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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我的职业习惯，也是分内之事嘛。”
我只能向他说，在我看来，人的行为不一定非得有一个动机；我干掉那四个同学完全是出于一时的情绪，傻瓜都知道情绪不可能有什么鸟动机，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憋久了要透口气一样，完全发自一种本能。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时候的情绪？”律师问。
“说不清。情绪是混沌的，语言是线性的，要用线性的语言来表达混沌的情绪，说不清楚。”
“不这么绝对吧？难道不能说是一种愤恨？”
“不是，不尽然是，——甚至就不是！”我干脆说，“我觉得人类所有的形容词都无法表达我那时候的心理。”
律师摇了摇头：“我看你是不想说吧？”
“不是。我想说，但确实说不清。愤恨呀，疯狂呀，激动呀，自尊呀，随便你用什么词来形容都不够准确，我那时候的情绪要复杂得多。”
“阿——气——”律师猛打了一个喷嚏，那眼镜差点被震飞，幸亏他手快捧住了，连忙掏一张纸巾来揩嘴，一边说：“不好意思，这两天有点感冒。”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倒不是笑他打喷嚏，而是因为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比喻。律师用疑问的眼神瞟了我一眼，以为我是笑他打喷嚏呢。
我忍住笑，问他：“请问你打那个喷嚏有什么动机？”
“哈哈，”律师笑了起来，“你这家伙还有点冷幽默哩。”
“幽默感还有点，但我并不幽默。”
他愣头愣脑望着我，好像听到了一句荒谬透顶的话。我不想给他解释，只撇嘴笑了一下。要我说，幽默感和幽默其实是两回事：幽默感是一种对幽默的感觉，而幽默是一种行为。老实说，我对幽默有很好的感觉，可我他妈并不幽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天生就这样。与其说幽默，倒不如说我更倾向一种讽刺的性格，我一碰到那些混账鸟事就想冷嘲热讽，控制不住。要是我他妈足够幽默，大概也不需要用铁锤来解决问题了。
律师揩过嘴，又取出一张纸来擦擦脸，少不得又顶一下眼镜。其实他根本不需要频频顶那混账眼镜，因为顶上去不到一秒钟那眼镜又滑下来了。说来还真是，你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做了等于没做，可你偏偏要去做，顶眼镜就是这种混账事情。
“打喷嚏当然没有动机；”律师说，“不过你当时的情况恐怕不能和打喷嚏类比吧？”
“作为比方，我觉得可以。”
律师暂时不再问什么，抚弄着手中的笔记本。他好像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追问动机的思考方式本身有问题。因为事情明摆着：我当时被那一团鸟情绪攫住了，以致有那些行动。你问我那一团情绪怎么来的，我可以搬出当时的情境来解释，可你问我那一团情绪有什么动机，那就像问突如其来的一股风到底有何贵干一样。可是有些人总喜欢带着一堆先入之见来想问题，简直就像带着地球引力来走路一样。
不光我的律师，还有一个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女的，是个教授还是什么，我不太关心这些，大老远从北京跑来，专门对我做了一个问卷，想从我身上获得一些说服人的研究成果。出于礼貌，经看守所允许，我配合她完成了问卷。可是说心里话，那些问卷在我看来全他妈瞎扯淡，都是一些脑子进水的先入之见，不可能调查出什么鸟成果来。如果她竟以为获得了成果，那我敢打赌，这些成果早在一万年前就已经活在人的头脑中了。说白了，那不过是一些妇孺皆知的老常识，老得掉了牙。她大可不必来调查我，干脆就坐在自己的书斋里，一边品茶一边整出一篇什么混账研究论文来还省事。
“你现在最牵挂的是什么？”一会儿后律师又问。
“我妈，”我说，“还有我女朋友……”
这是心里话。我做出这种事来，最让我痛苦的就是愧对我妈。我爹去年过世了（死于肝癌），撂下我妈跟我哥住。我妈过得不开心，因为我那鸟嫂子不怎样，做人不够大方，婆媳之间不和气。要命的是，我哥偏偏又是个怕老婆的人，至少可以说是个没立场的人，我总觉得他活在世上的最大使命就是在母亲和老婆之间左右为难。面对这种景况，你可以想象我妈多么盼望我毕业，找份什么工作，然后她来跟我生活。这也一直是我心中设想的，可是一切突然就……他妈的不说这些了。
我还有个姐姐，大我不到两岁，我俩很他妈合得来。可她不该嫁给一个小里小气的混账男人，这简直让我无法忍受。什么都可以忍受，男人的小气我无法忍受。这且不说，那鸟人还爱赌博，简直嗜赌如命，在赌博上可以说他天下最慷慨，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丢到麻将桌上毫不可惜，可你要想从他那里拿到一个钱，那比登天难多了。当然，就凭我那么讨厌吝啬鬼，我就是饿死也不要他的鸟钱。这些都还不要紧，更要命的是，我姐之所以嫁给这个小气鬼，是且仅仅是因为他有一个臭工作，有个政府部门的臭铁饭碗，老天爷，我简直说不清我姐究竟是嫁给了一个男人，还是只是嫁给了一个铁饭碗，但我敢拿我的脑袋打赌：她绝对不是嫁给了爱情。反正她一辈子也不会想这些问题的，她只关心麻将桌上的事，这倒和他那鸟丈夫是同道中人。可她毕竟是个很大方的人呀，就因为那个臭铁饭碗她居然能容忍丈夫的小气，仅此一点我就无法不蔑视她，就算她是我最要好的姐姐。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我现在的牵挂，因为我妈跟我哥过得不开心，跟我姐过也不可能开心——我妈讨厌吝啬鬼的程度简直和我不相上下。我妈是个非常大方的人，我爹也是，其实我家每个人都挺大方，可是嫁出去的却嫁了个吝啬鬼，娶进来的也娶了个小气鬼，所以就难免矛盾重重。
“既然你那么牵挂你妈，你就不该让她失望啊！”律师说。
“我也知道不该让她失望，这哪用说！”我说，几乎有点愤懑起来了，“可是当时一切都被那种情绪支配了，什么都不管了，想管也管不了了！”
“你那时候是不是有点疯狂了？”
“差不多。”我说，少不得又提醒他一遍：“但是我求你千万不要想只用一个词就能表达我那时候的心理。”
律师笑了一笑，说：“从你作案的过程来看，一步是一步的，这哪里像是疯狂？”
“所以我说你不要试图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突然低头不语了——我不想说；当时的实情只有我心里清楚。
“说说你的大学生活吧？”律师看我半天不说话，换了个话题。
“没什么好说的，”我呆望着脚尖的地面，可我他妈什么也没看到。
“你对大学不满？”
“无所谓满不满。”
“你觉得大学怎么样？”
“无所谓怎么样。”
律师又笑了起来，显然我这种一无所谓的态度让他有些无可奈何。他半抬屁股，挪了一下凳子，距离我稍远了一点，仿佛他想通过拉开距离来让我放松心态。
“大学总给你留下点什么吧？”律师又问了，“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没什么最深印象，”我依然故我。
说实话，我很讨厌这种记者式的弱智提问。其实，我觉得大学简直就同监狱是他妈一回事，不同只在于，监狱里充满了悔恨和期待，而大学则是一座充斥着无聊、空虚、做作、机巧、苟且、虚伪、虚荣的混账监狱。上大学将近四年，我没认真上过几堂课，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听的，真正讲得好的老师实在是凤毛麟角。不想听却假装在听，这让我无法忍受。在课堂上心不在焉却装模作样在听比逃课更可恶，更不诚实。要我是老师，我会叫那些不想听却装模作样的鸟学生全他妈滚蛋，哪怕走光了，我对课桌自言自语都比对一群演员讲课强。
而且，大学的考试在我看来也全他妈是形式主义，考不出真水平。我的语文自认为还可以，可是《大学语文》这门混账课我考试不及格，只拿了30分。这本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好笑，因为当时我根本就没答题，而是在上面写了一篇痛斥大学教育的东西，再过一万年，我也还记得那篇文章，题目叫《“天真的人”的“不识时务”》。不是我故意要特立独行张显自己，实在是那考题太他妈滑稽，尽是些弱智到极点的混账问题，比如：小说的三要素是什么呀？文学的四大样式是什么呀？托尔斯泰的三大代表作是什么呀？诸如此类脑残的问题。我把托尔斯泰三大长篇和所有中篇都看了个遍，可他妈就是不考实质的内容。我实在觉得荒唐透顶，忍不住就写了那篇文章，痛快淋漓批判了一通。这篇文章写得真他妈叫痛快，我敢打赌，你要是看了准会拍手叫好。可结果呢，我只得了30分，蛮中庸的一个鸟分数。我搞不懂为什么会得这个混账分数，要我是那老师，要么给100分要么给0分。我倒希望得0分，总比这不痛不痒的30分来得痛快。后来我也没去补考，教务员通知了几次我都没去，我他妈压根儿就没把狗屁文凭当回鸟事。我成天就把时间花在看书上，不分古今中外，不分文史哲，只要是经典，喜欢的就看。如果说大学还有什么鸟意义，那就是我看了不少世界名著。可是话说回来，傻瓜都晓得这不一定非得在大学才能做到。
说到这里，你肯定注意到了，我说话喜欢带些脏话，什么鸟啊，混账啊，他妈的啊。不是我天性喜欢说脏话，我他妈并不天生就是个喜欢说脏话的种，实在是大学这几年把我塑造成这样的。你想想，成天被一群鸟人包围着，尽干那些混账鸟事，满耳朵都是“他妈的”，我再怎么出淤泥而不染，也不可能一点都不沾染上，除非我练就了一副可以不呼吸空气的本领。再说，“他妈的”固然有点刺耳，可却实实在在挂在人们的嘴边，为什么我要回避这一事实呢？况且，我觉得“他妈的”也挺能表达我内心的一种特别情绪，有时候简直非说不可。真要说起来，学会说“他妈的”，这简直称得上我大学生活的重大收获，其重要性仅次于看名著。
律师听了我对大学的看法，简直哭笑不得。他又翻开笔记本看了看，那上面他准备了一些问题，他可真有点像个混账记者。
“你有自己的信仰吗？”他又开始提问了。
“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我说，这个问题我思考过不止五千遍了，但目前我只能这么说。
“什么意思？”
“我一直在寻找信仰，……就这个意思。”
“还没找到？”
“无所谓找到，也无所谓没找到。我觉得信仰就是一种寻找的境界……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只要你去寻找信仰，你就会感受到一种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境界。”
律师消化我这句话有分把钟，点点头，努努嘴，就好像他在品尝一枚味道怪怪的坚果。
“你信上帝吗？”律师又问道。
“无所谓信，无所谓不信。”
我还没说完他就笑了：“我就知道你这么回答。”
“我有自己的上帝，”我说，这可不是开玩笑。“上帝就在我心中，但不是基督教那种上帝，好像上帝是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高高在上，指挥着这宇宙中的一切。我不这样理解上帝。”
“你怎么理解呢？”
“我也还没想透，”我老实说，我似乎感觉到一种意象，但是表达不出。“我不知道怎么说，等我想清楚了再跟你说吧。”
“好。”律师点了点头，“这问题太沉重了，我们再谈点别的吧？”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说法，就跟他说：“我觉得这样来形容我的状态比较好：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信仰者。”
“没有信仰的信仰者？”律师重复了一遍，蹙起眉头。
“我目前就是这种状态。”
律师又在那点头努嘴，半晌道：“我大概可以领会你的意思。”
接着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总算合上了那个混账笔记本。
“谈点别的吧？”律师又改换话题，“你那女朋友……”
接着我们谈起了蓝猫。我律师见过蓝猫一次，是上次庭审的时候，蓝猫来旁听。当时只有我家人知道她是我女朋友，别人不知道，至多以为她是我的一个朋友。除了我母亲外，蓝猫是现在我最牵挂的人了——我是指活着的人。当然，我得承认，最让我魂牵梦绕的人还是梦儿——虽然她已经作古。在我整个逃亡中，梦儿一直跟随我——这我后面会详细写到。听外面媒体对我的报道有各种版本，只是对梦儿还所知不多，一些媒体只知道我是因为不顾一切到医院看她而被捕的。
“可以跟我说说你和梦儿的事吗？”律师问得很他妈谨慎。
“请原谅，我不想说……”一想到梦儿先我一步去了，我情绪就来了。
“好，”律师倒也不勉强。
我们静默了几分钟，这期间我和律师各自抽了一支烟——是他发烟给我的。我自己也有烟，看守所这方面倒是能够满足我的要求，当然也不是什么好烟，能过过烟瘾就不错了。要是我没烟抽，烟瘾一旦发作起来，我很可能把头撞墙，不骗你。我烟瘾真他妈大得要命。
抽了一支烟后，我突然有一种倾吐的欲望，来势那么汹涌，以至于我突然向律师诉说了我和梦儿的遭遇，真的，我控制不住。天哪，我简直是口若悬河啊，一说就说了半个多小时。当然，对此律师肯定是求之不得咯。
“唉！这么漂亮一个女人，却……”律师连连叹气，“人太漂亮了，往往是这样，红颜薄命啊！”
“不光外表，她内心更美！”我仰头说。这好像是我被捕以来第一次仰头说话，不过一说完我又垂下了头，好像仰头于我已经成了罪过。
“你们之间真的很传奇哦！”律师笑了笑（我知道他肯定有点嫉妒我，绝对是！）“你应该把这一切写出来，要不然太可惜了。”
“只怕来日无多了……”我突然觉得还没活够。
“所以我要你一定要上诉嘛，即便改变不了结果也可以延长时间。”
律师这样一说，我突然感到一种很矛盾的混账情绪，也许称得上一种焦愁吧（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焦愁”这个词就能形容得尽）：我既想多活一些时间，争取做点什么事情，又想快刀斩乱麻，趁早一枪把我毙掉了事，免得这样不痛不痒拖着。
“你还是写吧！”律师又劝我了，“争取在有生之日写出来，也算给家人、给朋友、给社会、也给自己一个交代嘛，是不是？”
我埋着头，一时百感交集。说实话，我确实想写出来，给我妈一个交代，给关心我的人一个答复。可我不知道我的“有生之日”究竟还有多久？在这混账“有生之日”内我还能写多少，还能不能写完……
“是要有一个交代！”我终于说，“我还是写吧！”
“对嘛！”律师不胜欣然，“要不然这一切不就成谜团了？而且，”他踌躇了一忽儿，“而且，不管你精神是不是有问题，你写下来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重要参考，在庭审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是吗？”
“但我还是希望你最真实地写出来，”律师看着我说。
“那当然。”
事实上我早想写点什么了，只是一直找不到那个环境，现在到了监狱，简直就像从他妈地狱来到了天堂。我耳闻很多关于我的传说，全他妈是扯鸟淡。比如有传闻说我宿舍的同学在我的被子上撒尿，他们给我一两块钱要我给他们洗衣服、擦皮鞋或者帮他们打饭，诸如此类，全他妈子虚乌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如果我竟能容忍这种鸟事，那我也大可不必把他们杀了。可我确实把他们杀了，这其中的真情只有我一个人明白，外界的传闻全属捕风捉影，胡想乱猜。我想在我死之前把这一切原原本本、真真切切写出来，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完全面向事情本身，还世人一个真相。
我知道外界都说我和同学因为一点小事而积恨，一气之下就把几个人杀了。就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杀人，实在不可思议，好像在他们看来，杀人总得有个非常重大的理由才说得过去。我想告诉他们，事情并没有大小，一个恶毒的眼神或一句伤人的话并不就比“9•；11”事件小，也没有任何道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一定比两只蚂蚁打架更重大。人们还说我杀人手段极其残忍，这我没什么好说的，反正只要是杀人，人们都可以用残忍这个词，杀鸡或别的什么动物就不会用，我还没看到哪个人因为踩死一只蚂蚁而被说成残忍的。我似乎没有资格说这些；我只想告诉世人：好好活着，切莫学我！但是请记住：事情不分大小；如果一定要分出大小，那么只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