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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网站上发布红字的喜讯：“截至目前我校已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10枚，位居湖北省第一。柳智宇同学获得的这枚金牌对我校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我校数学学科奥赛史上历史性的突破，我校现在的10枚金牌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等各个学科。”
耕读社
来到北大之后，第一件让柳智宇感动的事情，就是在迎新典礼上，一位老师动情讲述了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力开风气之先，以及后来在汹涌的社会运动中冒着种种阻力保护学生的故事。
听完之后，柳智宇就想：希望将来能成为北大校长。
这是个很快就被遗弃的发愿，但是对柳智宇来说，却一直有个耿耿于怀的执念——他不愿意看到自己所爱、所欣赏、所熟识的人，为了现实放弃理想。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在一群高智商的孩子中成长，他目睹无数天资极好的人因为运气不好，差之毫厘，就被打入平庸的尘土之中。理想太理想，现实太现实，生活必经的跌宕坎坷碰壁，柳智宇都视为难忍的磨难。而柳智宇的梦想，就是能够加入、甚至创造一个环境，与一群人“在一个自由、温暖的氛围中一起探索生命的真谛”。
这个理想对柳智宇来说，是“未成菩萨，先要度人”了：他自己的学习与生活都不断受到考验。眼睛没有康复，经常看了半小时书就达到极限，必须闭目休息大半天，才能缓过来。母亲不在身边，无法帮他念题，他大一的数学分析在期末只得了75分。学期末，导师召集十个人的小组，讨论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柳智宇发现身边几乎人人都在苦海之中，且苦不自知。
社团文化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柳智宇先加入了禅学社。
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柳智宇高中时候就喜欢探索人生与宇宙的终极奥秘，也写过关于人生终极目的的哲学论文。但这些思考终不成体系，凌乱跳跃：前一天还是对《离骚》的赞叹，第二天又变成了向同学们普及基督教的教义。
然而参加北大禅学社，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个师姐。
这个师姐当时在美术系读研二，她是柳智宇在孤独大学生活中仅有的朋友，温暖的来源。师姐教会他唱歌：“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鸥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这是《楞严一笑》，是宋代法常法师于入寂前的清晨唱的、写下的，写完便收足而逝。
柳智宇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他从少年时就常常感叹的“天地之大，无可载我之物；众生虽广，无可立我之人”的孤独感一下子找到了着落。
柳智宇从小就喜欢说“中国传统文化”云云，相信此中有真义，然而儒释道三家如此浩瀚，欲辨已忘言。柳智宇一直偏向儒家，觉得那是自我修养的正道。渐渐地，随着师姐把他引入佛家文化的领域，他内心天平渐渐偏移，觉得佛教更能给人以慰藉，也更能解决他在身体、学习、人际上遇到的实际问题。
这位名叫熊雯的师姐不久就毕业了，去西安交大当了讲师。柳智宇参加禅学社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属：耕读社。
北大耕读社成立于2002年，创始社长是邓文庆，现在是龙泉寺的贤庆师父。他的继任者是创始人之一的于超，后来也在龙泉寺出家。柳智宇是第四任社长。
耕读社并不是以传播佛教为宗旨的社团。创始人邓文庆的建社纲领写得小心而谦逊。他说社团理念一来丰富精神生活，二来习圣人之道，“怀大爱心，做小事情”，三来学习和倡导“有机农业”的新理念，亲手种植有机农作物，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柳智宇则在当选并连任后，更新了耕读社的社团理念。语气与用词，明显多了许多指点江山的豪迈和毫不掩饰的野心。
新的社团宗旨中写道：“未来的耕读社，我们希望它成为沟通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枢纽；并向外发挥社会影响，带动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这个目标一旦达成，其对中国及世界文化影响是深远的，因为这样一个榜样一旦形成，人们立刻会对我们采取的方式产生信心，会有类似的组织效法而起，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就可能了。”
社团的同学从他不断要“救更多人脱离苦海”的宗旨中嗅出了一些危险的意味，察觉到他似乎在有意地“发展下线”。
柳智宇对一些反对的声音并不以为意，也没有改变的打算，他已有了自己的支持者。而耕读社也在他的带领下，前所未有地壮大繁荣，并且成为北大的十佳社团。耕读社的资金并不充足，柳智宇的个人捐款往往成为社团的主要资金来源。
柳智宇是社团唯一的骨干和精神领袖，经常组织一些出游和奉粥之类的公益活动。2008年5月，柳智宇第一次带领社团去参观龙泉寺——他在两年零四个月后选择出家的地方。
介绍龙泉寺的义工是柳智宇的师姐。她说，龙泉寺在正式被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时，古老的龙泉出水了，清澈的泉水顺着水道穿过了整个寺庙。
柳智宇还在寺里见到了贤庆法师，也就是耕读社的创始人邓文庆。
贤庆法师说到了他出家的经历：他上大学时读到弘一法师的事迹，在北大读研究生快要毕业的时候来到福建莆田广化寺，追随弘一法师的路径出家。他的父母先是反对，而后也皈依了佛教，现在和他一起在龙泉寺生活。贤庆法师负责更新龙泉寺的博客，以平均每天发一到两篇的速度，勤快地介绍寺院的每次活动，而他的父母则帮寺院干些杂活儿。
贤庆法师的经历对柳智宇有多少参考价值不得而知，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齐心戮力学佛的画面，至少向他展示了一种可期待的可能性。
柳智宇内心早已从儒士变成了佛教徒。这种转轨看似一念之间，实则足以改变一生。柳智宇的家人，在他给家里的电话中不断普及佛法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认为这只是柳智宇在不断寻求正解路上的工具之一，就像他当年奥赛训练一样，培养的是“一种思路”。
他的父母找来哲学老师与他谈话，希望提供一种成本更小的“思路”，来解决他关于人生的疑问。谈话的结果，是父母拗不过他，只能任他信了佛，而柳智宇暂时打消了——抑或是隐藏了出家的念头。
除此之外，柳智宇的生活还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每天记“善行日记”。
“善行日记”是龙泉寺法师发起的修行，在我们这些俗人看来，和“功过格”没有什么两样。把每天的生活分为自己做过的“好事”以及“坏事”。功德加分，过失扣分，月底一计算，年终一评比，功过相抵，看累积点数——够不够让自己得到福报。
柳智宇每天记的“善”，大多是帮助他人，比如“去给不认识路的同学领路”、“借了同学GRE单词的光盘”、“借了师姐一千块钱”。
他的“过失”，则是对自己灵魂深处莫名其妙的声讨，比如“谈话时要多顺应对方，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有高傲心，不愿意走进别人的内心”。
“善”与“恶”却在这种每天不断的记载中，变成了孤芳自赏的游戏，于外人，生硬而古怪。
比如，在班级活动中，柳智宇会提出在大巴上唱歌以增进感情。这种出发点，无疑属于他日记中的“善行”；而在同学中，却是无人应和的尴尬和干瘪的讪笑。行善成了悖论，意味着以自己的意愿，全心全意地让别人高兴。
对父母的顺应，属于柳智宇“行善”的范围。他自己对前途的规划是念研究生，学“中国哲学”，而父母希望他出国。柳智宇最后同意并且开始准备。
对儿子，柳智宇的父母与其说是干涉，倒不如说是亦步亦趋地追踪思想动态。寒假回家，柳智宇吃饭时表达了对美国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满，父亲怕他偏激，晚上就给他读了介绍中美情况的文章，希望他仍然坚持去美国读书的计划。
2010年春天，柳智宇收到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全额奖学金。他的父母都非常高兴，他也因为父母的高兴而高兴。
体谅、顺从、感恩，柳智宇似乎找到了孝的核心。他有时会到食堂认真地点一碗羊肉面，因为母亲叮嘱身体寒的他要多吃羊肉。
几个月后，柳智宇却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叛逆——他去龙泉寺出家了。
龙泉寺
龙泉寺在北京郊区凤凰岭脚下，幽静，不大。在寺里走来走去的有僧人，也有还没剃度的修行者，大多年轻瘦弱，戴着眼镜。周末有义工来帮忙，也有些驱车前来吃斋、放生的人。
负责接待来访的僧人们很警觉。他们人手一部苹果电脑，上网，浏览和搜集对柳智宇和寺院的媒体报道。
柳智宇出家后，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没有见过其他外人。而僧人们很明显没有统一口径，有的说他已经不在寺内，有的说他即日剃度。
住持似乎透露过让他提前剃度的意思。一来是因为他天资高，对佛法学习领悟得很快；二来因为他有名气，外界视他为弘一法师般的高僧，也能够对弘扬佛法起到一些作用。
然而另一些高僧，例如明奘法师，则对柳智宇不大看好，说他没有僧相也没有僧气，太有棱角了。
柳智宇出家，本来并没有剃度，只是净人，还有回到过去生活与圈子的可能性。媒体围追堵截，已捧他为抛弃红尘的高僧，柳智宇即使后悔，也没有退路，没有回到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夕阳下的龙泉寺非常肃穆美好，让人一步三回头地舍不得离开。心里浮现出三岛由纪夫《金阁寺》里主人公的感慨：“倘使你是人世间无与伦比的美，那么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美，为什么必须美？”
《金阁寺》的主人公叫做沟口，是个口吃孱弱的年轻人，他视金阁寺如人间至美的化身，后来离开寺院，去读大学，渴望介入世俗生活，也试图同女人发生关系，却总是因为金阁寺在脑中的闪现而失败，现在是它横隔了自己与所希冀的生活。最后只能选择一把火烧了金阁寺。烧了金阁寺之后，他扔了原本用来自杀的安眠药，抽了一支烟，心想：我要活下去。
现在的北大耕读社已经不止刚创始时候的二十多人，而有了一千多人。一多半是毕业生或校外人员，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柳智宇的宣传效应。
耕读社的论坛上，有人提议要去看看柳智宇，被其他人凉凉地讥嘲：“不知道你来耕读社是什么目的。”发帖的人愤怒地声明自己加入该社，绝没有想要接近这个传奇的不良动机。辩解了几句，这个提议，随之也就被搁置，然后遗忘了。
☆我们那个时代的荷尔蒙故事
前几天我在伦敦旅游，常常看到白而肉欲的年轻女人，推着婴儿车走在街头，不像是有工作的样子，三三两两，神色茫然地站着聊天。
导游说，这几乎成为了伦敦的一景。这些女人都是单身母亲。生孩子并不是出于幼稚，而是致富的现实考量——她们每生一个孩子，政府就会给一笔钱作为补贴，支撑日常生活而不用工作。
我感叹她们看起来也不过20出头吧。导游扫了一眼她们，嗤笑说：“哪有，十五六岁而已。”
我听完陡然生出幼稚的爱国心，接话说：“中国女孩子不会这样，我们成熟得比较晚。”
回国之后，有媒体打电话给我，说最近出了个新闻，询问我的看法。新闻说的是上海20多个女孩子组团援助交际，其中年纪最轻的只有14岁。记者问我：“在你们90后中，这种现象是不是很普遍？”
我诚惶诚恐表示对这个新闻难以置信，开始回忆起自己荷尔蒙萌发，或者说“性成熟”的过程，企图洗白“我们90后”的性观念并不是如此开放。可转念一想，我和新闻中的女孩子年龄差了七八岁，按现在社会的算法，已经算是另一个世代，她们看我这辈的故事，目光恐怕也像打量琥珀里的昆虫标本一样吧。
许多年之后，我仍然记得自己荷尔蒙勃发的那个下午。
我还上初中，不记得是13岁还是14岁，炎热的暑假我在电脑前写作，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汗把我黏在椅子的竹坐垫上。
我写作的电脑不能上网，唯一在写作间歇的消遣和奖赏是能看个盗版DVD影碟。那天我看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MV，屏幕上，是已经变得雪白的迈克尔·杰克逊在一个古巴的街区舞蹈，数万棕黑皮肤的人跟在他身后，鸣鼓狂欢。我瞥见迈克尔·杰克逊腾起的纤细身体，和歌唱时兴奋扭曲近乎狰狞的脸。
那一瞬间我只觉得有电流击穿大脑皮层，刺激十分，震荡非常，久久不能复位。到现在，我跟人说起自己第一个有非分之想的对象是迈克尔·杰克逊，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没办法，神经中枢的事情我也不能解释，就是爱他那时已经备受摧残的脸。我那时看了眼时钟，默念下时间，心想人生从此刻变得不同。
人生从此大概也就不同了。
在此之前，我是没有性别的人。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对门住了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非常调皮，他的父母惩罚他的办法是剥光了他，让他在门口罚站。
有一次，我闹着要离家出走，父母说：“你走可以，但是衣服鞋子都是我们家的，你不能带走。”于是我火速把自己剥光，冲出家门。走到家属院门口，听到依稀有行人和摩托车的声音就害怕了，一路小跑着回到家门口，碍于面子也不敢敲门，怕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就这样畏畏葸葸地全裸站在门口。
站了不久，邻居的小男孩也被全裸着扔出来。
我们两个裸体小人相对站着，距离不过两三米。到了下班的点儿，大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上楼时，看着我俩门神一样相对站着，黝黑嶙峋的两具身体，赤身裸体还要维持尊严地绷着脸，大人们都忍不住笑，一边上楼一边回头看，继续笑。
后来，我看美剧和外国电影，看到萝莉和正太相爱，在夕阳下献出初吻，夕阳照耀他们的金发，总是非常羡慕，羡慕他们小小年纪就意识到自己性别的魅力，多健康多美好。而我对童年异性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那面面相觑、不辨男女的两具裸体，像女娲刚造出来的小人。
12岁的时候，我写了本书，书引起了一些诧异，主要还是因为涉及了一些所谓的“成人话题”，早恋、性启蒙之类的。对我来说，反而诧异于大人的诧异。因为那时的我，视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性别的人，并没有真正性意识的觉醒，荷尔蒙也远远没被唤醒。
住在拥挤不堪的小房间里，父母做爱，我们假装熟睡——这对我来说不是色情刺激，而是生活本身。
十五六岁的时候，隔壁班有个骨骼清奇的男生，瘦高个，戴眼镜，头发软，爱穿白青两色，秋天爱穿毛衣。他大提琴拉得好，是学校乐队的首席，每次演出总在最靠前的位置。班里也有女生偶尔会提到他，我总是假装记不全他的名字。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总是在上课上楼的时候碰到，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楼梯两侧各自低头走。我心跳很快，脑浆要沸腾成一锅浆糊。
人脑中有3种物质，一种是让人兴奋的多巴胺，一种是去甲肾上腺素，另一种是苯和胺的化合物。当人脑浸入这些化学物质的时候，就会坠入情网。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大脑每天都咕嘟咕嘟地煮在这复杂的混合物中，一度以为所有的脑细胞都会烧干烧尽。
荷尔蒙是粉红色的，每天在楼梯间里如梦似幻一分半钟，渲染清教徒一样黯淡的高中生活。
我那时候写了本言情小说，男主人公照着隔壁大提琴男的样子写。小说里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并肩行走就已经是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动作，写作时会幻想偶尔意外的肢体相碰，自己用左手去抚摸右手手背模拟，就已经害羞得快要中风。
言情小说写完之后，我和隔壁的大提琴男还是连互相问好都不曾有过。我非常天真地以为已经有了互有好感的默契，把沉默视为男女双方渴望接触而形成的张力。那时候的我，雌性激素根本不需要对方的回应来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它自己就旺盛澎湃得能在空中自燃。
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是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两人仍是前后脚在楼梯上。我在前他在后，他忽然快几步追上我，要我给他签个名，说以后可能会升值。我非常谨慎害羞地表示：恐怕要等我死后100年，签名才有升值的可能性。
那段少女时期是后无来者的吧。因为我上大学之后就陷入了激素干涸的危机当中，常常干笑，几乎不再有心跳加速的经历，且视男性美貌如粪土，偶尔托腮表演对美男子的憧憬，内心也有一个知根知底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