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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克俭想到这些，心里倒觉得吴登旺说的不无道理，这韩主任大概把革命也当耍鸽鹁一样搞哩吧？你看他这阵在台上那神气！
韩主任从大到小，由远及近，终于从全国讲到了北寨和南寨：“在北寨，出现了十件新事，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有人对北寨不服，散布不少奇谈怪论……”
常克俭转回头，对满脸怒气的吴登旺说：“伙计，听着……”
韩主任又说：“有的队不学北寨，就出现资本主义泛滥，社员卖高价粮，大队干部也企图以粮食腐蚀北寨！北寨大队党支部很敏感，及时抓住这个新动向，今天开会，坚决反击……”
常克俭脑子嗡地一声，只觉一股热烘烘的东西冲上头顶，脸发烧，眼发花，他哆嗦着嘴唇，没说出话，却听见吴登旺骂了一句：“真正无耻！无耻！”他站起来，抽身想走，“你看看，咱想把粮给人家，还得挨人家骂，狗日的连良心都没有！”
常克俭拉住登旺的袖子，强迫他坐下，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甭急，甭躁！看这场戏怎么演吧！”
王焕文很得意，走到麦克风前：“北寨有人吃粮没计划，铺张浪费，弄得缺点粮食，有的队就趁机卖高价。现在由杨长顺揭发批判——”
杨长顺，五十多岁的老实社员，一脸羞愧，低着头，走到讲台上来了。他停在麦克风前，手也没处放了，惴惴不安：“我，不该出去借粮，咱北寨是先进队，我给红旗抹黑……”老汉深深低下头，离开讲桌，在土台一侧，羞得蹲下身去。
王焕文很得意地追问：“你在哪个队借的粮？”
老汉头也不抬：“南寨。”
王焕文瞟一眼常克俭，又和韩主任会意地交替一下眼色，继续追问：“谁家的？到底是买的，换的，还是借的？”
老汉双手抱着头，不吱声了。
王焕文有点性急：“好，你再考虑考虑，让马驹揭批！”
三十六七岁的中年社员马驹，紧皱的眉毛下，交织着难受和愤恨的复杂神色。他被叫上台来，站在大家面前，像一节磁实的榆木桩，栽在那里，半天没开口。
王焕文启发引导说：“你和长顺那天黑夜回来，不是还有人给你送进村吗？说老实话吧！”
“那是人家克俭叔和登旺叔帮扶我哩！”马驹立即说明，“不是人家卖的！”
这个说明显然是没有力量的，因为他总不说是谁卖的。台下的眼睛一齐射向坐在台子一角的南寨大队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似乎在问，他们也卖高价粮吗？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搞阴谋！至此，常克俭完全明白了。那天晚上，他和登旺来到饲养室，向长顺和马驹赔了情，略略透出将来通过集体对集体的办法解决北寨社员的困难。之后，帮着他俩把粮食送进了北寨村。王焕文大约以为是南寨的领导人卖粮咧！拿这事到这稠人广众前亮他！台下的社员不明真相，眼光里有锥子一样尖利的责问，有迷惘不解的疑问，也有完全不信的同情眼光，克俭觉得，阴谋的制造者企图把他往烟筒塞，抹他一脸黑，在南北寨把他弄臭，这意图太明显了，他气忿，憎恶，也好笑！他的耳旁，传来大队长一声比一声粗的出气声。没等他回头！吴登旺忽地一下站起来，炸雷似地说：“这是害人！”他想挡也来不及了。
韩主任回过头来，却嘻嘻笑着：“不要激动嘛！你要说话，等马驹说毕！好，马驹同志，你说吧，不要怕！”
韩主任十分有把握的神情，登旺的举动，给在场的社员造成了真有其事的印象，常克俭感到了某些压力，象坐在被告席上，他心里踏实，不乱！连看也不看登旺，摸出烟包来。
“我说，行！”马驹咬咬牙，说，“我马驹不该到南寨借粮！应该在家等着饿死！饿死也不该给王支书脸上抹黑！”
“你胡说！”王焕文脸上像挨了一鞋底，“手放下！嚣张成啥哩！”
韩主任却由气恼中很快换出一副笑脸：“现在要你说清，借谁家的粮。责任不在你嘛！”
马驹憋着嘴唇，扭着脖子不说话。台子上僵住了。
吴登旺又想站起，老常偏过头：“你不能看这场戏演完吗？坐稳！”
“买我的！”台子下边一声喊，台上台下满是吃惊的眼睛，朝着发出声音的右后角看去，南寨五队的张德明老汉正朝前头走来。
“买我的！”德明老汉走到台前，对王焕文说。他转过脸，对站在一堆的长顺和马驹说：“兄弟，你就照实说是买我的喀！怕啥？”他又转过身，面对整个会场：“南北寨的乡亲们，马驹和长顺，借了我二百斤包谷。长顺说他忙后还麦哩，马驹说他月底交了猪，给我钱哩！就是这事。俺的支书克俭问过我，我没承认！今日，看着长顺和马驹受难场，我的老脸上像鞭子抽！他俩，没吃的，掏高价买我的粮食，够苦情咧！回来还要挨批判……”老汉动了感情，说不下去了。猛地提高声音，大声宣布：“他俩借我的粮，我不要还咧！今日这会把我教育哩！当着南北寨社员的面，我说话算话！”说罢，大步走下台去。
德明老汉的举动太突兀了！台下的社员没料到！阴谋的制造者没料到！常克俭自己也没料到！前日他和德明老汉推粪休息时，了解这事，老汉矢口否认他卖粮。现在，企图整他常克俭的人，却替常克俭教育好了这个私心重的社员，多嘹啊！企图拿石头打人的人，现在正发觉石头朝自己迎面飞来！你看台下两村几百双眼睛里是啥意思：
王焕文惶惶然瞧着韩主任，怎办？
韩主任尴尬地站起来，仍然绷着脸：“德明老汉能认错很好嘛！问题在于南寨的干部，他们想拿粮食收买人心，给北寨红旗抹黑！”
重新获得启发的王焕文，说：“这事由三队队长揭批！”
这是个四十岁的老诚人——三队队长刘步高，忠诚淳厚，他说：“三队不少社员到南寨借粮，我当队长的，脸上象挨耳光！咱是集体，我想集体借下粮食，明年再还，不要叫社员受难场！我和南寨老常透了透这心思，老常说和其它干部商量一下，问题不大。昨日他见我，说大队干部都同意。就是这事！”
“没志气！没志气！”王焕文喊着。
刘步高难受地说：“我当队长五年了，大家伙儿知道我没本事！这几年，发展不快，好坏社员还没饿着，公购粮也没拖欠国家的。今年，大家明白，咱都干了些啥名堂！这个弄法，我干不了！南寨的粮，我不借了。你给三队另选队长吧，选能唱出粮食的能行人……”
北寨的社员，像受到撞击的蜂箱，嘈杂的议论，愤恨的谴责，难听的咒骂，像潮水一样扑向主席台，埋藏在胸膛里的积久的愤怨倾泄出来了！会场无法控制了。
吴登旺自坐上台后，一直黑煞煞的脸孔，现在眉眼嘴巴活动起来了，畅快地笑着。太嘹罗！实在好！他坐不住了，摸摸烟包，烟包却空了，亲昵地捅一拳克俭，要过烟包挖着，毫不遮掩嘴角上轻蔑的神情，瞧着韩主任红一阵白一阵的脸。
常克俭仍然稳坐着，社员们激动的情绪，像海浪一样拍击着他的胸膛，把他心里那些窝囊气一齐冲击净尽！他的心忽闪忽闪跳啊！嘴唇不由地颤抖起来。
韩主任走到他跟前，严厉地瞅着他说：“现在必须由你说话，说清你搞支援粮食的真实用心！否则……”
听见韩主任的话，台下前头站的社员静下来，从前头往后排，霎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南北寨的几百双眼睛，男人和女人的，老年和青年的，饱含着敬佩、爱戴的深情，投向一个目标——坐在土台侧角的驼背老汉。
阵势十分明显：
——阴谋的制造者企图挽回残局。
——受害的群众希望他替他们说话。
常克俭站起来，微微驼着背，手里捏着旱烟袋，走向台口，看着他熟悉的社员们的一张张热切的脸，两滴泪花扑出来了。他转过宴，对韩主任看一眼，说：“一切都清清楚楚，你自己总结吧……”说罢，他背起双手，走下台阶，穿过自动让开路的人堆，走出会场，踏上通南寨的白杨甬道……
1978。10。小寨
七爷
一
那年春天，县上给俺田庄派来了路线教育宣传队。麦收后，宣传队马队长兜里装了一叠厚厚的经验材料，凯旋了。
令人寒心的是，马队长前响刚从田庄拔出脚，俺三队队长志良叔后晌就宣布他不当队长了。
我慌了。
我是副队长，年初选举的时候，大家选我，不过是看我干活不惜力气，办事可靠点儿，让我给志良叔跑跑腿儿。跟他锻炼锻炼。至于四时节令的农活安排，经营管理，全是仰仗他的，我还不入门哩！现时正当忙后三秋管理的紧火时光，他撂了担子，我怎么办呢？
月色很好，我奔进大队党支部书记田志德家的院子。
香椿树下，田志德被一伙社员包围在中间，吵吵闹闹。
七队妇女郭菊艾，高喉咙大嗓门，喊说：“把俺的围墙挖倒，现时咋办哩？贼娃子要是把那一把粮食灌走，我一家子可怎么活？”
我听出意思了，郭菊艾家的庄基地在村子最西边，打土围墙时，往外放出去一尺。其实，那一尺空地外，就是队里水泥砌的自流渠，集体根本无法使这一尺之地发挥效益，郭菊艾打围墙时就把这一尺空地图进了院子，干部和社员也没有人喊查过此事。马队长不知怎样把这事调查出来，亲自掮上镢头，用军队式的命令动员民兵，把郭菊艾家西边的围墙给挖倒了，为田庄大队争回了一尺之地……
田志德听着，皱着眉，苦楚着脸，说：“甭急！大队开会，研究研究！”
二队的成林老汉赶紧抢上插话：“把没收俺的羊奶钱……”
这事我也知道。成林老汉的小孙子，一生下来就没奶吃，老汉买了一只好奶羊，一天能捋六七斤奶。孩子吃不完，家里四口人一个胃口，都喝不惯羊奶那股膻味儿，就用孙子喝剩的羊奶喂猪。恰好临近小学校有个教员患胃疼病，想订奶……同样，马队长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钱没收了……
田志德眉头皱得更紧了，脸上的表情更苦楚，重复着同一句话：“甭急！大队开会，研究研究。”
我看着那一堆纠缠不休的社员，心里可怜起田志德老汉了。马队长在田庄东戳一扁担，西砸一杠子，打下一锅浆子。现时他屁股一拍，回县领赏去了，把这一滩粘浆子，全部倒在老汉头上了。
老汉象是麻木了，任谁用高嗓门叫喊也好，用哀求的调调诉叙也好，他一概不动声色，开口就是那两句话：“甭急……”
我敢说，站在这儿的人，谁也没有我心里的事情关系重大。我拨开人，尽量缓和口气说：“支书，俺的队长撂套不干咧！”
老汉猛乍扬起头，吃惊地张着嘴：“啥？”
我又说了一遍。他把头沉重地低下去，一只手撑着下巴，一句不吭。
他没问我志良叔为啥半路撂套。他心里比我更清楚：祸根还在那位马队长身上。
“我早就担着这份心！”他自言自语，站起来对我说：“咱俩一搭寻志良去。”
进了志良家院子，一见面，志良就摇手：
“支书，你甭找．也甭说，啥也不顶！”
志德坐在砍柴的木墩上吸烟。他是个实心眼的好人，不发躁，也想不出什么动听的词儿来软化志良，问了半晌，才说：“马队长在时，你为啥不撂套？他在，你撂，我叫他给三队安排队长！”
“我怕把麦子……”志良说，“现在，麦收了，秋种了，我该作揖退庙咧！”
“算咧！甭给哥难场受咧！”志德劝说，“你数数咱大、小队几十名干部．打下台的不算，谁没受过揉搓？还能计较……”
“你甭费唾沫儿咧！老哥！”志良烦躁地说，“我的秉性你知道，说不干就坚决不干！”
“不管马队长怎样揉搓你，咱的社员心里对你没啥！”志德好容易找着了话头儿，更加耐心，“都替你……”
“咱不说多余话！”志良无情地打断志德老汉的话，生硬地说，“谁再当干部，算是先人在河滩埋着！”
志德老汉尴尬地苦笑着，再也说不出话。志良把话说死了。
无奈，老汉召开三队社员会，选队长。开了三场会，选了四个人，没一个人愿意上场，象是谁教给他们同一句道理：“志良这样的人都挨整，当不下去，谁还能干成？”
我看队长选不出来，自己又驾不起辕，干脆，也撂吧！没等得我开口，老支书难受地拍拍我的肩头，说：“没办法！你就挑起来干吧！”
我急忙推辞。
“叔明白！你不说叔也明白！可眼下有啥办法？”他说，“我给你找几个老农，当参谋……”
看看支书为难的神色，我不忍心再给他加忧愁，想撂挑子的话急忙说不出口。这样，我忐忑不安地当上了三队队长了。
二
紧张繁忙的三秋管理季节，玉米要锄草，谷子要薅苗，红薯要翻蔓儿，棉花要打杈，接着就要施肥。化肥供应少得可怜，我正发愁这二百多亩秋田，真会成了卫生田哩！天又旱得秋苗发蔫。社员们思想散里散伙，大概对我并不抱什么希望吧！我急得东跑西颠，眼也红了，声也哑了。听说夜晚浇地的人把水放到地里，任水乱流，自己在渠岸上睡觉，我忍不住发火了，说了不少难听话，仍不抵事！
老支书给我把参谋还没找妥，就到公社参加什么学习班去了。我自己找了几个老农商量，有的说这样办，有的说那么干，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怕我把三队搞烂了，他们要落话把儿。
“缠马，快到公社找志德去！趁早把事卸了！”妈妈说，“再干下去，怕……”
“哼呀！你当那个队长好当？那不是抢篮球！”爸爸教训我说，“一百几十号劳力，二百多亩庄稼，那是闹着耍的？你，本事不大胆子大！”
我吃着饭，听着妈妈担心的劝说，爸爸的训戒，心一横：吃罢饭，上公社，找支书，不干咧——确实不干了呀！
主意一定，我赶紧吃饭。不料，一抬头，富农分子田学厚站在当面。奇怪，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呢？
我问：“你有啥事？”
他答：“我来交思想改造汇报材料。”
噢，我记起了。按照马队长春天给队里严格立下的制度规定，四类分子每月逢十，三次向生产队长兼治安员汇报，月底给大队汇报，一季度末，向公社派出所汇报一次。今天逢十，我倒忘了。
我说：“你先拿着，我明天就不是队长咧！”
他说：“我得按时交，你今天还是！”
其实也无所谓，爱交你就交吧！
他从压着蓝布带子的口装里，掏出折迭着的材料纸，放到我搁着饭碗、菜碟的石桌上，转过身，走了。
我哪有心思看他的什么思想改造汇报材料！他放在那儿，我冷漠地瞧了一眼，连动一指头的兴趣也没有。
一阵风从大门洞儿吹进院子，打着小小的旋儿，把那份材料从石桌上吹到地上，翻了几个过儿，散开了。
我拣起两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又照旧迭好，却发现地上还散落着二指宽的一绺纸条儿，也就顺手拾了起来。
无意间的一瞥，纸条上的字吸引住我的目光，象磁铁吸住铁屑一般，眼睛就再也移不开了。
天呀，你猜这纸条上写的啥哟：
“水肥是关键，抓紧浇地，晚上要派可靠的人去。快组织劳力拆旧墙，换火炕，动手慢就跟不上了。妇女锄秋，搞成定额。其它杂活能缓就缓，你亲自出马抓水抓肥。甭慌！甭乱！撑硬！不敢松劲！”
我抬起头，不由地瞧瞧大门口，那个微微有点驼的背影早已消失。低头看看手里的纸条，硬胳膊硬腿的字迹，切切实实还印在纸条上。
怎么理解眼前的事呢？听说他过去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四清运动给他扣上富农分子帽子那时候，我刚刚脱下开裆裤。我所看见的，已经不是在人前讲话、办事的当权者，而是终年挑着一对大桶，给队里挑稀粪的“富农分子”，冬天和春天，担粪泼麦子，夏天泼玉米。他做着这样一项单独的劳动，很少和社员在一起干活。我对他说不上憎恨，也不甚喜欢，按乡村延续下来的班辈儿，我叫他七爷。他给我写纸条，肯定是看见我狼狈不堪的样子了吧？
我把那两页思想汇报材料扔到桌子上，把写着生产安排的纸条儿，夹在一本从来未用过的红皮日记本中，这是不能让人看见的。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