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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个兄长，颇给人好感。事实证明他日后成了同事们释放压力和倾诉困惑的一个出口，尽管他从来都是只给一个耐心倾听的姿态，少有表态，他说他必须维护主编的权威。那天潘振平对我说，如果大家都把你当成了大姐，你就成功了。朱伟雄心勃勃，是个透着精明的人，他追求简单有效的操作模式，不惟资历，看中人的实际能力，正是这样，我侥幸进了生活周刊。
说实话，开始时我对〃三联〃并没有特殊的感情，只是找一个自己愿意呆的环境。来周刊前我在一家公司做了近两年总经理助理，那之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作了很久。我〃下海〃出于三个考虑，一是想找一个说话自由、个人意志不被强迫的地方，二是逃避我始终应付不来的人际关系，三自然是想增收。
前些日子，同事王小峰把一张我大学时代的照片贴在网上，招来大家的议论，大致都认为那种精神气质和纯粹在今天已经十分稀缺。也许是他们年轻，其实即使在以往的年代，真正追求纯粹的人也是少数，因为那样的人很难生存。我不能再忍受那些形式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忍受为了几元钱的一级工资调整也勾心斗角，更不能忍受说假话比真话还多的政治生活，所以我想走。
当时的生活周刊真像一方净土，使我的心灵得以小憩，摆脱了想摆脱的东西，我很满足。当然，我也时刻记着自己的责任，努力去〃做好大姐〃。过去我在朋友圈中受的是他人的关照，但在同事中我总遭遇人际障碍，因为我太过爱憎分明，说话也太直截了当。如何〃做好大姐〃，让我想了足有半个月。一开始，我还是脱离不开管人的思路，但后来，我真庆幸是这个可爱的集体让我自然发生了转变，我努力去了解伙伴们的价值观，熟悉他们的做事方式，最终我觉得，除了必要的管理外，对于一个人人都讲底线的集体，人性化管理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我把自己的责任更多地定位在〃服务〃上。而在这样的氛围里，首先获得滋养的是我自己。
别样生活，另一番天地
生活周刊的记者通常有两大头疼事，一是报选题，二是改稿。舒可文在周刊里年纪最大，以前还是朱伟的朋友，可她一直都对选题会严重过敏。他的先生赵汀阳说，舒可文一到周日就紧张，赶紧看电视，看报纸，听小道消息，觉也睡不塌实，一切都为了周一的选题会，生怕朱伟给脸看。选题会上最勇敢的是苗炜，十次里有八次没选题，但也是脸涨得通红，我想他是不习惯说话，下去了也就有了。朱伟可能了解这一点，总是对他网开一面，很少训斥。
记得第一次选题会要我先发言，因为是我负责搜集资讯。我不知道该如何报选题，拿着目录念，朱伟阴着脸叫停，捎带训斥了几句，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下去后，我暗自努力，终于两周后获得表扬，说我进步很快，我有了一点信心。
1995年底做年终专题，我领命做联合国，第一次作为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琮，我发现自己很是兴奋，文章也很轻松地完成了。此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也还有一点文字能力，以前我以为自己只会写报告。接着杂志开始按双周运作，我负责编辑资讯栏目《生活扫描》、《数据库》，编写轻松有趣的《街谈巷议》，还有时事类的《人物》。虽然这些栏目后来都被调整掉了，但通过它们，我对自己的笔增加了信心。记得毕淑敏来电话跟我聊《街谈巷议》，她的喜爱也给我带来不小的鼓励。
我大学的专业是情报收集和处理，媒体离不开资讯，一进门就被派了这活。那时网络没有普及，信息获得主要靠报纸，我每天要看几十种报纸做信息摘要。还好，钦峥也是学信息管理的，就抓他一起来干。我们给信息确定几个主题词便于检索，钦峥自己改造一个软件，使其具有检索功能，在仅有的两台386一体机上，秘书高媛每天做着输入和检索的工作，直到1998年我们从新华社购买了报刊文章检索系统。其实，那时我们的效率很差，与其说对记者们能有多大帮助，不如说对我和钦峥有帮助，对我而言，终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了一个检索系统，这是大学时代就向往的美国模式啊，虽然这只是一个超简单系统；我想对于钦峥好处就更大了，这个按记者招聘进来的小伙子却不善言谈，憷头记者工作，也许是从改造软件开始，他以正当的理由一头扎进了电脑和网络世界里，至今都在那里溜达着，这工作只用大脑不用说话，很适合他。
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2）
记得刚进周刊，我就露了怯。一天大家在看杨浪时期的周刊，全彩印刷，定价10元，还有许多留白处。我正儿八经地建议说，咱们能不能少印点彩页，把价钱降下来，我想这老土的看法差点没让他们笑出声吧，这些记者都是在我之前进入〃三联〃，早就完成了现代期刊样式的启蒙教育。可恰恰是我这老土，却被派上了一项重要工作……让我负责杂志操作的后半部分，也就是带着摄影记者、图片编辑、美术编辑共同完成从配图到出片、打样的工作。至今我都佩服朱伟和老潘的胆量，他们竟不怕我给搞砸了。我很感谢这个工作使我熟悉了杂志制作的全过程。
图片是一个大问题，为此我绞尽脑汁。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网络图片库，虽然已经有了美联社、路透社等驻华机构，但还不能直接向中国媒体供图。当时我们主要依赖新华社摄影部的帮助，但由于风格和题材的限制，他们的图片能用的不多，也由于当时传输手段落后，驻外记者发来的新闻图片既少又晚，还多为黑白片，洗出照片又要好几天。因此，说来不好意思，那时我还动用了一些外国杂志的图片，主要是时事图片，因为没有渠道可以购买。在十年前，要做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全彩杂志，也只能做一点出格的事了。我还联系了北京不少摄影师，通过他们找一些照片，甚至封面照片。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摄影师，但用得不够理想，再说一本杂志总是充满北京的照片，地方色彩就太过浓厚了。
想当年，周刊经费再紧张，也没有砍下外文刊物，这就是三联。每当杂志到手，总是我先翻看一遍，把所有重要照片都做好说明夹上即时贴，以备后用。朱伟发稿后，我就根据记忆寻找合适的配图，当然还要去约一些图片，这样费时费力的工作一直干了两年多，经常半夜收工，骑着自行车跑10公里路回家，于是，就有了一次半夜遭劫的经历。
版式的认识也是在生活周刊启蒙的，原本是应该由美术编辑干，但那时我们配合得不够理想。我是急性子，事情放在那里就睡不着觉，他是慢性子，上班总来得晚，自有自己一套工作习惯。我经常不管不顾地自己开练，最后让他检查调整。说起来这过程竟也让我对版式有了感觉，以至后来我再去做《Newton…科学世界》时，心中最有底的就是图片和版式，我已经不是外行了，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的版式还真是幼稚。
性情各异，情同手足
我第一次真正有同事关系也很养人、很舒服的感觉是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周刊像一个大家庭，我的抽屉里放着各种食物，谁想吃就自己动手，拿完了我再买，别人抽屉里的东西也一样。有同事开玩笑，说我像一只老母鸡，后面总跟着一群小鸡在找食。
那个时期的生活周刊只有十几个人，大家性情各异，却相处甚好。王锋、苗炜是俩帅哥，只是风格有南北之分，王锋很会与人相处，觉得他更小资一些，而苗炜则是北京大老爷们一个。王锋总是穿戴得很上心，关注时尚，很早就登上美国大兵靴，他粗的时候什么都丢，可他的情感又很细腻，文章既有男性的宽厚又不失柔美的东西。他在美国时，总是用漂亮的信纸写来漂亮的句子，并且不会忘了装在一个漂亮的信封里……整个过程都在追求美感。他还经常想些点子娱乐大家。一年冬天，他弄了条Made in China的青蛇，几乎让所有女孩子都大呼小叫了一遍，外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惨案。
苗炜是脑子比嘴转得快的那类人，很多时候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精彩更多地体现在〃圆桌〃里。至少那时他的生活方式一点也不小资，虽然他关心好玩的东西，有新潮的观念，有自由的意志，可似乎很难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他一直都喜欢饺子、面条、鸡脖子之类。除了写字不懒，苗炜其他方面基本都懒。他家离单位很近，是骑车的最佳距离，可他懒，收入不高时就常打车（这是他惟一的小资生活）。现在他还是懒，但比起从前还是进步了不少，至少有了一套高尔夫杆，开着车去了法国，品过法国名酒，可他的胃口，我相信还是喜欢饺子、面条、鸡脖子。苗炜的观察和搞笑能力都不错，内心里是一个快乐的人。他家附近有一所宠物医院，仅仅是让他帮忙打听做猫绝育如何挂号，我就被他写进了〃圆桌〃，当然是一个不讲猫道的坏典型。
生活周刊有一群有理想的人，王锋、苗炜还有胡泳更是突出，他们不只关心一篇文章如何才能做好，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国外做杂志的经验。王锋曾去美国一年，研究了大批的样本，写了不少笔记；苗炜几乎一本杂志在手，总是不放过认真研读的机会；胡泳在海外留学也做了不少研究。在周刊，经常会听到〃我们可以设这样一个栏目〃的建议。
有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永远一身黑衣一脸胡子的副主编方向明。可以说，生活周刊早期一些做宏大叙事的文章都出自他手。他是惟一杨浪时代留下的新闻记者，生活周刊早期的记者都是野路子出身，对他文章的路数有时不太认同，他一个高大的汉子，脾气却出奇的好，任你说什么意见，他总是很平静，他解释得很少，只是埋头写字，熬得很辛苦。现在看来，正是他当时的努力，才使生活周刊在半月刊阶段能够拥有一些深度新闻报道的东西。
闫琦：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3）
舒可文是一个自由主义女性，性格有些不羁，来生活周刊前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师，其精神气质和书房修炼使她成为一个极有个性的文化主笔。说来好笑，她对生活有着独特的热爱，其精彩表达感染或者说〃欺骗〃了一批原本拿不定主意的女同事追随其后，生下自己的宝宝。总听到有人要找她算账：为什么把那么艰辛的育儿生活说得那么美妙？可在她看来，那就是一件享受的事。
刘怀昭是一个观念西化的回国留学生，当时受欢迎的编译文章许多出自她的手，她擅长运用资讯，善于找到独特的角度，重新解读新闻事件，提出新的观念。她一时沉静，一时又闹哄哄的，甚至看上我的一件棉麻针织衣，即刻就要我扒下来给她，这份亲昵让我很感享受。
刘君梅是生活周刊最勤快的记者，家住北京西郊泸定桥以远，上班的路上尘土飞扬，那上班是真正的〃进城〃。环境这样差，可她心态一向积极。我最佩服她永远以修饰得无可挑剔的模样，走进办公室，进出各种采访场所。她外号猫妹，充满爱心，家里始终有几只小猫追随其后。我的环保意识就是她喋喋不休的选题计划和闲聊启蒙的。
张晓莉是生活周刊最听话的女孩，规定9点上班，她准到，坐在那里读读英语也好，虽然别人都没那么守规矩，但她心里从来没有不平衡。她认真采访写稿，怯生生地望着主编，极力要弄清他究竟想要什么。现在她也成了一家大报的首席记者，文字也越来越老辣。
邢海洋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兴趣多变，也使他在多个领域中游走自如，思维总有出人意料之处。关于他的恋爱故事你可以听到不下10个本子，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搞不清，但不重要，谈论时他的那份疑似真实的失落让你感动，他是一个想过出花样生活的人。其实他很重感情，曾经为了写一篇自己的感情故事，写了一夜，哭了一夜。
因为字数所限，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刚写了几个人就不得不收笔了，好在我知道有同事生动地写了他们……邹剑宇、王星、高昱、王珲、李梦苏、刘天时、卞智洪、皮昊、邹俊武、商圆还有技术编辑程昆，可爱的行政秘书高媛都是这个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分子。
人去人又归
1998年4月，在为生活周刊工作了近三年后，我离开了。那滋味不好受。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养育后代，人生不为自己，只想让父母晚年幸福。我努力地工作，希望有能力带着他们每年出游一次，希望年底时能奉上自己的孝敬。可是我陷入了困境之中。由于周刊经费严重紧张，收入水平一直上不去。1998年栏目调整，我的收入将剩下原有的一半，尽管我还担负杂志后半部分的制作、行政管理等其他一切没有人承担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选择离开。
新单位正在筹备引进一本优秀的科学读物，后来我做了这本《Newton…科学世界》的执行主编。直到这时，我才发现生活周刊难以割舍。我刚到新单位时，曾经有同事反感我，因为我言必称〃生活周刊〃，据说，做试刊版式那天，我说了不下十次〃生活周刊如何如何〃，想一想，那些希望有自己个性创意的同事是该烦我。由于运作不顺，我们那里也会危机频发，一旦遇到困难，我总是先向朱伟和老潘求助，一会儿来扫描一些图片，一会儿请教一点问题，他们也总是乐于助我。
2002年秋冬时节，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Newton…科学世界》，像回娘家一样回到生活周刊。此时生活周刊兵强马壮，安贞大厦的办公环境优雅，倒真像小资文人聚集之地。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参加选题会，看着满屋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心里真是喜欢，我自己也幸得美丽可爱的助手回晓君，我切实感到生活周刊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期。过去生活周刊一个月出两期杂志的经费只有8万元，要支付稿费、工资等管理成本，基本没有采访经费，偶然的外出采访大都是受人之邀。现在不同了，一个月的成本就要百万元，记者已经跨出国门采访，新闻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受到尊重。我明白，生活周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也难免再遭遇坎坷，但这飞跃还将继续着。
我祝福生活周刊一路向前。
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1）
舒可文 199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文化编辑。时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哲学教师，副教授。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1994年有一个非常热的夏天。我每天都得给我刚出生不久的小闺女洗好几次澡，那时候她是我的天，我的地。闲着没事的时候，不紧不慢地写了本跟艺术有关的小册子，主要是因为本来没什么别的事，有人愿意出版它，正好给家里添点进项，其他的事情都如外太空的奇闻。
奇闻之一就来自吕祥，他一直是我们家最近的朋友，隔三差五来聊天，那个夏天他时不时地说到三联书店筹办生活周刊的事情，我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全然与我无关。后来天气渐渐凉下来，这个话题的热度也降了下来，我记得似乎是因为投资之类的事情。到了转过年1995年，天气又热起来的时候，朱伟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在家当全职家庭妇女已经干了一年多了，新学期开始后就得回学校接着教书去。他说，那多没劲，还不如到《三联生活周刊》来。懵懵懂懂的，我居然是按照学校开学的日期，9月1日，到生活周刊上班的。
最初的几次选题会上，我听着一群小姑娘、小小子兴致极高地汇报着他们四处搜集来的信息，有好莱坞某明星的什么事，有某公司的什么事，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这些事一向只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明明是别人的事，却如数家珍，一本正经地把它们拉到和自己这么近的距离，显得非常不靠谱，总之；〃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美丽〃……这是生活周刊某一期的封面题目。接着，朱伟就要问：〃角度？〃这又让我纳了半天闷儿：有啥说啥，有根有据，还不行？不行，因为题目多数来自道听途说，大家都在说的事，你有什么理由再说它？全凭你从中发现了什么〃角度〃，也就是它之所以值得说的理由。〃角度〃，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是个最让大家费心的词，后来改成了比较平易的〃你怎么做〃。
虽然来之前朱伟问过我，看不看一些时髦的书，我说看，来了之后我立刻感觉到他问的和我答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原来以为不就找题目吗？不就写字吗？后来发觉这完全是一份新活计，根本不是我习惯的那种题目和那样的文字，好在这时候生活周刊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运行，我还有时间把旧习惯调整到另一种状态。
很快，1996年一开始，生活周刊就进入了双周的运行，我就像揪住青春的尾巴那样，揪着这辆快车，买了不少我原来根本不看的书，壮着胆子写着那些自个还没想清楚的事，感觉是中年转行第二春。
生活周刊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