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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忍不住，鼻腔里酸酸的，这个只上过四年小学的农村女子，真是太伟大了。她所能给予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没有给予呢？没有了。
“工作组撤走那天，组长专门找他训话，说是好好劳动改造，和反动者汉划清界线才是活路，要是翻案的话，就要收拾他！”秀花说，“他一回来，跟狂了一样，在屋里喊，‘你定的案要是实事求是，为啥怕人翻呀？哈哈，做贼心虚！我就是要翻！你不训我我还担心，你越训我，我翻案的劲头越大！我要是翻不过来，我活着还有啥意思？翻！翻翻翻！’吓得我捂住他的嘴……”
我立即提醒她，务必要劝他稳定情绪，不要轻举妄动。据我所知，运动结束前，已布置下严厉的打击翻案活动的条例，为着保卫这场运动的成果，是绝对不许翻案的。惠畅的行动，无疑会招致更惨的结果，怎么能硬撞墙呢？我再三叮咛她，一定要惠畅先沉住气……
“昨日晚上，他又逼我跟他离婚……”
“这家伙……打的啥主意啊？”
“他说，我娘家是贫农，我不必跟他背一辈子黑锅！我说我一不当官，二不写文章，三不想入党，任啥成分都一样。他又说孩子太可怜，跟他注定要受罪，长大了连个媳妇也难找！”秀花说，“他说要我跟他离了婚，把娃儿带走，进谁家贫农的门做后代去……”
“唔呀……”我的感情又承受不住了。
“他说……俺娘儿俩一走，他就……满世界逛去呀！再不回……惠家庄来咧！” 秀花哭了，哽哽咽咽，“我今日哄他说我来公社离婚，稳住他……”“闹成这样… …”我坐不住了，“我这个星期六，后天晚上去劝他，你放心……”
“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秀花抹着眼泪，“我也知道，你到俺地主屋去，说不定要给你抹黑……实在没法子了！”
“后天晚上，我一定去，你放心。”我给她再次肯定说，“你要耐心，甭急，甭烦。他在难中，免不了胡思乱想……”
“我说他，咱当不了作家当农民，也一样活着。咱劳动挣工分，养咱的娃娃，只要我不嫌弃你是地主成分，咱就过咱的日月。”秀花委婉地说，“他这人……心眼太直，写不成文章，看不成书了，就不想活了……你去时，好好劝他，骂他，他不恼你……”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再也找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来。是的，她对他已经做到了一个贤明的妻子所能做到的一切，我还能给她说什么呢？她没有文化，与惠畅在思想上和知识上差着相当远的一大截。她和他吵过架，怄过气，因为惠畅与那个医学院的女同学的往来而生过疑窦，吃过醋。可是在惠畅遇到灭顶之灾的严重困境里，她却如此的主意坚定，支撑着这个濒临破毁的家庭。
她抱着孩子告别了，走出古庙改修成的民办中学的大门，下了土台阶，走到公路上，我叮嘱她慢走，她却悄声问：“我到你这儿来，对你有啥妨碍么？我背黑锅，挨谁谁染黑……”
我又能说什么呢？似乎她是特务，和我密谋颠覆共和国政权似的……
她抱着孩子走了，脚下匆匆，因为抱着孩子，腰部朝一边歪扭着，往前走去，渐渐远了。我忽然想流泪。我记起在她家的小厦屋里，听惠畅读他新创作的小说的情景，在惠畅的自鸣得意的读稿声中，伴奏着她在炕头纳扎鞋底时麻绳穿过布底儿的咝咝咝的声音，那么和谐，那么安详，而今已经恍若隔世了……
他简直像一条被囚笼关锁着的……狼！
我不无胆怯地走进他家的街门，又走进他的那间熟悉的小厦屋，看见他的第一眼时所产生的强烈印象，就是这样：他像一条被关在笼子里的狼。
他的浓密的头发蓬乱而肮脏，粘着灰尘，大约两三个月没有剪剃了，几乎盖住了耳朵。他的胡须从两鬓直到下巴上，浑成一体，芜杂无章。最可怕的是那双眼睛，布满了红丝，呆滞而又冷漠，盯一眼令人心里打颤。
他没有和我打招呼。坐在门槛上，朝我翻了一眼，就低下头去了，两只手的指头叉在一起，胳膊时搭在膝盖上，竟是那样一种颓败的样子。
秀花急忙招呼我坐，却找不到一个可供人坐的椅子或板凳，等她从灶间取来一个小凳的时候，我已经在炕边上坐下了。变化太明显了，他支在墙根的抽屉条桌没有了，他往常坐的那把椅子也没有了，背墙根的装粮食的红漆板柜也不见了。不用问，属于被没收的财产而已经易换主人了。只有背墙的半墙上，凌空吊着的那两只红色木箱，还依样吊着。那是秀花娘家的陪嫁嫁妆，按政策条文不予没收的。这间小小的厦屋，现在变得空荡荡的了，只留下那个土炕，占去了厦屋的一半地盘，进门来找不到一只可以落坐的东西，惠畅总是坐在门槛上。
我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凄凉，不知该说什么了。是的，是凄凉，这个词儿准确不过，而且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我虽然熬过了从未经历过的三年困难时期，忍受过饥饿的种种滋味，却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凄凉。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话能够说出口，不由自主地把一支烟塞到他手上。
他接住烟，翻着红丝斑斑的大眼盯我一下，就擦着了火柴，猛吸一口，呼呼呼吐出一股又粗又长的烟柱，扬起头来，怪笑一声，摊开双手：“全完了！顷刻间天塌地裂，土崩瓦解，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真干净！”他随口胡诌着，忽然两手抱住脑袋，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已经意识到他的精神上的绝望，已经濒临崩溃的边沿，我说：“惠畅，你冷静一下，有话咱们好好说说，你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尽力而为，你甭……”说完，自己也觉得贫乏而又无力。
“你……可惜只是个民办教师，你能帮啥忙嘛！”他摇摇头，痛苦而又绝望， “我现在需要包文正来明冤……”
“你又胡说了！”秀花在旁边提醒他，“冤已经冤下了，你白说，不顶啥！现时咱只说低头过咱的日月……”
“低头？”他冷笑着，盯住媳妇，“低头低多久？这要我低一辈子哇？我给谁低头？要是我家里真正是地主，旧社会欺压过群众，那我向人民低头，低到死我也活该！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是地主，我纯粹是给那个流氓低头！我受不下这口气… …”
“即使是地主家庭，子女也无罪嘛！根本不存在向谁低头的问题。”我给他劝解，“暂时先稳定情绪，以后再向县上申诉……”
“你知道吗？那个团支书——那个流氓，现在就任大队长了！”惠畅说，“他早已说过，他在惠家庄有两个对手，这回全扳倒了！整垮了我，扫清了绊脚石；打倒了原大队长，他登极了！原大队长是个实干家，从来不尿他。老支书是个老好人 ……”
他说开话以后，情绪稍微稳定了。他告诉我，把他们家从中农变成地主的全部材料，都是那位团支书一手包揽的。团支书是工作组利用的积极分子中的头号种子，他有了报一箭之仇的极好机会。构成地主成分的关键一条是解放前三年的雇工剥削总量，占有多大比例。惠畅家没有雇过长工，只在夏收秋收时雇过短工，于是，用短工总数抵当长工，仍不够比例，团支书在私下哄劝威胁下几个社员，干脆……
“俺家的地主成分晌午一宣布，后晌，五老汉的儿媳妇洗衣服时，在水潭边给秀花悄悄说，她阿公晌午参加完斗争会，午饭也没吃，躺下起不来了。”惠畅说， “五老汉把儿子叫到眼前，说他一辈子没说过假话，就说下这一回，全是让团支书吓昏了脑袋。他要儿子甭斗争俺爸！说他已经作下孽，后悔跟不上了……”
“有这号事？”我完全迷乱了。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惠畅悲哀地说，“我总相信工作组会实事求是的……谁料想他们也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
“那个五老汉的话可靠吗？”我已经不自觉地卷入了，“怎样取得这个活证呢？”
“没门了！”惠畅依然悲哀地说，“老汉刚露出一点话头儿，团支书便扫见风了，在贫下中农内部把五老汉连批三会，老汉再不敢说话了……”
我参加过关于“四清”的所有必读文件的学习，自觉地遵守运动中的全部纪律。从理论上，我接受了这场运动必要性的全部论述；从行动上，积极拥护运动的开展。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运动中有偏差，惠畅算一个极大的不幸；而那位团支书，该是一位投机而且成功了的奇迹。
“还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我把这句早已呼熟说顺的真理端给他， “五老汉的良心……可以证明。”
“唉……”他不说话了，眼里的活光又褪尽了，悲凉地叹息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完了！我将像猪一样活着！刨——食！刨——食！没有理想和追求而只有刨食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是猪的生活！”
“你看看，他尽钻牛角。”秀花说，“一村庄稼人，有谁管啥‘理想’哩！管啥‘追求’哩！都是为吃饭穿衣养活娃娃嘛！你多念了几年书，倒背的包袱越重了，连一般人的生活也不想……”
惠畅又摇摇头，苦笑着，显出不被理解的苦楚。
“你还可以写作嘛！即就是地主成分，谁也没规定不许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搞创作。”我尽管这样说，自己也心虚得很，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觉得需要这样说。而且只有这样，我才有话可说，不然，我说什么呢？只要能有一丝一缕的促进他从悲哀中振作起来的话，我都想说出来，“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嘛！”
“你甭尽给我拣好听的说！”他一句话就把我隔远了，“我明白着哪！”
“无论如何，应该坚持活下去！”我没有任何根据，似乎只是要求。
“像猪那样活下去？”他嘲笑着盯住我。
“即使像猪，也活下去！”我直说了。
“在那个流氓大队长的眼皮下活下去？”
“无论在谁的眼皮下，都要活下去！”
“大难活人了哇！”
“再难也要活下去！”
“我没信心……”他垂下头去了。
“我今日头一回听见你说这号熊囊鬼话！过去你自信，雄心勃勃，总是你给我鼓劲。”我几乎是在恳求他，“你不考虑秀花吗？你不想想你的儿子吗？你只考虑你自己过的是猪的生活，意思不大，她娘儿俩又该咋办呢？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吗？原以为你自信，现在看你脆弱！脆弱得连秀花都不如，亏你是个身高膀粗的男子汉大丈夫！拿出大丈夫的气魄来，在危难中才显出你惠畅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第八节
我也许是实在急了，急中居然说出这一大堆刺激他的话。
“不要说了！”他忽地一下从门槛上站起，“正因为我从她和孩子的前途考虑，才让她们从这个鬼地主的门楼下逃出去……”他已经走到院子里去了。
我也走到院子里，看见他在院中一块石头上坐着，我也在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我再也找不出什么更有说服力的话，就把一支烟又递给他。
“你的好心我知道。你能想到的我都能想到。”他抽着了烟，“你甭说了，回吧！”
“那就坐坐吧！”我说。
“坐？坐吧！”他说。
我带着满心的惆怅和担忧，在鸡叫三遍之后，出了他的家门。他没有送我，在我出门之后，秀花轻声小气地叮咛我一句，就小心翼翼地插上门闩，竟然没有一丝声响。我似乎觉得墙角和柴垛后面，都透着团支书——现任大队长——那个流氓的阴森的眼睛，背脊上觉得沁凉了。
走出村子，跨上沟泉里的小土桥，我站住脚了。这是往昔里我来找他时，他送我的停步分手的老地方。他第一次没有出门送我，我感到的不是他对我的冷淡，我被一种比来时更大的压力压在心头，几乎确信那个不祥的预感愈加逼真了，我的天哪……
惠畅没有走绝路，也没有满世界去浪逛，他仍然生活在惠家庄，和他的妻子秀花以及孩子。我没能劝得下他，秀花又是怎样把他终于挽救在自家小厦屋的土炕上，我不得而知，因为随之而卷起的更加猛烈的“文革”的狂风，已经把这个偏僻的黄土高原下的小河川道，搅得浑沌迷乱了。他在自家的小厦屋里活着，即使如他嘲笑的那种猪一样的生活，总是活着，我就放下一条心了，眼前的生活现实是，不仅他谈不上理想与追求，必须过一种只顾刨食的猪一样的生活，小河川道这个小天地里的一切人，除了那些乘风而起的野心勃勃的几条汉子，能够说理想和追求的人几乎已经绝迹了。
我虽然没有想到自己要过猪一样的生活，眼下却必须与猪在一起，从早到晚，朝夕相处。每日三餐，我必须按时供奉，晚一会儿它们就嗷嗷嘶叫。每天中午需得把它们排泄的粪尿清理出来，两天不清除就变得难以下脚了。夕阳西沉时，我背着一笼猪草从山坡间或河川里回到猪圈旁边的时候，那些大的或小的，伢猪或母猪，早已挤在栅栏门口，甩着尾巴，哼哼卿卿，向我致欢迎词。
民办中学本来就不大景气，经不住哄闹，学生就回家去了，教师们的工资公社无力兑现，也都回队挣工分去了。民办中学搞半耕半读，养下一群猪，照常要吃食，作为对我的一贯保皇的罪行的惩罚，我和“走资派”校长一面喂猪，一面经管学校的生产地，另外兼顾护校。
猪饲料完了。我用架子车装了两口袋学校生产的小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去兑换麸皮。朝辞白帝，午达古城，完成了小麦换取麸皮的任务后，我拉着架子车，在背巷里转着，寻觅一家门口可以停车的饭馆，我已经很饿了。
我忽然看见了惠畅，这真是不期而遇。见面之后，他说他在这条小巷里的某居民家做木匠活儿，上街来买旱烟，没有找到，居民家用上好的纸烟招待他，实在不如旱烟过瘾。
我们在小饭馆里的很脏的桌子旁坐下来。
“你啥时候学会木匠手艺了？”
“我现在是个不错的匠人哩！”
“真是想不到！”
“生活是最严厉的老师啊！”
他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慌乱中镇静下来，而今摆给我一副世故的面孔。他百无聊赖，借了斧子和锯、凿，自己给自家做小凳，再做椅子，他不能永远以门槛为坐凳呀！这样，他的无所寄托的心，一下子依附在飞旋而出的刨花上来了，而且兴致极高。他有文化，识得图，流行的新式家具他最有兴趣……他可以出门挣钱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恶有恶报！”惠畅虽然是一副世故的面孔，口气里却有一丝明显的解气的意思，“那个爬上惠家庄最高坐椅的流氓，这回可碰上辣子了！惠家庄的造反派一起来，就把他和老支书推上斗争台子了。人家批那个老好支书是做样子，批他可是实心实意，这熊包虽然伶牙俐齿，招不住一顿饱打，尿在裤裆了，也巨在裤裆了。你想么，造反头儿是原来的大队长，被他整下台的那个实干家，这回造起反来，能给他甜的软的吃吗？”
他的得到报复的得意是清楚不过的。他已经剃掉了头发，是和所有北方老农民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了，鼻翼两边陷进两条又粗又深的皱纹，显示着一种强有力的气势，眼睛里却是傲慢和漠然混合着的得意神情，我吃着一碗羊血泡馍，不用插言，听他得意而解气地说着。
“你不知道这流氓得势的时候怎样折磨人哪！他知道我爱书，把我的书全部搜出来，就堆在我的门口烧，一边烧着，还一边唱着书名。我在屋里听见那个声音，真是心里往外冒火……好了！他也尝到了挨打挨斗的滋味了！斗他的时候，五类分子照例得陪斗，我爸也低头站着，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把那个流氓收拾一顿，我爸陪斗十回也值得！”
“你觉得我的报复心理特别强吧？我也是这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容人的大量。那天早晨，他一个人在村子西巷扫街道，看看四面没人，我大笑一声，从他身旁走过去，他连头也没抬起来。后晌，我背着工具箱，进城来了……”
“原大队长拉我造反，我不干，我和他不一样呵！我刚走半月，那个流氓也参加到一派里头， 跟大队长干起来了。 两路人马都归随了县上的两大派，完全是以 ‘四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