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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对行业的干预和市场经济下的微观规制，虽然都是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但是，就形成的原因和实际目的来看，则是不相同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某些行业的干预，主要目的是增辟税源。在市场经济下，产品都转化为商品，国家向一切商品征税，无需对其直接控制或加以垄断，税收形式也由实物税、直接税转变为货币税、间接税。同时，税收的用途也发生了变化，它不仅限于消费，也用于对某些产业、行业的扶持。这是因为，在市场中紧密联系的众多产业本应协调发展，但实际上有的行业却无人问津，如具有公益性、外部性、自然垄断、非价值性等特点的物品和特定领域，市场机制就难于有效地发挥作用，促其发展，这就需要国家进行干预，或由国家直接经营，或由国家对有关的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规制。其目的是弥补市场调节的失灵，使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都得到必要的发展。当然，由于微观规制范围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成熟程度各不相同，因而，微观规制的方式乃至程度也不是同一的。
3。宏观调控：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
经济学上的“宏观”，是指国民经济中的总量，主要是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对这些总量进行调节，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与上述两种国家的经济职能不同，宏观调控这一经济职能并不是与国家共生的，而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历史长河中，单个经济之间缺乏联系，没能形成彼此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的社会总体经济，因而不存在宏观调控的必要。宏观调控作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以生产高度发展、存在广泛社会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为前提的，是以商品经济获得相当充分的发展为前提的。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全部生产都已社会化，全部消费——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也已社会化；社会生产总体的产品构成社会总供给，这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构成社会总需求。同时，由于商品经济固有矛盾的发展，总需求和总供给又往往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由此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国家才需要对总需求和总供给进行调节，使两者趋向均衡。显然，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必然产生的经济总量失衡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特有的经济职能。
宏观调控的对象范围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经济总量，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对总量的调节，有可能对不同行业、部门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针对某些行业或部门，并不是要支持或抑制某些产业的发展。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以保证现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至于这些资源如何按社会的需要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则是由市场来调节。宏观调控并不是代替市场调节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只是为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创建必要的条件。
在西方经济学中，一般并未将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区别开来，甚至往往用国家干预的提法来取代宏观调控。例如，为宏观调控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的《通论》中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在凯恩斯之前，占居主流地位并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经济学，是以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为特征的。他们所反对的国家干预，当然并不是指国家对一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干预，并不是指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维护，即上述第一类国家一般经济职能，也不是一般地反对国家对个别行业的干预，例如他们就曾主张国家应兴办公益事业等。事实上，在自由竞争制度确立后，国家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己被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这时，他们所反对的国家干预，主要是指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其理论表现形式就是坚信供给创造需求、从而总供给衡等于总需求的“萨伊定律”：这个“定律”否定了宏观调控的必要。凯恩斯也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自由竞争，他与传统经济学的区别只在于国家是否应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凯恩斯把自己首次提出的宏观调控直接称之为国家干预，正是标志出他与传统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如果说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的混同，并未对西方国家产生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迷误的话，那末，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首先，不能把加强宏观调控一般地理解为加强国家干预。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国家任何时候都需要关注和加强对经济总量的调控，而除宏观调控之外的其他国家干预，则应有区别、有限制地加以采用。这类国家干预的措施，其性质属于维护新的关系和体制的应予加强，维护过时的关系和体制的则应取消，即使在当前尚需保留，待条件成熟后也应取消。总的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完善，除宏观调控以外的国家干预的范围和作用会逐渐缩小。所以，与宏观调控不同，不能一般地、笼统地强调加强国家干预。其次，中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历史上又没有存在过成熟的市场经济，因而人们往往热衷于、也习惯于计划经济下国家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全面而直接的干预。如果混同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把加强宏观调控置换为加强国家干预，那末，轻车熟路，就极有可能导向计划体制的复归。因为，计划经济正是国家干预得到强化的标本模式。可见，在中国，明确宏观调控的含义，把宏观调控和其他国家干预严格区别开来，是极为重要的。
宏观调控的“三元悖论”
中国存在四重二元结构，即以劳动力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所有制或产权结构为核心的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二元结构、以资金配置机制差别为核心的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的二元结构和以行政区划与产业结构差别为核心的区域二元结构。这四重二元结构交织在一起，代表了中国经济的现状，并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问题是这种复杂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二元结构系统是如何影响到经济运行并把中国经济导入困境的呢？我们应该从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予以解析。
经济要解决什么问题？按照经济学原理，经济无非要解决三大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为了最优地解决三大问题，必须在社会资源稀缺约束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正因为对解决这三个问题提出的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不同，才有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
微观经济侧重于依靠市场自身来解决问题，让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也就是说，微观经济更为强调经济运行的自然逻辑，强调按照经济自身的逻辑力量来配置社会资源；而宏观经济侧重于让政府来协调解决这三个问题，让政府根据社会现实来决定生产什么及多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生产后如何分配，与市场逻辑力量相比，政府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调人在把握经济规律的情况下对经济的主动调节，强调在约束条件下人的最优配置资源的意愿。这实际上就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关系的深层逻辑差异，也是自由学派与干预学派争论的核心根源。
19世纪之前，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理论的影响下，经济基本按照“看不见的手”原理来运作，即靠市场来解决三大经济问题，当时政府并没有消失，而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到了19世纪以后，尤其是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对“看不见的手”规律的无情反驳，政府在解决三个经济问题中的地位急剧上升，而以专门研究政府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宏观经济学也应运而生。从此，市场自由力运作与政府干预两种方式也就成为现代经济的一对矛盾统一体，成为随当代经济发展实践不断演化的核心问题。
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并没有证明哪一种方式是最优的，也没有把两种方式截然分开。正如经济学大师萨缪尔逊所指出的：“当代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完全属于上述两种极端（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中的一个。相反，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成分也带有指令成分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如何协调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的关系，以实现经济三大问题的最优解决，不仅成为现代经济理论各流派争论和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现代各国经济所以表现形态各异的根本所在，其实质也就是如何使微观经济健康高效运行，从而达到宏观经济整体最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一体的。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失灵一般是微观经济运作出了差错的反映。微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态势是基础与上层结构、深层与表层的关系，因为宏观经济的态势是由整个微观经济主体相互协调、实现资源的配置状况决定的。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失灵的现状来看，微观经济层面肯定出现了问题。但这种问题与四重二元结构有什么关系呢？
二元结构如何影响经济运行？
我们知道，现实的现代微观经济也就是以市场方式为主配置社会资源解决三大经济问题的，因此，根据配置的资源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市场。一般来说，微观经济由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和商品市场构成，这三个市场构成完整的微观市场体系，正是通过这三个市场的高效运作，达到对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达到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我们看一下四重二元市场与这三种市场是如何相互影响进而形成中国经济困境的。
（1）先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在国家“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精神指导下，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为什么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制度是户籍制度？根本原因是新中国诞生初期国家城市规模控制和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问题。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劳动力市场出现分割。
按照经济学的供求原理，劳动力的价格由劳动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也就是说，作为工资的劳动力价格能够通过自身的变化来影响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但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劳动力市场形成人为的分割局面，形成了双重市场，因而形成双重的劳动力价格。作为理性经济主体的劳动力，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是内在的要求，因此，向高价格市场流动也就成为乡村劳动力的理性选择要求。但政府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把巨大的劳动力限制在乡村劳动力市场上，让其按照政府意图从事生产，并通过产品的“剪刀差”再一次加剧两个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差。这样的运作机制，也就成为中国城市劳动力高价格的支撑，这种高价格通过福利制度和工资表现出来，最终拉大城乡差距，形成二元结构。
这种二元结构危害是巨大的，其一，它使劳动力存在歧视价格，导致社会生产效率的损失，因为它影响到劳动力资源效能的有效发挥；其二，这种结构状态实际上使整个经济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大量隐性失业的劳动力在政府控制之下没有表现出来，一旦政府无法有效控制，这种状态会迅速显性化；其三，这种结构使处于垄断供给状态下的城市劳动力逐步形成一种“利益结构的贵族化”，这种贵族化结构导致城市劳动力供给需求的结构性不对称，从而导致失业与劳动力短缺并存状态；其四，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这种二元结构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整体供求的不对称，具体表现为，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短缺，而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形成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的反市场状态，这种结构性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状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在推进市场化建设的进程中，随着政府管制职能与控制力的弱化，劳动力从低价格市场向高价格市场流动、隐性失业显性化就成为必然的趋势。民工潮、高失业在国家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就成为一种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状态。加上企业经营、市场竞争、产品结构等问题的出现，进一步‘“火上浇油”，加剧了失业绝对量扩大和劳动力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的态势，形成中国经济的就业困境。
（2）再看资金市场。中国金融制度是以国有银行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构建，主要是为了发挥“强迫储蓄”职能，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以支持“政府点菜、银行掏钱”的国有经济融资发展模式。因此，在改革前，民营金融作为分散国有银行吸收储蓄的竞争对手基本是不存在的，改革后也是十分谨慎发展的。但发展到今天，已经基本形成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共同运作的二元结构体系，这样就人为地划分为国有金融资金供求市场与民营金融资金供求市场。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使用价格（成本）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作为民营金融，其控制的整个社会资金不足10％，而国有金融控制的社会资金则达到90％以上。国有金融虽然在逐步推进商业化改革，但政府控制模式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政府的资金仍然主要用于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资金使用因所有制歧视和其它因素限制而绝大部分被排除在外。国有金融资金使用的计划性还很强，因此资金使用成本被人为的压低，加之占有全社会资金90％以上，所以，资金的使用成本就比较低。而民营金融则是自负盈亏，其运作是按照市场规则出于盈利目的使用资金，同时，以全社会10％的资金拥有量，远远不够改革后逐步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做出70％贡献的民营经济的资金需要，所以，资金使用成本较高。这样，国家以产权制度为核心形成的金融二元结构导致了资金市场上的二元，不同的市场之间存在巨大的资金价格差异，对银行来讲，即存在着巨大的利差。
银行是“依靠借别人的钱赚别人的钱的特殊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资金使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利润。因此，在两个市场存在巨大利差的情况下，资金使用者把资金由低利润市场转移到高利润市场就成为一种理性经济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不存在由民营金融和民营经济供求形成的资金市场，所以，国有金融资金使用市场在统一价格下运作，不存在资金使用转移的可选择途径。而在逐步迈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随着民营经济、民营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政府对国有金融控制力度的弱化，国有金融不仅客观上使用资金具有了可选择的方式和途径，而且主观上具有了这种能力，尤其是在1998年1月1日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限制后，国有金融使用资金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资金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市场作为其配置方式逐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由于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原因，严重妨碍了有效的资金需求，因此，民营经济发展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逐步弱化，引起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走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核心实施全面的宏观调控，以期启动经济的发展就无法达到“资金预期流向”目标，反而导致资金在金融市场与银行之间的“体内循环”。
所谓体内循环，就是在实施扩张性政策时，由于资金使用成本降低和资金量的扩大，能够使投资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和信贷可获得性提高，因此，必然提高银行的贷放积极性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但由于企业的普遍资质较差，加之企业缺乏有效的投资热点和改革导致的企业风险意识提高，形成在扩张性宏观政策下“银行惜贷”与企业“慎贷”并存的反市场现象。因为银行的资金使用是有成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把资金违规投向资本市场或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牟取利差，从而形成资金在金融体系转动，与实际经济脱钩的现象，这就是“体内循环”。“体内循环”直接导致扩张性政策失效或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