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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百列自称史蒂文斯，这是他工作时用的名字。他说想跟贝克先生在因德拉波餐厅吃个午饭。对方迟疑了一会儿，接着电话里传来嘈杂的转接声，听起来像是瓷器被打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电话又通了。
“贝克先生说没问题。”说完，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
加百列等了两天。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先去波各塞公园寂静的林荫道上跑几圈，然后走路去威尼托街喝咖啡。那条街上有家咖啡馆是由一个漂亮的褐发女郎打理的。第二天，他注意到店里有个穿着黑色长袍的神父很眼熟。加百列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人。结账时，他发现褐发女郎在账单背面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加百列抱歉地笑了笑，走时将账单留在了吧台上。神父仍待在咖啡馆里。
那天下午，加百列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观察自己有没有被人跟踪。他流连于罗马大街小巷的教堂，不停地观赏各种各样的壁画和祭坛画，直到脖子累到酸疼难耐了为止。他几乎可以感觉到恩师翁贝托·孔蒂站在自己身边谆谆教诲的样子。孔蒂和阿里·沙姆龙一样，都认为加百列卓有天赋，因此对他器重有加。当加百列还是个学徒的时候，孔蒂总是时不时跑到他住的那家破败不堪的小旅馆，把他拉到夜色弥漫的威尼斯到处看画展。孔蒂评价一幅画就像评价女人一样——“瞧瞧人家那用光、那技法，还有那双手。噢，我的天哪，那双手简直是太绝了。”
加百列在威尼斯的邻居是个巴勒斯坦人，叫赛义卜。他是个体型瘦削的知识分子，经常写些言辞激烈的诗歌和小册子攻击以色列，说以色列人是纳粹党。每次看到赛义卜，加百列就会想起“黑色九月”在意大利的行动组长阿卜杜拉·兹威特——这个人已被他在罗马安娜巴利亚诺广场的一处公寓楼梯井里暗杀了。
“我是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罗尔夫小姐。”
“什么样的特别行动小组？”
“一个反恐小组，专门负责追踪暴力袭击以色列的人。”
“巴勒斯坦人？”
“大多数情况下，是的。”
“找到恐怖分子后，你会做什么？”
加百列沉默了……
“告诉我，艾隆先生，找到恐怖分子后，你会做什么？”
每到夜深人静时，赛义卜就会像兹威特的幽灵一样来到加百列的房间，手里总是拿着一瓶廉价葡萄酒和几支法国香烟。他一进门就盘腿坐在地上，跟加百列长篇大论地讲述巴勒斯坦人蒙受的苦难。犹太人！西方人！腐败的阿拉伯政权！他们所有人的双手都沾满了巴勒斯坦人的血！每到这时，加百列只是一边点头附和，一边毫不客气地享用着赛义卜带来的烟酒。有时候，他也会亲自谴责一下以色列。这个国家撑不久的，加百列在一次令人难忘的发言中说道，最终，这个国家会在激烈的内部矛盾中走向末路，就像资本主义一样。赛义卜听完，大受感动，他还把这句话改了改，专门收录在自己写的下一篇文章里。
加百列做学徒期间，沙姆龙允许莉亚每个月来看她丈夫一次。他们一见面，就会激烈地做爱。做完后，两个人躺在单人床上，她每次都会恳求加百列回特拉维夫。莉亚来威尼斯的化名是伊娃，身份是一个在汉堡学社会学的德国人。每次赛义卜带着红酒和香烟前来造访，她都会满腹热情地跟他讲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1＇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赛义卜盛赞她魅力非凡。“哪天你有空一定要去趟巴勒斯坦，看看那片神奇的土地。”他说。“好啊，”莉亚说道，“哪天有空就去。”
加百列每晚在旅馆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第二天晚上，店主免费款待了他，好像对二十年来每周都会光顾小店的常客一样。店主把他让到厨房附近的雅座上，给他上了一盘又一盘开胃菜，直到加百列招架不住，连连求饶为止。接着端上桌的是意大利面、鱼和各种各样的甜点。喝咖啡的时候，加百列收到一张字条。
“这是谁给的？”加百列问店主。
店主摊了摊手，用罗马人惯有的姿势表达了他的困惑：“一个男的。”
加百列看了看字条，这张字条纸张普通，字迹陌生，没有签名，上面写着：
圣玛丽亚德拉佩斯教堂，一小时后。
随着夜色渐深，天气也渐渐转凉，波各塞公园的树林里刮着阵阵疾风。加百列走了好一阵子——他先上了旅馆所在的那条路，然后沿着威尼托街往前走，最后上了一辆出租车。他在旧城区的边缘下了车。
加百列在狭窄的街道和寂静的广场上游逛了二十分钟，确信自己没有被人跟踪后，他走上了纳沃纳广场。虽然寒意刺骨，广场上依然人潮涌动，咖啡馆里宾客满座，街头艺术家叫卖着廉价的画作。
加百列慢慢地围着广场转悠，他时不时停下脚步，一会儿观赏一下华丽壮观的喷泉，一会儿听听路边的盲乞丐漫不经心地弹奏只有四根弦的吉他，他还往乞丐的篮子里扔了几枚硬币。身后有人在跟踪，他能感觉到这一点。
他往教堂走去，中途又突然折了回来。跟踪者此刻就在弹吉他的盲乞丐身边围着的那群人中。加百列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你周围没有可疑的人了，”那个男的说，“进去吧。”
教堂里空无一人，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香烛和熏香味。加百列穿过中殿，来到祭坛前。身后的门开了，闹市的声音传遍了整座教堂。加百列回头看了一眼，来者只是个前来祷告的普通老妇。
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这次来的是个穿皮夹克的男子，他眼睛漆黑，目光敏捷——这就是拉米，沙姆龙的贴身保镖。他跪在长凳上，用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加百列暗自好笑，转过头去，看着祭坛。门又开了，闹市的声音传了进来。这一次，加百列根本就懒得转过头去看，因为他已经听到了那熟悉的、铿锵有力的脚步声，毫无疑问，来者就是阿里·沙姆龙。
过了一会儿，沙姆龙走到他身边，抬头望着祭坛。“这是什么，加百列？”他不耐烦地问道。沙姆龙没有艺术鉴赏能力，在他的眼里，世间的美莫过于两种——策划一起完美的行动，或者将敌人碎尸万段。
“这些壁画是拉斐尔偶然画下来的。他平时只为教皇和教皇的亲信创作壁画，但这间礼拜堂的主人是个出身名门的银行家，名字叫做阿戈斯蒂诺·基吉。拉斐尔把作画的酬劳报给他时，基吉大怒，跑去找米开朗基罗评理。”
“米开朗基罗怎么说？”
“他说拉斐尔本来可以报更高的价的。”
“是我的话我肯定会站在银行家那一边。我们出去走走吧，待在天主教堂里让我浑身不舒服，”他僵硬地笑了笑，“小时候在波兰留下了点心理阴影。”
他们沿着广场的边缘走着，机警的拉米跟在后面，就像沙姆龙的负罪感一样如影随形。他两手插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沙姆龙默默地听着加百列跟他讲罗尔夫家藏画失窃的事情。
“她把这件事情告诉警方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加百列把安娜跟他说过的话复述了一遍。
“为什么罗尔夫老头子要把这批画秘密收藏起来呢？”
“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或许这批画本身就是见不得光的。”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个艺术品窃贼？”
“也不是说他是个艺术品窃贼，但有时候事情比你想象的更复杂一点。可能罗尔夫这批藏画的来历并不是那么干净。毕竟，我们谈到的是瑞士这个国家。”
“怎么说？”
“瑞士的银行金库和地下室里堆满了历史上劫掠过来的赃物，包括艺术品。可能我们说的这批藏画根本就不是罗尔夫本人的财产。可以确定的是，不管偷走这批藏画的人是谁，他们肯定有特殊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钱，他们不可能会留下那幅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拉斐尔画作不管的。”
“这批画还有没有被追回的可能？”
“也不是没有，这取决于它们有没有被转手出去。”
“这样一批画在黑市上卖得快吗？”
“可以卖得很快，但这样一来肯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不过这起案子也可能是委托窃贼做的。”
“怎么说？”
“有人花钱雇了职业人士来盗这批画。”
“杀害罗尔夫也在他们的计划之中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
沙姆龙似乎突然累了，他在一座喷泉边坐了下来。“我不像年轻时那么经折腾了，”他说，“跟我说说安娜·罗尔夫这个人吧。”
“可能的话，我们最好永远不要把这个人牵扯进来。她反复无常，阴晴不定，抽烟抽得比你还厉害。但她拉起小提琴来比谁都要好听。”
“你正适合与这样的人打交道。你就把她看成一件艺术品来修复吧。”沙姆龙开始猛烈地咳嗽起来，浑身不住地颤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平复下来：“她知不知道她父亲为什么要联系我们？”
“她说不知道。他俩关系不太好。”
这句话似乎戳到了沙姆龙的痛处。他自己的女儿就远远地搬去了新西兰。他每个月给她打一次电话，但她从来不回电。他最害怕的，是自己死后，女儿甚至不会回来参加葬礼或者诵念悼词。他花了很长时间又点上了支烟：“你还有什么要继续追查的吗？”
“有一条线索。”
“有价值吗？”
“我觉得值得一试。”
“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一些资源来实施监视行动。”
“地点在哪？”
“巴黎。”
“监控对象是？”
＇1＇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Baader…Meinhof Gang）：又称红军派，简称RAF，是德国的一支左翼恐怖主义组织。
14
罗马
当加百列和沙姆龙一边谈话，一边绕着纳沃纳广场慢慢踱步时，他们没有注意到，附近有一名身穿神父长袍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支迷你超心型指向性麦克风。这支麦克风只有普通的自来水笔大小，生产厂家为瑞士的工业城市楚格的一家电子公司。穿长袍的男子正用它监听两人的谈话。这名男子还有个同伙，现在就坐在广场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手里拿着同样的设备。长袍男子相信，有了这两支麦克风，监控对象的大部分谈话都能被录下来。二十分钟后，他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当他回到旅馆，将两盒录音带放到播放器里，匆匆忙忙戴上耳机后，听筒里传来清晰的谈话声。过了几分钟，他突然伸出手来，依次按下了“停止”“倒带”和“播放”键。
“地点在哪？”
“巴黎。”
“监控对象是？”
“一个名叫维尔纳·米勒的艺术品交易商。”
播放停止。
他拨了一个苏黎世的电话号码，给对方重放了录音带里的谈话。完事后，他吸了支烟，从旅馆房间的冰柜里拿了瓶香槟，算作对自己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的嘉奖。他进了卫生间，把这次做的笔记悉数烧毁，然后将纸灰扔进水槽，冲到了下水道里。
15
巴黎
米勒画廊位于圣奥诺雷郊区街和歌剧院大街之间一条小路的拐角处，隔壁两家店一家卖手机，另一家卖谁也不会穿的高档男装。门上贴着一块字迹工整的蓝色标牌，上面写着“只接受预约”。厚重的安全玻璃后面摆着两幅小型装饰画，都是些法国二流花卉画家的作品。加百列不喜欢法国花卉画家，他曾经修复过三幅这样的作品，这些画作修复起来简直乏味得要死。
沿着画廊对面的街道向北走五十五码，就可以看到一家小旅馆，名字叫做洛朗斯酒店。加百列把盯梢点选在了这里。他以海因里希·基弗的身份登记入住，前台给他安排了顶层的一个小房间。一进门就能闻到一股科尼亚克白兰地酒的味道，还有一股难闻的烟味。他告诉前台服务员自己是个剧作家，这次来巴黎是为了写一部电影剧本，电影的背景就设在战争时期的法国。他说自己会在房间里工作很长时间，希望服务员不要进去打扰。在酒吧喝酒时，他总是对女服务员态度粗暴。每次清洁工想进来打扫房间时，他都会大喊大叫地把她们轰走。如果客房服务生没有及时端来咖啡，他就会把他们训斥一顿。很快，洛朗斯酒店上上下下的员工和大多数住客都已经知道顶楼里住着一个脾气古怪的德国剧作家了。
加百列这次开车来巴黎途中，曾在尼斯机场停留了一段时间。他将租来的奔驰车弃置荒野，又另租了一台雷诺车。租车中介是一个生活在普罗旺斯的犹太人，叫亨利，他的家庭在法国大屠杀中生存了下来。在机构的词典里，亨利是个志愿者，他在必要的时候为组织提供便利。这样的志愿者在全球各地有成千上万人，他们有的是银行家，会给机构的外勤特工提供资金；有的是酒店职员，会给外勤特工提供住宿；还有的是医生，他们会—声不响地给受伤或生病的特工提供治疗。就亨利的情况而言，加百列无需办手续就可以从他那里租到雷诺车，这样一来，即使有人追踪也无据可查。
加百列到巴黎后不久，就硬着头皮联络了巴黎分局的头目乌兹·纳沃特。纳沃特生着金红色的头发，体型就像摔跤手一样健硕。作为沙姆龙忠实的手下，他一直对老家伙偏爱加百列很不满，并对加百列怀恨在心，就像二儿子嫉恨大儿子一样，处处跟他作对。两人坐在杜伊勒里花园喷泉边的长凳上开会，彼此态度冷淡。会议的气氛很僵，就像两个敌对的将领在开展停火谈判。纳沃特明确表示，他认为一个小小的监控行动不需要劳烦加百列·艾隆先生的大驾，巴黎分局自己就可以搞定。他也非常介意沙姆龙竟然不告诉自己，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艺术品交易商就需要机构费这么大的力气来监视。面对纳沃特喋喋不休的声讨，加百列相当坚忍地保持了克制。他一边听，一边将手中的法式长棍面包撕成碎屑，喂给鸽子，时不时配合地点点头。二十分钟后，当纳沃特穿过碎石小径气冲冲地离开时，加百列已经张罗好了所有需要的东西，包括监视人员数名，几台频率安全的无线电，汽车，窃听设备和一把点二二口径的伯莱塔手枪。
监视人员跟踪了他两天，这不是什么难事，因为米勒的作息很规律。就算他是个罪犯，看起来也不太像。每天早晨九点四十五分，他准时出现在画廊门口；到了十点，他就已经准备好营业了；下午一点三十分，他关门歇业，走到里沃利街的一家餐馆吃饭，中途他会在报刊亭买一份报纸。无论是吃午饭还是买报纸，他总是会去固定的地方。
第一天出勤的监视员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叫奥代德。第二天出勤的是一个瘦削的小伙子，叫莫迪凯。他早上一直冒着严寒蜷缩在人行道边的一张椅子上。吃完午饭后，他跟着米勒回到了画廊，然后去洛朗斯酒店跟加百列汇报情况。
“跟我讲讲吧，莫迪凯，”加百列说，“他今天午饭吃了什么？”
监视员失望地皱了皱眉，回答道：“他吃了牡蛎。点了好大一盘，简直是暴殄天物。”
“你呢，莫迪凯？”
“鸡蛋和炸薯条。”
“味道怎么样？”
“还不错。”
到了傍晚，米勒的行动依然很规律。他会在画廊里待到六点半，离店之前，他会把装满垃圾的深绿色袋子放在街边等着夜间回收。关店后，他会穿过汹涌的人潮来到香榭丽舍大道上最有名的饭店一一富凯餐厅。第一天晚上，奥代德负责收走米勒留在街边的垃圾，交给加百列，莫迪凯则负责跟踪米勒到富凯餐厅：第二天晚上，两个人的职责换了过来。当米勒在富凯餐厅跟电影界和文学界的名流喝着香槟时，加百列在旅馆的房间里干着谁也不羡慕的脏活——翻垃圾。米勒扔掉的垃圾跟他一天的作息一样，没什么稀奇的地方。里面无非是一些看完就扔、用六种语言写成的传真，还有一些不重要的邮件、脏兮兮的烟蒂、用过的纸巾、咖啡渣等。
从富凯餐厅出来后，米勒会在第八区寂静的小巷里散一会儿步，然后去一家小酒馆吃点便餐。吃完饭后，他会回到自己的公寓。眼看着这两天一无所获，奥代德不耐烦了：“或许他只是个生意不太好的瑞士画商而已。你这样做可能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搞得我们也跟着你瞎忙活。”
但加百列对奥代德等人的抱怨置若罔闻。过了午夜后不久，他在旅馆房间的窗口看到画廊外停了一辆没有标志的客货车。接下来的事情就像事先编排好的舞蹈一样流畅。两个人从客货车里出来，他们用了二十秒的时间潜进画廊，解除了警报系统，然后在里面待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便溜出画廊，回到了车里。前排灯闪了两下，车子绝尘而去。
加百列离开窗前，拿起电话，拨了画廊的号码。电话响了五声，便自动转入答录机。加百列把听筒放在电话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