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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像煞一个刚到阳间的小鬼。因为惊异，他们并不敢肯定自己看到的事情是真的，直到管家送完人回来，从管家的口中他们才肯定自己看到的一切是真的。
真的疑问就更多，老爷要带他去哪里？老爷带他去干什么？大头虫还回来吗？
老爷为何对大头虫这么好？等等等等。对此，管家的回答分两种——
对主人是说：“不知道。”
对仆人是骂：“鬼知道！”
第四节
马是把世界变小的，船是把世界变大的，汽车则把世界变成了魔术。几个月后，日本鬼子从省城开拔到铜镇，打头的摩托队只用了几个小时。这也是汽车第一次出现在省城到铜镇的路上，它的神速使人以为老天行了愚公之恩，把横亘在省城与铜镇两地间的几脉山移走了。以前，两地间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马，选匹好的跑马，加加鞭，通常七八个时辰可以跑个单程。在十年前，小黎黎通常是靠马车往返两地间的，虽说马车没有跑马快，但路上赶一赶，基本上也可以做到晨启夜至。如今，年届花甲，吃不消马车的颠簸，只好坐船了。这次出门，小黎黎是坐了两天两夜的船才到铜镇的，回去是下水，要不了这么久，但少说也得一天一夜。
自上船后，老人就开始为孩子的名姓问题着想，但等船驶入省城的江面，问题还是没有着落。问题去碰了，才知道这问题真是深奥得很。事实上，老人遇到的是当初洋先生为孩子取名时相同的难处，可以说时间又走进了历史里。思来想去，老人决定把这一切都抛开，单从孩子生在铜镇、长在铜镇这一点出发，拟定了两个不免牵强的名字：一个叫金真，一个叫童真，让孩子自己做主选一个。
大头虫说：“随便。”
小黎黎说：“既然这样我来替你定，就叫金真吧，好不好？”
大头虫答：“好的，就叫金真吧。”
小黎黎说：“但愿你日后做个名副其实的人。”
大头虫答：“好的，做个名副其实的人。”
小黎黎说：“名副其实，就是要你将来像块金子一样发光。”
大头虫答：“好的，像金子一样发光。”
过了一会儿，小黎黎又问：“你喜欢金真这名字吗？”
大头虫答：“喜欢。”
小黎黎说：“我决定给你改个字，好不好？”
大头虫说：“好的。”
小黎黎说：“我还没说改什么字呢，你怎么就说好？”
大头虫问：“改什么字？”
小黎黎说：“‘真’，把‘真’字改成‘珍’，珍珠的‘珍’，好不好？”
大头虫答：“好的，珍珠的‘珍’。”
小黎黎说：“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改这个字吗？”
大头虫答：“不知道。”
小黎黎问：“想知道吗？”
大头虫说：“因为……我不知道……”
其实，小黎黎所以改这个字是出于迷信。在铜镇甚至江南一带，民间有种说法：男人女相，连鬼都怕。意思是男人生女相，既阳又阴，阴阳相济，刚中带柔，极易造就一个男人变龙成虎，做人上人。因此，民间派生出各式各样指望阴阳相济的方式方法，包括取名字，有些望子成龙的父亲刻意给儿子取女人名，以期造就一个大男人。小黎黎想这样告诉他，又觉得不合适，犹豫一会，挂在嘴边的话又被犹豫回了肚里，最后只是敷衍地说：“行，那就这么定了，就叫金珍，珍珠的‘珍’。”
这时，省城C 市的景象已依稀可见。
船靠码头后，小黎黎叫了辆黄包车走，却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水西门高级小学，找到校长。校长姓程，曾经是N
大学附中的学生，小黎黎在N
大学读书期间，包括后来留校教学的头些年，经常去附中讲课，程因为生性活泼，有地下班长之称，给小黎黎留下不浅的印象。中学毕业后，程的成绩本是可以升入大学部的，但他迷上了北伐军的制服和装备，扛着一杆枪来跟小黎黎作别。第二年的隆冬时节，程还是穿着一样的北伐军制服来见小黎黎，却已经没了枪，仔细看不单是枪没了，连扛枪的手都没了，袖管里空空的，像只死猫一样，瘪瘪地倒挂着，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可怕。小黎黎别扭地握着他仅有的一只手——左手，感觉到还是完整有力的，问他能不能写字，回答是会的。就这样，小黎黎把他介绍到刚落成的水西门高级小学吃了碗教书匠的饭，从而使后者日渐困难的生活转危为安。
因为只有一只手，程在当老师期间就被人叫做一把手，如今当了校长，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了。就在几个月前，小黎黎还和老夫人曾到这里来避过战乱，住在一间以前是木工房的工棚里。这天，小黎黎见到一把手，说的第一句就是问：
“我住过的那间木工房还空着吗？”
“还是空着的，”一把手说，“只放了些篮球和皮球在那。”
小黎黎说：“那好，就把他安排在那儿住吧。”手指着大头虫。
一把手问：“他是谁？”
小黎黎说：“金珍，你的新学生。”
从这天起，大头虫就再也没人喊他大头虫的，喊的都是金珍。
金珍！
金珍！
金珍是大头虫在省城和以后一系列开始的开始，也是他在铜镇的结束和纪念。
随后几年的情况，小黎黎的长女容因易提供的说法是最具权威的。
第五节
在N
大学，人们称容女士都叫先生，容先生，不知是出于对她父亲的缅怀，还是由于她本人特独的经历。她终生未嫁，不是因为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爱得太深太苦。据说，她年轻时有过一个恋人，是N
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精通无线电技术——一个晚上可以安装一台三波段的收音机。抗战爆发那年，作为C
市抗日救国中心的N
大学，几乎每月都有成群的人弃笔从军，热血腾腾奔赴前线，其中就有容先生心爱的人。他从戎后，头几年与容先生一直有联络，后来音讯日渐稀落，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春天从湖南长沙寄出的，说他现在在军队从事机密工作，暂时要同亲朋好友中断联络。信中他一再表示，他依然钟爱着她，希望她耐心等他回来，最后一句话说得既庄严又动情：亲爱的，等着我回来，抗战胜利之日即为我们成婚之时！然后容先生一直耐心地等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没回来，死讯也没有见到。直到1953年，有人从香港回来，给她带回一个音讯，说是他早去了台湾，而且已经结婚生子，让她自己组织家庭。
这就是容先生十几年身心相爱的下场，可悲的下场，对她的打击之深、后患之重，是不言而喻的。10年前，我去N
大学采访时，她刚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我们谈话是从挂在客厅里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开始的，照片上有五个人，前排是小黎黎夫妇，是坐着的，后排站在中间的是容先生，二十来岁的样子，留着齐肩短发；左边是她弟弟，戴副眼镜；右边是她小妹，扎着羊角辫，看上去才七八岁。照片摄于1936年夏天，当时容先生弟弟正准备去国外留学，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由于战乱关系，她弟弟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国，那时候家里已少一个人，也多一个人。少的是他小妹，被年前的一场恶病夺去了年轻生命，多的就是金珍，他是在小妹去世不久，也就是那个暑假里走进这个家庭的。容先生说——
「容先生访谈实录」
小妹就是那年暑假去世的，才17岁。
在小妹去世前，我和母亲都不知道金珍这个人，父亲把他像秘密一样藏在水西门小学的程校长那里。因为程校长跟我们家里少有往来，所以父亲虽然想对我们保密这人，但并没有叮嘱他不能对我们说。然后有一天，程校长来我家，他不知从哪儿听说小妹去世的消息，是来表示慰问的。刚好那天父亲和我都没在家，是母亲一个人接待他的，两人谈着谈着就把父亲的秘密泄漏了。回头母亲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于是将孩子的不幸、聪颖的天资、洋先生的请求等，前前后后的都说了个大致。也许母亲当时心里的悲伤本来就是一触即发的，听了孩子不幸的遭遇后，恻隐得泪流满面的。她跟父亲说：因芝（小妹）走了，家里有个孩子对我是个安慰，就把他接回家里来住吧。
就这样，珍弟进了我家——珍弟就是金珍。
在家里，我和母亲都喊金珍叫珍弟，只有父亲喊他叫金珍。珍弟喊我母亲叫师娘，喊父亲叫校长，喊我喊的是师姐，反正都喊得不伦不类的。其实按辈分讲，他是我的晚辈，该喊我叫表姑什么的。
说实话，刚来的时候，我对珍弟并不喜欢，因为他对谁都从来没笑脸的，也不说话，走路蹑手蹑脚，跟个幽灵似的。而且还有很多坏习惯，吃饭的时候经常打嗝，还不讲究卫生，晚上不洗脚，鞋子脱在楼梯口，整个饭厅和楼道里都有股酸臭味。那时我们住的是爷爷留下的房子，是栋西式小洋楼，但楼下我们只有一个厨房和饭厅，其余都是人家在住。所以，我们人都住在楼上，每次我下楼来吃饭，看到他臭烘烘的鞋子，又想到他在饭桌上要打嗝，胃口就要减掉一大半。当然鞋子问题很快解决了，是母亲跟他说的，说了他就注意了，天天洗脚和洗袜子的，袜子洗得比谁都干净。他生活能力是很强的，烧饭，洗衣，用煤球生火，甚至针线活都会，比我都还能干。这当然跟他经历有关，是从小锻炼出来的。但是打嗝的毛病，有时还打屁，这问题老改不掉。事实上也是不可能改掉的，因为他有严重的肠胃病，所以他人总是那么瘦弱。父亲说他的肠胃病是从小跟洋先生喝梨花水喝出来的，那东西老年人喝可能是药，能治病，小孩子怎么能喝？说真的，为了治肠胃病，我看他吃的药比粮食还要多，他每顿顶多吃一小碗米饭，胃口没一只猫大，而且没吃两口就开始嗝上了。
有一次，珍弟上厕所忘记锁门，我不知道又进去，可把我吓一大跳。这件事成了我向他发难的导火线，我跟父亲和母亲强烈要求让他回学校去住。我说就算他是我们亲人，但也不一定非要住在家里，学校里寄宿生多的是。父亲先是没吭声，等母亲说。母亲说，刚来就叫走，不合适的，要走也等开学再说。父亲这才表态，说好吧，等开学还是让他回学校住。母亲说，星期天还是叫他回来，应该让他想到，这里是他的家。父亲说好的。
事情就这么定了。
但后来事情又变了——（未完待续）
是暑假后期的一个晚上，在饭桌上，容先生谈起白天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说去年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史上少见的旱灾，现在有些城市街头的叫花子比当兵的还多。老夫人听了，叹着气说，去年是双闰年，历史上这样的年头往往是大灾之年，最造孽的是老百姓。金珍一向是很少主动说话的，为此老夫人说什么总是照顾他，想把他拉进谈话中，所以特意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双闰年。看他摇头，老夫人告诉他，双闰年就是阳历和阴历都是闰年，两个闰年重到一起了。看他听得半懂不懂的，老夫人又问他：
“你知道什么叫闰年吗？”
他还是摇头，没吱声。他这人就是这样，只要能不开口表明意思，一般是不出声的。然后老夫人又把闰年的知识给他讲解一番，阴历的闰年是怎么的，阳历又是怎么的，为什么会出现闰年，等等，讲了一通。完了，他像傻了似的盯着小黎黎，好像是要他来裁定一下老夫人说的到底对不对。
小黎黎说：“没错的，是这样的。”
“那我不是算错了？”金珍涨红着脸问，样子要哭似的。
“算错什么？”小黎黎不知他说什么。
“老爹爹的寿数，我都是按一年365 天算的。”
“是错了……”
小黎黎话还没说完，金珍就嚎啕大哭起来。
哭得简直收不了场，几个人怎么劝都没用，最后还是小黎黎，非常生气地拍桌子喝斥他才把他喝住。哭是喝住了，但内心的痛苦却变得更强烈，以至双手像着魔似的在使劲地掐自己大腿。小黎黎责令他把手放在桌上，然后用非常严厉的口气对他说，但话的意思明显是想安慰他。
小黎黎说：“哭什么哭！我话还没说完呢，听着，等我把话说完，你想哭再哭吧。”
小黎黎说：“我刚才说你错，这是从概念上说的，是站在闰年的角度来说的。
但从计算上说，到底有没有错现在还不能肯定，要通过计算来证实，因为所有的计算都是允许有误差的。”
小黎黎说：“据我所知，精确地计算，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应该是365天零5
小时48分46秒，为什么要有闰年？就因为这个原因，用阳历的算法每年要多5
个多小时，所以阳历规定四年一闰，闰年是366 天。但是，你想一想，你算一算，不论是一年用365
天来计，还是闰年用366 天来算，这中间都是有误差的。
可这个误差是允许的，甚至没这个误差我们都难以来确定什么。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有计算就会有误差，没有绝对的精确。”
小黎黎说：“现在你可以算一算洋先生一生89年中有多少个闰年，有多少个闰年就应该在你原来算的总天数上加上多少天，然后你再算一算，你原来算的总天数和现在新算的总天数中间的误差有多大。一般上几万字的数字，计算允许的误差标准是千分之一，超过了千分之一，可以确定你是算错了，否则就该属于合理的误差。现在你可以算一算，你的误差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洋先生在闰年中去世，终年89岁，他遇到的闰年应该是22年，不会多，也不会少。一年一天，22年就是22天，放在89年的三万多天当中，误差肯定要小于千分之一。事实上小黎黎悬悬乎乎地说这么多，目的就是想给金珍找个台阶下，让他不要再自责。就这样，靠着小黎黎的连哄带吓，金珍终于平静下来——
「容先生访谈实录」
后来，父亲跟我们说了洋先生喊他算寿数的来龙去脉，再想想他刚才的失声痛哭，我突然为他对洋先生的孝心有些感动，同时也觉得他性格中有些痴迷又不乏脆弱的东西。以后我们越来越发现，珍弟性格中有很偏执和激烈的一面，他平时一般显得很内向，东西都放在心里，忍着，而且一般都忍得住，有什么跟没什么一样的，暗示他内心具有一般人没有的承受能力。但如果有什么破了他忍受的极限，或者触及了他心灵深处的东西，他又似乎很容易失控，一失控就会以一种很激烈、很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例子有不少，比如说他很爱我母亲，就曾为此偷偷写下一份血书，是这样写的：
老爹爹走了，我今后活着，就是要报答师娘。
这是他17岁那年，生了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期间我母亲经常到他房间里去拿这取那的，就发现了。是夹在一本日记本的封皮里的，很大的字，一看就看得出是用手指头直接写的，上面没有时间，所以也不知写于何年何月。但肯定不是那一两年里写的，估计是进我家的头一两年里写的，因为那纸张和字迹的陈色都显得有段时间。
我母亲是个很和蔼、善良而有亲情的人，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对珍弟，母亲似乎跟他前世结了缘似的，两人从一开始就很投缘，很默契，像亲人间一样的有灵性，有亲情。母亲自珍弟进我家的头天，开口喊的就是珍弟，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喊，也许是小妹刚死的缘故，她精神上把珍弟当作小妹的转世来想了。
自小妹死后，母亲很长时间都没出家门，每天在家里悲伤，经常做噩梦，还常常出现幻觉，直到珍弟来了，母亲的悲伤才慢慢收了场。你也许不知道，珍弟会圆梦的，什么梦都被他说得有名有堂，跟巫师一样的。他还信教，每天用英语读《圣经》，书上的故事能倒背如流。母亲的悲伤最后能比较好又比较快地收场，应该说跟珍弟当时经常给她圆梦、读圣经故事是分不开的。这是两个人的缘分，说不清的。老实说，母亲对珍弟真是好，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把他当亲人看的，尊重他，关心他。但谁也没想到，珍弟会由此深刻地埋下报答之心，以致偷偷写下血书。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珍弟以前没得到过正常的爱，更不要说母爱，母亲所做的一切，一日三餐烧给他吃，给他做衣服，跟他问暖问寒，等等这些都被他放大地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时间长，事情多，他心里一定装了太多的感动，需要用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只是他选择的方式太不同寻常，不过也符合他的性格。
我认为，如果用现在的话说，珍弟的性格是有点那种幽闭症的。
类似的事情还多，后面再说吧，现在我们还是回到那天晚上的事情上，这事情远还没完呢——（未完待续）
第二天晚上，还是在饭桌上，金珍又重新提起这件事，说因为洋先生一生经历22个闰年，因此表面上看他好像少算22天，可通过计算他发现实际上只有21天。
这几乎是一个傻子的结论！既然明确有22个闰年，一年一天，明摆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