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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从派出所驻地到最远的辖区边界约有７０公里。当地人士普遍认为，这样的现状，即使所有的警察都竭尽全力，也难以保障辖区村民安居乐业。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是，村民遇到了困难不能及时得到公共权力机构的帮助，有了矛盾也不能得到及时化解，当地农民说，“找乡长不如找族长。”村民们的这种看法表明，在乡村社区中，宗族的地位、族长的权力逐渐开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现象，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乡村治理、乡村秩序与宗族权力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在所谓“家国同构”的传统中国，宗族一直享有相当大的权力。皇权国家与宗法社会之间的二元划分，几乎贯穿了一部漫长的中国史。但是，自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甚至上溯至二十世纪初，宗族所代表的权力，总是被视为邪恶的势力。在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巴金先生的《家》等现代文学经典中，宗族或家族都被置于美好事物的对立面，它们要么“吃人”，要么故意损害年轻人的幸福。在经典性的政治文献中，族权与陈旧的政权、神权、夫权一起，被视为缚在中国人身上的四根绳索。在这种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宗族基本上是一种消极的存在，属于被清除的对象。族长的权力以及一切宗族权力，也不可能获得正当性与合法性。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前，所有的人、所有的物、所有的空间几乎都被纳入到国家权力的管辖范围。社会秩序（包含乡村社会秩序）全部由国家权力来整合，国家权力承担了调整一切关系、解决一切纠纷、化解一切矛盾的使命。通过这样的方式，国家权力确实曾有效地实现了对于乡村社会的治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即使在比较偏远的乡村，宗族也不可避免地淡出了村民的视界。村民们普遍相信，有了困难、有了纠纷，都能在政府那里得到有效的解决。
但是，随着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逐渐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乡村社会所拥有的财富总量开始增长。这对于乡村社区中的纠纷与秩序，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黄宗智先生有关清末民法的一项研究已经表明，某个地区纠纷的数量、规模、复杂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商业繁荣程度。（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０页）这个规律如今也复现于当代中国的乡村社区，即，纠纷与矛盾的数量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而越来越多。这些逐渐增多的纠纷与矛盾都要求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否则，有序的社会生活秩序就无法建立。这种需求，这种情势，已经为某种裁决性质的权力提供了滋生蔓延的契机。
另一方面，相对于八十年代之前，近几年在乡村社会中，国家权力开始有意无意地呈现退却的趋势。首先是所谓的“撤乡并镇”，原有的几个基层政权合并之后，收缩成为一个基层政权。这种政策虽然有裁减冗员、减轻农民负担与财政负担的考虑，但它已在事实上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村民们眼里的国家政权已经变得遥远。因为，某些原有的乡镇政权已经不复存在，村民们必须多走几十里，才能找到乡镇政权。其次，乡镇法庭也开始收缩。以前，每个“区公所”驻地都有一个派出法庭，但是，最近几年来，派出法庭的数量也开始大幅度减少。对于村民来说，原先近在咫尺的法庭撤走，意味着如果要求助于法庭来解决纠纷、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支付更高的成本。其三，乡镇政权的主要官员大多已经迁居至县城。他们虽然也来乡镇政权驻地上班，但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升迁至县城任职。他们对乡镇政权所管辖的乡村社区，缺乏一种基本的归属感。他们虽然也时常出现在某个乡村社区，但是从心理上，从情感上，他们已经疏离了乡村社区。这个因素，也促使国家权力在撤离乡村社区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在乡村社区中，村民之间不断萌生的矛盾与纠纷有待于某种公共权力的干预或裁断，众多的公共事务有待于某种公共权力的处理，但国家权力却逐渐开始远离乡村社区。正是在国家政权供给的公共权力严重不足，乡村社区对公共权力需求较大的情势下，一些乡村社区的宗族权力开始浮出水面，适时地填补了国家权力撤退后留下来的权力真空。
某些乡村社区中宗族权力的重新蔓延，曾经引起政府的警惕与忧虑。一些学术理论刊物上登载的相关论著，基本倾向也是要否定、制止甚至要根除宗族及其所代表的“势力”。换言之，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基本上都对宗族及其权力持一种排斥、拒绝的心态。如果要追寻这种态度的根源，那么，我们不能不说，其中既有理性的一面，但也不乏非理性的一面。
从理性的一面看，政府或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宗族权力的排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宗族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权力在乡村社区中的“进入”，影响了国家政权对于乡村社区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支配能力，一言以蔽之，阻碍了国家权力行使的广度和深度。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宗族及其权力受到了国家权力的反对与抑制。在六七十年代，绝大多数乡村社区中的宗族活动趋于沉寂，宗族权力趋于式微。在某些地区，即使部分宗族权力得以残留下来，但它产生影响的基本方式也不是通过宗族，而是打着村（生产大队）支部、村委会的旗号，在这样的地区，村支书或村长，要么是由宗族内部的权威人士来充任的，要么宗族权威对于村支书、村长具有较大的支配能力。这种现象，相当于在传统的宗族权力身上，穿上了一件由国家政权统一缝制的外衣。
正是因为宗族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这种矛盾关系，决定了国家政权对于宗族权力的排斥态度。因此，五十多年来，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中展开的各种运动，都有一个潜在的目标：让国家权力全面取代宗族权力，成为支配乡村社区的唯一权力。从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５年，２０年间，国家又持续不断地推进了四个“五年普法”。普法的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在于把法律化了的国家意志输送给众多的村民，实现国家意志、国家权力对于乡村社区的支配和控制，同时，也有助于把人数众多、四散无序的村民整合到国家确定的规则体系、秩序体系、意义体系之中。那些扎根乡村的法官、那种巡回乡村的办案方式之所以得到了褒扬、肯定和支持，就在于这样的司法方式有助于显示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存在，有助于实现国家权力、国家意志对于乡村社会的治理。
不过，在当代社会对于宗族权力的排斥态度中，也包含着非理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或潜意识里，宗族权力接近于或类似于邪恶势力。半个世纪以来，甚至近百年来，众多的电影、戏曲、流行读物等文化载体，几乎都对宗族进行了妖魔化的处理。结果，在一般人的心里，宗族权力成了罪恶的渊薮。流风之下，人们（甚至包括一些学者）只要一提起宗族及其权力，就会倾向于一种排斥的态度。
在笔者看来，宗族权力在当代乡村社会中的滋生蔓延，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就根植于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在传统中国数千年里，皇权国家与宗族社会的分离，乃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甚至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治国家之外的宗族社会，依然存在于广大的乡土社会之中。只有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个相对特定的时间段落里，宗族权力才失去了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是，从更加久远的历史过程来看，宗族与政治国家分别肩负着不同的功能，政治国家不可能完全取代宗族社会。简而言之，首先，我们可以把社会的基本关系分为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如果说政治国家主要适应了地缘关系的需要，那么，宗族社会主要适应了血缘关系的需要。其次，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理条件极其悬殊的大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耕社会也不会消失殆尽。如果说，即使在商业社会中，家族式的企业依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参见费孝通：《晋商的理财文化》，《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５期）那么，在相对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家族的影响（家族的权力）只会更加明显。再次，从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随着全能国家观念的消解，随着国家权力在某些领域内的“有所不为”，社会自主与社会自治的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社会权力”作为国家权力之外的一种权力类型，其价值与意义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参见江平：《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只是，在“社会权力”所包涵的多种权力分支中，宗族权力也应当拥有一席之地，因为，它本身就是多元社会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一些相对闭塞的传统农耕地区，村民们安土重迁，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生活群体世代聚居在一起，在这种乡村社区中的所谓“社会权力”，将在很大程度上简化成为宗族权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族权力是乡村社会重新走向自治之后的一个必然产物。这是我们分析宗族权力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背景。
因此，在不否认宗族权力可能存在的某些消极影响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对它的正面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予以认真的对待。在笔者看来，宗族权力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在一些乡村社区，家族权力对于社区秩序的维护与保障，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当纠纷发生的时候，如果乡镇政权、派出法庭、公安机构离得太远，如果通过国家权力来解决纠纷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过于高昂，那么，依赖家族权力来及时化解矛盾与冲突，将有助于社区秩序的恢复和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家族权力或家族权威，实际上成了国家权力缺席状况下的替代物。试想，当国家权力“不在场”的情况下，不允许家族权力介入乡村社区的纠纷解决，社区正常生活秩序的维持力量又在哪里呢？
其次，通过家族权力解决社区纠纷，对于国家政权来说，是一种“省钱”的纠纷解决方式与乡村治理方式。换言之，借助于家族权力，国家可以在成本极低（甚至是无经济成本）的情况下实现对于乡村社区的治理。一般说来，国家成功治理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这个社会已经建立了一种正常有序的生活秩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设立了政府、法院以及各种治安组织、调解组织等等，然而，这些机构在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机构，国家和社会支付了较高的经济成本。而且，即使支付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也不可能充分满足特定社区的需要，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旨在维护社区秩序的机构，还可能异化成为损害社区秩序的因素。对此，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等广泛流行的资料，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佐证。反之，借助权威与力量（家族权力）来维护社区秩序，实现乡村社区的有效治理，何乐不为？
再次，从法理上看，重视家族权力在维护社区秩序中的功能，其实就是对民间法的尊重。近年来，在法律实践领域，国家对于“私了”的有限度的认可，对于民族风俗习惯的广泛尊重，对于村规民约的鼓励和支持，对于民间社会中自发恢复传统秩序观念的默许，（参见郭于华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实行的“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习惯”的原则等等，都表明了国家对于民间规则与自发秩序的承认。在法学理论界，关于民间法、习惯法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更是一个饱受关注的理论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法治与治理的实践中，家族权力对于乡村社区秩序的维护，自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在法学理论的层面上，进一步挖掘家族权力与法律秩序的关系，其理论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章士钊的从政困局
■ 尤小立
读《章士钊传》（白吉庵著，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９月版），始终困惑于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传主本人的从政入阁。在章士钊一生中，这件事可以说是最大的败笔。但章氏何以如此，又何至于如此呢？
善交游，是章士钊一生的重要特点。所交者，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总体上看，要么是有个性、学问之人，要么是革命家、政治家，要么就是有权有势有利的权贵。他在这些人面前虽直言以谏，但终脱不了传统谋士、清客一类的角色。这些人成就了章士钊，也让他进退失据。
段祺瑞即是一例。论者以为，章依附段，是由于他传统的交友之道和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但两个理由均是章致他人信中的自我辩解，本身就令人生疑。其实，在关键问题上章本人也自相矛盾。如他给吴稚晖的信中，称与段并无交情，但在致章太炎的信中，却又说受其恩惠。
在《答稚晖先生》中，章士钊说他与段祺瑞是“一见倾心”。但观章氏一生，能让他“一见倾心”的人，并不多见。数起来大约都是些权贵或者领袖级人物，如张学良、杜月笙、宋哲元以及解放后的毛泽东等。章士钊当然不是等闲之辈，受到他们特别的重视和百般的照应是肯定的。但在他本人，总是处在“被养”的境地。梁漱溟所说“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又附记》，《梁漱溟全集》第７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６月版，第１１７页），一点儿也不假。人到中年后，章士钊生活上的传统贵族气，气质上的腐朽气，多有显露，现实地看，这也让他不能不有所依附。
章士钊入段祺瑞政府，确实有他所谓“小行其志”（章语）的企图。但成“帝师”，辅佐“段执政”之心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不仅是在为段找到“执政”这个名义上，他立下了头功，就是以后，他也极尽犬马之劳。段祺瑞让章一身兼二职（司法、教育总长），体现出的是充分的信任，而他的努力配合，也让段祺瑞执政府得到巩固。他们彼此配合得不可谓不默契。１９２５年的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日”的教育部禁令，１９２６年的“通缉令”，或与之有关，或直接出自他之手，这些看起来是身不由己，但自主的成分，也还是有许多。
章士钊入阁履行政务，可以说让他内在的守旧气质显露无遗。作为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者，于现实中却全无此精神气质，确实令人费解。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骨子里的传统专权意识未脱，而人性中的弱点，也助长了这种传统的劣根性。
１９２５年章任部长的教育部禁止学生纪念“国耻日”的禁令下达后，连当时的报纸，也急呼看不懂。因为十年间，章士钊变得实在太快。《晨报》有时评说：“总观昔日章氏之见解，与吾侪若合符节，何其一登国席，便以有碍邦交，不许国人公然反对二十一条，又何以借口士习嚣张，抑制学生公然活动，此吾侪翻读章氏十年前旧作，所以不胜今昔之感也。”（转引自《章士钊传》，第２０８页）
其实，这样做，对章也是履行职责，他身居要职，在那样的“执政府”中，是没有义务向下负责的，这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治道。他只是向上，也在向平行及当事的部门（如京师警察厅）负责。于是，牺牲者只能是学生。
之所以涉及人性的弱点，是因为学生们抄了章的家，还不止一次。这也让章士钊与学生和百姓的关系变得紧张。他本人的犟劲儿也被激发了出来。头一次被抄家，他夫人吴弱男大哭大闹并到段祺瑞处告状，以示不满。不到半年，１１月２９日，章家再次遭到冲击，章忍不住作《寒家再毁记》一文，详记两次家被冲击的情形。叙述虽极力客观，但心情可想而知。亲历“学风大坏”，应该说让章坚定了“整顿学风”的决心。而他随后对女师大采取的强硬行动，一方面是旧派作风使然，另一方面，也不能说与潜意识中的报复心无关。
对“学风之坏，已臻极地”的判断，看起来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