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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小时浪费在我私人医生的接待室里，作为一个手持大哥大，有许多当事人的忙碌的律师，我却不得不呆坐在闷热的接待室里干熬，翻翻杂志，耳听着时钟的嘀嗒声。
一名护士让我剥得全身只剩一条内裤。我坐在一张冰凉的桌子上接受了二十分钟的检查，身上擦伤的地方已经瘀血。大夫在我身上指指戳戳，使我疼痛难忍，然后告诉我两周内我会康复。
准四点我来到克莱尔律师的办公室，一位表情严肃着装像男人的女职员接待了我，喧闹声回荡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种声音里都充斥着雌性的气味：接电话女孩的粗鲁的沙哑的嗓音，扬声器里飘出的乡村女歌手的低沉的歌声，间或从大厅传来的尖叫声，房间的色彩清淡：淡紫、粉红、浅灰。咖啡桌上的杂志好像在声明：我们探讨的是严肃的女性问题，没有花边新闻，也没有蜚短流长；它们只供来客瞻仰，而不是让人阅读的。
杰奎琳·休姆先是通过赶走几名刚愎自用的医生而大赚一笔，随后又告倒几名进行性骚扰的参议员而建立了勇猛刚直的名声。华盛顿特区收入较高婚姻不幸的男人听到她的名字无不蹙眉，我只想早点在文件上签名，然后走人。
事与愿违，我被迫等了三十分钟。当她的助手领我进入大厅的办公室时，我差点发作。她递给我分居协议，我第一次面对现实。文件的题头是：克莱尔·艾迪生·布罗克对迈克尔·尼尔森·布罗克。
法律规定我们分居六个月后才能离婚。我仔细阅读了协议，签上名，然后就离开了。到感恩节的时候，我就能合法地回复到单身的状态。
我下午的第四站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大厦的停车场，五点正波利带着两个贮物箱在那里与我会面，箱子里装着我办公室里的遗留物品，她很客气，动作麻利，但紧闭双唇，自然是行色匆匆。他们很可能在窃听她。
我向前走了几个街区，在一处繁华地段停下来。我斜靠一幢大楼，拨通了巴利·纳佐的电话。他和往常一样正在开会。我报了我的名字，并说有急事，三十秒之内，巴利接了电话。
“我们能谈谈吗？”我问。我猜有人在录音。
“行。”
“我就在大街上，在K街康乃狄格广场。我们喝杯咖啡吧。”
“一小时内我会赶到。”
“不行，就现在，要不拉倒。”我不想让他们有时间耍花样，也来不及窃听。
“那么，嗯，好吧，就现在。”
“我在宾格勒咖啡店等你。”
“我知道那家咖啡店。”
“我等你，一个人来。”
“你电影看得太多了，迈克。”
十分钟后，我们坐在那家拥挤的小店的窗前，手端咖啡，注视着窗外广场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为什么搜查我的公寓？”我问。
“为了那份档案，你拿了它，我们想要回，很简单。”
“你们不会找到它，快停止那该死的搜查吧。”
“你现在住哪儿？”
我嘴中含糊带过，故作高深地笑了起来，“按照惯例，搜查之后就要拿人，”我说，“这次也会这样吗？”
“我无权奉告。”
“谢谢你，伙计。”
“听着，迈克尔，我先假定你不对，你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那是偷窃，再明白不过了，你这样做就是与公司为敌，我作为你的朋友，仍在这家公司工作，当你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你不能指望我帮你。这局面是你造成的，而不是我。”
“布雷登·钱斯没有全部讲实话，这家伙很卑鄙，犯了错还狂傲自大，现在他想藏起他的狐狸尾巴，他让你相信这只是一件简单的文件失窃案，只要追着我就万无一失。但这份文件会让公司抬不起头来。”
“你的意思是？”
“停止动作，别做傻事。”
“就像逮捕你？”
“对，这是首要条件，我一直在小心提防，这可不是玩的。”
“你不该偷窃。”
“我并没打算偷，你说对吗？我只是借用一下。我想拷贝一下再还回，但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
“这么说你终于承认文件在你手里？”
“是的，但我也可以否认。”
“你在玩游戏，迈克尔，但这不是游戏，你会害了你自己。”
“如果你们停止动作就不会，就现在，让我们休战一个星期。不要再搜查，也不要让逮捕之类的事发生。”
“行，不过这么做公司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会公布文件使公司难堪。”
巴利摇摇头，喝了一大口热咖啡，“我无权与你订约，我的职位太低。”
“是阿瑟发号施令吗？”
“当然。”
“告诉阿瑟我只跟你谈判。”
“你真是想当然，迈克尔。你以为公司要与你谈判，坦率地说，他们不想。他们对文件被盗，以及你拒不归还大光其火。你不能怪他们。”
“让他们小心，巴利。这份文件足可以上头版头条，记者们会闻风而动，跟踪报道，如果我被捕，我将把文件捅给《华盛顿邮报》。”
“你疯了。”
“也许吧。钱斯有一个名叫赫克托·帕尔马的帮办，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你没进入他们的圈子。”
“我从来没说我是他们圈子中的人。”
“有关这份文件，帕尔马知道得太多了。昨天起，他没去他原来的办公室上班。我不知他如今藏身何处，但我有兴趣找到他。问问阿瑟。”
“把文件还回吧，迈克尔。我不知你拿它何用，但它在法庭上是无效的。”
我端起咖啡，站起身来，“休战一星期，”说完我转身离开，“让阿瑟把你纳入他们的圈子。”
“阿瑟不会听命于你。”他打断我。
我飞速离开，冲过人行道上的人群，故意跑向杜邦广场，急于甩掉巴利和他们派来监视我的人。
按照电话号码簿上的提示，帕尔马住在华府郊区贝塞斯达的一幢公寓楼里。我并不急于赶去，同时也需要时间考虑，我沿着环城公路开车，一路上尽是一辆接一辆的汽车。
我给自己估算了一下，一周内被逮捕的可能性是对半开，公司别无选择，只得盯紧我，如果布雷登·钱斯对阿瑟和公司的高层人士真的隐藏了真相，那么他不得不走强硬路线，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偷了文件，而这足以使地方法官签署逮捕令。
那位“先生”的插曲已使公司警觉。钱斯已受到责备，被公司的高层人士严加盘问。他不可能承认他故意犯下的错，撒谎的同时寄希望于能窜改文件而得以蒙混过关。毕竟倒霉的只是一帮无家可归的擅自占住者。
那么他究竟如何能够这样快地转移赫克托呢？用钱收买是不成问题的，他毕竟是公司的股东。如果换作我，我会付给赫克托一笔现钱，给钱的同时加以恫吓，我会打电话给丹佛分公司的老友，请他帮忙，安插个把律师帮办不会太难。
赫克托走了，躲开了我也躲开了其他想问他问题的人。他没丢工作，也许薪水比原来更高。
那么测谎仪呢？难道公司只用它来对付我和赫克托？难道他已通过了测试？我对此表示怀疑。
钱斯需要赫克托帮他隐瞒真相，赫克托需要钱斯帮他保住饭碗。钱斯会千方百计阻挠对赫克托测谎，即使公司有意这么做。
那幢公寓建筑长而且不整齐，新建的部分比原来凸出，向北不规则地延伸，附近的街道充斥着快餐店、快速加油站、录像带出租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方便匆忙的乘车往返者。
我在一个网球场边停下车，开始一单元一单元地寻找。我并不着急，因为我无法一下子找到。带着拘捕令和手铐的警察可能正潜伏在某个地方，我极力不去想有关市监狱的种种可怕的传闻。
但有一则故事如烙铁烙在我的记忆中，怎么也抹不去。几年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一位年轻帮办周末下班后在乔治顿的一家酒吧内痛饮了几个小时。当他正欲驱车前往弗吉尼亚大街时，涉嫌酒后驾车而被捕。在警察局里他拒绝酒精测试，被立即投入酗酒者牢房，牢房里十分拥挤，他是里面唯一着西装、戴名贵手表、脚着休闲鞋的白人。他不小心踩了同室犯人一脚，立即被揍得血肉模糊。他在医院里呆了三个月，接受整形治疗，出院后回到家乡维明顿，让家人照顾。他的脑部只受了一点轻伤，但这足以成为严格的大公司解雇他的借口。
第一间公寓管理办公室的门关着。我沿着人行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继续寻找。电话簿上没列出赫克托的房间号。这幢公寓楼很安全，小小的院子里摆着许多自行车和塑料玩具。透过窗户我可以看见一家家正吃晚饭，看电视，窗户上没装窗条。停车场内塞满了车，大部分车都很干净，车身完整。从停车的数量来看，这是一个中等小区。
一位保安截住了我。当他弄清楚我并无恶意时，就指给我大楼总值班室的方向，至少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
“这幢楼有多少单元？”我问。
“很多。”他答道，凭什么他就得知道有多少单元呢？
值夜班的是位学生。他正在吃三明治，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物理课本，但双眼却盯着一台小电视，正欣赏一个游艺节目。我向他打听赫克托·帕尔马的住处，他在电脑键盘上敲击了几下，帕尔马住G…134室。
“不过帕尔马一家已搬走了。”他边说边嚼着食物。
“是啊，我知道，”我说，“我与赫克托同事。星期五他辞职不干了。我正找住处，我能看看他的房间吗？”
我还没说完他就摇头：“只有星期六才能看房。我们有九百个单元，有许多人等着看房哩。”
“星期六我就不在了。”
“对不起。”他又咬了一口三明治，转头看电视。
我掏出钱包。“有几个卧室？”我问。
他看看显示屏：“两个。”
赫克托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的新住处要比这大得多。
“每月租金多少？”
“七百五十美元。”
我拿出一张百元大钞，他立即就看见了。“我们做笔小小的交易。给我房间钥匙，我看完后十分钟之内回来。没人会知道。”
“很多人排队在等。”他重复一遍，把三明治放进纸盘子。
“名单储存在电脑里？”我指着电脑问。
“是的。”他擦擦嘴。
“这样顺序就很容易调整了。”
他从一个锁着的抽屉里拿出钥匙，一把抓过钱。“十分钟。”他说。
公寓就在附近，在一幢三层楼的底楼。钥匙是对的。进门之前我就闻到了新鲜油漆的气味，实际上油漆还没完工，客厅里有一架梯子，地板上放着油漆罩布和白色的油漆桶。
即使是指纹专家来也难以发觉帕尔马一家留下的丝毫痕迹。所有的抽屉、壁橱、衣柜全都空空如也；所有的地毯、垫子也都不翼而飞。甚至连浴缸和抽水马桶也焕然一新。厨房的洗碗槽下没有灰尘，没有蛛网，没有污迹。整个房子都被清洗过了，每个房间都被涂上一层单调的白漆，只有客厅例外，刚涂了一半。
我返回办公室，把钥匙扔在柜台上。
“怎么样？”他问。
“大小了。”我答道。“但还是要谢谢你。”
“你想要回钱吗？”
“你在读书？”
“对。”
“那就拿着吧。”
“多谢。”
我在门口停住，问道：“帕尔马留下新地址了吗？”
“我想你是他以前的同事吧？”他说。
“对。”说完我飞快地带上背后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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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星期三早晨我赶到办公室上班时，发现一名瘦小的妇人正倚门而坐。快八点了，办公室尚未开门。温度在冰点以下。起初我以为她蜷缩在那里过夜，想利用门廊挡挡风，但她看到我走近时，她一下子跳起来对我说：“早上好。”
我笑了笑，打个招呼，开始摸口袋中的钥匙。
“你是律师吗？”她问。
“是的，我是。”
“是为像我这样的人工作的？”
我猜她是漂泊街头者，而那正是我们对每一个求助者要问的问题。“对，进来吧。”我打开了门，房间里比外面更冷。我调了调取暖器，就我所知，它丝毫不起作用。我到厨房煮咖啡，顺便找到了几个不新鲜的油炸饼圈。我给了她那些饼圈，她很快就吞下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我们坐在房间的前部，索菲亚办公桌的旁边，一边等咖啡一边祈祷着取暖器不要出故障。
“露比。”
“我叫迈克尔。你住哪儿，露比？”
“我没固定住处。”她穿一套灰色的运动服，棕色的厚袜子，脚穿一双脏脏的廉价白色胶底帆布鞋。她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骨瘦如柴，轻度斜视。
“来，”我微笑着说，“告诉我你住哪儿。是住避难所吗？”
“过去是，后来不得不离开。差点儿被强奸。我有一辆车。”
我来时并未看到有车泊在附近。“你有车？”
“是的。”
“你自己开？”
“没法开，我睡在车后座上。”
与往常不同，问她问题时我没作笔录。我倒了两大纸杯咖啡，回我的办公室，谢天谢地，取暖器终于咯吱咯吱地开始工作了。我掩上门，莫迪凯就快来了，而他从没学会该悄悄地进来。
露比侧坐在咨询者专用的那张棕色的折叠椅上，双肩塌陷，整个上半身紧缩在一起，牢牢地握住那杯咖啡，仿佛那是世界上唯一的温暖。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我间，准备好各种记事簿。
“我为我的儿子而来。他叫特伦斯，今年十六岁，他们把他抢走了。”
“谁抢走了他？”
“市当局和收养人。”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们给带去了。”
她的回答因为紧张而语无伦次。“别紧张，慢慢讲。”我宽慰道。
她果然照我说的去做了。她毫不费力地看着我的眼睛，双手握住咖啡杯，慢慢地谈了起来。几年前，她记不清确切的时间，那时特伦斯大约十岁，她和他独自住在一间小小的公寓房里。她因贩毒而被捕，在监狱里呆了四个月，特伦斯去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出狱时，把他接回来，从此开始了街头梦魔般的生活。他们睡在小汽车里，占住在空楼里，天气暖和时睡在桥下，天变冷时住迸临时避难所。她想尽办法维持他上学。她在街上乞讨；出卖她的肉体——她把这称为“接客”；贩卖少量的廉价可卡因。她什么都于，供儿子吃饭、穿衣、上学。
但她自己吸毒，又不能戒断毒瘾。她后来怀上了，婴儿一生下就被市当局接走了，那是个毒品婴儿。
她对那个婴儿似乎没有感情，感情全寄托在特伦斯身上了。市当局开始盘问他们，这样母子俩就陷得更深了，注定要漂泊街头。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得求助于她曾帮过工的罗兰一家。那家人家中只有老夫妇俩，子女全都长成，分开另过。他们在霍华德大学附近有一个温馨的小家。她愿意每月付五十美元如果他们同意特伦斯借住，在后门廊的顶上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她曾打扫过多次，特伦斯住再好不过了。罗兰夫妇起初不太愿意，最后还是同意了。他们那时候良心很好，允许露比每晚与她的儿子团聚一小时。他的成绩上去了；衣着整洁，让人放心。露比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
她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与他同步：选择更靠近罗兰一家的施粥所；选择不同的避难所以应付紧急情况；选择不同的小巷、不同的公园、不同的废弃车作落脚点。她每月拼命攒钱，每晚都来看儿子。
直到她再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因为卖淫；第二次是因为睡在法拉格特广场公园的长凳上。也许还有第三次，但她记不清了。
有一次有人发现她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她被急送到特区总院。她被收容在戒毒病区，但三大后就跑出来了，因为她想念特伦斯。
一天晚上当她和儿子呆在一起时，他盯着她的腹部问她是不是又怀孕了。她无法抵赖。谁是孩子的父亲？他追问道。她无法回答，他骂了她而且冲她吼，最后罗兰夫妇不得不赶她走。
她怀孕时，特伦斯对她很冷淡，这令她心碎。她睡在破车里，沿街乞讨，每天见他之前度日如年，可这么做换来的只是儿子的不理不睬。在那一小时内，她呆坐在儿子寝室的一个角落，儿子自顾自地忙着他的功课。
露比说到这儿时痛哭起来。我做了些记录，一边听她诉说。这时听到莫迪凯噔噔的脚步声，他好像在向索菲亚寻衅。
一年之前她第三次分娩，产下又一个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