屋出租、股利，还有一个小买卖等等。我想如果那位先生看到这张明细账目表，他都得会和这些数字去拼命。
“一百一十万。”我说，表上还有二十万我没报。
他沉思了一会儿，“你挣了一百万美元。”他对马拉穆德说。马拉穆德面无愧色。
“是的，不错。”
“你捐了多少钱给挨饿的人、无家可归的人？”
我已经迅速地看过了他各项扣除项目的真实情况。
“我无法准确地记起具体数目了，我和妻子给慈善事业的捐赠是不少的。我所知道的一次捐赠就是五千美元，是捐给特区基金会的。我想你会知道的，那个基金会把钱财布施给穷人。我们捐赠数目是不小的。而且我们也很高兴这样做。”
“我相信你是高兴这样做的。”那位先生说，语气里第一次露出一些讽刺的意味。
他不打算让我继续解释我们是何等大方慷慨了，他需要的是更为实际的情况。他叫我写下我们九个人的名字，并在旁边注上去年的收入和给慈善事业捐赠的情况。
这是需要时间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快点把它写完呢，还是故意拖延一下时间呢？他如果不喜欢这些算术是否就会把我们一块杀死呢？也许我得慢一点做才好，因为从这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富人的确收入颇丰，而捐出的钱相比之下是太少了些，我知道，这种僵持的局面持续越久，解救人员就会越急切。
他并没有说每隔一小时就杀一个人质，他也没有要求释放在押的同伙，他似乎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出，真的。
我不紧不慢，马拉穆德也不慌不忙。最后轮到了克尔伯恩，他做见习律师已是第三年了，收入才八万六千美元。令我不快的是我的伙伴巴利·纳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