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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的公路总是傍着河流走。河流时宽时窄，有时湍急，有时平缓，河流边上，经常会出现大面积的草地，它的绿色是那么纯粹，不夹带一丝杂质，又像水面一样柔软平滑。真想赤脚跑过去，一丝不挂地躺在上面，就像很多年前那样——我的朋友，那时我们都是懵懂顽童。
我们的车子总是越开越慢，有时干脆停下来。窗后逝去的景色使我们恋恋不舍，还好，美丽的画面旋即扑面而来，让我们目不暇接。
常常，我们熄掉车子，走下来，去采路边的野草莓。看到草丛中的点点红色，那是甜蜜的红色……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全都复活过来了。它轻触我的舌尖，这种感觉让我浑身战栗。
有一次，我们看到不远处的一座廊桥——婺源叫它风雨桥——便跑过去，它有三十来米长，一端连着开着紫色小花的苜蓿地，在跨过平静的河面之后，一头扎进浓密的樟树林里。桥有些简陋，有些古老，但是朴素而暖和。我想象着大雨如注的时刻，雨点敲打着河面，雨声清脆，远山迷蒙，坐在这座桥下躲雨的农人，他们会想些什么呢？
还有一次，我们看见缓缓流淌的河水跌下一座水坝，溅起白色的浪花。坝上布着一座独木桥。过了这座桥，是一片茂密的樟树林，掩映着一个村落。村落后面，是一座马鞍形的青山，红扑扑的夕阳就坐在那青山上面，傍晚的曦微像金子一样洒在河面上，反射起动人的光泽。而在河面的中央，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树的周围，是碧绿的水草……我已完全陶醉。
就在这时，我的整个婺源之旅最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了。
我突然听见背后同伴的呼唤，声音中夹杂着一丝不安。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农民背一把锄头，直直地朝我走来。他骑的自行车停在我们的车子旁边。他想干什么啊？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叩了一个响头。他站起来，转身就走。怎么回事啊？我追上去，大声地问：“大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一边走，一边叽哩咕噜地说着，我根本听不清，只模模糊糊地听到几个音节，好像是说“要活路”，但是就连这一点我也不能确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后来我听同伴说，在跪拜我之前，他已跪拜过我们的车子。因为我们开着车，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他的脸色拒人千里之外，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他是在感谢我们？还是在履行婺源民间一道与渎神或敬神有关的仪式？我的朋友，你搞得懂吗？
我们就这样且停且走，一步一回头，就像出嫁的新娘。从景德镇到婺源县城，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游走了四个小时。暮色越来越重。那崇高的天空，越来越不明朗，然而仍然显得高不可测。白云慢慢变成灰的，然后彻底暗下来，然后我们看见了静静移动的黄月亮。
那天晚上我想，要是十年前我们就到婺源，结果会怎样呢？
我们一定会找个地方住下来，不走了。但是十年前的故事不是这样发生的。你离开台州，远涉重洋。我也远走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
我的朋友，这封信，我重点只想描述前往婺源县城的那个傍晚。事实上，婺源的真正旅程也到此结束。但最后我还想再啰嗦几句。
当晚，我们住在婺源县城的江湾大酒店，但是这不值一提，那是一个喧攘而冷漠的地方。整个晚上，我都在酒店的床上辗转反侧，听窗外夜行汽车的轰鸣声。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了江湾，那里已经被婺源当成了吸引外地游客的“金名片”；我们还去了晓起，一个被高度商业化了的古村落；还去了李坑，号称“小桥流水人家”，但我们看到的真正的小桥只有一座，其他的都是预制板搭成的。水是漂浮着菜叶和鸡毛的水沟。民居都很简陋，跟台州的仙居差得很远。我们还看到了一场祭祖仪式，要命，那是一场拙劣的假模假式的表演。本来，我们还想去彩虹桥的，但是最后我们遗憾但果断地中止了婺源的旅程。
这是一个教训，到婺源，最好不要去被过度开发的景区：古老的记忆，被附会了太多本没有的东西。美好的事物，背负了太多的现实功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被改写成了现代商业的传奇。就像我们的家乡那样。
我的朋友，给你写这封信，或许是想说明，有时——这种时刻虽然稀少——想获得内心的安宁是多么容易。虽然我们依赖外界的事物，但是内心是幸福的唯一源泉。所有的东西都在流逝，就像十年前的台州，一切终将逝去，但又会在我们的内心苏醒。
2004年5月11日
【舟山群岛旅行记】
1997年12月3日
到遥远的、孤独的海岛去，和渔民一起出海，过一阵海上生活，这是萌发已久的念头。今天，我把它付诸行动。
早上八点出门去乘坐杭甬高速公路的客车，中午转道宁波，晚上五点多到达舟山群岛的定海。天下起了雨。好友金旭光在中级法院门口等我。他在雨中张望着，一边把手臂举过额头，轻轻地用衣袖擦拭眼镜片上的水珠。雨滴穿过夜晚的灯光，打在他那瘦弱的身体上。我们拦了一辆蓝色的出租车，前往大海饭店。
“天气一直不好。”旭光说，“雨下个不停。”
“会不会影响出海？”我问。要是出不了海，那就糟了。
“你慢慢等吧，天气总会好起来的。”旭光说。
我告诉他我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我必须赶回杭州的单位上班。
大海饭店很简陋，像个政府招侍所，但大堂非常洁净，大理石地面刚刚擦洗过。总台服务员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小姐，眉毛浓艳但是目光黯淡。她瞟了我一眼，然后打了个呵欠。她要验看我的身份证——像个女看守。
我打开行李——一只皮箱和一只背包，里面塞满了衣服——寻找身份证。我记得它夹在那本红封皮的通讯录里。我把皮箱和背包里里外外翻了好几遍，但是找不到那本通讯录。
“我有工作证，上面有我的身份证号码。”我说。
“公安局规定只能用身份证登记。”总台小姐说。
“能否先让我住下来？我会找到身份证的。”我说。
“不行。”小姐说完，把目光移往别处，不再看我们。她慵懒地坐下，很快打起了瞌睡，看得出，这是假装的，目的是想用这种方法把我们打发走。
二楼是饭店的办公区域。经验告诉我，值班经理一般都能帮助客人解决这种小问题。我冲上楼梯，去找值班经理。总经理室、副总经理室、总经理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门都敞开着，亮着电灯，然而看不到人影。值班经理房间的灯显得格外明亮，里面摆着一张简陋的木床，床上的被子乱糟糟地堆着，床前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裂开的桌面上杯盘狼藉，房间里响着低低的音乐。我张望着，窜进各个办公室里，看看角落里是否藏着人。后来，我终于看见一位端着蓝色餐盘的小姐在走廊尽头一晃而过，就赶紧追过去。
那是一位年轻的小姐，瘦瘦的，扁扁的，像只纸板衣架躲在宽大的红色制服里。她一定是这里的餐厅服务员，要不她怎么会端着这只盘子呢，可是我看不出附近有餐厅的迹象。
“小姐，你们的值班经理在哪里？”我问。
小姐转身凝视着我，在那幽暗的走廊灯光下，她的眼睛是深蓝的，像海藻的颜色。她紧张地瞧着我，突然打了个哆嗦。
“不要害怕，我只是想找一下值班经理……”我用手指整理着凌乱的头发，慢慢后退。我不知道我身上哪个地方吓着了她。退到楼梯口时，我转身，左手扶着栏杆，脚不点地地下楼。在楼梯拐角处，我看见了一楼大厅耀眼的灯光。
总台小姐的瞌睡已经醒了，手中握着一把大梳子，一面翻来覆去地看，一面小心地除掉缠在上边的头发。旭光给舟山市文联的朋友黄立宇打电话，希望他能带张身份证过来。但是电话没人接，大概已经出门了，正在前往大海饭店的途中。
“你到底有没有带身份证？”旭光悄悄问我。
“早上一醒来我就把它插在红封皮的通讯录里。”我说。我们不约而同地回头看那总台小姐。她歪着嘴哼起了小调，仿佛正沉浸在一种隐秘的快乐里。
“我们换个地方算了。”旭光悻悻地说，白了那小姐一眼。
换个地方当然可以，可是能保证不会再遇上这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小姐吗？我再次跑到二楼。走廊的灯光依然那么幽暗。值班经理房间的音乐已经停止，盘子已被收拾走，但是地板上还散落着许多饭粒，房间里残留着菜食和人体的气味。其他办公室的门也都开着，我挨个窜进去，像条狗一样嗅着房间里的气味。在总经理室，我把上身伏在发热的玻璃台板上，看压在台板下的各式照片和收据。那位拿着蓝色盘子的餐厅小姐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不动声色地瞧着我。
“你在找什么”？她问。
“我在找你们的值班经理。”我一边说着，一这迎着她走去。她开始后退，但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继续朝她逼近。
“你想干什么？”她慌了，想逃走。
“告诉我，你们的值班经理在哪里！”我恼怒地叫道。
我看到她的瞳孔放大了。她拔腿想跑，但是我一把攥住了她细小的胳膊。
“你想干什么？”她惊恐地说。
“我不想干什么，”我有点穷凶极恶，“我只是想付给你们钱，然后住下来！”
“你放开我！”她叫道。
我放开她。她揉了揉胳膊，伸手朝走廊尽头指了指。
走廊尽头拐角处，果然有一扇紧闭的门，从门上的气窗处透出一丝微弱的灯光，你不注意，根本不会发现。没有门牌，门被墨汁涂得乱七八糟。我用指节敲门，但是许久不见动静。于是我改用拳头。不久，门开了，门口出现一位穿皮夹克的高个子男人，四十岁上下，国字脸，黑脸膛，蓄着密密的唇髭。他叼着烟，一声不吭地俯视我。
“你是值班经理吗？”我气势汹汹地说，我发现他的身后还站着三个恶狠狠的中年男子。
“什么事？”他的口气倒挺缓和，俨然是一位镇定的、独当一面的黑社会老大。
我嘴唇发颤，但是丝毫不改变说话的语气：“我来舟山旅游，可是一时之间找不到身份证了，但是我有单位工作证，总台小姐却不准入住。”我把工作证递给他。他接过，手指捏着这黑色的小本子，但是小眼睛却在瞟着我，好像在提防我突然拔枪。“工作证应该是可以用的。”他说着，转身进去。我跟着他，从三位不怀好意的男子中间侧身挤过去。房间里烟雾缭绕，地上堆满了烟蒂，墙壁上长着很多黑色的霉点。整个房间只亮着一盏很暗的台灯。他拎起电话听筒，一边用方言叽咕着，一边示意我去总台办理入住手续。
我回到耀眼的一楼大厅。呵欠连连的总台小姐递给我一张入住登记单。我交了三百元押金。
幸好房间还算干净，电话、电视机、卫生间等一应俱全。想起明天就有可能到海上去，我的心情非常舒畅。
我把行李放好，然后跟旭光一起出去吃晚饭。
1997年12月4日
天已经睛了，但是今天我还不能出海。
旭光在法院里上班。我起得很早，在房间里看了一会书，九点钟时我步出饭店大门，去舟山日报社找阿坚——旭光忙于考研，委托他做我出海的顾问和伙伴。在阿坚的办公室里，我翻阅着最近几个月的报纸，试图从中寻找到出海的线索。我希望能跟渔民一起出海，和他们一起捕鱼，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我还想到偏僻的小岛上去，住上几天——那将是很小的小岛，被辽阔的海洋所包围，岛上没几户人家。
阿坚在不停地给嵊泗的朋友打电话，帮我联系出海事宜。他准备陪我去嵊泗列岛，但要等到他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大概要三四天以后吧。在这三四天之内，我只能单独行动。他让我独自先到岱山去。
昨天晚上，我们在市中心的一个餐馆吃饭。除了金旭光，还有黄立宇、阿坚，后来又来了一位，叫李军，瘦瘦的，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额头的发际极高，仿佛清朝的遗民。
八点多钟，我们从餐馆里出来，沿着湿漉漉的街道，步行至市中心广场，然后蹩进广场边上的一条小巷。小巷暗暗的，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裹在夜雾里，微弱的光芒几乎照不到地面。黄立宇就住在这条寂静的小巷里。我们去他家谈天，用旭光的话说，是去“论剑”。我喜欢“论剑”这个词语，它使参与“论剑”的人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以为自己就是武侠小说里的侠客。
我们跟着黄立宇钻进一个黑乎乎的单元门洞，整条楼梯顿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二楼有扇门打开了一条缝，逸出的灯光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一个蓬乱的脑袋伸出来，那对黑中泛白的眼珠瞅着依次盘旋而上的我们。
“是去黄立宇家的。”这位老兄自言自语道，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们重又陷入黑暗中。
黄立宇家在四楼，我们跟着他鱼贯而入，在书房门前换上拖鞋。书房里摆着一台电脑，一张桌子，书整整齐齐地码在书架上。大家在茶几四周围坐成一圈，像老爷一样轻轻咂起了热茶。整个房间都是愉快的喝茶的声音。
几口热茶下肚，大家的面孔开始潮润起来。有人开如高谈阔论起来。话说到一半，有人插话进来，表达了不同意见……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大家都很疲倦，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深夜一点多钟，旭光、阿坚和我从黄立宇家出来，前往我入住的地方。夜晚的街道非常静寂，路灯发出像月光一样清冷、灰暗的光辉。窗户都紧紧关闭着，偶尔从某扇尚未沉睡的房间里透出一丝温暖的光线。已经是深冬了，从海上吹来的风在我们面前一路追逐着，盘旋着，掀动着我们的裤脚和掉落在马路上的树叶。我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裤袋里，身体瑟瑟发抖。这就是舟山吗？我想，现在我正贴在它的地面在走。跟杭州相比，这里好像多了一份孤寂，也许是远离大陆，受海水冲刷的缘故。白天，人们像鱼一样为生存朝不同的方向游走，晚上回到用石头和海藻搭起来的安乐窝中抚慰无助的灵魂。这里有点像乔伊斯笔下的爱尔兰。这里自成一体，但是好像有点闭塞、小气。这里的文学刊物叫《海中洲》，意为“大海中的小块陆地”，这个名字仿佛在不经意中道出了舟山的现实、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是诗意的安居之地，另一方面是隔绝的失望之地。谁会来把它撕开呢？
1997年12月5日
早晨我退掉房间，把箱子寄存在总台（旭光会来拿走），只带了个背包就出发了。
按照阿坚指点的路线，我先乘汽车到达定海的西码头，然后在那里搭上了一艘开往高亭（岱山县城）的白色快艇。被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快艇像一匹烈马在黄色的大海里跳跃着，倒腾着我腹中的器官。舷窗很高，往外看很吃力，我只好闭上眼睛，把铁锚一般沉重的脑袋搁在椅子的靠背上。我睡着了。
醒来时我发现人们正涌向舱门。原来船已经靠岸了。摇摇晃晃的我被人流裹挟着走出船舱，在码头上立定。码头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港湾里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密密麻麻的桅杆像冬天光秃秃的树林。船只在海浪的拍打下微微摇晃着，船上的旗帜在海风的吹拂下发出猎猎的声音。海面上散布着无数小岛，海面看起来不如我想象中那样辽阔无边，而是被隔成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区域。我问身边一位穿蓝色制服的高个子船员：
“哪艘是开往长涂岛的？”
他朝停泊在左边的那艘白色轮船指了指。我走过去，一位穿着同样制服的先生彬彬有礼地欢迎我，领我走进船舱。
“到上面去坐吧，可以看录像。”先生很和气。
“在哪里买票？”我问。
“你在那里坐着，我们会把票送到你手里的。”先生说。
我顺着先生的指点走上楼梯，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然后悠闲地观看窗外的海景。光秃秃的岛屿散布在海面上，使大海显得越发荒凉。海水把船舱映得亮堂堂的，座位的靠背套着洁白的罩子，整个舱房既洁净又明亮，暖气开得很足。
船在轻轻摇晃，我的胃又开始翻腾起来。我走下楼梯，回到码头上，呼吸着新鲜的凉飕飕的空气。那位先生朝我走过来，说：
“码头上很冷，到船上去吧，船很快就会开的。”
“船舱里空气不太好。”
“你可以把窗户打开。”
“船舱里开着暖气呢。”
“不要紧，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