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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新湖南报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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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反革命翻案,向党进攻。    
五、劳动改造      
1958年5月初,我下放到衡山县大浦乡谭坳上村劳动改造。生产队离大浦车站有五里多路,我是自己挑着行李,走到生产队去的。当时的生产队长,看见我挑了六十多斤行李,走得满头大汗,觉得这个人虽然是右派,能够这样吃苦,还算不错的。    
一星期后,就通知我们去参加大浦乡政府〃地富反坏右集训班〃集训,地富反坏里面有些是贼、是强奸犯、是土匪,有些是杀人犯、伪保长、地主等,都在一起报到。我与四个女右派,加上三个地主婆分在一间屋里住,都是睡的地铺。    
第二天去背树,有一个伪保长当我们的小组长,他专门选大的给我们背,我们有意见,他就骂我们说,右派分子还不听指挥。我说:〃你是反革命!〃他说:〃我反革命是历史问题,你懂吗?你们是现行问题,你们右派就是现在的反革命,所以我比你们要好一点。〃    
后来乡政府就把我们这些人在大浦街亮相游街,我站在那里,心里特别难受,我想,我怎么与这些人成为一类人了呢?这些事不能去想。想多了真想马上去死就好。集训一个星期后,要我们写总结交待,回去后要老老实实改造。    
有了这一次下马威,以后我们一上街,人家就指指点点,晓得你是右派,以前农民还称呼我老李,后来就喊李茵、李右派、老右,连小孩子都这么喊。    
回到生产队后,我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如果想尽快摘掉这个帽子,只有拼命的劳动。我当时所做的事是农村里很多妇女都不做的事,比如送粮谷、在田里撒粪、车水等。我是拼了命在干。觉得累死就算了,也就解脱了,但要是自杀就实在不甘心,心想总有一天我的冤枉会要搞清的。    
我住在生产队长的家里,要通过他们的房间才能到我那间房子里去,中间没有门。我的东西,他们可以随便翻,随便看,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以随便拿走。中秋节,家里寄来几个月饼,被他家的小孩全部搜走了。我的隔壁是一间牛栏,这头牛每天晚上回来,总是对着窗子看着我叹一口气,好像很可怜我一样。    
在队长家吃饭也是个大问题。队长老婆斤斤计较,生怕你吃多了。早餐是吃捞米稀饭,清清的,吃两碗就去出工,要到十二点以后才能够回来吃中饭,做好午饭时已经一点多了,吃饭的时候,队长娘子拿着一碗饭说:这一碗饭不止半斤米,街上饭店里的半斤米饭,还没有这么多。意思就是说你只能吃一碗,所以也不敢多吃。下午只要出去劳动。晚上不吃饭的,只吃点心,这是衡山的习惯。所谓点心就是中午的剩饭,每人只有一小它,点一下就行了。因为晚上不要做事了,还要吃什么饭。所以每天晚上肚子特别饿,实在饿得不行就只能喝点开水。    
1958年是个丰收年,谷子打了很多,但吃饭还是比较紧张。秋天,成立了人民公社,吃大食堂。公共食堂刚成立时,还蛮好的,一餐有四两米饭,有一些菜,还经常杀猪、磨豆腐。我心里想这比在农民家里吃好多了,又自由。    
秋收完,派我们去修湖南最大的一个水库,叫德圳大水库。在三座山中,要挖掉中间那座,填成一个水库。原计划是三年修成,现在搞大跃进了,提出三个月就要修好。劳力上了成千上万,全凭锄头、扁担、箢箕这样一些简单工具,白天黑夜地干。工地上人山人海,你挤我,我撞你,这就是大跃进的大兵团作战。一上水库就号召我们大战七天七晚,除了吃喝拉撒以外,一刻也不得休息,累得人们一个个精疲力竭,担着担子时东歪西倒,吃饭时边吃边睡着了。就这样在水库苦干了三个月,人人都脱了一层皮,那座山还没有挖掉十分之一。又调我们回到生产队劳动。    
1959年更是〃特大跃进年〃。公社把很多房子都拆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跃进到共产主义大家庭了,小家庭的房子没用了。旧土砖拆了可以肥田,旧木材要拿去当炼钢燃料。队长的房子也拆了,我们就搬到了垅那边的易姓大屋场,那边有十几户人家,牛栏、猪栏、杂屋、堂屋里都住满了人。我跟监察主任的老母亲住在一起,这个老人有八十多岁了,她眼睛是瞎的,很可怜。这老人家对我很同情,经常说我太辛苦了。我每天都帮她把房子打扫干净,把尿桶倒了,把桶子洗了。    
有一天县里来了一个姓陈的干部,他是来抓公共食堂的。这个干部来了以后,要我们修路,说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路,说到了共产主义后,牛奶、面包、水果都可以直接运到食堂里来。    
一天晚上,这个干部说要送一个通知到公社去,要女右派李茵去。监察主任就讲:〃这么黑的晚上,要翻山过坳太危险。要一个女的去,不大合适吧?〃那个干部就讲:〃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就是对她的改造嘛。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然后,这个干部走到我房里来说:〃李茵,这里有个通知,今晚要你送到公社去,这是对你的考验。〃监察主任说:〃带着这根杂木棍子,路上可以赶走豺狗子,壮壮胆。〃    
开始,我心里很胆怯。后来一想,要摘掉帽子,就要经过这些锻炼改造。我就拿着监察主任给我的那根杂木棍,背着一个手电,麻着胆子,走出了村,爬上长岭,翻过一座大山。漆黑的夜里,没有一丝月光。手电照着路边茂密的杂草丛和树影,像无数青面獠牙的妖魔鬼怪,吓得我一路小跑,到了公社门口,吓出一身冷汗。把通知交给公社秘书后,打转回来,又是一路小跑,满头大汗。回到队上,陈干部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睡觉罢。〃    
到了1959年秋天,食堂里就没有什么吃的了,所有地里种的东西,栏里喂的猪,都吃光了。人们每天都在炼钢、修水库、修路,菜也种不出来了。食堂里煮一大锅水,放点盐和干辣椒,就是菜。饭只有三两了,有时三两都没有,这样一直到冬天。    
冬天,有一天监察主任通知我去公社开会。是衡山县大浦公社第一批右派摘帽大会。有九个人摘帽,其中有我一个,当时在宣布会上,我心情特别激动,想起我已不是右派了,可以恢复干籍了,可以回到单位了,又可以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了。当时县里一个干部对我说,现在你的帽子摘掉了。你回去后,首先要把病治好。将来你们组织上会有工作安排的,(当时我已得了水肿病、肾盂肾炎和黄疸肝炎,肝肿大二指。医生早就要我休病假,农民们也劝我回家治病,但我认为,帽子没有摘掉之前,我不能回去。)      
六、艰难岁月         
1959年冬天,医生给我开了二个月的病假,我回到家里(岳麓山)养病。一进门,就看见屋子中间挂着几个大字〃欢迎妈妈回来!〃是孩子们用彩色腊笔写的,他们一年多没看见我了,高兴得不得了,围着我一步也不肯离开,我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是脸尖尖的,黄黄的,心里直发痛。    
邓钧洪和我老母亲都得了水肿病。邓由师范学院监督劳动,每天在图书馆干体力活,老母亲操持着家务。    
过了几天,我发觉三个最小的孩子,总是咳嗽,带去一检查,医生说他们三个都患有肺结核,我听了吓坏了,孩子们要治病,要营养,没有钱,怎么办?我赶紧过河到报社,想找单位借点钱,但人事科长彭××说:〃你有什么资格借钱?借了你把什么还?不可能!〃    
无可奈何,我只好回到家里想办法。家里都是一些破破烂烂,找来找去,发现床上还有一床毛毯。我就把它拿到八角亭拍卖行,七十元标价。第二天就卖掉了,但是拍卖行的人说,要我的单位在拍卖单上盖个公章,才能拿到钱。    
我又硬着头皮来到报社,找人事科请求盖一个公章。彭××说:〃你卖毛毯,怎么事先不拿过来给我看看?我晓得是不是你的!〃我当时气得眼泪直流,顶了她一句:〃你也是有儿女的,做事不要做得太绝了!〃她说:〃我是坚持原则!你激动什么?〃    
我退了出来,在楼梯间那里急得直哭。这时赵复志同志跟着出来了,把我叫到他的经理办公室,在拍卖行的单子上盖了一个经理处的公章,这就样我才领到卖掉毛毯的七十元钱。    
我用这笔钱,首先买了三大瓶鱼肝油,再给三个孩子各订了一份牛奶,又把计划面粉买回来。回家后给孩子们做南瓜粑粑,做酸菜面糊糊,还上山找野菜搀合着,天天都在动脑子,怎样让孩子们吃饱点。一个月后再去医院复查,医生说三个孩子的肺结核都好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永远记得赵复志同志对我这三个孩子的怜悯之心,多亏了这七十块钱,才救了这三个小孩的命。而那个同样有孩子,同样是做母亲的人,对我这三个瘦小多病的孩子,就有那么狠心!这件事我想忘记,但总是忘记不了。    
1960年春天以后,我的病基本好了,就去找报社人事科长彭××,我说:和我一起摘帽子的那八个人都安排了工作,只有我还没有安排。我要求安排工作。彭××把我骂了一顿,她说:〃你还想要工作呀?你还没有改造好!你私下里讲孟树德的坏话(注:孟因反右有功,已被提升为副总编辑),有人反映给我了!你的帽子我可以重新给你带上。你还不赶快下去劳动,老老实实改造自己!〃我说我家里这么多的小孩子都需要我照看。她说:〃那你就退职吧。〃我一听见退职,心就凉了。    
第二天我就找到省委组织部,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说我通过在农村改造,县委批准第一批摘了帽,县委现要我回来等待原单位安排,可是原单位要我退职。省委组织部的人告诉我:〃没有这个政策。你放心吧,会有安排的,你暂时回去吧。〃因为是组织部的干部说的,所以我就放心了。    
然后,我又回到衡山,找到县人事科,我说我的病好了一些,但是肝炎还没有完全好。县人事科的人讲:〃按照政策,摘了帽子应该由原单位安排工作。你们单位不安排,我们也没办法。现在你不要去生产队劳动了,有一个公社红砖厂,那里的劳动有轻有重。帮你安排一个较轻的活,你就去那里吧。〃于是,我就到了公社红砖厂。    
红砖厂有三四十个右派,都还没有摘帽子,有省新华书店的,有师范学院的,也有报社的,安排我的工作是做煤砖。    
我在这里劳动了一段时候,收到邓钧洪的一封信,说我妈妈病得起不了床了,要我赶快回家。急得我马上向厂里请了假,回到长沙。    
我是晚上到的家,老母亲躺在床,全身水肿,人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了。我赶快煮了一点稀饭,喂老人吃了小半碗,看看家中,除了一小块腌肉、几两麦麸(这是居委会送来慰问严重水肿病人的),再找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做给她吃的了。母亲这时也吃不进东西了,只是好像有满肚子的话要讲,当晚我就睡在母亲旁边,听她断断续续地跟我诉苦。    
我母亲完全是饿成这样、气成这样的。当时居民小组长经常把我妈妈叫去训话,她在会上说:〃这个人是右派分子的母亲,她的女婿也是右派,这样的人,一天不做一点事,还吃那么多的粮食。〃然后把她的口粮由每月26斤减到17斤。    
我那六十多岁的娘,每天做的事几乎相当于一个青壮年劳动力,要搞七八个人的饭菜,因为家里没钱买煤、买菜,她就每天带着三个还未读书的小外孙,上岳麓山捡柴,在山边开荒种菜。然后是五个小孩的衣服要洗、要补,鞋子要做。每天都是累到很晚还不得休息。她在外面还要遭别人的白眼,骂她〃右派分子的家属〃。口粮被克扣以后,她怕小孩子们吃不饱,每餐都克制自己只吃一点点,又没有油,菜就是一点干苋菜梗子,就这样半饥半饱的撑着,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起不了床。    
她边诉边从衣袋里拿出两元钱,说这是你从农村托人搭给我的,现在还给你。我说你为什么不买东西吃呢。她说我走不得了,买东西买不到,还要许多什么票呀、证呀什么的。    
她诉了一晚的苦。第二天,她就不行了,我把她送到医院时,就去世了。    
邓钧洪的父母也是这一年去世的,他们生活在农村,以前一直由我们赡养,每月寄30元给他俩老做生活费用。自从我们被打成右派以后,我们每人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每月寄给他们十元钱。他们不晓得我们出了什么事,听别人讲他的儿子犯了错误,心里特别着急。1960年时又急又饿,俩老相继悲愤去世了。    
我娘死了以后,家里就像散了架,三个最小的孩子才四、五、六岁,没有人看管。但是我又想不出办法,只好狠着心又回到了公社红砖厂。人在厂里劳动,心里总是放不下。每天晚上都做恶梦,梦见小孩子没人管,在山里玩耍,不是掉下塘里,就是被蛇咬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拖到1960年冬天,我实在拖不下去了,就找到县里的干部商量说,我虽然摘了帽,但原单位不给安排。现在老娘死了,家里还有三个小孩子没有人管,是不是可以让我的这些小孩子跟我到农村里来?他们说那是不行的,你那么多的小孩带到这里来,你要照看小孩子,哪里还能工作呢?这个问题应该由你的单位解决。我们可以与你们的单位联系。我说假如我们单位不给我解决,那又怎么办呢?他们说有政策的,总会要安排的。但我再不能等了,我就自己离开红砖厂回家了。    
回到家一看,小孩子一个个都不像人样,几个大的在读书,三个小的没人看管,天天到山上摘野果子吃,个个都是很大的眼睛,黄皮寡瘦,挺起个大肚子,头发老长,身上脏得吓人,臭得要命。我回来后先给他们洗澡,理发,搞卫生。然后给他们吃药打虫,打出一卷卷面条一样的蛔虫。想起这种狼狈的日子,今后怎么过哟。我决心再也不离开小孩子,死也要死在一起。    
这样到了1961年9月份,一次彭××看见了我说:〃没有调令,你怎么又回来啦?〃我说:〃我不回来怎么办?我的孩子没有人管,死了没人晓得。县里面同意我回来的,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报社解决。〃她说:〃那你去把关系转过来吧。〃这样我才回了报社。    
调回报社以后,彭××安排我做食堂的会计。她晓得我没有学过会计,有意为难我。我搞了一个月后又调到总务科管房租、水电、家具等杂务。工作虽然繁杂,但我认真仔细地查对、统计,从没出过什么差错。夏天由我负责熏蚊子,把报纸用滴滴畏浸透,再分发给各家。因为那东西毒性很重,每搞一次,我就吃不进饭,全身肿起。每个星期要搞一次,都是归我去搞。    
我的工资恢复以后是三十四元五角。每月扣了房租、水电以后剩到二十七元。邓钧洪直到1961年才摘了帽子,安排在师范学院函授处,他恢复干籍后工资由十一级降到十八级,每个月有八十元钱。他交五十元给我,自己留三十元在师范学院吃饭。    
我每天到报社上班,带着这三个小的孩子,有两个上报社子弟小学了,最小的也上报社幼儿园。中午在报社食堂吃饭。晚边下班时带着这三个小孩,提着一瓶开水回到家里。    
小孩子的衣服都烂了,没有布票。我就用工分券买些洗澡的罗布巾、纱围巾,再买点颜料,染成黑色。给他们做成衣服、裤子。五个小孩的衣服,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的,都是我一手给他们缝的。孩子们的袜子也烂得快,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补,我又没有时间衲袜底,后来就用工分券买点棉线,请别人打几双袜底,缝上旧袜面子,给他们穿上。白天上班,晚上就做针线。星期天也没有休息,除了做针线,还要给他们洗澡,搞卫生。  
由于身体不好,从农村回来以后,眼睛一下子肿起来了,像一个鱼泡,睁不开,看不见。医生说这是角膜水肿,营养不良,不用吃药,吃鸡蛋就会好。但是鸡蛋太贵,要五角钱一个,吃不起,只好拖着,让它左边肿完右边肿,右边肿完再肿左边。因为缺营养,肾盂肾炎也一直没好。    
经过几年的磨难,现在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了,虽然还经常有人提起我们的〃右派〃身份,经常有人〃警告〃我们,小孩在报社子弟小学校里也受到歧视,成绩很好却入不了队。但不管怎样,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孩子们也长大一些了,以后会好起来的。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七、〃文革〃翻案      
1966年的夏天,搞〃文化大革命〃了。外面到处是大字报,揭发了一些冤假错案。我当时想,新湖南报的案子就是最大的冤假错案,我们的事毛主席一定不晓得。像我这样的人,像邓钧洪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这个案非翻不可。我就开始在家里写材料,心想翻案就从我这里开头吧。我写了一个很长的材料,邓钧洪帮我参考了一些意见,我还把材料给另外一些右派看了,大家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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