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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罪名，不外乎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我的罪名：一是莫须有的〃省无联〃骨干，二是沾了点边的右倾翻案急先锋。罪名一经宣布，就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市里的三位头头后来关在一个单位里，家属可以探望，可以送吃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坐牢。地区的三人，就关进了衡南县的看守所。同天关进这个看守所的，还有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王守仁，他没有被宣布拘留，而叫作什么〃群众扭送〃。从此，长达八个多月的监狱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饥饿
说起来惭愧。坐了一阵牢以后，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肚子饿。开始关进牢房还想这想那，以后差不多就是专想吃了。按说犯人一天有九两米的定量，一日两餐，每餐四两五，坐着不动，应该也差不多了。可是，第一，刑事犯们，如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等等，可以外出劳动，不但可以晒太阳，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更重要的是参加劳动期间每餐可吃两钵饭。我们这些政治犯就无权享受这种优待。而外出劳动的刑事犯多吃的粮食，当然要由我们这些政治犯提供。其次，如果有人要贪污、多占犯人口粮，这是最方便不过的。哪个犯人敢去过问、敢去查帐呢？再次，也是最主要的是菜里缺少油水。晕菜平时是没有的，过春节有几片肉、几片香干子就算不错了。新鲜小菜也几乎没有，大都吃些酱园里多年卖不出去的干酱菜。日子一长，就整天陷于饥饿之中了。
在吃饭的问题上，我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段自给有余，刚进牢房思想包袱沉重，看到极差的饭菜难以咽下口，于是勉强吃一点，大多数让给同监的老犯人吃，这段时间很短；第二段自给自足，时间也很短；第三段严重不足，除了吃下自己这一份口粮外，还眼巴巴盼着新来的犯人让点饭菜给自己吃。可是新来的犯人有限，而我们这些当过干部的人毕竟还有点自尊心，也还多少有点警惕性（不知对方何许人也），心里虽然强烈希望别人拨点饭菜给自己吃，但还不至于公开乞讨，因之一直到出狱为止，也没捞到一点剩余物资吃。这一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最漫长、最痛苦的一段。
肚子一饿，就盼着家人送点吃的东西来。对于犯人家属能不能送食品给在押人犯，看守所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是不让送的，送去也会遭到严词拒绝。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在押犯人判刑后准备送去劳改时，看守所会主动通知家属，允许送些食品和衣物。另外，在押人犯有的是拘留审查，有的已〃升级〃为逮捕，总的说均尚未最后定性，如果出现多人患水肿等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看守所怕人犯大量死亡难以承担责任，这时如有家属送食品来，他们会接受并转给犯人。由于并不出告示，出通知，绝大多数犯人家属并不知情。情况往往是这样：开始有的家属送了食品遭到拒绝，以后就再不敢送了。
在整个坐牢期间，我吃过同监三个犯人送给我的食品、药品。一个是衡南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周健，他有一个在当时算作比较高级的收音机，有人揭发他拥有一座和台湾联系的电台，因而被关进了看守所。一九六九年春天，犯人中患病的不少，他有时被抽出去给犯人看病，和我们比较，相对自由些。有一个晚上，他给了我几粒鱼肝油丸子。另外，一个中共衡南县委会的干事，一个地区劳动局的干部，被分别判了刑，他们去劳改前家中送来了食品，分别送给我一两个蛋糕。由于同监犯人很多，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给我，我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吃。对于这样的馈赠，我是时刻铭记在心的。
实在饿得受不了啦，同监犯人就打起了〃饭会〃。所谓〃饭会〃，就是两个犯人互相交换，这餐我吃两钵饭，下一餐你吃两钵饭，或者是这餐你吃一钵半，下一餐我吃一钵半。多吃的那一餐当然很舒服，很满足。可是不吃或是少吃的那一餐，就实在难受极了。这样的〃饭会〃，我也打过两次。
在我和地区几个领导干部正在办理手续，准备离开看守所时，突然传来了山东口音的大声喊叫声：〃给我家里传个话，赶快送些吃的东西来！〃喊话的是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兼衡南县委书记李先明。当时，也关在这个看守所里。这个叫声，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好像就在耳边鸣响。可叹的是，那一段李先明同志在牢里可能在苦苦等待、殷殷期望，而我们却是去专政班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斗争，仍然没有一丝自由。那个口讯，当然根本不可能传到。
放风
一天两次，一般是上午九时至十时、下午三时至四时各一次。每次时间大约三、四分钟或者略多一点，由看管人员灵活掌握。放风期间犯人要完成的任务：一是解大、小便；二是洗脸、刷牙、洗澡；三是洗衣甚至洗被子。开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干这么多活，往往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搞久了。逐步积累了经验，也就能应付自如了。
比如解大手，首先碰到的是人多坑少的矛盾。每次放风是一间牢房或几间牢房的犯人，大约十多个或二十多个人。而解大便的坑，只有五、六个。如果这次放风时自己准备解大便，看守一打开牢门，就要急急地往前冲，以便抢到位子。其次，要解决在短时间内能解得出大便的矛盾。坐牢期间，一是饮食中缺少油水和新鲜蔬菜，二是缺少活动，因之大便十分干燥，屙出来的屎如羊屎一样一粒粒的，要用很大的劲才能解出来。解决的办法是要充分作好准备，一般在放风前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就在牢里蹲着，用力把大便从上往下压，一直把屎逼到屁眼边上来。
再比如洗衣服洗被子，一是要和同监犯人打好商量，把大家共用的吃水匀出一些来，在监子里就把衣服、被子事先打湿，涂上肥皂、搓好；二是放风时要赶快抢占澡盆，打水、洗、晒衣被等动作都要迅速、麻利。
如果在放风时间以外犯人要解大、小便的话，每间牢房里都有一个粪桶供使用。因为牢房不通风，如有人在房内大便，房内就臭气、骚气熏天，会受到众人的埋怨。因此，除有人泄肚子以外，要解大便，一般都忍着到放风时再去排泄。
挨打
〃坐牢，坐牢，就是要坐牢！〃这话怎么解释？就是说：除了规定的睡眠、放风等时间外，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坐着，这才是名符其实的坐牢。我就是偶尔违反了这一条规定，在出监的前一天，挨了看守所武警的一顿痛打。
看守所的监牢，房间有大有小，关的人数有多有少。王守仁是所谓〃群众扭送〃，情况特殊，一人一小间。看似〃优待〃，其实独自一人闷坐在一间房内，日子更加难受。我所在的监牢较大，少时关十多个人，多的时候关了近三十人。中间一条走道，两边两排地铺，人挨人十分拥挤。整个房间没有窗子，一个门只有放风时打开一下。门的上半截有一个方孔，大约如同16开本的杂志那样大。早、晚两餐饭就是通过这个孔送进来。二、三十人在里面呼吸，还有一个便桶，空气只能通过这个孔道进出。因此，除了饥饿外，空气污染、不见阳光就是最突出的问题。
看守所里的犯人，一般都是比较老实的。可是，为了生存，有时也为了好奇，违反监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的犯人或是释放或是判刑转走甚或押出去枪决，总有人站在小孔边去观看，更多的人则是乘着武警不注意的时候，走到小孔边去呼吸几口比较新鲜的空气。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下午，监狱里有点响动，大约是有人要转走了。我也走到小孔边观察（了解犯人流动的情况，也是分析形势的一个重要依据。例如：地区的几个〃走资派〃出去了，衡南县的李先明等人就会意识到自己不久也会放出去）_，同时呼吸点新鲜空气。谁知一个广东 _籍的武警就躲在门边上。他突然打开牢门，就用那锁牢门的大铁锁，朝我劈头盖脑地打来。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也忘记了自己的〃犯人〃身份，在被打倒在地的情况下，居然也用脚猛踢了这个武警几下。我一边抵抗，一边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看守所的干部赶来了，才结束了这场〃闹剧〃。从我第二天即被从看守所放出去的情况看，当时看守所的干部肯定已经接到了通知，要不然我的命运就惨了。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在看守所里经常挨打、受体罚的〃走资派〃，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李先明和中共衡南县委副书记刘启汉。文革期间，每个地、市、县的群众组织中，都有所谓〃拥军派〃、〃反军派〃的区别。李、刘二人被关进看守所，除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罪名外，还有一个衡南县〃反军派〃的黑后台的罪名。这样，看守所的武警对他们就特别仇恨，千方百计地整他们。和李先明同居一室的其它犯人，从草铺中取出些稻草弄断，偷偷在牢房里下棋。被武警发现后，下棋的只给口头警告，李先明却要挨打，理由是：不主动检举揭发，纵容坏人坏事。年轻犯人走到门边，看到武警来了就赶快闪开了。李先明个头大，动作不灵活，往往被武警抓住并遭受毒打。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在冰天雪地里，李先明、刘启汉被命令脱了棉衣、毛衣，双双跪在天井里，一身冷得发抖。
对于李先明、刘启汉的遭遇，我内心是十分同情的。可是，同监的犯人也有这样的议论：贵为县太爷，早知道有今天，就该把牢房修得好好的，把窗子开得大大的；如今到这里遭罪，是自讨苦吃，活该！
其他
在看守所里时间非常充裕，本是学习、提高的大好机会。可是，学习条件却受到严格的限制。犯人可以带进牢房以及允许家人送去的书籍，仅限于毛主席的著作，如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毛主席〃雄文四卷〃等。其他书籍，均在禁止之列。连我们的老祖宗马、恩、列、斯的著作，也遭到排斥。桌、椅根本谈不上，连纸、笔也全部被没收。有一次，外地来人到看守所找我搞〃外调〃，要写旁证材料。笔是跟看守借的，纸领了几张，连同旁证材料和剩下的空白纸，均要如数上缴。
除了自己看允许看的书籍外，看守所里从来不组织大家学习，隔上十多二十天，也送进几张报纸来。
文革期间，自杀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为数不少。可在看守所里，却没有听说过有谁自杀。在牢里，我也产生过〃生不如死〃的念头，但没有真正想过去自杀。当然，要想在看守所里自杀，也是十分艰难的。电灯泡挂得很高，还罩着铁丝网，不可能触电身亡。一进看守所就要全身搜查，一切有可能成为自杀的工具，如水果刀、刀片甚至裤子上的裤带，均一律收缴。
既是拘留审查，想必应该有人来提审。但我和地区的几个当权派，在关押的半年多时间里，均无人被提审过。
尾 声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我和王守仁、陈祥聚、张维新等六人离开看守所，押送到衡南三塘学习班（衡阳地区直属机关多数干部都集中在这里，分为学员班、专政班）。军管会管地直机关斗、批、改的头头杨德怀、吴增福等一再宣称：〃你们并没有被释放，到学习班里来是为了更好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如果不老实，翘尾巴，随时可以再关进看守所！〃这样的话，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再被重申被强调，如同唐僧所念的紧箍咒，妄图使我们老老实实地接受管制。
在三塘学习班接受一段革命群众的批斗以后，我们又被转移到衡阳市地区卫生防疫站，一边反省，一边挖防空洞。随后，又转移到祁阳县十里坪〃五·七干校〃。当然，仍旧是专政对象，不具备学员资格。学习内容主要是主席著作，学习得最多的两篇文章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在这一段时期里，下述几桩事值得追忆一下：
到三塘学习班不久，上面就补发了坐牢期间停发的工资。工资刚到手，就要我们补交坐牢期间的伙食费，每月九元。有的同志老老实实的交了。我和另一些同志则不太老实，拒绝交款。我说：〃我又没有申请去坐牢，还要交什么伙食费？！〃有的领导就开导我们：〃让你们去坐牢，是爱护你们，保护你们，如果在牢外，还要挨更多的打，受更多的罪。〃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们正在地区卫生防疫站劳动。有人偷偷摸摸告诉我们：林彪已叛逃身亡。可管理我们的军宣队和造反派头头却不向我们宣布、传达。为此，我们采取了〃激将法〃表示抗议：自发地组织起来学习〃林副统帅〃的教导，高呼：〃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们仍旧置之不理。隔了几天，命令我们把毛主席语录一律上缴，他们把语录本上有林彪题词的扉页撕去，然后不作任何说明地退还给我们。
陈毅元帅逝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的消息见报时，我们已经在十里坪〃五·七干校〃了。我们几个专政班的同伙曾在一起议论：搞革命、搞建设，还是要依靠老同志。落实政策的步伐，看来要加快了。这些议论不知怎样被管我们的头头知道了。马上召开会议，要我们交待最近又有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和动向，还警告我们不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一九七二年八月的一天，我被宣布〃错误十分严重，但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予以解放。〃解放的同时，还发了一张〃释放证〃，释放证上的日期是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年多来一再被强调的〃并未释放，随时仍有可能再关进看守所去〃云云，原来是杨德怀、吴增福们的一大谎言！虽然获得解放，但仍然得不到丝毫信任，不久就被派去修枝柳铁路，党的组织生活则拖到一九七三年年底才恢复。在我被〃解放〃的前后，王守仁等人也陆续得到解放。
陈望岳年过古稀忆“地震”
1958年1月，我这个相当〃左〃的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这个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在国统区参加共产党献身于革命的人，忽然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
震 爆
我被打成右派前一天傍晚，刚从常德经安乡、华容回到长沙。连夜写好了华容县改造落后乡操军乡的稿子。第二天上班时到报社编辑部去交稿，被告知孟树德找我。孟树德是当时报社反右办公室主任。我想，反右运动早已宣布结束，各地正下放干部到农村去，大概是要我下农村劳动。
孟树德一见我，就问：〃你刚回来？〃我应了一声。他说：〃你作为'邓苏傅蔡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反右的前一阶段表现很不好；经过帮助，有所转变，对'邓苏傅蔡反党集团'进行了检举揭发。我们从爱护年轻人出发，本不打算把你划为右派，才把你派到常德地区当记者。后来考虑到加强对你的思想改造，准备把你下放到农村去锻炼。下放农村的榜都公布了。惠书记到报社来，看到了那个榜，指着你的名字说，'陈望岳不划右派，哪个划右派？'我们只好按照他的指示补火，把你划成右派。把你划成右派，其实也是为了帮助你更好地改造思想，是爱护你、挽救你。你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不要不服气，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加强改造，脱胎换骨，就可以重新做人嘛。你马上回去再深刻反省检查，进一步检举揭发，争取从轻处理吧。〃
回到家里，从窗口看到我家楼下已有报社派的监视人员在不时地向我家窗子瞭望或来回走动。
对我进行的批斗会，参加的人大多并不熟识，他们是当时编辑部人员大换班而调来不久的。批斗发言慷慨激昂，声高气宏，却大而无当，如指斥我是他们前进中的〃绊脚石〃、貌似革命实则反动之类。
我的右派罪行是什么？整风鸣放期间，我扑在农村报道上，只就报社的公用单车管理谈过一些意见。〃罪行〃完全是孟树德所说的〃邓苏傅蔡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至于他说的〃反右的前一阶段表现很不好〃，并不是指那时我积极参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错误地打击了一些〃右派分子〃，而是指我参加了与〃反党集团〃血肉相关的所谓〃丁家会议〃。惠书记当时分管报社的省委书记周惠，他指示要〃补火〃，点名把我和一些〃反党集团〃的骨干、还包括所谓〃爪牙〃、〃小丑〃等全部打成右派，当然是要对〃反党集团〃除恶务尽。
震 源
其实，所谓〃反党集团〃，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周惠和他派到报社任总编辑的官健平和任副秘书长的孟树德炮制出来的。〃反党集团〃的〃头头〃邓、苏、傅、蔡，原任社长邓钧洪因执行周惠的指示不力，早已调离；当时的副总编辑苏辛涛、秘书长傅白芦和分管工、农、财三个报道部的编委蔡克诚，都只是在办报方针上根据《中共中央改进报纸工作决议》，与周惠支持的官健平、孟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