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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被评论者誉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探讨近现代中国古旧书业发展历史和经营业态的原创型学术专著”，有着鲜明的学术特点。首先，该书厘清了“古旧书业”与“旧书业”的概念，表述科学、规范。长期以来，我们探讨图书流通体系往往只注重新书流通，事实上，健康、完整的图书流通体系应该包括新书流通、古旧书市场以及拍卖市场等多方面市场流通渠道。以经营古书、善本书、旧书及过期报刊资料为主的古旧书业长期在图书流通体系中受到忽视，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明显。而“古旧书业”的概念与“旧书业”的概念也往往被混用。真正的古旧书店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指古老罕见有文物价值的书（被称为珍本书，在我国被称为善本书），被称为古书店、珍本书店、古董书店，所售图书文物价值高，价格也较高。又可以根据经营情况分为三类，一般的古书店，专业古书店，通过邮购买书的古书店。另一类则是经营英文中所说的“ｕｓｅｄ－ｂｏｏｋ”，被称为二手书店或是旧书店，一般为人们阅读过因各种原因削价处理的图书，所售图书的价格更加合理。著者将其研究范围设定在“旧书业”范畴之内，在概念上相当明晰，又将其行业性质定义为“旧书业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依傍文化学术的脉络而得以绵延发展。作为一个依附于知识阶层的行业，它历来是文人学士在知识领域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和除旧布新的重要文献渊薮，也是历代爱书人和藏书家借以生长、成长乃至长成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尚未形成为文献信息中心的权威系统时期，对于文献交流通道不够宽敞、信息传播技术不甚发达的中国人来说，它还担负着人文科学知识、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知识集散枢纽的功能”，表述相当中肯、有见地。
该书在于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上也颇有特色。作者自陈“著作者爬梳文献史料，考察旧书态，前后历时三年又半。野外考察之风尘，伏案纷披书刊之劳形，挑灯夜录文字之勤勉，徘徊雁斋冥思之苦情”，“运用中国文献学方法研史求实”也正是作者的追求。大量关于中国旧书业文献的重新发掘，文献学方法的使用，使这本著作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启示作用，提供了大量的文献线索。著者本身就是南京著名的藏书家之一，所收藏书范围也在于“关于书的书”，该主题图书的大量收藏、研读、消化使得其中的文献资料数量、类型丰富。大量史料、回忆文章、散文、随笔，海内外的资料汇集其中，不论是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资料中发掘史料的寂寥时光，还是在冷摊小店中寻寻觅觅的身影，在每页正文下密密麻麻的注释与解析当中都得到了印证。全文引用的各类文献不下２０００种，是对上个世纪中国旧书业资料的全面整理和解读。
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著作把握了“述”与“作”的关系。因为大部分的材料未经过前人的整理，尽可能保持原貌将其公布于众多研究者及关注者的面前，“引用”无疑是最为科学的方法，著者也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意在存真，这种文献学的基本态度值得推荐，尤其是对于那些未经开垦的学术处女地，谨慎地存真，提供尽可能多的研究线索远比大刀阔斧地立论发表新说更有价值，也更见沉潜的功力。著者在存真的前提下，编织、处理文献也相当有巧思，按照相关主题汇集众人所谈，针对引用的言论谈自己的看法，智慧的文思随处可见。即使注释，也并非著录文献出处那么简单，而是就注释的作者、文字或是主题生发开去，就所读所感所得及相关文献做简要的解释、评论。有的注释篇幅有百余字，读来很是亲切与过瘾。在注重书面文献的同时，著者也同样重视“活”的文献，为准确把握历史，实地踏勘公私旧书市场，访问数百位知情人，这些活的资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都是无尽的宝贵矿藏。爬梳文献近万种，南北奔走全中国，无论是在北京琉璃厂采访、潘家园淘书，还是在江南随着旧书店老板走访民间旧书集市，著者的努力化做这些丰富翔实的材料，为我们勾勒出关于中国旧书业的百年图景。著者的宏大构想也不仅限于此，撰写一部《中国旧书业史》是他的宏愿，如今这部《中国旧书业百年》是最先完成的部分。
延续著作关于中国旧书业的忧思，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旧书业如何发展也是笔者相当关注的问题。旧书业在二十世纪末遭遇困境，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近半个世纪来的惨重毁损使得古旧书资源短缺。二是经营人才匮乏。三是经营体制，公私合营之后，将古旧书业纳入集体以至国营体制的结果，导致古旧书业日趋萎缩、丧失活力。如今，这种映射旧时月色的古老行业迎来了新机遇和崭新的发展契机。随着中国文化界对旧书业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民间藏书风气逐渐回暖，书话类著作大量出版，藏书爱好者密切关注，培育了相当良好的市场需求。一个不断生长的旧书行业有机体需要自由宽松的市场，只要有民间的需求，就一定会有市场的供给，并且会在调整和磨合中逐步形成稳定的源头活水般的良性供求关系。而且不容忽视的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古旧书业的经营模式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古旧书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变革。采取了先进网络技术的专业古旧书商所占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古旧图书的拍卖市场也越来越活跃，电子商务的出现扩大了古旧书贸易的客户，从而带动了古旧书贸易额的大幅上升。图书被公认为最适合网络营销的产品之一，交易简便，成交率高，运送便捷，营运成本低。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被吸引到网络交易中来，网络市场受到了不断的重视，各种古旧书拍卖活动，网上旧书交易的上升势头不减。“淘”书人可以直接上网采购图书，古旧书业经营者可以直接以零售价卖给读者。竞争更为激烈，电子书目信息服务商也加入了这一竞争。
无论互联网给古旧书业带来何种影响，古旧书业将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扩大交易市场。事实上，国内各大都市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私营旧书店，以及蓬勃发展的网上旧书交易，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的佼佼者，经营规模正日益扩大。与此同时，国有古旧书店纷纷改制，正在进入与新兴私营旧书业竞争的行列。
一代有一代之文献风物，一代有一代之机遇挑战，“旧时月色”中那种“一窗昏晓送流年”或是“手倦抛书午梦长”的悠远意境渐行渐远，求真的史家识见，务实的发展态度，方是振兴中国旧书业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期待更多像徐雁先生这样敬业求真的史家著作，对亟待整理的中国旧书业史料进行整理研究，也期待务实的业内人士能抓住时代机遇，促进行业发展与探索，共同打造属于网络时代的中国旧书业的发展前景。在“老味道”中寻求“新机遇”，在老行当中感受时代气息，也正是我喜欢《中国旧书业百年》的原因。
（《中国旧书业百年》，徐雁著，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版，９８．００元）
介绍“世界列国国情习俗丛书”
■ 杨传纬
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列国国情习俗丛书》是一批有益于广大读者的好书。第一批著作共十一册，包括《美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埃及》《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越南》《南非》《以色列国》等。此后还将陆续出版多册。
《丛书》各册的作者或主编是对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教、科学艺术、风俗、宗教、民族等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多年研究的专家。他们有些是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的学者，例如《美国》的主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梅仁毅教授；《法国》的第一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兼法国研究会副会长杨祖功教授；《埃及》的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教授吴宝国、陈冬云、王岚等。他们不仅长期从事有关国家的研究，而且都曾在有关国家进修、研究或讲学，对这些国家有亲身的经历；还有些作者是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例如《加拿大》的作者邹德浩先生，担任《人民日报》驻加拿大首席记者八年多，曾驾车纵横加拿大十个省和三个地区，行程三十多万公里；《越南》的作者张加祥先生，曾作为新华社记者常驻越南十八年；《巴基斯坦》的作者陆水林先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乌尔都语译审，数十年来从事对外广播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多次到巴基斯坦进行研究或访问。他们对于有关国家不仅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有极为丰富的感性知识和生活体会。作者的学养和经历使他们谈到自己熟悉的问题时“如数家珍”，同时也非常自然亲切。
《丛书》的编写方针，是集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和学术性为一体。笔者在阅读后感到，最根本的还在于知识性。这些书厚者达三十万字以上，薄者也有二十三万字，内容涵盖既广，每一项目的叙述也力求周全，重要的材料都不遗漏。以国家政治体制为例，世界各国的制度没有完全相同的，其宪法、议会、国家元首、政府、司法机构、行政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乃至选举的方法、制度的沿革等，都必须逐一讲清楚，避免含混或误会。其他如经济、宗教、民族等项目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丛书》类似有关世界各国的百科全书，要能够使查阅某项知识的读者得到满足，获取比较完整的基本概念，又不能过于繁琐，枯燥死板，必须以比较精炼的文字、活泼生动的叙述来达到目的。要做到这一点，就有赖于各书作者对材料的充分掌握、深入浅出的讲解。在我看来，本套《丛书》比较好的把握住了这些要点，并不是一大堆资料的汇编，而是大众化的知识源泉。
从知识性讲不免要谈到学术性。《丛书》各册并不是学术专著或论文集，但是在丰富的知识性中自然会显露相当的学术性。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巴基斯坦》一书中介绍茉莉花为巴基斯坦的国花，不但详细介绍茉莉花为什么在该国盛开、受到人民的喜爱，而且对它的原产地以及各种语言（波斯语、阿拉伯语、梵语）的称呼，乃至在中国古籍中从梵语译作“没利”、“抹厉”、“末丽”传播到中国后历代的使用与爱好等，都作了简要的探讨。像这样一些文字，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是写不出来的。《丛书》各册多数都附录主要参考书达二三十种，由此也可见作者所下的学术功夫。
《丛书》的知识性自然决定了它的实用性。不同行业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都能在《丛书》中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有利于他们从事的工作或事业。这里就要首先提到我国加入ＷＴＯ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他在《丛书》的总序（二）中就说过：“有时出国也带上几本。觉得该书资料翔实，颇有用场；走笔生动，有味可嚼……”笔者相信，无论从事外交、外贸、对外文化交流，还是出国参加体育竞赛、艺术表演的人员以及新闻记者，只要希望对所去的国家有比较完整的知识，都能从《丛书》的某册中获益；如果进一步想和这个国家的人交朋友，做生意，建立工作联系，就更能从《丛书》有关风俗习惯、衣食住行的具体描述与建议中得到帮助。即使是单纯的旅游者，阅读《丛书》也能够对所游的国家有较多了解，从充分理解达到充分的欣赏，乘兴来游，尽兴而返。
最后谈到趣味性。笔者是外语教师，不常去国外访问，阅读这套丛书没有很明确的实用目的。但是丛书的趣味性却吸引着我一本接一本看下去。这是因为不同的读者也许有不同的爱好和趣味，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有趣味的书总是能够“开眼界”。这里举两个例子。关心时事的人都知道法国喜欢在外交上独立自主，不跟随在超级大国后面当小伙计，但对这种事的来龙去脉也许不知其详。《法国》一书的第五章就介绍了法国自戴高乐的时代开始直到现在，历届法国总统的外交政策。他们为了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与美国和前苏联不断进行抗争。文字叙述详实生动，读起来一点不枯燥，而是感到大开眼界。又如越南是我国的近邻，某些文化风俗方面似乎和我们很接近，《越南》一书给我介绍了许多新鲜的东西。越南的人口七千多万，比中国人口少得多，但越南的民族却多达五十四个，主要民族越族占９０％，其他少数民族包括傣族、苗族、瑶族、高棉族等。越南的宗教信仰与风俗民情也是五花八门。诸如此类新颖的叙述，都饶有趣味。
《丛书》的趣味性还表现在作者对有关国家的国情有非常丰富的感性知识，和当地人民有过亲切的交往和情谊。例如，介绍一个国家的行政区划和地理本来可能是很单调的，但是《加拿大》一书中却完全不一样。由于此书的作者曾驾车纵横加拿大十个省和三个地区，书中谈及每一个省或地区的时候，作者几乎都融进了自己亲身感受的印象，尤其是加拿大北边靠近北极的几个荒凉地区，许多在该国住了几十年的居民也未必去过。又如《埃及》一书的几位作者都在埃及学习或讲学若干年，对埃及的社会以及风土人情有深切的体会。书中有两章谈到埃及人的性格和社交礼仪以及埃及的社会习俗，使读者感到好像身临其境，兴味盎然。
《丛书》作者的经历各自不同，各册也会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有的书详于此而略于彼，有的书内容详实而文字生动不足，也存在一些项目在某册书讲得不够周全等问题。笔者在此提出两点希望：第一，希望重庆出版社能继续出版更多的《丛书》新著，让读者见到更多的国情与习俗的生动介绍；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必然也有不断地变化。所以，诚挚希望各书的作者能够每隔若干年对《丛书》有所补充，更新和修订。
（《世界列国国情习俗丛书》，孙正达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
纽罗的石屋（科幻小说）
■ 阿里巴巴
一
事情发生在２０２２年春季，地点为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郊外。
“我听腻了，还原论即使有一万个不是，三百年来自然科学还不是靠它才取得了如此彻底的、不可逆转的改变世界格局的辉煌成就。精确预测是我作为科学家的责任，让波普尔、普律高津的废话见鬼去吧！”纽罗（Ｃ．Ｎｅｕｒｏ），一位温文尔雅的私人科学家，冲着哲学家兼人工智能专家布来恩（Ｊ．Ｂｒａｉｎ）挥了挥手说道，“还原论的每一次失败，只会激起更高层次的还原论，而不是其他什么整体论。我马上就会实施一个计划，这世界的进程还要被改变，到那时不但这个实验室，连整个半岛都要有变化！”
布来恩是著名哲学家邱奇兰（Ｐ．Ｍ．Ｃｈｕｒｃｈｌａｎｄ）的弟子的弟子，他是野心勃勃的纽罗的唯一的好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对脑科学和心灵哲学着了魔般的兴趣。若论不同，布来恩同样相信科学的力量，相信还原论的力量仍然可以不断发挥，但对这种力量的价值评判，他认为可以有所不同。特别是布来恩，十分清楚单纯“力量”并不能为科技提供价值辩护。纽罗和布来恩虽然聪明过人，从事研究时却与多数人一样，有意回避作为科学家个人所担负的社会责任。
“你是说，神经元扫描？”
“正是。我在霍普金斯医院终于找到了合作者。”纽罗得意地现出笑容，这是３０年来他脸上从未表现出来的最得意的微笑。几年前纽罗半开玩笑似地向布来恩说起这个计划：克隆并重建人脑的所有神经元细胞。这与此前生物工程领域威尔穆特开创的克隆体细胞克隆不同，实际上两者仅仅是共用一个“克隆”字眼，不过确实都与生命体的复制有关。克隆羊、克隆牛、克隆黑猩猩以及克隆人引起了全世界民众的普遍关注，科研伦理一时成了讨论的焦点，“科学究竟要干什么”的疑问竟然成了咖啡馆和学术沙龙的话题。但纽罗深知，公众的视线其实完全被传媒误导了，真正危险正发生在脑科学领域。媒体的误导，对于自己的研究领域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计算神经科学）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