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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希贝也没告诉她丈夫就把女儿的年龄说大了两岁。”母亲越说越气愤，“真主保佑没选上，这样她们也就没太丢脸。如果学校发现一定会开除她的……现在她总算念完了高中，但我不认为她学到了什么。过节她们不来了，也就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了……谁都知道那些参加选美比赛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姑娘，什么样的女人。她是怎么对你的？”
我母亲在暗示芙颂已经开始和男人上床了。在芙颂和通过初赛的姑娘们的照片在《民族报》登出后，类似的闲话我从尼相塔什的花花公子们那里也听到过，我不想显得对这个令人羞耻的话题感兴趣。当我们之间出现一阵沉默时，母亲用一种神秘的语气摇着手指说：“你要小心！你正要和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姑娘订婚！让我看看你给她买的包。穆姆塔兹（我父亲的名字）！你看，凯末尔给茜贝尔买了包！”
“是吗？”我父亲说。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由衷高兴的表情，好像他看到包，喜欢包，并为儿子和他情人的幸福而幸福那样，然而他的眼睛甚至没离开过电视。
4。在办公室莋爱
我父亲看的电视上正在播一段广告，那是我的朋友扎伊姆在整个土耳其推出的“首个土耳其果味汽水梅尔泰姆”。我仔细看了一眼那段自负的广告并喜欢上了它。他的大厂主父亲在最近几年像我父亲那样挣了很多钱，于是扎伊姆便用他父亲的资金尝试做一些新潮、前卫的事情。我希望他在这些我也帮他出了主意的事情上获得成功。
在美国读完管理学后，我回了国，服完了兵役。因为父亲希望，我也能和哥哥一样在日益壮大的工厂和新建的公司管理中发挥作用，所以就让年纪轻轻的我担任了萨特沙特的总经理，萨特沙特公司位于哈尔比耶，主营配送和外贸业务。萨特沙特的经费很多，利润额也很高，但这并不是我的功劳，是会计耍手段把工厂和其他一些公司的利润转移到萨特沙特的结果。因为我是老板的儿子，所以才做了他们的总经理，因此，面对比我大二三十岁的老员工和与我母亲同岁、乳防丰满、经验丰富的阿姨女职工们时，我都会摆出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
位于哈尔比耶的那栋萨特沙特的老房子，每每有像老员工那样疲惫、憔悴的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经过时，都会有摇摇欲坠的感觉。当所有人都离开后，我会和傍晚来看我、不久后打算订婚的茜贝尔在总经理办公室里*。尽管很现代，也从欧洲学到了很多关于妇女权利和女权主义的思想，但茜贝尔对于秘书的看法其实和我母亲的如出一辙，她有时会说：“我们别在这里*了，我感觉自己像个秘书！”但是在办公室长皮沙发上*时，我在她身上感到的那种拘束，自然来自于那些年土耳其姑娘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恐惧。
那几年，在西化了的富裕家庭里长大并见识过欧洲的个别出色姑娘，第一次冲破“童贞”的禁锢，开始婚前和情人上床。茜贝尔有时也会为自己是个“勇敢”的女孩而沾沾自喜，她是在十一个月前和我上床的。（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是该结婚了！）
但是多年之后，在我努力用全部的真诚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既不想夸大我情人的勇气，也不想看轻女人们在性问题上承受的压力。因为茜贝尔是在认为“我是认真的”，相信我是“可以信赖的”，也就是说，是在确信我最终会娶她的情况下才把自己给我的。也因为是个负责的人，因此我当然是要和茜贝尔结婚的。但即使我不想结婚，也因为她已把“童贞给了我”，我也就没有了抛弃她的可能。这种责任感，给另外一种让我们骄傲地彼此依赖的情感，也给因为婚前*而感觉我们“自由和现代”（当然，这些词是不能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的想法投下了阴影，但也拉近了我们。
类似的一个阴影在我发现茜贝尔不断暗示我们该尽早结婚时也感觉到了。但和茜贝尔在办公室*时也有很幸福的时候。我记得，当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噪音从哈拉斯卡尔加齐大街上传来时，我在黑暗中搂着她，想到自己将幸福地度过一生，我很幸运。有一次，*后当我把烟灰弹到写着萨特沙特字样的这个烟灰缸时，茜贝尔*着坐到秘书泽伊内普女士的椅子上，一边敲打字机，一边咯咯笑着模仿那些“傻瓜的金发秘书”，这是当时那些幽默杂志、漫画和笑话里不可或缺的主题。
5。福阿耶饭店
福阿耶，在短时间里成了富人们（如果用报纸娱乐专栏的调侃语言来说，就是“上流社会”）最喜欢的欧式（模仿法国的）饭店之一，这些为数不多的富人，主要居住在像贝伊奥鲁、希什利和尼相塔什那样的街区。很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它的一份带图片的菜单、一则广告、一根特制的火柴和一张餐巾纸。为了给顾客置身于一个欧洲城市的感觉，但又不刻意强调这种感觉，这类餐厅不用像“大使”“王族”“皇家”那样西方、自负的名字，而是选择像“剧院后台”“楼梯”和“休息室”那样的名字，让人想起我们在西方的边上，在伊斯坦布尔。因为年轻一代喜欢在富丽堂皇的地方吃他们外婆烧的饭菜，于是，许多像“王朝”“苏丹”“君主”“帕夏”和“大臣”那样，把传统和荣耀集于一身的饭店便应运而生，福阿耶也就被遗忘了。
买包的那天晚上，当我们在福阿耶吃晚饭时，我对茜贝尔说：“我母亲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有套房子，我们去那里约会是不是更好？那边有一个漂亮的后花园。”
茜贝尔问：“你是想订婚后推迟结婚吗？”
“不，亲爱的，没这回事。”
“我不愿意像情妇那样，在秘密的单元房里，像个罪人一样和你约会。”
“有道理。”
“你是怎么突然想到要去那套房子约会的？”
“算了。”我说。我朝福阿耶饭店里幸福的人群看了一眼，拿出了藏在塑料袋里的包。
“这是什么？”茜贝尔问，她感觉那是一个礼物。
“一个惊喜！打开看看。”
“真的吗？”打开塑料袋时，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天真的喜悦，拿出包后喜悦变成了一种质疑，随后又变成一种努力掩饰的失望。
我马上说：“记得吗？前天晚上送你回家时，你在橱窗里看见了这个包。”
“是的。你很细心。”
“我很高兴你能喜欢。订婚仪式上，这个包会很适合你。”
“遗憾的是，我早就想好订婚仪式上用哪个包了。啊，你别伤心！你费了很大的心思，给我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物……好吧，我这么说是为了不让你伤心。原本我也不会在订婚仪式上用这个包，因为它是假货！”
“什么？”
“亲爱的凯末尔，这不是真的杰尼·科隆包，是仿造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它身上，亲爱的。你看牌子缝在包上的这些针脚，再来看看我从巴黎买回来的这个真正的杰尼·科隆包，它的针脚是什么样的。杰尼·科隆不会徒有虚名地成为法国，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牌子。它绝不会使用这种廉价的缝纫线……”
看着真包上的那些针脚，有那么一刻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在未婚妻的身上感到成就感。她父亲是一个把帕夏爷爷留下的最后一点地皮卖光、花光的退休大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只是一个“公务员的女儿”，而这常常会让茜贝尔感到不安。在她陷入这种不安的情绪时，茜贝尔会谈起她那会弹钢琴的奶奶，或者是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的爷爷，抑或是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有亲密关系的外公，而我则会被茜贝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窘迫所打动，会更加爱她。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纺织和外贸的增长，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增加了三倍，这使得城里，特别是我们居住的这个街区的地皮价格成倍上涨。最近十年，随着父亲的公司不断扩大，家族的资产增加了五倍，但从巴斯玛吉这个姓氏上可以看出，我们已是三代纺织大户了。但是尽管有三代人的努力，这个假冒的欧洲名牌包还是让我感到了不安。
见我不开心，茜贝尔摸了摸我的手，问道：“你花了多少钱？”
我说：“1500里拉。如果你不要，明天我去换别的东西。”
“亲爱的，别换，把你的钱要回来。因为她们狠狠地宰了你一刀。”
“老板谢娜伊女士可是我们的远方亲戚！”好像非常诧异那样，我高高地挑起了眉头。
茜贝尔拿回了那只我在若有所思翻看的包。她带着怜爱，笑着说道：“亲爱的，你是个那么有知识、有文化、聪明的人，但你却一点也不知道女人们会如何骗你。”
6。芙颂的眼泪（1）
第二天中午，我拿着原来的塑料袋和包去了香舍丽榭精品店。铃铛响后，一开始我还是以为依然让我感觉十分昏暗和阴凉的店里没人。昏暗的小店沉浸在一种神秘的寂静中，金丝雀却叽叽喳喳叫了起来。我透过一座屏风和一大盆仙客来的叶子看到了芙颂的影子。她在试衣间陪着一个正在试穿衣服的胖女人。这次，她穿着一件非常适合她，印着风信子、野花和树叶图案的衬衫。看见我，她甜美地笑了一下。
“你大概很忙。”说着我用眼睛瞟了一下试衣间。
“这就完。”她说，仿佛在和一个老顾客分享小店的秘密。
金丝雀在鸟笼里上下跳着，我看见了几样从欧洲进口的小玩意儿和摆在角落里的几本杂志，但是我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任何一样东西上。我想要忘却，想用平常心对待的令人瞩目的现实依然在深深地影响我。看着她时，我仿佛看见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人，这是一种我似乎熟知她的感觉。她很像我。我的头发小时候也是卷曲的，颜色也和她小时候一样是棕色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和芙颂的一样变直了。仿佛我能够很容易把自己放到她的位置上，仿佛我能够深刻理解她。她身上那件印花衬衫把她那自然的肤色、头发上染上的金色变得更加醒目了。我痛苦地想起朋友们对她的议论，他们说她出没于花花公子之间。她可能已经和他们上床了吗？我对自己说“把包退掉，拿上钱，走人。你马上就要和一个出色的姑娘订婚了”。我看着外面的尼相塔什广场，但没过多久，芙颂那梦幻般的身影，像幽灵那样反射在了雾蒙蒙的橱窗上。试衣服的女人什么也没买，长吁短叹地离开了小店，芙颂开始叠放起裙子来。她张大了那张迷人的嘴说道：“昨天晚上，我在人行道上看见你们了。”当她甜美地微笑时，我发现她的嘴唇上抹了一层淡粉色的口红。那时，简单、国产的密斯灵牌口红很流行，但在她的嘴唇上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
我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看见我们的？”
“傍晚。您和茜贝尔女士在一起。我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你们是去吃晚饭吗？”
“是的。”
“你们俩很般配！”她说，就像那些喜欢看见年轻人幸福的快乐老人那样。
我没问她是怎么认识茜贝尔的。我说：“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拿出包时，我感到了一种羞愧和慌乱。“我想把这个退掉。”
“当然。我们可以换别的东西。我给您换这副时尚的手套，或者这个新近从巴黎拿来的帽子。茜贝尔女士不喜欢这个包吗？”
我羞愧地说：“不用换了，我们想退钱。”
我在她脸上看到了一种惊讶，几乎是恐惧的表情。“为什么？”她问道。
我轻声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杰尼·科隆包，是假的。”
“什么！”
我无奈地说：“我也不明白这些事情。”
“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的！”她严肃地说道，“您想马上要回您的钱吗？”
“是的！”
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痛苦的表情。我的真主，我想，我为什么没想到把包扔进垃圾桶，然后告诉茜贝尔我把钱要回来了！我努力笑着说道：“这件事和您，或者和谢娜伊女士没任何关系！无论欧洲流行什么，我们土耳其人都可以马上把它们仿造出来。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是该说，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包只要派上用场，和一个女人的手般配就足够了。它的牌子、谁造的、是不是真货不重要。”但她也像我一样不相信我说的这些话。
6。芙颂的眼泪（2）
她严肃地说：“不，我要把钱退给您。”我为自己的粗野感到羞愧，低下头不说话了。
尽管羞愧难当，但我还是感到了一种怪异，因为芙颂没能做她该做的事情。芙颂像看着一个里面装着魔鬼、有魔力的东西那样看着钱柜，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近它。看见她的脸涨得通红，两眼充满了泪水，我六神无主地向她走近了两步。
她开始慢慢地哭起来。我始终都没能完全明白，怎么会那样的，我搂住了她。她则把头靠在了我的胸上继续哭。我轻声说道：“对不起，芙颂。”我摸了摸她那柔软的头发和额头。“请你把它忘了。不就是一个假包嘛。”
她像一个孩子那样叹了一口气，抽泣了一两声，然后又接着哭起来。触碰着她那细长、美丽的胳膊和身体，感觉着她的乳防，就这样突然拥抱她让我感觉眩晕。也许是因为要对自己隐藏每次触摸到她时内心里升腾起来的欲望，内心里立刻产生了一种很多年前就认识她，其实我们俩原本就很亲近的错觉。让她高兴起来很难，她是我可爱、忧伤和漂亮的妹妹！有那么一刻，也许是因为知道我们是远房亲戚的缘故，我觉得她那长长的胳膊和双腿，纤细的骨架和脆弱的肩膀跟我的很相似。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再年轻十二岁，那么我的身材也会是这样的。我抚摸着她那长长的金发说：“没什么可伤心的。”
她解释道：“我没法打开钱柜把钱给您。因为谢娜伊女士中午回家时把钱柜锁上了，钥匙她也带走了。这让我很伤心。”她把头靠在我的胸前重又哭起来。我小心、怜爱地摸着她的头发。她抽泣地说道：“我来这里工作是为了认识人和消磨时间，不是为了钱。”
我傻乎乎、没心没肺地说：“人也可以为了钱而工作的。”
“是的，”她说，像个悲伤的孩子，“我爸爸是个退休教师……两个星期前我刚满十八岁，我也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
我对身体里膨胀起来的*感到了恐惧，我放下了摸着她头发的手。她也立刻感觉到了这点，振作了起来。我们离开了彼此。
她揉着眼睛说：“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哭了。”
我说：“好的。我发誓，芙颂，我们是密友。”
看见她笑了，于是我说：“我把包留下，钱以后再来拿。”
她说：“如果您愿意就把包留在这里，但您别过来拿钱。谢娜伊女士会坚持说‘这不是假货’，那会让您难过的。”
“那么我们就换点别的东西吧。”
她用一个高傲、敏感女孩的口吻说：“现在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说：“没关系，一点不重要。”
她态度坚决地说：“但对我来说很重要。等谢娜伊女士回到店里，我会问她要钱的。”
我说：“我不想让那个女人让你更伤心。”
“不会的，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笑着说，“我对她说，茜贝尔女士已经有了一个相同的包，所以你们来退货。可以吗？”
我说：“好主意。我也可以这么跟谢娜伊女士说。”
芙颂坚决地说：“不，您什么也别对她说。因为她马上会来套您的话。您也别再来了。我会把钱交给维吉黑姨妈的。”
“千万别让我母亲插手这件事，她是个很好奇的人。”
“那么我把钱送到哪里去呢？”芙颂皱着眉头说。
我说：“泰什维奇耶大街131号是迈哈迈特公寓楼，那里有我母亲的一套房子。去美国之前，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那里是一个面对后花园特别漂亮的地方……现在每天下午2点到4点我也在那里看书。”
“好吧，那我就把钱送到那里去吧。几单元？”
我耳语似的说：“四单元。”从我嘴里又冒出了声音越来越小的四个字：“二楼。再见。”
因为我的心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它像个疯子那样狂跳起来。离开小店之前，我聚集起全身的力气，像一切正常那样最后看了她一眼。走到大街上，当羞愧和后悔和幸福的幻想混合到一起时，尼相塔什的人行道开始在我的眼里变成了一种充满魔力的金色。正当双脚让我走在树阴、屋檐和那些为了保护橱窗支起的蓝白色粗条子的凉棚下时，我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一只金色的带柄水壶，出于一种本能，我走进去买下了它。和那些随便买来的东西的命运相反，这只金色的水壶先在母亲和父亲，而后是母亲和我的餐桌上待了将近二十年，其间谁也没谈起过它的来由。每当握起金色水壶的把手，我就会想起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