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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
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
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
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金”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阴私被揭
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
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像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
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
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
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
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
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
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
是他的婚姻观。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
和一些宦海秘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
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席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
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
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若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
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
《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
偏见吧？
《啼笑因缘》
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
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
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请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
成了。”原来就在那天晚上，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门觉夫义愤填
膺，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太强横了。恨水却说：“如果高翠
兰非常不愿意，那个田旅长何至就下这一手。一定田旅长也有让高翠兰满足的地方。”
大家因为那时军阀横行，肆无忌惮，一个唱大鼓的受欺凌压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
意恨水的论断。谁知又过了几天，门从照相馆里弄到一张照片，却是田、高新婚合
影。高翠兰在照片中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丝毫没有出于勉强的样子。大家回头一
想，恨水当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高翠兰的父母，原
把女儿看作摇钱树，被人抢去，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向田家要人，却向田家索讨
身价银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终于没有谈妥。高翠兰的父亲，一张状
子告到法院。田旅长是现役军人，由军事机关军法会审，开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
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结束，高
翠兰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泼不起来了。在家里时常哭闹，更表达了对田
旅长的不能忘情。
显然这一事件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缘》的影子。他不能
用这一件事作蓝图。军阀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写军阀竟然谈恋爱，那会有什么样
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抢人的一幕。借这条线索，有理由的发展，刻画了军阀
的残酷暴行。他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写两个三角恋爱
关系；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多边关系了。传奇故事本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越复杂越曲折，就越觉得有意思。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但也应该指出，他的
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由于太复杂曲折
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第二年就登完了。连载期间，轰
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
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
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
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因为“摄制专有权”的问题，明
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打起官司来，后来经过章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
赔款十万元。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这在当时就有
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
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
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
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
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
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其次是，上
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执笔。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
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缘》之前，先是连载所谓“联环小说”（约定几位名家，
彼此合写一篇小说，每天一人写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
那位名家就接着写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除了名家们自我陶醉之外，
怎么能吸引读者呢？其后又连载想入非非的武侠小说，读者也腻烦了。这时候，
《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再
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
南方名家们，足迹不离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写来写去，总以诸地为主一要背
景，读者自然感到狭隘。《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
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
当然，今天的天桥，已经不是那个面貌了。
《啼笑因缘》的产生，和它的红极一时，决非仅仅出于偶然，一定还有政治的、
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有待于将来研究者们的探讨。
《八十一梦》
他写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应该说，《八十一梦》是代表作。这部小说所取的
是侧面题材，指斥那些不抗战和不利于抗战的人。他用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揭露
政治上、社会上许多丑闻秘幕。意图引起读者对这些人和事的憎恨厌恶，与众共弃；
而要求同心协力，大家一致抗战。
写作手法大体和《春明外史》、《新斩鬼传》相仿，胪述一件一件罪恶事实，
可以多写几件，也可以少写几件。名为长篇，其实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于神
话，迷离倘恍，这和《春明外史》直接写人事不同；所写的又十分具体，明有所指，
这又和《新斩鬼传》写抽象事物不同。
这部小说1941年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嬉笑怒骂，读者感觉痛快，深表欢迎。
但到1942年就结束了，名为“八十一梦”，实在只写了八九个梦。其余的呢？后来
他在单行本“楔子”中说：被耗子咬掉了。因为这部小说是可长可短，读者不知道
他没有写完，只认作他打哈哈结束全书。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泪”。“耗子”
是有的，当时正在人间。
《八十一梦》在报上连载那些日子里，所有被揭发、被谴责的一撮人，脸上无
光，很不好过。他们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恼羞成怒，要和作者为难。
只因小说究竟是小说，纵然所描写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
没有指名道姓，谁敢出头承认“那写的就是我”呢？于是他们就滥用权威，授意
“新闻检查所”，予以“检扣”。“新闻检查所”有检扣新闻的经验，却欠缺检扣
小说的经验，起初对此很觉为难。因为这是上级差遣，不敢不遵，后来就祭起“不
利于团结抗战”这顶大帽子做“法宝”，扔向《新民报》，勒令停登这部小说。他
不理这个命令。他说：“问问是谁不利于团结抗战。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
我有什么好写的呢？”小说仍然继续在报上连载。
他有位安徽同乡，在当时“朝廷”里是一个大官，虽则相熟，很少往来。有那
么一天，忽然折简相招，约到家里吃饭。去时，只见席设宾主二座，别无他人。那
个大官和他促膝谈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谈抗战，然后落到豪门贵族身上把来痛骂了
一番，最后又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骂得对”；结局却说：“写到这里，恰到
好处，不要再写了，留个有余不尽吧！”原来那些人见他不买新闻检查所的帐，
《八十一梦》还是照写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预备下毒手把他绑架到息烽去。这
是这个大官传的话。是真的特务有此行动计划，或者只是出于恫吓，原来不得而知。
然而古人有言，金钱十万，可以“通神”；这样大的官儿传话，明明是“通天”的
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来，忿忿写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说，
这部小说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
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曾经会见过《新民报》编辑部同仁。周总理说：“同反动
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
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
一定作用吗？”这些话对他发生莫大的鼓励作用。可是，反动派终于没有放过《八
十一梦》。小说竟也遭到“腰斩”，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闻。由于是“暗
害”，杀人不见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单行本不久就印出来了，发行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可能是主张腰斩的那个炙
手可热的人，这时已经下了台。
使他感到亲切和光荣的，乃是延安及时翻印了这部小说。对小说或者对他个人，
这都是最高的评价了。
四
张恨水一生所写的小说，大约一百一十多部。绝大多数是长篇，少数是中篇，
个别是短篇。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我曾问过他，想知道一个确数。但他自己也
不记得了，仅仅回答说：“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
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计出来的。我们却开不出这样一张书目。因为其
中有几种，大家模糊记得故事情节，说出来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
家报纸刊载的。
这一百一十多部小说，除了短篇不算，长篇长的达一百多万字，短的至少也有
十万八万字。就字数而论，也够惊人的，难道不足以说明他几十年来的辛勤劳动吗？
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像他那样“多产作家”，一定得请几位秘书助手。甚
而至于揣测，某某几部书，是别人的代笔。这些话全无根据。他的小说，是他自己
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既没有委托过别人代为写作，别人也代替不了他。应该指
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说，创作有先有后；构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
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肿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要允许有几笔
“败笔”的。如果不看整体，只看那个别之处，因而怀疑是“赝品”，尽管是从善
意出发，其实无此必要。
抗战时期，他已入川，上海却出版了好几种黄色下流的小说，伪托他的名字，
他恨得不得了。这几种小说，泛滥在沦陷区，华北、东北，都非常流行。抗战胜利
后，他回到北京，预备追究，而书已绝版，找不着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现在，
这些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倘若有人能给编一张“伪书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他正式从事著作小说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报》写《春明外史》起。那时，
他编一个副刊，一天写几百字小说，兼写杂文，还很从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报》
出版，他编两个副刊，一天写两篇小说，杂文照写，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
乎。后来，又兼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应该很忙了，朋友们却看不出，
只觉得他好像还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来，他同时编副刊、写几篇小说，他嘴里从
没有吐出一个“忙”字。他规定了每天上午是写作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约
稿太多，或者别有要事耽搁了，上午写不完，下午准得再写，非得完成事先订的计
划不可。他有坚强的毅力，严格的有纪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
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吧！
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脑子好像一台计算机，人物故事都储存在里面，
用到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支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
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
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日不用提纲的，这时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这一
部小说中的人物错到那一部，不至把这个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有几部
小说，事先言明，一稿两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区的报刊上，这就有必要复写，于
是改用了铅笔。案头常常放着四五支削好的、半长的铅笔头。磨磨笔尖，削两下软
木，既是休息，也是娱乐，而归结于构思。
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在各报上连载的作品，合计也不超过这
个数字，所以他能应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写那么多篇，头绪纷繁，纵有提
纲，也难免错乱，何以他能井井有条呢？其实，他每天只是写一篇，而不是同时写
那么多篇。今天这一篇，明天那一篇，轮流着写，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时也有
改变，但基本上写作数字是不变的。
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香港有个刊物，说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
写小说；有时电话来催，他就在牌桌上写。这是没有的事。他对打牌根本无兴趣，
既不会打，朋友也不带他打。说起来，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
没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连在一起，简直是笑话。
他所写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
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啼笑因缘》，背景是天桥，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凤
喜、关秀站以及沈三弦、关寿峰，就是从那里体验出来的。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
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
他岂肯向壁虚造说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
和我说过，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夹苍蝇是他亲眼所见。他写武侠，是有限
度的武侠，决不出人情之外。
报纸刊登长篇连载，最忌的是中断。有些作家偏偏老犯这个毛病，报上常见
“续稿未到暂停”字样。破坏了读者情趣，影响了编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连载
的长篇，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更长，作家们很少有全部写完后再拿去发表的，一般
是随登随写、随写随登，这就难保中间有个耽搁。他注意到这一点，总不让自己的
作品在连载中有一天脱节。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说：“当我写到《金粉世
家》最后一页的时候，家里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怜’岁半的女孩子康
儿，她害猩红热死了。我虽二十分的负责任，在这样大结束的时候，实在不能按住
悲恸和书中人去收场，没有法子，只好让发表的报纸，停登一天。过了二十四小时
以后，究竟为责任的关系，把最后一页作完了。”一部连载五六年的作品，因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