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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为什么兴奋？我在这里流连忘返难道仅仅是为了参观？昨天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她的微笑和这双眼睛？
我们互陈了自己的经历。她的父亲是马里兰州的一名代理主教，是一个热爱华盛顿的印第安迷。她十几岁时就决定为穷人工作。那是至高无上的神的感召。
我得承认我在两周以前从未想起过穷人。她被那位“先生”的故事迷住了，也惊讶于它对我的灵魂净化作用。
她邀请我回来共进午餐，顺便监督露比。如果太阳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在花园里用餐。
贫民律师与其他人并无二样。他们也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到爱情，譬如说在收留无家可归的妇女的避难所。
一个星期以来，我开车穿梭于华盛顿市区最险恶的地段，经常与避难所打交道，总的说来已和无家可归者打成一片。这时我感到没必要每次出去都躲在莫迪凯的背后。他是极好的保护伞，但我倘若想立足街头就得勇于承担风险，单独闯天下。
我有一张名单，上面记录了近三十家避难所、施粥处、救助中心的名字，无家可归者经常光顾这些地方。我还有一张名单，上面是被驱逐的十七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
星期六上午参观完“内奥米之家”后，我的下一站是靠近加拉德特大学的基列山基督教堂。从地图上看，它是最接近纽约街与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施粥所，而那里正是废仓库的旧址。施粥所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格洛里亚的年轻女人，当我九点钟赶到时，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切芹菜，正为招募不到志愿者而担忧。我作了自我介绍，又费了一番口舌使她相信我的证件没问题，然后她指向一张切菜台让我切洋葱。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贫民律师又怎能拒绝？
我向她解释说我以前在“多莉之家”干过同样的活儿，那时正下着大雪。她出于礼貌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着我。我一边切一边擦眼泪，向她叙述了我手中的案子，并一口气报出了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在内的被驱逐者的名字。
“我们对打官司不感兴趣，”她说，“我们只供他们吃。我没听说过这些名字。”
一名志愿者带着一袋土豆过来了。我收拾着准备离开。格洛里亚谢了我，把名单抄下，答应帮我打听。
我的行动早就计划好了，我还有许多地方要去，可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来到国会山医疗诊所，向其中的一名医生打听。这是一家私人赞助的面向流落街头者的不须预约的医疗诊所，保存着所有病人的记录。今天是星期六，那位医生答应我星期一让秘书查一下电脑档案，看有没有我要找的人。如果有，秘书会打电话给我。
我来到罗得岛街附近的耶稣会，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细研究了那份名单，但没有他认识的。“名字太多了。”他说。
上午遇到的唯一险情发生在“自由联合会”。那是一处大型聚会场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却，后来变成了一个社区中心。十一点钟的时候，一群人在大门口排队等着吃饭。我没打算在那里吃饭，所以就没排队，而是径直走向门口。有几个等着领食物的绅士认为我不守规矩，张口就是污言秽语。他们腹中饥饿，火一下子冒上来，竟然没注意到我是个白人。他们怎能把我误认为一个流落街头的人呢？门口有一名志愿者在维持秩序，他也认为我是个流浪汉。他毫不客气地伸出双臂阻挡我，第二次对我人身侵犯。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气愤地辩解道，“我是一名为无家可归者工作的律师！”
这才使他们安静下来，我突然又成了蓝眼睛的兄弟。我被允许进人大楼，没再遇到阻挠。负责人是基普牧师，是一个头戴贝雷帽、戴黑色领圈的脾气暴躁的小个子。我没给他留联络电话。当他意识到（1）我是一名律师；（2）我的当事人是伯顿一家；（3）我在为这个案子奔走；（4）将来有可能得到赔偿，他开始考虑能从中捞到多少钱。我在他身上浪费了三十分钟，离开时我发誓要让莫迪凯亲自来。
我打电话给梅甘，推掉午餐约会。我托辞说我现在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许多人要见。真实的原因是我拿不准她是否在向我表示好感。她漂亮、聪明，完全值得喜欢，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我几乎有十年没谈过恋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她告诉我一则重大消息。露比不仅坚持了一上午的疗程，还发誓说要连续二十四小时不沾毒品。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情况，梅甘在戒毒室的外面看到了这一幕。
“她今晚必须离开街头，”梅甘道，“十二年来她一直没离开过毒品。”
我当然是帮不上什么忙了，梅甘倒有几个主意。
下午和上午同样劳而无功，唯一的收获是弄清了华盛顿市内每一家避难所的地址。我见了许多人，和他们交谈，与那些可能再见面的人交换了名片。
凯尔文·兰姆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被驱赶出户的人。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死了。我手中剩下的十四个人消失在街头的茫茫人海中。
在无家可归者之中，只有小部分人是避难所的常客。他们时不时地光顾那里，只为了一餐饭、或者一双鞋。或者一条毛毯，然后踪影全无。他们不需要帮助，懒得与人打交道。很难相信剩下的十四个人就在这一小部分之中。一个月之前，他们还生活在屋檐下，并且付房租。
要有耐心，莫迪凯反复忠告我：贫民律师必须有耐心。
露比在“内奥米之家”的门口与我会合，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她已经成功地度过了戒酒和戒毒两个疗程。梅甘已经为下面的十二个小时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露比不能再露宿街头了，她自己也默认了。
我和她开车出城，向西驶入弗吉尼亚大街。我们在郊区的一家商场买了牙刷、牙膏、肥皂、香波和许多糖果。糖果的数量连过万圣节也够了。我们继续驱车向城外驶去，在一个名叫甘尼斯维勒的小镇上发现了一家金碧辉煌的崭新的汽车旅馆，招牌上说单人房每晚只需四十二美元。我用信用卡付了账，但愿它没有失效。
我把她留在那儿，叮嘱她一定要锁好门，呆在房间里，哪儿也不要去，星期天早晨我会来接她。
………………………………………………
第二十八章
星期六晚，三月份的第一天。年轻，无家室拖累，虽然肯定不如我以前那样富有，但也不至于囊中如洗。满满一衣橱的好衣服，还没穿过。全城一百万人口中，美女如云，她们被吸引到这个政治权力的中心；据传她们很愿意逢场作戏。
我独自呆在家中，比萨饼佐以啤酒，观看电视中的大学篮球赛，心中倒也自得。今人晚上我要是去公共场所，保准会有人不客气地问我：“嗨，你不就是那个被抓的人吗？今天上午的报纸上登了。”
我打电话给露比，看她有没有呆在室内。电话铃响了八次她才接，我差点吓坏了。她过得很好，冲了一个长淋浴，吃了很多糖果，不停地看电视。她没离开过房问。
她在二十英里之外，那个小镇在州与州交界的地方，地处弗吉尼亚州的乡村。我和她都不认识人，她没法得到毒品，我再次为自己的决定而得意。
在杜克…卡罗琳娜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放在塑料储物箱上比萨饼旁的手提电话响了，吓了我一跳。一个非常柔和的女声道：“哈啰，狱中鸟。”
是克莱尔，语调平和。
“哈啰。”我边答边拧小了电视的音量。
“你还好吗？”
“我很好，你呢？”
“我也很好。我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看到你的笑脸啦，我正为你担心哩。”克莱尔只看星期天的报纸，现在她看到了那篇关于我的报道，一定有人看到了转告她。也许正是上次接电话的那个热心的医生。她今天晚上也像我一样独自一人吗？
“这是一种体验。”我说，接着告诉她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加斯科开始，到我被释放为止。她想找个人讲话，当我缓慢地叙述我的遭遇时，我意识到她确实是独自一人，也许是百无聊赖，也许是寂寞难耐。也许她真的为我担心，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这件事究竟有多严重？”她问。
“严重盗窃罪最多可判十年。”我表情严肃地说。我喜欢被她牵挂。“但我不害怕。”
“那只是一份文件，对吗？”
“对，那不能算是盗窃。”当然是，但我心里不愿承认。
“他们会吊销你的律师执照吗？”
“会，如果盗窃罪名成立的话。执照自然会被吊销。”
“太可怕了，迈克。那你怎么办呢？”
“坦率地讲，我还没想过。那不会发生。”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我还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我目前无暇顾及。
我们礼貌地询问对方家人的近况，我还记得她的哥哥詹姆斯，以及他的恶性肿瘤病。他正接受治疗，她的家人感到乐观。
我谢谢她打电话来，而且互相承诺要保持联系。我把电话放在原处，盯着没了声音的电视屏幕，心中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想她。
露比冲澡后穿上梅甘昨天给她的新衣，显得容光焕发。她住的旅馆房间在底层，房门正对停车场。她正等我。她走进阳光，紧紧地拥抱我。“我成功了！”她满面笑容地说，“二十四小时内我没吸毒！”我们再次拥抱。
一对六十几岁的夫妇从邻近的房间走出，愕然地看着我们。天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我们返回市区，到“内奥米之家”去。梅甘和别的工作人员正等我们的消息。当露比宣布她成功后，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小小的欢呼。梅甘告诉过我第一个二十四小时最值得庆祝。
今天是星期天，一个本地的牧师过来组织《圣经》学习。妇女们集中在大厅内唱圣歌，做祈祷。我和梅甘在花园里喝咖啡，计划着露比的下一个二十四小时。除了做祷告，露比还得经过两次大剂量的疗程。但我们并不十分乐观。梅甘生活在瘾君子中间，她知道只要露比一回到街头肯定会故态复萌，她见得太多了。
让露比再多住几天汽车旅馆，我还能付得起账，而且我也愿意付这笔钱。但我下午四点要动身去芝加哥，去找赫克托，也不知道会在那儿呆多久。露比喜欢汽车旅馆，她表现出一副依依不舍的神情。
我们决定一次只考虑一天的安排。梅甘开车送露比去那个郊区旅馆，由我付账，让她在那儿过夜，星期一早晨梅甘再把她接回，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做什么。
与此同时，梅甘要承担劝说露比离开街头的任务。她的第一站是戒毒中心，第二站是妇女临时避难所，她要在那儿呆六个月，系统接受生活指导，技能培训和康复治疗。
“二十四小时只是一大步，”梅甘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匆匆告辞了。她邀我回来共进午餐，就在她的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要讨论重要的事情。她的眼睛暴露了一切，在她火辣辣的目光逼视之下，我只得应允。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总是坐头等舱，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住四星级宾馆，吃在豪华餐馆，在乘车上更挑剔、更讲究，非林肯不坐。所有的出差费用都摊在客户头上。既然客户享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服务，他们对这种要求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在去芝加哥的航班上，我选择了经济舱，临登机前才订好座，因此座位在令人不快的中间座位。靠窗的位子被一个膝盖有篮球那么大的魁梧的男人占了，靠中间过道的是一名十八九岁的浑身散发着气味的年轻人，一头漆黑的头发理成印第安人的发式，头上缀满了奇形怪状的黑色的皮革和闪亮的金属片。我缩着身子，闭着眼睛度过了两个小时，也不去想那些坐头等舱的不可一世的家伙们。以前我也享受过那样的待遇。
这次出行直接违反了我的保释协议——如果没得到大法官的允许，我不能离开华盛顿。但我和莫迪凯都认为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违反，只要我返回就不会有不良后果。
在欧海尔机场，我叫了一辆计程车。我让车驶向闹市区的一家廉价旅馆。
索菲亚没能找到帕尔马一家的新住址。如果我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分部找不到赫克托，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芝加哥分部拥有一百零六名律师，在规模上仅次于华盛顿和纽约。房地产部尤其庞大，总共有十八名律师，比华盛顿分部还多。我猜这就是把赫克托送到芝加哥的原因——容易安插。这里有足够的工作要做。我依稀记得在我工作后不久德雷克和斯威尼就兼并了芝加哥一家颇为兴旺的房地产公司。
星期一早晨七点刚过，我来到了“联合生命大厦”。天空灰蒙蒙、阴沉沉的，从密执安湖面上吹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这是我第三次来芝加哥，前两次的天气也是如此阴冷。我要了咖啡和报纸，用报纸遮脸，我在一楼大厅的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那里是绝佳的观察点，自动扶梯可以把人送到二楼、三楼，在那里有许多部电梯再把人送到高层。
七点三十分，一楼大厅里挤满了忙碌的人们。八点钟，我喝完了第三杯咖啡，振作精神，随时期待着那个人的出现。自动扶梯上装满了上百名的经理、律师、秘书，所有的人都裹在厚厚的大衣中，外表极其相似。
八点二十分，赫克托·帕尔马从大厦的南边走进大厅，和其他的上班族一样行色匆匆。他用手梳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径直走向扶梯。我尽量装做不经意的样子，走向另一部扶梯，放慢自己上楼的脚步。我瞥见他拐过墙角，在等电梯。
绝对没错，是他，我决定不再心存侥幸。我的猜想没错，他是连夜从华盛顿转移到芝加哥的，在这里他易于监视，用更多的钱收买他，如果必要，再威胁威胁他。
我知道他办公的地点，也知道接下来的八到十个小时内他不会离开，在二楼大厅，湖面的美景一览无余，我给梅甘打了电话。露比又成功地度过一夜，现在她已挨过了四十八小时了，还要继续观察。我也给莫迪凯打了一个电话，向他报告了我的发现。
根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手册，芝加哥分部房地产部有三个合伙人。大厅中的大厦指南上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全都在第五十一层，我随意挑了一个：迪克·海勒。
九点钟，我乘电梯来到第五十一层，走下电梯看到了熟悉的场景——大理石铺地、金字招牌、胡桃木家具、嵌入式的灯具、精致的地毯。
我从容地走向迎宾台，目光四处搜寻着洗手间，可惜没发现。
她戴着耳机正在接电话，我锁紧眉头，装出一副痛苦万状的样子。
“先生？”在接电话的间隙她面带笑容地招呼我。
我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道：“我约了迪克·海勒九点钟见面，但我好像病了，可能我吃的东西有问题，我能用一下洗手间吗？”我捂住腹部，合拢双膝，我的样子使她相信我快吐出来了。
笑容消失了。她猛地跳起来，指向一边：“就在那边，转过墙角，向右。”
我已经挪动双脚，弯下腰来，好像随时都会吐出来，“谢谢。”我挤出两个字来。
“你要帮忙吗？”她问。
我摇摇头，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转过墙角，我低头进了男厕所，把自己锁进小隔间，在那里等着。
看情形她的电话很多，她不会有空想到我。我穿得就像大公司的律师，外表不会露出破绽，十分钟后，我走出男厕所，离开迎宾台沿着大厅向前走去，在第一个空桌子上我随手从叠好的文件中抓了几张，边左边在上面胡乱地与着，装出一副有要事要办的样子，我的目光投向四面八方——门上的名字，办公桌上的名字，忙得抬不起头来的秘书，长着灰白头发只穿衬衫的律师，虚掩着门的正在打电话的年轻律师，敲键盘记下口授内容的打字员。
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
赫克托有一间小小的单独办公室，四处看不到他的名字。我从半掩着的门看到他，抢身而入，“砰”的一声关上门。
他吃了一惊，几乎要跳起来，举起双手，好像有人拿枪对着他。“怎么回事？”他叫道。
“你好，赫克托。”
没有枪，没有突袭，只有一段糟糕的回忆。他把双手放到办公桌上，竟然笑了，“怎么回事？”他又问道。
“在芝加哥过得怎样？”我问，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狐疑地问道。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