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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底是谁？教务主任对冯力媛无计可施。
我不说。冯力媛总是这三个字。
学校找来家长，双方苦口婆心，软硬兼施，但冯力媛岿然不动
教务主任说冯力媛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冯力媛不羞不恼，只是说，随便你怎么说，我就是不说。
就这样，冯力媛离开了学校。
几天后，中考开始了。刘小猛只参加了第一天上午的语文考试，作文的要求是：写一件让你刻骨铭心的事情，题目自拟。刘小猛写了什么，除了阅卷老师，谁也不知道，据说这篇作文得了满分。
后面的考试刘小猛都没有参加，从此再没有出现过。
对于冯力媛的守口如瓶我们由衷地钦佩，说她是当代刘胡兰，临危不惧，宁死不屈。冯力媛和刘小猛的感情更是缠绵悱恻，有人说他们的爱情是孔雀东南飞，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走出考场，我和罗妍妍在楼道不期而遇。毕业在即，一切恩怨已成过眼云烟，我们的脸上都有了笑容，异口同声问对方，考得怎么样。答案又都是，还行。 同样的“还行”却产生不同的结局——我考入另一所重点高中，而罗妍妍进了一所普通高中。
中考结束后的暑假，爸一次无意中问起，你们班那个姓罗的学习挺好的女生考哪儿了？ 她没考好，学校不太理想。我说。
爸满意地笑了，没有问她为什么没有考好，这不是他所关心的。
后来才知道，我爸和罗妍妍的爸供职于一家单位，始终在为着老处长退休后谁能提升为新处长而处处勾心斗角，明枪暗箭。
发榜那天，我去学校领录取通知书，同时收到一封寄自深圳的信，是刘小猛写来的。他询问我的考试结果，然后说了自己的情况——中考那天，他和冯力媛去了深圳，经过几天的盲流生活谋得一份工作，做建筑小工，他们现在的生活虽然艰苦，却很幸福。
二○○一年夏天，期末考试过后，大三生活即将结束前，我们被安排到工厂参观实习，由此开始了一段惨不忍睹的生活。
那个夏天异常炎热，每天早晨我都一身汗水地醒来。太阳挂在天上，温度就像正被拍卖的抢手商品的价格，日益高升，令人窒息。北京发烧了。
让人心情无法舒畅的灰蒙蒙的天空遮盖着北京的每一寸土地，每当抬起头看到天色像一碗豆汁的时候，我便不禁皱一下眉，郁闷涌上心头。
我决定记录下一些东西，什么都不为。
对于写作，我足可称得上门外汉。首先，我不曾参加过以各种名义开办的创作班，也没有这方面的名家哪怕是老师或者朋友的指点；其次，我除了知道小说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构成，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鲁迅原名周树人，他有个弟弟叫周作人，给日本人当过汉奸外，其余的文学和文体常识则知之甚少。有些在中学就该被熟读甚至背诵的文学名篇对我仍旧陌生，那时候我的名字更多出现在黑板上“下列同学的作文需要重写，希望你们认真对待”的字里行间，有时我会在发下来的作文后面看到老师的红笔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好，但在《中学生作文大全》第136页上可找到原文，放学到我办公室来！”
所以，对于写作，我无话可说，惟一的想法和将贯彻的路线就是：写的时候作者爱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只要把想说的说清楚就得了。
那些日子的参观实习，折磨得我不堪忍受。
每天早上，我光脚穿着被前一天汗水浸湿的片儿鞋，在老师点到名字之前出现在工厂门口，然后极不情愿地随同一班同学进入指定的车间参观实习。
学校的这种安排，与其说是要培养我们对专业的感情，毋宁说是使我们对这一专业的厌恶进行到底。每次一踏进车间门槛，陈年已久的油腻味夹杂着钢铁和尘土的味道扑面而来，我便开始头晕目眩。我为该现象发明了一个词：晕厂。
厂房里陈列着一台台沾满油污已看不出表面颜色的机床，它们工作时发出的巨大声响，淹没了在一旁聊天的工人师傅们的交谈。墙壁上安装着一台台可容纳十人吃饭的餐桌那么大的电扇，铁皮制成的扇叶在铁丝围成的扇罩里愤怒地旋转着。偶尔一阵清香飘过，是一个年轻女工正倚着看图纸的桌子啃一根黄瓜，图纸上还放着掰下来的一截黄瓜屁股。
上午十一点一到，工人们准时去吃午饭，三三两两拿着饭盒走向食堂，我们的参观任务也就此结束。看着他们吃一口从说不准头天晚上被大师傅用来洗澡的大铝盆里打来的菜，再咬一口比哺乳期的女人胸脯还大的馒头，我想，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老师说学校每年都有毕业生到这里工作。
上午在工厂充满油污味道的空气中硬着头皮浸泡到十一点，然后回学校吃午饭。吃完饭我们无所事事，躺在各自的床上睡觉，睡到五点半气温略有下降的时候，爬起来去踢球，踢到筋疲力尽，体内积蓄的能量和愤怒彻底发泄完为止。
有时我会在四点钟的时候醒来，总觉得这种毫无目标的生活容易使人颓废下去，可此时除了睡觉，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考研？我想过，但对于一个经常参加补考的学生来说，还有什么让他比那些同样有考研想法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复习并年年拿奖学金的好学生考得还好更困难的事情呢。现实让我安分守己，不抱奢望，与其做无用功，不如躺在床上耗着，至少能长点儿肉。
考托，考G？看到那些在教室里背词汇和小树林里练习口语的家伙，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滑稽的一幕：一个个青年男女手拿各种英语证书向蓝天上飞过的波音客机召唤着：带上我，我托福考了六百六！飞机越飞越远，给青年们留下无尽遗憾，但他们紧握证书的手依旧强劲有力，目光中仍充满希望……此时我惟一的想法就是：祖国，你丫赶紧强大起来吧！
看书？不知道究竟源于何方的根深蒂固的苦闷搅得我烦躁不安，力不从心，看见字头就大，特别是夏天，一不留神就中暑，头晕目眩，食欲不振，四肢乏力。
找工作？为时尚早，还有好几科补考没过呢，用人单位要这样的学生吗？
所以，我惟有睡觉。
再睡一个半小时就可以踢球去了。
有人认为长时间的睡眠是对生命的浪费，不思进取，对此我决不苟同。生活虽丰富多彩，但我们整日奔忙，学习不息，奋斗不止，最终还不是为了睡个好觉吗！
大学这三年我经常是周一早上从家来到学校，躺在床上一直睡到周五下午，然后起床洗洗脸刷刷牙，背上书包回家过周末——说的确实有些夸张，其实中途也偶尔吃几顿饭，上几趟厕所，但在我的记忆中，这三年除了睡觉，别的啥都没干。
觉睡了很多，我也有一些心得：晚上睡觉早晨起床后的感觉是生机勃勃，而午觉醒来后的感觉是暮气沉沉。还有一点，遗精不只出现在深夜，它在你睡觉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
在我酣睡之际，常有只苍蝇在屋里“嗡嗡”盘旋，不时撞在玻璃上，“砰”的一声，但它依然义无反顾地向窗户撞去，追逐着自由。
窗外便是它的自由，而我们的自由呢，我看不见。
有时，我真想像一只苍蝇，不知疲倦地飞来飞去。
即便在全国人民瞩目的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夜晚，我也毫不激动，准时上床睡觉。 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夜晚。
北京在众多申办奥运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主办权。顿时，北京乃至全国成了快乐的海洋，群众纷纷拥上街头，自发组织起各种庆祝活动。翌日，电视台大量报道人们欢庆的场面：
某农村，一个头裹白布的青年，摇头摆尾鼓足腮帮子猛吹一个锈迹斑斑的唢呐，吐沫星子顺喇叭口四处飞溅，其中一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喷射到摄像机镜头上，吓得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一个趔趄险些摔倒；一个女大学生面对镜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我太高兴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随后她发表了如何高兴的长篇大论），最后，她又说：“我现在真想大喊！啊——啊——啊！”说时迟，那时快，她真就面对镜头张开了血盆大口，露出鲜红的舌苔和三十二颗牙齿（粗估，至少也有二十八颗），我发现她的后槽牙需要补一补，以免吃东西塞牙，滥用牙签，浪费木材，从现在起就该为环保尽自己的一份力了；全连官兵整齐有序地观看投票全过程，当萨马兰奇宣布结果的时候，他们像把原子弹弄上了天一样欢呼起来，看到这个场面我有些担忧，在阶级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的今天，军人们放松了警惕，这要让那些企图颠覆祖国和平统一的一小撮敌对分子钻了空子，后果将不堪设想，总不能让奥运会举办在殖民地半殖民国家或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吧；还有一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女孩说了这样的话：“我爱祖国，爱北京，爱五星红旗。”她可真是缺乏社会经验，怎么能随便就把“爱”说出口呢，知道要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吗，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些东西是你随便说爱就爱的吗？
投票结果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学校保安提前半天就将男生宿舍事先准备用来庆祝的空酒瓶甚至还剩一点儿才用完的花露水瓶收走，在经历了楼下自行车棚因中国足球兵败金州而一夜之间千疮百孔后，每逢涉及国家利益、民族荣誉的重大活动，学校都格外谨慎，但是，人们说话的权利是无法剥夺的，那晚街头出现最频繁的语句，“呕，赢了！”、“中国伟大！”、“北京，万岁！”，所包含的意义，均不如从男生宿舍传出的那个低沉的声音意义深远——牛逼！
听说第二天啤酒厂派了两辆车才把那些瓶子拉走，否则它们用在为北京申奥成功的庆祝上，一定噼里啪啦，火光四溅，热闹非凡。
申奥胜利导致人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和两年前大使馆被炸一样心潮澎湃。人们沉浸在意犹未尽的喜悦中，并开始为自己构想一个美好前程。
我想，那时候我该二十八岁了，如果不出意外，大学早已毕业，混迹于社会多年。我可以成为黄牛党的一分子，每天起早贪黑与和我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们排起长队，垄断所有比赛项目的门票，全世界的观众无论你来自美利坚还是大不列颠或是埃塞俄比亚，都要被我们宰上一刀才有幸进入比赛现场，这就叫君子报仇，一百年不晚——让你们八国联军烧我圆明园！ 实习这几日的傍晚，我和同学都是在露天大排档度过的，要些麻辣烫和羊肉串，每人一瓶啤酒。吃完该打牌的打牌，该睡觉的睡觉，不会打牌睡不着觉的就去图书馆找书看，逮着什么看什么，只要是中国字，看什么不是看，经典和垃圾又有什么区别。
一天天就这么过去。
夜里，总是有人难以入睡，因为各种心理和生理的原因。一天，我闷热难当，拿着脸盆去水房冲凉，见两个同学正坐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其中一个背单词，对另一个正看小说的说：“我郁闷！”另一个用手抠了两下脚丫然后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摇摇头，惆怅地说：“我也郁闷！”
我进了水房，接了一盆凉水从头倾斜而下：“我浑身郁闷！”
这时一个青春痘长了一脸甚至发展到后背上的哥们，拿着自己心爱的小镜子，走进水房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看我脸上的这些包，是不是郁闷所致。”我捧着他的脸强忍着恶心端详了半天，语重心长地说：“哥们，我们谁也没有你郁闷。”
郁闷，没有尽头的郁闷，我们是郁闷的一代。
都是青春惹的祸！
随着实习的进行，我陷入苦闷中愈加难以自拔，难以理解其他同学的谈笑风生从何而来。 后来发现，聊天是消磨在工厂实习这段无聊时间的最有效方式，于是我敞开心扉，同每一个我喜欢的不喜欢的老师、同学、师傅进行对话。
一次，我与一个喜爱足球的女生谈及前一天的甲A联赛，车间的噪音使得我们为了让对方听清自己在说什么不得不趴在对方耳朵上大喊大叫，为了不被别人误会，我们出了车间，坐在门口的水泥台上继续前面的话题。关于足球的讨论没有进行太久，话锋一转，到了生活上。 “你将来想找份什么样的工作？” 她问。
“不知道，你呢？”我问。
“挣钱多，干活不累。”她说。和所有人的目标一样。
“没想过找个大款？”我问。
“早就想过，可是始终没有遇见，你有资源吗？给介绍两个。”她说。
“找多大岁数的？”
“四十岁以下，要么就八十岁以上，马上要死的。”
“你妈能同意吗？”
“肯定不同意，那我也找。”
“将来你女儿像你一样怎么办，领回家一个比你还大的老头，愣管你叫阿姨，把你气个半死。”
“不会的，我嫁了大款，我女儿就是大款的女儿了，用不着再找老头了。”
她的话让我不寒而栗。如果像她这样的年轻姑娘都抱此种择偶态度，那么我们这些既不是大款又不是大款儿子的男青年，就只好打光棍了。
没有了私心杂念，我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天天向上，最终也能在中老年的时候成为大款。随后我们的春天就来了，她们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姑娘，让我们感觉夕阳无限好，枯树又逢春。
每天一部分时间用在往返于学校和工厂之间的公共汽车上，这里每时每刻都上演着一幕幕即兴话剧，只是演员不同，情节各异。
两个妇女不知吃了什么刺激性食品，在车上破口大骂，原因是被踩了脚的一方没有听到另一方说对不起。
车上所有乘客在听到手机响后的第一句话通常都是：“喂，我在车上呢。”
中国的贫富悬殊如同坐北京的公共汽车，有座的闭目养神，舒服惬意；没座的拥挤不堪，汗流浃背。
一天等车，车进了站，车上车下人山人海，堵在门前，有的拼命往里钻，有的使劲往外挤，遇到这种场面通常我都选择躲开，这次也不例外，没上。这辆刚开走下辆就来了，车厢空旷，身旁只站着一个人，我庆幸选择了这辆，但突然想到，尽管只有两个人站着，我却是其中之一。 我在车上看到中学门口堆满了焦虑的家长，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家长们手里拿着扇子和冰镇饮料，兜里装着祛暑药和健脑药——这种药对分数究竟有多大帮助？高三的时候我在学校吃午饭，一次吃完饭刷饭盒的时候，一个同学捶胸顿足长叹道：“哎呀，忘了吃‘忘不了’了！”
——他们翘首以待，他们默默祈祷，忐忑不安，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反正自己这辈子就这德行了，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这对孩子公平吗？凭什么你们做父母的自己不去奋斗，想沾孩子的光，吃现成的，这就是你们生儿育女的目的吗？
对人对己来说，考不上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呢，这种例子在我身边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大学也非一无是处，它能洗去人的浮华，让人意志消沉、多愁善感、酒量大增。喝高了，你会发现许多清醒的时候不曾发现的真理，比如：我爱吃肉筋，张三爱吃板筋，我们志同但道不合；啤酒喝多了爱撒尿；天黑了，打开灯才能看书；下雨的时候，只有躲在屋子里吃麻辣烫，否则碗里的汤会越来越多。
我们并不是为了喝酒而喝酒，酒鬼才那样，我们只因为啤酒可以使谈话畅通无阻。
一天晚上，我们都高了。那次喝酒的初衷本是清热祛暑，可不知怎么回事儿，大家议论起人生在世的最高目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