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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走进劳改农场，山河剧变！过去为生存疲于奔命，如今衣食无忧，零花发钱，生活安定了；过去日夜受革命群众监督歧视，忍气吞声，如今周围皆罪犯，彼此彼此，人人平等了；过去生活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朝不保夕，睡梦不安，如今出入有枪兵保卫，田野景色清新安定，再嗅不到硝烟血腥了；特别是白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大脑充分休息，晚上思维清晰敏锐，不禁居安思危，想起曾使我魂牵梦萦的共产主义美妙理想竟把社会主义祖国推到封建专制血腥统治之下！这是为什么？？？求索之心，油然而生。晚上，同犯劳累整天，鼾然入睡，夜深人静；高墙四周，枪兵、电网严密保卫，绝对安全（只要无人翻墙越狱，枪兵一概不管）；监房内外，灯火通明，我被打碎了近视眼镜也可写字；刑期15年，时间充裕……真是监内乾坤大，牢中日月长，任我的灵感展翅翱翔于历史长河、故宫内外、阶级斗争、人心深处，寻根溯源，上下求索。因我早已将案情告知劳改大队长，取得了配给纸张写申诉的特权，故搞到深夜，也无人干扰，心中幸福洋溢，精神抖擞，竟不觉疲劳、饥饿、酷热、严寒、蚊叮、虫咬之苦（与在报社作无效工作时肉体安逸、心灵痛苦成鲜明的对比）。不知经历了多少个幸福之夜，终于找到了答案：
一、中国近代历史实践反复表明：封建专制传统观念及其仆从、帮凶－－小生产传统观念与民主思想，是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头脑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在每一个政治问题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条件变化而互相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二、决定中国社会倒退的客规规律是封建传统观念（封建专制传统观念与小生产传统观念的总称）战胜、取代民主思想，占领统治社会的地位。〃反右派〃、〃反右倾〃和〃文革〃的本质，就是封建传统观念取代了民主思想，统治了社会，导致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倒退到封建专制主义。
三、决定中国社会顺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民主思想战胜、取代封建传统观念，占领统治社会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大发展，正是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取代个人迷信，安定团结取代阶级斗争，开放改革取代闭关自守，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多种经济共存共荣取代国营企业独占市场，农业生产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兴科技、重人才取代〃臭老〃九论，按劳付酬取代〃大锅饭〃等等，本质上，都是民主思想取代封建传统观念。
但是，封建传统观念本身并未被否定，甚至未引起上下重视，更没有被清除、取代，因而仍能兴风作浪，为害国家和人民。试看今日神州大地，与大好形势并存的负面现象：党内、党外、干部、群众中人欲横流，罪恶的浊浪滚滚，看报、电视（此处〃电视〃准备作动名词用），触目惊心！以至加入WTO后迎面遇到的重重阻力（见《瞭望》2002第二期），穷根溯源，都是封建传统观念作怪。习惯势力之可怕，就在于此！对这些产生三大浩劫的毒根，如果我们又被胜利冲昏头脑，掉以轻心，视而不见，不除恶务尽地斩草除根，而任其存在、活动，蓄积力量，一旦条件成熟，它又将重陷祖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危言耸听吗？！试想开国之初，谁能想到英明领袖领导下充满祥和之气、洋溢幸福歌声的新中国，竟会走进三场浩劫之中呢？！居安思危，要谨防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啊！
饶 珍提心吊胆二十年
1957年夏，鸣放一开始，我就提心吊胆，仿佛大祸临头。并不是我特别敏感，老实说，我文化低，政治更是不懂，只是我了解谌震。他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全不考虑后果，他是个闯祸的祖宗，一生就吃这个亏，我也跟着他受了许多苦。果然，他在小组会上就〃放炮〃，说肃反是大主观主义，是违反宪法。在今天来看，这话一点不错，谌震的出发点确是帮助党整风。然而在当时这话怎么能够说话？谌震一年前还是肃反对象，新老帐一齐算，他能逃过这一关吗？我们全家能逃过这一关吗？我跟他吵过闹过，不都是枉然吗？
那时我和谌震结婚已二十年。1945年他因羊枣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一年多。那时我同他妹妹谌良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才生，妹妹谌良也只16岁，流落异乡，简直陷于绝境。幸而有朋友伸出同情之手，两人都安排了工作；后来由福州回长沙，因黎澍同志的安排，途经上海、南京、武汉，都有朋友照顾。这回可不同了，谌震是右派，甚至是反革命，哪个敢同情你，敢接近你？今后怎么办呢？想起来真是前路茫茫。
我们那时已有6个孩子。大女儿刚考进中南美术学院附中（后改为广州美院附中），二女儿刚进初中，老六还只3岁，我的工资每月50元，平均每人只有7元，怎么活下去？幸而谌良和妹夫王蔚深同志慷慨，当时就承诺把老大的费用包下来。不过半年，又把老二接过去。结果老大在广州美术学院毕业，老二在湖南农学院毕业，都是他俩负担。有一次，我在他家吃饭。老王拆开一封刚收到的信，看完以后对我说，老三来信说欠了学校的伙食费，嫂子为什么不早说呀！下午我就寄钱去。真使我感愧交集，不知如何说才好。在那困难的时刻，要不是有他们夫妇这样仁义，我们和6个儿女怎会有今天？他们这样做，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文革〃初期，蔚深同志担任长沙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是〃走资派〃，罪名之一就是抚养我两个女儿。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谌震有罪，谌震的儿女没有罪。我有责任使他们受教育，我是为国家分担困难，培育人才。
1958年3月25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谌震就在这天被捕，半年后判刑十三年。我当时并不知道，一大早就带着5个孩子搭汽车到长沙县福临铺去 。那里是我的故乡，我有两个姐姐是贫下中农，有个姐夫是党员干部。那里无论干部和群众对我都好。只是下放不久便遇着公社化，一时间仿佛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许多旧房子拆了，用陈壁土肥田；许多铁器都砸了，大炼钢铁；许多锅盆碗筷也都充公了，要办公共食堂。我带下乡的安哥拉兔和来亨鸡当然也归了公社。我分配到幼儿园工作。在大办水利的时候，也曾和姐 _姐一起，带着1_2_岁的二女儿参加修河。到1959年〃苦日子〃来了，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困难，副食品也缺乏，大人孩子都经常吃不饱，饿肚子。那是一场浩劫，全国非正常死亡达数千万人。我虽孩子多、负担重，毕竟还有工资，比起好些农民又不能算苦了。下放两年期满，我被分配到长沙县五美区供销社（后改属朗梨区）。我时刻牢记自已是双重身份，既是国家干部，又是反革命家属，不但在政治上要特别注意，在经济上也要万分谨慎。我来到一个分店，除了主管布匹柜以外，还负责保管全店现金和各种票证：粮票、布票、煤票等等。如果出身好，有点差错也问题不大；我却千万不能出问题。好在我学过会计，帐目总是一清二楚。那时农村商业网点稀少，隔十来里才有一家供销店，农民起早贪黑赶来买东西，因此营业时间很长；而我在关了板子以后，还要对帐、清现金、清票证，往往要忙到半晚。尤其是每月盘点，更是反反复复，稍有出入，就得重点重算。但在我来说，宁可累一点，累到上床就入睡，免得思前想后，免得挂念远在广州求学的大女儿和近在长沙却很难见一面的谌震，这才是我的幸运。不仅如此，农村营业员接触的人比较广泛而又易于熟识，因此，我还要善于应付周围形形色色的人：能忍的尽量忍，必要时也还要顶。〃文革〃初期，有些人为我打抱不平，对我说了许多同情的话，我决不表态，必要时提醒对方说话不要太出格。总之，我在供销社十多年，真如古人所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尽管我这样小心翼翼，躲过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文革〃初期仍然连受两次冲击。1968年冬的一天下午，长沙开来了一辆小车，把我带到省委招待所。孩子们不知我哪儿去了，惊恐万状，连忙进城告诉谌良，她也焦灼不安，生怕出了意外。到省委后，才知道是辽宁来的外调人员，调查刘辅同女士的情况，刘辅同是湖南的老教育家，终身未婚，致力于幼儿教育。她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是本家，其兄刘励忠曾任刘建绪的主任秘书，1944年湘桂战役，她因避难去福建。我们于1947年认识她，那时她在福州市政府任督学，住在刘建绪的随从秘书室，她与作家王西彦是朋友，谌震则在观察日报时和王西彦同事，又一同逃难到邵阳。王西彦那时的夫人李倩四则是湖南著名教育家李融中的妹妹。因此我们都还谈得来，但来往并不密切，也从未涉及政治。1948年冬我们回湖南后，即无联系，只听说她到东北办幼儿教育去了。这时外调人员却逼我承认，我曾向李倩四说刘辅同可能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王西彦也有政治问题。接连三个晚上，用尽威胁手段，甚至要通夜审问。幸亏供销社的一位贫下中农同志也随同来了，他坚决不同意这种折磨，每晚只能审到12点为止。这样逼供三天三晚，我坚强不屈，他们也无可奈何。第四天才让我回来。
另一次冲击也在1968年冬，那时朗梨区被造反派掌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朗梨镇举行批斗大会，我在高岭寺分店，被造反派拘捕，七八个人一同被绑送朗梨，其中有的是地主家庭出身，或曾是小业主，在大会上挨斗，回来又在本单位批斗，说我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说：旧社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她竟当了女兵，她还到过香港，你看她反动不反动！我在抗战初期确实当过女兵，参加由何香凝创建、作家胡兰畦领导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这是爱国，这是革命，这是我的光荣。但同这般人怎么讲得清楚！批斗挨了两三个月，宣布开除公职，下放农村，与我的三个孩子（四、五、六）都下放到田坪大队，挤在牛棚旁边一间杂屋里，过几天，已是供销社学徒的老三，也被下放回来。王蔚深那时还没〃解放〃，谌良被造反派打伤，难道真是六亲同运吗？自从谌震划右以来，我只希望他能有一天刑满释放，只要有一碗饭吃，孩子们都能长大成人，都有个正当的职业，这辈子就算满足了。难道连这一点最低的愿望都达不到吗？想到这里，真是万念俱灰。然而就在这时候，有位同事偷偷告诉我：你没问题，放心！下放到田坪大队，第二天一清早，大队刘书记就来了，也说：你放心，没有问题，在队上每天敲敲钟就行了。当时听了这话，真是感激，真是温暖。果然，不过半个月，店里通知我领工资。一个多月后，我回到店里，领导上说，我历史没有任何问题，宣布开除我是错误的。
这里再谈谈谌震的情况。1958_年新湖南报社处理右派时，他受的处分最重，判刑13年，送第一监狱印刷车间改造。1971年满刑，留厂就业。1976年作为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分配到望城县一家工厂。这些年都是拿的二级工工资，每月32元，省吃俭用，多多少少还可补贴家里一点。我的工资一直是50元，在农村供销社要算高工资了，但从1966年我大女儿大学毕业起，每月寄15元回家，家境就渐渐宽裕一些了。1974年，因李庆林的一封信，政府才注意到下放知识青年的痛苦，我三个下放农村的儿女，也得到一点安置费和建房补贴，自己再凑合一点，在农村建了几间瓦房。现在谌震享受离休待遇，我也回报社退休，我们能有幸福的晚年，要感谢邓小平、胡耀邦两位伟人。
回想起来，在那二十二年当中，我们一家受的苦不少，但比起有些难友，又算幸运的了，因为得到许多好人的帮助。至今我们感激谌良和王蔚深，感激我两个姐姐，感激福临和朗梨两地许多同志。而我最难忘记的就是那些年日日夜夜的担心。罗斯福总统当年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我在那些年代，最困苦的就是无从免于恐惧。
向 麓活 鬼 相 逢
作者按：在1957年那场反右浩劫中，当时的《新湖南报》（即今《湖南日报》）编辑部共有干部147人，被打成右派的54人，约占总数的37％，骨干编辑记者差不多一网打尽。这个比例，是全国所有报社之最，真是〃唯楚有'右'，于斯为盛〃了。去年，《新湖南报》的朱九思老社长提出倡议，希望现在尚存的当年的受害者，每人写一篇有关这场浩劫的回忆录，结集出版，以警示后人，凭吊自己，我自然十分赞成。但提起笔来，百感交集，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下手。原想从〃错划〃上作点文章，仔细一想，他们又何尝〃错划〃，他们的眼力和嗅觉都堪称一流，他们打得够准了。对于像我这样对他们并不俯首帖耳，不会打小报告，对谬误的东西管不住自己嘴巴的人，本来就是他们眼中的异类，等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圣谕一下，我就知道在劫难逃了。所谓〃错划〃、〃扩大化〃云云，都是以后的说法。只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考虑，我们才真正是被〃错划〃了。于是我有时就不免有了点阿Q精神：如果我竟然没有被他们〃错划〃，我岂不成了他们的知已和同道，这对我并不是一种光荣。对于这些把我整为右派的人，我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不过是邪恶势力的走卒，军刀指挥下的鹰犬，而且就是张三不下手，李四也决不会留情的。有趣的是他们中的一些 ，后来的情况也并不美妙，看到他们翻身落马，我不免有些〃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的快意，这快意很快被一种说不尽的悲哀和怆凉所取代。如此胡思乱想一通，感到这题目太沉重，沉重得让我写不下去。
有朋友对我说，你就写写二十多年遭受到的风风雨雨吧，可我哪有勇气触动这至今还没有愈合的旧伤疤呢？特别是为了与我相濡以沫、自愿放弃省文联的工作、下调到我的流放地南县的我的好妻子周荔的种种难以忍受的遭遇，更加不堪回首。对于四年前已经逝世的她，我这个右派丈夫一想起南县岁月就浑身发抖，我觉得还是麻木点不写这些为好。比起跳崖自杀的李长恭和其他几位被迫害致死的难友来，我们这些死里逃生的人还是一种幸运。
好在我的屉子里还有这篇《活鬼相逢》。它是应一家刊物之约而写的，结果被婉言退回，我猜想那看稿的编辑大概是个年轻人，他没有经历过那个什么荒谬的事情都可以发生的邪恶年代，以为我是在撰编〃天方夜谭〃。我现在把它拿出来并非为了充数，它虽然没有什么议论和呼喊，但完全可以作为审判这段历史的一项铁证，你看他们卑劣到何种程度！
2000年春暮
荫荪是我在《新湖南报》创刊不久时就认识的同事和朋友，他多才多艺，英俊潇洒，是机关当时的翩翩佳公子。1957年，我们都成了〃臭味相投〃的右派。从此天各一方，音信杳然。
我发配南县后曾在一猪场当猪倌，一天来了两位手提公文包的外调大员，将我从猪栏中提出审问：〃党的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的政策你知道吗？〃我连声回答：〃知道知道！〃他们接着切入正题：〃知道就好，今天找你，是给你一个立功受奖的机会，你必须彻底检举揭发唐荫荪串联翻案的罪行，如若不然，罪加一等！〃虽然我并不企求什么〃坦白从宽〃和〃立功受奖〃，但却害怕〃罪加一等〃，无奈与〃串联翻案〃的唐荫荪毫无联系，经他们多次启发，仍不能编造出什么令他们满意的〃情况〃，于是他们气得吹胡瞪眼，拍桌打椅，斥我〃死不改悔〃、〃顽固不化〃。这样僵持了半个小时，其中一位突然改变口气，并递给我香烟一支，开导我说，〃 这也难怪，唐荫荪是你的好朋友，你现在检举揭发了他，以后不好见面嘛。不过我现在坦率告诉你，唐荫荪两个月前已经畏罪潜逃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上投江自杀了，我们这次找你了解情况，不过是补些材料，了却这个案子，你还有什么顾虑不说呢？〃荫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