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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了？”“他们追来了。他们抓我回去打仗。”
“是兵吗？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我在乱坟岗上放风筝看见他们从坟后站起来了。”“有几个人？”“两个。”我叔叔的风筝掉落在地，“他们躲在坟后像鬼一样站起来了。”“跟他们拚了。”我婶子尖叫起来，“坏了一条手臂还不够还要搭上命吗？”“他们把我带回去就一枪崩了。我知道他们肯定要把我崩了。他们在朝鲜就专门抓逃兵抓到就一枪崩了。”“三麦你是逃兵？”我婶子突然顿悟，她一把揪住三麦的衣领摇着他僵立的身子，“三麦你狗日的是逃兵吗？”陈三麦闭紧眼睛任我婶子摇晃，他像风筝一样飘着突然对我婶子说：“我不愿意死就逃回家了。”
“为什么去了又要逃？”
“我想逃就逃，我为什么不能逃？”
我婶子跌坐在一簸箕谷子上，她哭起来抓起谷子一把把朝陈三麦脸上打过去，陈三麦倚着门一动不动。他用左手遮住脸一动不动。我婶子没有看见三麦流的那滴浑浊的眼泪。大概过了两分钟之久，我叔叔陈三麦飞快地拉开门栓冲了出去。我婶子追出门发现他挟走了那只鹰形风筝。他像羚羊那样跑过村弄，一路上发出喑哑衰弱的吼音：逃……逃……逃……我叔叔陈三麦就是这样一去不回的。
蹊跷的是没有任何人见过那两个追踪陈三麦的人。那两个人是否在枫杨树乡村出现过呢？这是我们家的古老的话题。我叔叔出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你经常能在野地里水沟边房舍烟囱上发现陈三麦制作的大大小小的风筝。那都是被风吹断了线的风筝，一如我叔叔变幻莫测的命运。我婶子发现自己怀孕了。那是我叔叔失踪一个月后的事情。我婶子欲哭无泪。她想告诉陈三麦这个消息却不知道他在哪里。你想想一个女人怀了孩子却不知道她男人在哪里，这对我婶子来说多么悲怆。“陈三麦狗杂种，我追到天边也要把你千刀万剐把你的心扔给狗吃了把你的皮放锅里炸了。”我婶子一边吐酸水一边对我奶奶说。而我奶奶却埋怨着我婶子：“你个骚娘们你怎么就拴不住三麦的心说来说去三麦还是让你赶走的。”我婶子就跳起来抓我奶奶的头发，用头撞她。我奶奶仓卒应战，顺手操起竹笊蓠勾破了我婶子的衣裳，我婶子的乳房露在外面，我婶子愣了一下，然后裂帛般哭起来，她双手掩着乳房倒在草堆上，一动不动绝食了三天三夜。据说她腹中的婴儿就是这样饿死的，后来发现是个死胎是被我婶子饿死的。一九五二年我婶子如遭五雷击顶，她在这一年丧失了美貌和黑发，从此变成了一个未老先衰的驼背丑女人。我婶子说她想改嫁也嫁不到好男人。她只是想找到陈三麦抱着他一起跳岩上吊投河怎么都行，你说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婶子解开盘在头顶上的灰白发髻，用手握住那些苍老的头发给人看，你说说我还能怎么办呢？在漫长的五十年代里，枫杨树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发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我婶子牵着一条牛一条狗，带着陈三麦的那枚勋章和土地证参加了合作社。她后来成了枫杨树名声赫赫的女乡长。这是一种苦难的造化。人们指着女乡长说那就是陈三麦的女人，那就是陈三麦丢下的女人。你可以看到我婶子和我叔叔之间宰割不断的关系，即使我叔叔逃到天边生死未卜，他和我婶子的精神关系仍然是宰割不断的。
我曾经看到过我婶子的一张土地证，那是她参加妇女识字班后第一次写的字，字迹歪歪扭扭，让我惊诧的是她没有先会写自己的名字而是写了我叔叔的名字。
土地证
户主：陈三麦土地：五亩家庭成员：陈三麦我
孩子（死了）
可是有谁能告诉我婶子陈三麦逃到哪里去了？他为什么不回家来了？收到我叔叔的信是在好多年以后，实际上那也不能算信。我婶子说是一九六○年的秋天，乡邮员送来了那个沉甸甸的信封。信封上署了“东北陈缄”四个字，她拆开来一看里面是一叠黑龙江省粮票，别的什么也没有。我婶子说她一下子就从粮票上闻到三麦手上的味儿。她说她真的闻到了三麦的味儿。陈三麦知道闹粮荒了，他寄了二百斤黑龙江粮票啊。我婶子的手抖个不停说我要黑龙江粮票有什么用我要陈三麦你的心啊。我婶子又哭又笑地辨认信封上的邮戳，邮戳刻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名：黑龙江伊春。
我婶子第二次坐火车北上就是到伊春去。她对伊春之行的叙述令人肝肠寸断，我有时候怀疑它的真实性而情愿那是我婶子做的一个梦。我永远不会相信遥远的伊春是我叔叔一辈子的归宿，那里到处是森林和冰雪，并不是枫杨树人适宜生存的环境，但按照我婶子的说法，我叔叔就是死于伊春的森林中的，我婶子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我婶子到达伊春的时候那里在下雪。
在伊春没有人知道陈三麦的名字，有人让我婶子朝北走，说南面来的人都在林子里干，你看见伐木工就仔细认认有没有你男人。我婶子就朝北走，踩着半尺深的雪，一边啃干粮一边打听陈三麦的名字，天傍晚的时候我婶子遇见了一群搬运倒木的工人。他们打量着我婶子，突然说：“你是来领尸的吗？”“怎么？陈三麦死了吗？”我婶子倒抽了一口凉气。“还有一口气，快去吧。”
“他到底怎么了？”“昨天让倒木砸了。喊他闪开他听不见。”“他在哪儿？”我婶子尖叫起来，“是谁把他骗到这鬼地方的？”“你朝那只风筝那儿走就找到他了。有什么你去问他吧。”我婶子看见一只风筝挂在远远的树梢上。我婶子朝那只风筝拚命地跑着闻见陈三麦的气味在伊春的风中拂荡。陈三麦做的风筝像一面旗帜挂在树梢上，你不妨把风筝看成灵魂的召唤。我婶子跑到那座木头房子里已经泪眼朦胧，她看见火炕上躺着一个人，全身埋在肮脏的棉被里，白花花的脑袋侧向窗外。“你还是追来了，我逃到天边也逃不掉了。”我叔叔在弥留之际只对我婶子说了这一句话。我婶子把他的脑袋转过来摩挲着享受最后的夫妻情爱。她发现我叔叔出走后相貌起了奇特的变化，他的头发虽然斑白，面容却变得清澈而年轻。即使在垂死的时候他的眼睛仍然黑光四射，富于强盛的生命力。我叔叔竭力挣脱婶子的怀抱，把头侧向窗外。我婶子说三麦你到底要等谁。我叔叔摇着头，用手指了指窗外。窗外是伊春的风雪，无边的森林覆盖着白银，油锯伐树和倒木的声音从寂静中诞生，仿佛是天外传来的诗歌，窗外的一排白桦树上挂着那些断线的风筝，八只风筝静默于风雪之中，纸带在悠悠飘动。我叔叔凝视着八只风筝。你说他在等谁？也许他在等待八只风筝从树上飘落下来。我婶子在伊春参加了我叔叔陈三麦的葬礼。她按照枫杨树的习俗披麻戴孝跟在棺木后面朝深山里走，抬棺的是素不相识的四个伐木工。他们在一条雪路上走，沿途有人在烧荒，火焰在坡地上燃烧而天上又降大雪。那就是火烧雪的情景，世界是雪白的，火是金黄的，送葬的人是黑色的。我婶子按枫杨树的习俗哭夫十里。但是她说该哭的时候已经没有眼泪了。她看见鹅毛大雪落在火上，看见火燃烧在大雪上真是神奇美丽。她想起陈三麦狗日的已经死了，心里就干干净净再也没有牵挂了。
老冬爷的一生对我们来说是个谜。他的坟头如今孤单单立在河的左岸，与童姓家族的祖坟隔河相望。水在长长的河床上流过，流得很苍凉。去年春天下了很久的雨，雨水把故乡之河拔高拉宽了，有时候水上突然漂来一只精致的竹箩或者篮子，你就知道那是老冬爷的遗物。据说他临死前做的竹器全扔在两岸的河滩上，每逢涨水，那些竹器就像美丽的鱼类潜入水中，朝下游漂去。
老冬爷的一生在故乡一直是个谜。他在世时是村里最好的竹匠。可是人人都知道他不是童姓家族的人。我祖父跟老冬爷爷差不多做了一辈子朋友。给老冬爷做完七七忌日那天，祖父神情恍惚，看见已故的老朋友把自己藏在堂屋的每一件竹器里，脸上露出他特有的平淡而悠远的笑容，他的灵魂就缩在竹器里向我祖父叙说着什么。祖父说他头晕，于是爬到刚编好的一张冰凉的篾席上静坐着，坐了整整一个黄昏。我家人平素缄默不语，从来不恨谁。但我们总觉得祖父对老冬爷的感情来得不寻常。在我们故乡，一切都可以追根刨底，就在那个有风的黄昏，我们听祖父讲了一个外乡人的故事。在淡青色的天光里，那家蓬头垢面的外乡人渐渐走近了我们的村子。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他蜷缩在一只露顶的松木箱里。冬子的父亲把他挑在肩上。那个奇怪的担子颤悠个不停，迟疑地爬上铜炕桥的石阶。冬子的脑勺上翘一根小辫，小辫在晨风中无力地飘起来，也显得疲惫不堪。大概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冬子和他父亲走过了五个桥孔的铜炕桥，走过我家的木格子窗。“来了一家人。”我踩着堂屋里满地的篾条往外钻，碰翻了家里人编好的一堆竹筐。围坐在一起干早活的家人都腾出一只手来拽我，不让我出门。
我竭力把头探出门外，看那个坐在松木箱里的男孩。我听见他在大声地咳嗽，脸涨得紫红紫红的。他的眼睛像羊羔一样，有点暗绿（也许从一开始就是冬子的眼睛使我一次次走近了他）。“爹，竹子都长在哪儿呢？”冬子说。
“这四周的树就是竹子。”挑担子的汉子说。除了我，家里人谁也没注意远道而来的这家人。也没听见他们对老家的最初评论。他们到来的那个早晨，村外河滩上下了霜，一只竹鸡从竹林深处逃奔，在白茫茫的霜地上飞飞走走，一路鸣叫，后来落下一只蛋沉在河滩上。他敲了村里所有德高望重者的家门。他倚着人家的门檐，朝屋里沙哑地说话。“我是这村里的人，我老爷爷那辈走的，走了好多地方，后来到了东北，他们临死前告诉过我，我们是这个村的人……我也姓童，真的，我姓童，这姓少有，在哪里都孤单，只有回老家，回老家就全是姓童的……”
那就是冬子的父亲。他絮絮叨叨对人说话的时候，树皮般粗糙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我也看清楚了他的眼睛。他是一只老羊，老羊的眼睛是灰黄的，俯视着自己沾满泥浆的旧布鞋，偶尔抬起来，就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掉落下来。可是村里人都说那外乡人怎么是童姓的后代呢？坐在松木箱里的男孩总是把我们村长了几百年的竹子叫树。他们没有大头篾刀。他们没有我们血统的四方脸膛和平和舒展的眉目。只见一杆奇怪的双筒猎枪竖在灰尘蒙蒙的家当担上，亮锃锃的，散发出不祥的气息。
“你来到底想干什么呢？”
许多乡亲都这样问冬子的父亲。他又嗫嚅着说不出什么名堂，偶尔强笑着，骆驼似苍老的脸显得委琐起来。他不甘心，还是像游魂一样从这家走到那家。傍晚时分，外乡人站到了我家屋檐下。我家的屋檐下吊着全村最古老的篾圈，一年四季抗着风吹雨淋。又高又笨的外乡人把那个篾圈撞了一下，然后就受了惊。他瞪着疯狂摆动的篾圈，样子很让人发笑。家里人停下手中的活计，满怀敌意地注视着冬子的父亲。那家伙被屋檐下的篾圈搞得惊慌失措的，等了老半天，才听见那套喑哑无力的叙述。年近八旬的祖父眼睛依然很亮。他默默地打量着冬子的父亲，发现他有着灰狼般深不可测的神态，对村里村外的竹林、竹篾，竹器一点也不敏感。老祖父张开掉了半边的牙齿，嘿嘿笑着，对着我们摇头：
“一个外乡人，他不是我们这里的人。”
那家伙的眼神黯淡了，突然变得虚弱。但他的手还是紧紧地抓着我家的门框，固执地和我们对峙着。“你有大头竹刀吗？”老祖父抓起家传的大头竹刀朝他晃晃，“你要是姓童的后代，走到哪里也要带着它。”“没有这刀。我只有猎枪，也是祖传的。”冬子的父亲这时古怪地笑了笑，他的南方少见的高大身影在昏黄的暮色中显得很孤独。好像外面有风，我家屋檐下的篾圈又开始摇摆起来，像个咒箍在外乡人的头顶上试探着。
在风声中我听见了冬子的咳嗽声。他好像一直站在父亲的身后，听长辈的谈话，他大概憋了很长时间不让自己咳出声来。所以一下子咳得很凶。我看见一只枫叶样瘦小发红的手从墙那边摸索着伸向我家门框，接着我看见松木箱里的小孩站到了他父亲的臂弯下，有点胆怯地朝我家堂屋张望。“竹子……竹子，”冬子的眼睛里涌入满地满空的篾条竹筐后便尖声叫起来，那愁结的眉头像羊尾欢快地甩了一下，脸上的红晕溢满了。“这是我的儿子。”冬子的父亲把儿子搂住，又朝前面推推，“去年在东北他梦见了竹子，还胡说竹子开着红花。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头，当时就动了回老家的念头。这不，我们总算来了。”冬子满面红光地朝我们一家人笑。也许他是对堂屋里堆满的竹器竹篾在笑。一眼望上去就知道那是个有病的孩子，眼睛里仿佛竖着红花累累的两杆竹子。
以后的日了里他们住到了铜炕桥的桥洞里。入夜村子的每户人家都看见黑黝黝的桥洞里燃着一堆柴火。父子俩的身影在火边晃动着，一大一小。有时候人影静止不动，望过去比河边的树还要孤寂。秋天的雾霭一早一晚从河面上浮起来，把铜炕桥隔得很远。外乡人一连三天没有进入我们村子，村民们反而开始议论他们，想知道那一家人的陌生故事了。村里都传闻一个叫童震的名字。这个人多年前从家屋出逃，一向被村子视作黄水祸患。似乎只有老祖父对这个名字不加褒贬。在他残存的一点印象里，童震是个出身贫寒但又粗蛮不驯的野孩子。整日里好吃懒做，东游西逛，他的父母几乎每天都用竹鞭抽他的脊背，那背上布满了陈年累月的紫色伤迹，所以他在大热天也穿着又脏又臭的背心，决不让人看他的脊背。童震长得又丑又小，得了个怪毛病，碰到竹子浑身就疼痒难忍，打死他也不肯学竹匠。都说童震是十八岁那年逃出去的，临去把家里的所有竹篾堆上屋顶，一把火烧光了，他就在火边又是跳又是唱的，折腾了老半天。祖父忘不了那天夜里可怕的火光。他说竹篾在火中噼啪作响的声音惊醒了他，那种火焰充满一股清新潮湿的气味，在童家屋顶上闪烁，像疯狂的鬼火一样。
冬子一家是不是童震的后代，只有老祖父能辨认。但是老祖父对我们说过，“他们不像，眼神就不像，太软太弱啦。”那几天是收竹器的好日子。大船泊在河边，等着各家各户挑出山一样的上好竹器来。村里人干活都干疯了。我记得那回被老人们挑出来做了船上的送竹童子，跟着船走一百里水路到城里去。我被家人打扮得像个小木偶一样，埋在散发着清香的竹篮竹箩竹筐里，身子古板地扭结着不想乱动。船经过铜炕桥了，我猛地发现桥洞里伸出一杆枪来。正对着我。那枪管闪着暗蓝的釉光，微微颤动着。一切都发生得出乎意料，但我竟然不害怕那支枪，反而有一种冲动，想跳起来去抓住那个不祥的物体。就在这时，枪缩回去了，我看见冬子和他父亲的脸出现在桥洞的一片阴影中，俯视我们的船。枪在冬子的手里，冬子父亲却提着一只垂死的竹鸡。鸡的脖子上被切了一个口子，血在不停地滴着。这种场面船上人都很陌生。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们父子俩是在用鸡血擦拭那杆双筒猎枪。我长这么大见过的唯一一杆猎枪就是冬子家的那杆。后来当我和那父子成为朋友后，曾经多次抚摸过乌桕木的枪把。冬子说他爹枪法极好，要打人打兽都是一枪撂倒，他说这话时一边咳嗽，一边脸上又放出红光。
“你听见过我爹放枪吗？”
我常常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撞破雾霭，持枪在河的左岸徘徊，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听到外乡人的第一声枪响。“放一枪给我听听吧。”我在河这边朝对岸喊。对岸的外乡人还在徘徊，他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