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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北方的天气很短，转眼就黑了。
她早早哄得孩子睡下，甚至不借在宝贝儿子的屁股上抽了两巴掌，强制那不安生的孩子安宁下来，带着委屈的哽咽进入梦乡。
她钻进小灶房去了，风箱扑嗒扑嗒又响起来，大概是做晚饭。他走出厦屋，走进小灶房，对她说：“我帮你烧锅吧。”
“你快坐到屋里去。你一来我就乱套了。你坐在屋里，我心里就稳稳当当的。去！坐到屋里，让我再服侍你一顿饭。”她说。
他走回小厦屋，又二次用心打量起来，一张方桌，一个土坯火炕，一只没有油漆的板柜，剩下就是些提不上串的瓦盆瓦瓮旧棉套破席片之类的物什了。他看着这一切，像是要把这些东西永久地储入记忆似的。
她走进厦屋，端着一只粗糙的瓷碟，那碟子里盛着炒得焦黄油亮的鸡蛋，另一只手里端着一盘烙黄的锅盔。锅盔是用麦子面烙的，无疑是乡间的高级食物了，她又给他倒下一杯茶水，对他说：“你这些日子受委屈了，没得好吃食。”
他忙说：“这些东西……该当留给娃娃。”
她笑笑说：“你吃吧！我再也拿不出啥来。”
他坐下来，操动筷子，那鸡蛋很香，锅盔也十分香甜可口。他吃得很慢，细细地咀嚼着，却难以下咽，喉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堵住了通道，却又不能不吃，不吃会使她伤心的。
他说：“玉芹……我要走了。”
他想说几句感谢她救护的话，却又觉得没有必要。
她把那条干净的半新的被子又铺开了，默默地低着头，靠在炕边上。
他说：“你明白……我得……走。”
她说：“你得到后半夜走。天刚黑，人没睡定。”
他和她躺进被窝，反倒没有那种欲望了。他搂着她。她静静地贴着他。俩人都不说话，一切话语都显得轻薄而难尽人意。似乎那种永远使人沉迷的人伦之乐顿然失去了任何意义……
九
一晃多年过去了。
他正在翻阅一件材料，门被推开，有人走进寝室兼办公室的房子。他急于把一页的最后几个字看完，没有抬头，也没有招呼来人，凭着脚步的响声觉察得出来人小心谨慎，必是下级干部，大约要向他请示什么或汇报什么。他放下笔，从椅子上转过身来。
来人竟是唐生法。
他站在房子中间，两只手互相勾着吊在裆前，这姿式首先使人想到他很善良，有点可怜，有点拘谨，有点诚恳的意味。他指指另一张椅子，示意他坐下。他就在那把椅子上坐下来，腰挺得很直，使人看着他坐得很不舒服。
唐生法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燃了。他吸得很狠，吐出烟雾的时候，明显瘦削了的脸颊上的皮鼓起来了。他的胡须和头发串连在一起，眼角粘着干涸的眼屎，眼白血丝如网，真可谓疲惫憔瘁，形容枯槁。他忽然产生一种幻觉，这是一只被打断了脊骨的狼。
他等待他开口。
他还在狠命抽烟。
这是1977年的春天。在他的主持下，河西公社举办了“说清楚”学习班。唐生法自然是河西公社必须“说清楚”的头号角色了。
唐生法扔掉已掐捏不住的极短的烟把，猛然抬起头来，对他说：“关书记，我想跟你说一件心事……”
他很诚恳地称他“关书记”。他再不敢称他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三反分子”了。他不知是否忘记他曾这样喊过千遍万遍？他过去是公社社长，后来结合为革命委员会主任，稍后又是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一元化领导体现于一身。他说：“说吧！你要相信我，就甭顾虑啥。”
“我相信你才找你……”
“说吧！”
“我跟女政委……那个‘麻哈’事……再甭追究了……”
关书记没有开口。
“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按有这事定罪。”唐生法说，“我只求你……甭张扬出去。我的女子都长大了……”
“就这件事？”
“就这件事。”
“这件事可以不再追究。”关书记豁朗地说，“我答应你。”
唐生法愣了一下，对他如此爽快的应诺有点意料不足，一时反应不过来，倒无话可说了。唐生法只愣呆了极短一会儿，就现出某些难言的愧疚低下头去，又在口袋摸烟。
关书记很满意自己的回答。这种干脆爽快的应诺使对方愈加显得低微和猥琐，反来也使自己更有味地咀嚼胜利者的宽容和豁达，生活以曲折复杂的流向终归确定了他的胜利和他的破灭。他坐在讲台上而他坐在台下的一个旯旮里的不可倒转的位置，就充分地显示出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他在台上宣讲上级党组织关于彻底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文件。他在台下的旯旮里低垂着脑袋抽闷烟。
然而他严格地把握自己，或者说其实根本不用什么把握而已养成习惯，就是决不显示自己的胜利者的昂扬。他不像有些同僚在胜利的时刻按捺不住，对整过他们的人表现出毫不掩饰的报复心理。他对唐生法他们除了原原本本地宣讲上级政策，而绝口不提他们对他个人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他甚至在适当的场合能够心平气和地替对方做出一些不失原则的开脱之词，甚至引起一些心胸狭隘的干部的非议，然而他继续毫不动摇地按自己的主张处理唐生法们的问题。这样，在敌手唐生法们和众多的干部心中，就造成一种关书记客观、宽厚的印象，这正是他一贯追求的修养目标。他以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唐生法们彻底从精神上垮台而不会引起哪怕是一个人的同情；反过来，如使众人感到关书记有挟嫌报复的阴私夹杂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之中，情况就会不同了；可能会使唐生法们有了社会同情，也肯定使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他不仅要征服唐生法们这一伙对手，更重要的是征服所有他的下级和同僚们的心。唐生法今天来找他，提出要他不再追究自己和女政委的事，就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他爽快地答应了他，是他这种征服的继续。
“唉！”唐生法比较轻松地喷出一口烟，“那件‘麻哈’事，这几年已经没人说了，要是再扬播起来，不是我受不了，主要是我的……女子和娃子都有……一张脸了……。”
关书记不动声色，抽着烟，心里却在叫，你让我敲铜锣游街示众把我当猴耍的时候，你向我脸上吐唾沫擤鼻涕踢屁股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这个一社之长的脸还是不是一张人脸吧？更没有想到我的儿手和女子比你的儿子和女子年龄更大。他瞅着唐生法穿在身上的皱皱巴巴肮脏邋遢的蓝制服，依然不动声色地说：“当然……孩子最厌恶听到父母的这一类闲话……我可以理解。”
“至于我在‘文革’中的问题，我说过的，我承认过的，我不反悔，我没有说清楚的问题，我再进一步往清楚说。”唐生法向他表示，诚恳的言辞使人想到他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他随之现出某种焦灼神色，“你这几天能看出来吧？有些人现在把所有问题都朝我头上撂。狗屙下的都赖说是我屙下的。我是裤裆里抹黄泥，说不明也辨不清是泥是屎了……”
“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关书记肯定他的话，“你自己应该怎样做，我想你应该是明白的。”
“那当然，那当然。”唐生法连连说。
关书记想，即使对唐生法这样已被整个社会潮流推到旯旮里去的角色，也不能不承认他说的实际情况，不承认就使他彻底失望，以为说清说不清都是同样的结局。他承认他说的那种情况，正是为了从他心里排除这种情况对他进一步“说清楚”的干扰。他说：“你该当实事求是，把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说个一清二楚，相信组织会辨别清白什么是狗屙的什么是你屙的，哪个是黄泥哪个是臭屎……”
“我一定往清楚说。”唐生法说，表示出很大的诚意，随之又微微摇摇头，苦笑一下，“有些话，怎么说也说不清楚……”
“事实总是事实。”关书记说，含有明显的批驳意味，原则的问题绝不含糊，“说清楚”学习班怎么能存在“怎么说也说不清楚”的问题？他对他批评说，“你首先应该考虑把问题‘说清楚’，而不是‘说不清楚’。”
他勉强点点头，表示接受。
“对你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我向你赔情认错，请你处罚。”唐生法说，“我现在恰好认识到你是个好领导人。”
关书记一下子不自在了。这个曾经恨不得把他踹成粉末的唐生法，当面恭维起他来了，实在有点别扭，有点滑稽。他似乎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对他说：“你还有啥事吗？”
“没有了，”唐生法说，“我越想越害怕！那天晚上，你要是不逃掉，我就犯下大罪了。我这几天总在想，那晚亏得你跑了，救了你也救了我！我当时真是一条疯狗……”
“你去休息吧！”关书记说，“该‘说清楚’的问题继续往清楚里说。那件……‘麻哈’事嘛，我答应你的要求，不再追究了！”
唐生法站起来，蔫蔫地走出去。
关志雄书记闭上门，在屋子里踱起步来。他突然想起那潮湿憋闷的地窖，那黑缎似的柔软光滑的生狗皮，那干净的半新的被子，那热烘烘的烫人皮肉的火炕，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饱满的乳房和挤压出来从眼眶流过鼻翼流进嘴角的奶汁……这地窖里的隐秘至今尚不为第三个人知晓，如果要他说清楚，他能说得清楚吗？关志雄书记的心绪波动了一阵儿，就恢复了常态，并不影响他继续以胜利者的宽容去批阅那卷宗里有关唐生法文革作乱的材料……
学习班结束了。唐生法“说清楚”了一些应该说清楚的问题，还有一些必须“说清楚”而怎么也说不清楚的问题，按照惯例先“挂起来”。唐生法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被撤了。他是以造反派代表的身分进入“三结合”革委会的。后来老人家指示说“群众代表”不要脱离生产，关志雄立即执行照办不误，把唐生法给支使回东唐村去了，他不满意也叫他说不出口。到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唐生法闻风而动，一长排列举关志雄排挤打击造反派的大字报就贴在公社大门两边临着大街的围墙上。关志雄迫于形势。又把唐生法从东唐村请出来，安排到公社农具厂任厂长，他满意与不满意参半。关志雄也是颇伤了脑筋，无论如何不情愿给自己屁股后边安插一双挑剔的眼睛，塞到农具厂总比他撑在公社大院要好些。现在，唐生法的厂长职务也给撤了，一切职务都给撤光了，让他也尝一尝“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的滋味儿。
唐生法得到处理决定后，胡须芜杂的脸色不仅没有羞愧，反而缓和松弛下来。他原先估计自己多半得坐牢，而实际只是撤职回家。不过，他并没有表示感激，只是说他完全接受组织处分。关志雄看得出来，唐生法内心并不服气，只是再无丝毫的能力和热量反抗罢了。
对唐生法的处理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人们几乎一律肯定他最少也得“坐二年”。人们又反过来说关志雄宽宏大量。其实关志雄心里清楚，新的政权所实施的新政策和政治策略，努力使自己区别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缩小打击面，对“文革”中作乱的人也决不以“四人帮”的残酷办法整治，只是择其罪大恶极者予以惩处，一般人“说清楚”错误就完事了。
唐生法悄悄默默回东唐村去了。
关志雄在河西公社继续担任党委书记，工作自然很忙，他却精力充沛，心劲十足。两年之后，到1979年的春天，他与唐生法又一次交手，竟然陷入深重的尴尬境地……
十
关志雄收到一封经别人捎来的信。信封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牛皮纸糊成的，没有经过邮局自然也就没有邮票和邮戳，里面却装得鼓鼓的，拿在手里掂掂，很有点分量。他撕开信封，先看末尾，赫赫然署着“唐生法”的名字，心头不由一紧，就从头至尾读下去——
关书记：
你好，一定很忙。
我本想找你谈一次，一是考虑到你十分忙，不便打搅；二来我怕见了你反而把想说的话说不清楚，因此写这封长信。
你给我爸平反了，我爸经你重新安排为东唐村的支部书记了。“四清”运动中没收我们家的房屋和粮食以及钱款也都退赔了。我们一家老少，尤其是我父亲，对你十分感恩。我却没有这种感激你的心情。
我爸的三条罪状，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地富路线以及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全部推倒了，一分钱的问题也不存在了。当你今天以公社党委书记的身分宣布给他平反的时候，是否想到过当初你做为“四清”工作团团长给他整治下这些莫须有的罪状的做法有点荒唐？
我爸是东唐村农会主任，是东唐村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党员，自建立起农业社自然是第一任农业社社长，后来就是中共东唐村支部书记了。他是怎样一个人，作为儿子我不能替他吹捧，相信你在东唐村的平反大会上看到的社员的情绪就明白八九了。你作为“四清”工作团团长把这样一个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跑的老农民打倒，而且没收财产残忍到连水缸也拔走的程度，你而今能无动于衷吗？
在整个河西公社，大队和小队的干部以及普通社员，在你领导的“四清”运动中遭受和我父亲一样冤情的人有多少？你会比我知道得准确；而我只知道大约是百分之九十的前任干部全都变成了“四不清”，有的甚至变成了“地富反坏”敌对分子，你稍微想想就可以体味他们十四五年来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你面对这些无辜农民，心情能不感到一点愧疚吗？
我当时高中毕业回乡，受聘为小学民办教师，一月十块钱补贴费，其余和社员一样挣工分。我父亲亲自指示生产队给我只记相当于中上等水平的工分，理由是我干的“轻省活”。我在两年任教期内的工作如何，有当时的校长和教员现在都活着，可以了解。而我因父亲的倒台也被从学校清除回家，替换我的竟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你想想和我一样受歧视的那许多被整治的干部的亲属和子女，他们心里是怎样地不受活。
“文革”开火了，我豁出去了。反正我已经人鬼莫辨了，造你关书记的反，出一口气，让你也甭那么自在地过日子，我就泄了恶气了。我在“文革”中的作为和结局，我不会后悔。我被撤职回来的时候，也没有后悔。只是你总要我“说清楚”，我怎么能说得清楚呢？现在我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四人帮”们大闹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原因，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我借文化革命之风，就是为了报仇。
当你急急忙忙赶到河西公社一个又一个村庄去为那些被你打倒又被你扶起的农民平反的时候，你是否也会自问：这是怎么回事？自己到河西公社十余年干了怎么一回蠢事？而你能把这蠢事的来龙去脉以及你当初那么卖力地干这件蠢事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说清楚”吗？我以为你现在说不清楚。其实，现在根本没有人要求你“说清楚”。
我现在想和你讨论一个问题，我做下了你认为尚未完全“说清楚”的错误，你也做下了你根本说不清楚的错事，你我十几年来的仇视和互相伤害，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同是一个我，既可以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我曾被推选为模范教师），又可以是一个凶恶的迫害革命干部的打砸抢分子（譬如对你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同是一个你，既可以以“团长”的名义把全公社上至支书下至会计出纳的百分之九十的干部一齐扫荡，然而你又可以以党委书记的名义给他们一个一个平反，你不觉得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么？
这场悲剧的痛切之处还在于它是以人民的名义发生和演化着。譬如我，是以反修防修“不吃二茬苦不受二遍罪”的堂皇的名义去造反的。譬如你，也是以同样堂皇的名义进行“四清”运动的。而这两场运动的共同结局，恰恰都使人民包括我也包括你吃了二遍苦也受了二茬罪。
我感到现在普遍滋生起一种厌恶政治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不难理解，政治在多年来变幻莫测的动乱中最终失去了它最基本最正常的含义，变得不是于人民有利而是有害了，令人听之闻之就顿生厌恶之情了。说句难听话，当人民最关心最崇拜的政治最后使人民终于发觉它不过是一块抹布的时候，哪儿脏就朝哪儿抹而结果是越抹越脏的时候，自然就明白这块抹布本身原来就是肮脏污秽的一块布，那么它就只能使人失望以至厌恶了！
听说你正在与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做工作，想给我恢复民请教师的工作。你的好意我可以理解，但我现在恰恰不宜去做教师的工作。我在“文革”中的作为可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