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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么完美的成事的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曹操。根据有关的历史资料，我们知道，两个人在年少时都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是“流氓”。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但是，当他进入咸阳接受秦王子婴投降后，面对着秦宫廷的珍宝美人，竟然能够听从张良等的劝告，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与老百姓约法三章，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民意。而曹操，则不仅自己放荡，而且还设计陷害不喜欢自己的叔父。《三国演义》中是这样写的：
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曹操的父亲），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
但是，自起事后，曹操就摆脱了自己的“流氓”形象，成了一个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勤勉的人。很多原来的对手也是在曹操的勤勉之下投向他的。对于他的勤勉的形象，《三国演义》中也有一些经典的描写，我们可以来看看关系到曹操成就霸业的官渡之战中的一个场景，可以很形象很清楚地看出曹操的勤勉模样，由于作者的生花妙笔，读完之后，曹操的形象会非常生动地浮现眼前。
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大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忙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
这也与周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有点相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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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 第四部分
附：成事成人的品质（7）
勤勉不一定要拘泥于那种早起、习于劳作等形式，但是，养成早起、习于劳作、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还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一个好的习惯有助于维持住你的那种勤勉的感觉，否则，就很容易为临时的、突发的事情所冲击，而不能取得长久之效。并且当一种感觉被冲击之后，要重新找回也是要耗散一定的努力的，这不仅容易见不到功效，还有可能使自己滑入惰怠一路，失去成事成人的机会。
孝忠信
孝、忠、信三个字基本上涵盖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与亲人、与上司、与朋友。如果这三个方面都能做好，则即使不能成事成人，也不会相差很远了。三个字中关键的是“孝”字，一个人如果不能孝顺其父母，不能敬爱其兄长，也就很难指望他会忠于自己的事业，会对朋友诚信。
古人云：“读《陈情表》而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又说：“读《出师表》而不落泪者，其人必不忠。”一个不孝不忠的人，他的心中就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敬畏的东西了，又怎么会有诚信呢？而这样一个人，他的行为总是让亲者痛仇者快，也就会失去亲人的爱护，会失去上司的关注，会失去朋友的帮助，要想成事成人简直比登天还难。
大家试想一下，一个连兄弟都不能容的人，又怎么会容得下其他人；一个连父母都不能孝敬的人，又怎么能指望他会维护上司；这样的人，又怎么会去真心真意帮助朋友呢？三国中的袁绍、袁术兄弟以及随后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兄弟的相争，最终都使得自己身败城亡，成为别人的垫脚石，成为千古的笑谈与感慨。
孝：是来自于人的天性，是血缘关系的一种自然表现。父母含辛茹苦地将自己生养大，虽然不是基于回报，但是，为人子女者，岂可不报？古代以孝治天下，举孝廉，有深意存焉。
忠：不是说像古代那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而是有了新的含义，现在的忠，更多的是指在对待自己工作的时候，要敬业，要投入自己的努力，按照职业道德的要求，将自己的事情做好。不在工作的过程中谋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不损公肥私，不利用公司的平台偷梁换柱，暗渡陈仓。
信：是建立和打造自己品牌的基础，也是与人交往的最基本原则。没有诚信，别人就不知道你说的话是真是假，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不知道你真正的意图何在，也就没有办法相信你。你的品牌一旦被安上不诚信的声誉，离众叛亲离也就不远了。
为什么呢？从经济学上来讲，社会中的人都是经济人，每一行为都是有成本有收益的。人，总是在寻找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且，他们还不只是看此一行为中的收益，还要看假如做其他的事情，自己能够获得的收益，也就是机会成本，一般来说，人都会选择一些机会成本小的行为。如果你是一个不诚信的人，则别人要花比较大的搜索成本来确定你的言行的后果，这与和诚信的人交往相比，自然成本就要大，而且导致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大得惊人，以至于别人以后再不愿意和你交往。
孝、忠、信，在古代是为子孝，为臣忠，为友信；在现代，虽然已经有一些延伸与发展，但是，其核心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三者基本上包括了一个人生活、工作、交往的方方面面。三者的内涵是一致的，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做到孝、忠、信，在家则为孝人，可以养父母，亲兄弟，抚子女；在事业上则为忠士，可以交重任；在友则为肝胆，可以托身家性命。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必须放弃的东西（曼昆著：《经济学基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
机会成本：资源被用于某一种用途，意味着它不能被用于其他用途。因此，当我们考虑使用某一资源时，我们应当考虑它的第二种最好用途。这一用途是机会成本的正式的度量（斯蒂格利茨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机会成本：在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同样的资源在其他用途上所能得到的最高收益。比如说，你吃一顿饭花了100元，而这100元还可以做其他很多的事情，你可以用它去旅游一次，也可以买书，还可以买水果，可以跟朋友打电话，等等。总之，你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事情，在你可以做的事情当中，哪件能给你带来最大收益的事情所给你带来的收益就是你吃饭的机会成本。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划不来”。这个“划不来”，就包含着机会成本的概念。“划不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就事情本身来讲，与投入相比，产出不符合当事人的期望；另一方面，就投入来讲，用于此所获得的产出不如用于彼的产出。两种“划不来”的感觉都是没有获得最满意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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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 第四部分
附：成事成人的品质（8）
机会成本，指的是同样的资源在其他用途上的最大收益。它是我们日常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则。比如说我们跳槽，我们就会综合比较一下跳槽后与跳槽前的收益，以获得一个自己满意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用机会成本来解释一些比较大的概念，比如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最强，为什么呢？因为进行革命的话，无产阶级由于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机会成本相当于为零；而那些富人，革命的机会成本非常大，因此会反对革命，希望维持现状。
迟重
一个能成事成人的人，一定是一个成熟的人，而一个成熟的人，在日常的行为处事中，一定会让人有迟重的感觉。因为成熟，所以从容，从而能够迟重地来对待各种事情。
说话要迟，走路要重，行事要实，这是修养的日常工夫。一迟，则显得三思而后行；一重，则见得心有所系；一实，则根基稳固。说话太快，走路太轻，行事太浮，都不是修养之道。说话太快，则欠思量，思路会很不缜密，难免无意中得罪人。俗话说：冷粥冷饭好吃，冷言冷语难听。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而话语伤人，要再弥补，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走路太轻，则似轻飘飘的，不重，压不住，就显得没有分量，像一阵风一般。行事太浮，一件事情交给你办，看起来很快就办好了，但是，漏掉了很多细节，留下了无数的尾巴，要别人不停地为你补位，这岂不是劳民伤财？
说话太快，走路太轻，行事太浮，正见得是一个急躁的性情。而一急躁，则很容易动气，气动则易怒，临事怒则不明，不明则不智，不智则不周，不周则离灾难亦不远矣。常动气则有违自然的精神，伤身，于修养不利。
一个做不到迟重的人，是不会有多大成事成人的可能的。而看一个人，也就可以从其处事是否迟重入手，来判断一个人的发展前途。关于迟重，有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是左宗棠。那一年，他还只有二十出头，只是一个举人，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被选中，心情的郁闷是可以知道的，刚好，在外做大官的陶澍回到了家乡，对左宗棠的才能和他作的一副欢迎的对联激赏不已，举人的左宗棠被邀请与朝廷的大员会面。左宗棠在作揖的时候，竟然将陶澍胸前挂的朝珠线给碰断了，朝珠散落了一地。当时的人都惊呆了，左宗棠竟然一边捡着朝珠，一边侃侃而谈。事后别人问左宗棠当时紧张不紧张，左宗棠说，紧张，当然紧张，但紧张有什么用？
临事时要培养自己迟重的工夫，即使内心不能迟重，也要首先从外在上着手，表现得迟重，慢慢地，自己的内心也就会习惯于迟重，临事也就不会慌乱，也就可以很仔细地来思考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迟重的工夫，就是要从日常行为中去修炼。在快要冲口而出的一刻，将话给咽回肚里；在健步如飞之前，踟蹰而行；在临事之时，深吸一口气，将自己的心情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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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 第四部分
后记：那两个改变我的人（1）
当我摒弃掉所有别人的聒噪，回到胡雪岩和曾国藩的本身，去理解他们的行为，去感受他们的思想，去景仰他们的成就，将他们还原为人，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个人，再将自己摆上去，我觉得万分惭愧。从作为人来讲，我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他们呢？研读他们之后，具体的细节大半反倒已经忘记，只有两个字凸显出来，日益表现出自己的存在，那就是“人道”！
当我刚毕业的时候，我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个成功作品，服从上级的指示，听信媒体的宣传，满怀着一腔热血，想为社会做一点事情，同时让自己生光发热。可以说，我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学生。那时的我，除了学习之外，是不看那种被批评为庸俗的东西的。我喜欢的是一种思维上的纯粹的、理想的境界。有一段时间，我成了文学青年，加入文学社，为朦胧诗作所吸引，更为古典文学而陶醉。李白的豪放，杜甫的现实，苏轼的闲适，李清照的清婉，秦少游的雅致，等等，我都很用心地去体会，沉醉在一种思维的盛宴里。他们的文字，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一切，甚至是与他们同类的，都成了我热切关心和追踪的东西，同时，我也就成了一个非常有偏见的人。看见胡雪岩，我很鄙弃地说，铜钱眼里翻筋斗的人，俗气。看见曾国藩，我气愤地说，扼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汉奸。于是，毕业后，顺着自己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进了政府机构，可是，事实并不如学校的教导所说。
当我又进入学校之后，已经是三年后了，与原来读理科不同，这次我学的是文科，而且是文科中的显学——经济学。我相信个人，相信个人可以守护自己的利益，我不再喜欢那种借大家名义说自己话的腔调。我开始更尊重个人，更强调个人的自我判断。在毕业的时候，我真正开始接触两个人，一个是胡雪岩，一个是曾国藩。或许，到那时候才真正接触到他们有点晚，但幸好，我真正接触到了他们。像被洗脑一般，我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想自己可以像胡雪岩那样在铜钱眼里翻筋斗，想自己可以像曾国藩那样，从一个农村的小伢子成为高官。我接触着生活现实的一面，彻底地俗化自己。
那时候，媒体正在爆炒胡雪岩和韦尔奇，批判“红顶商人”的言论正当道，而举国的企业家和媒体都在推崇韦尔奇。胡雪岩成了韦尔奇的反面，成了韦尔奇的对立者，成了中国传统糟粕在经济领域的代表。看看各种各样的评论，什么“要做韦尔奇还是要做胡雪岩”、“明里韦尔奇，暗里胡雪岩”、“游走在韦尔奇与胡雪岩之间”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人都将胡雪岩视做现代管理的对立面，视做应该抛弃与打倒的传统。各个地方“红顶商人”的披露屡见不鲜，只要是亦官亦商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先以“红顶商人”的大帽子罩住，然后便是在应有之义上一通批判，肯定不会有错，而且很时髦。胡雪岩被认为是“红顶商人”的始作俑者，是他们的祖师爷，自然逃脱不了干系，注定了陪葬的命。
而曾国藩死后的命运，与他有生之年相比，一点也不输于灿烂，一点也不输于波折，一点也不输于跌宕起伏。先是被认为儒家的最后一位圣人，直追孔孟，誉为清代中兴第一名臣；然后是被骂做汉奸；然后是刽子手；然后是唐浩明的《曾国藩》后兴起的学“曾”。媒体也时不时会冒出一些争论。
这样的熙熙攘攘看得多了，吵闹过后，热闹过后，自然而然地有一种反感，反感而后有批判，要批判然后有思考，我不禁思考起这两个人来：胡雪岩和曾国藩。
他们两个，论出身，都没有什么可炫耀的，算不上什么名门，都是草根，只有靠自己去打拼，一步步自己进行积累，以取得一点成绩。
胡雪岩，开始的时候，不过是一个钱庄的跑腿，做一些擦桌子倒夜壶的事情，即使在钱庄，他也是底层人了，比他好的何止千百，除了那些穿短打的，长衫里面胡雪岩恐怕是最末的了，但是，数十年后，胡雪岩成了财神，那些许许多多比他起点高的人，依旧在原来的地方踏步不前，甚至有的一代不如一代。
曾国藩，湖南湘乡荷叶塘的一个农家子弟，几次考试不中，最后一次，以同进士被录取。在朝廷中步步如履薄冰。后来书生带兵，从中谋得了自己的位置，一家两人封侯，成为天子之下的第一家，他自己，一个人影响了湖南数百年的运数，一直到现在。死后被皇帝谥为“曾文正公”。
“红顶商人”，是由“红顶”和“商人”两个词组成，不论你是先“红顶”而后成“商人”，还是先“商人”而后得“红顶”，都表明了一种事态，那就是官与商的结合。这自然是不好的，但放在胡雪岩身上来讲，难道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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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 第四部分
后记：那两个改变我的人（2）
商人都是追逐利润的。马克思说：“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
胡雪岩由一个商人而戴上红顶子，于他自己而言是极不愿意的，于他的利益而言又是必需的。于是，从这个行为中，我们能窥探到的实质是：当时朝廷对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当时朝廷对社会生活的严重干涉，当时朝廷的一举一动无不影响着经济社会生活，让普通的百姓战战兢兢，让百姓不得不将过多的注意力转向朝廷。正是这些控制和干涉，使得处于其中的胡雪岩不得不去适应，采取与官府合作，戴上红顶子。其实，当时的其他商人无不是如此。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胡雪岩的行为不过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的行为。
从胡雪岩的起步看，他靠的是支持王有龄；从胡雪岩的发达看，他靠的是投靠左宗棠。但这是真正的原因吗？
在高阳的《平步青云》中，胡雪岩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都是假的，靠自己是真的。人缘也是靠自己，自己是个半吊子，哪里来的朋友？”这是否就是胡雪岩成就的真正原因所在？即使高阳作品有演义的成分，我们也可以把握和分析胡雪岩的成就。
首先，他靠的是自己。靠王有龄也罢，靠左宗棠也罢，都是靠他自己的眼光所带来的结果。这些人都是人精了，自己没有两把刷子，是你想靠就能靠上的？每次都是胡雪岩折服了他们，他们自己觉得能够和胡雪岩结交是非常有益的。
其次，靠朋友。胡雪岩常说，前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