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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他们是反革命，退而称为反动小集团，但仍没有材料证明其为反动，最后便硬性定案为落后小集团。肃反运动是从上而下向全国范围部署的，在新湖南报不进行这一运动，大概是不可能的。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官健平，他本人就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来历不明的人，他一定要大肃特肃，把水搅浑，一则取悦上级，二则好让自已蒙混过去，这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在左倾理论的指导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原则影响下，蔡克诚那种由一往无前气势派生出来的偏激情绪，必然对肃反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伤害了一些同志。1957年反右派斗争初期，当年没有打成反革命分子的肃反对象，有几人又被打成右派分子，而此时他正担任新湖南报反右办公室主任。
历史有时也真会捉弄人，在他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时，在所在劳动教养单位，就有他当年组织批斗的肃反对象和右派分子。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之间相处得很好，对以往的反省与谴责，尽在不言之中。
被抓来报社有十多天了，妻子和儿女们都来看望他，差不多每天都有他们中的一人或两人来到身边，这给了他莫大的慰藉。他对妻子说：〃大不了再戴上右派帽子，再改造十年，我们还要过上好日子。〃妻子刘连安是他在地下斗争中结识的，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俩相恋结合，感情是十分深厚的。她的两个哥哥都是中共地下斗争的英勇战士，大哥刘东安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二哥刘国安在1957年以莫须有罪名被开除党籍。她自已虽然处境十分困难，但还是保留了党籍，担任长沙市长征学校校长。她对丈夫的思想、为人，以及被打为右派的全过程，都是非常清楚的，她迅即回答道：〃十年前的冤案是肯定的，只是你们翻案翻早了点。〃他感谢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动情地回说：〃只是苦了你了！〃含着凄凉的泪水，他们默默相望，传递着苦涩的温情。几天之后，他们每次来探视，都有人监视，说不上几句话，便被逐出门去。到了2月15日以后，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没有一个亲人来看望他了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被阻挡在大门口了。交待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却从来没有被认可的；在专案组内的审讯，像连环套似的，一轮又一轮，精神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肉体上的摧残，有增无减。这一日，他被强行从这栋楼房的二楼搬到一楼，他听到有人窃窃私议：〃什么不安全，是怕他跳楼嘛！〃他不由得一阵寒颤：这一切是不是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临！
这一刻终于来到，他被押解到办公大楼的三楼大礼堂，虽然是大白天下午，礼堂内灯火刷亮，已经聚集了三四百人吧，满满的一屋，只听得口号声狂叫。他被拉到台上，胸前挂上一块大板牌这是一块铁制牌子，用铅丝系着，那铅丝深深陷进颈部肌肉，他感到疼痛不已，他咬紧牙关，不一会儿，便挥汗如雨。主持会议的L君和Y君说了什么，右派问题专案组的人员包括一位H女性的揭批发言，他只是断断续续听进了一些，是〃右派翻天，坚决镇压〃之类的内容吧。接着是让他交代罪行，他刚刚讲了几句就说他不老实，站在台上的打手们一拥而上，皮带抽，木棒打，拳头锤，脚踢……他立刻被击倒在台上……
此时，在湖南日报正掀起批斗右派的狂潮。前副总编辑苏辛涛被从湖北某地缉拿归来。苏辛涛的夫人廖意林，原也是新湖南报副总编辑，由于丈夫右派问题的株连，于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省委宣传部贬到省新华书店，此时也被抓来报社批斗，不久即被迫害致死。前社长邓钧洪，以及前编委柏原、李冰封，还有前反党右派集团成员李均、刘皓宇，也都被抓来报社，除李均趁机逃走外，统统进行批斗，先小会斗，升温就到大会斗，大会斗了小会还要斗，有时单独在大会斗了，还要作为陪斗对象再到大会上斗；留在报社的李茵、杨澍、伍国庆，也因参加过蔡克诚组织的活动，都挨了斗。他们之中的重点对象则是蔡克诚和苏辛涛，被斗的次数最多。报社有两大群众组织，这一派抓住某某斗了，另一派为了显示其革命性，不甘示弱，也抓来批斗。
在湖南日报大院，批斗时打人，大都是把被斗人的眼睛蒙上，打手们轮番上阵，有时甚至还借用外单位的打手，这就是说，他们还有所顾忌。只有对右派，不管你是否已摘去右派帽子，则是放开手脚斗，放开手脚打，没有任何避讳。打手中工人居多，但平日斯斯文文的干部和编辑记者，甚至女性，也大打出手。有人在动手以前公然叫道：〃你认识我吧，我叫某某某！〃顺势就猛猛一拳。打手的凶残，被打人的惨叫 ，使得场上有的人不寒而栗，晚上睡觉做恶梦。
由湖南日报向长征学校提供材料，蔡克诚的夫人刘连安从2月20日起失去自由，接受批斗之余，就是写交待材料。丈夫被抓，子女们去看望又不得其门而入，这使得一家人焦急万分。还是十二岁的小儿子有办法，趁着夜色，混过了大门关口，来到了父亲的身边，浑身伤痛的蔡克诚立即紧紧抱着儿子小牧亲过不停。他让儿子陪睡在床上，让他抚摸身上青红绿紫伤处，他说：〃你给我摸摸，爸爸就不觉得痛了。〃当儿子抚摸到颈根上被系挂沉重铁牌的铅丝深深勒出的伤痕时，禁不住号啕痛哭，作爸爸的再一次紧紧抱住儿子，赶忙叫他小声点，有铁汉子之称的蔡克诚，不由得泪水涟涟。他还有一项难忍的伤痛，没有向儿子说及，就是几天来小便便血，每每钻心般痛，这大概是肾脏等内脏器官受到严重伤害而引起的症状。他不想让孩子的心灵承受过多的创痛。
在湖南日报这么多右派受到猛烈冲击的时候，有一个人一定在暗喜，那就是孟树德。半年来，他与蔡克诚他们展开大字报战，他无法抵挡对方有理有据的凌厉攻势，便求助于当年打右派时颠倒黑白的材料，这一招被揭批后，又抓住血统论，通过亲友关系，以某某大学造反组织名义散发传单，把当年所打右派排列名单，特意突出部分人家庭出身不好或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等情况，标题是〃他们是一家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孟树德在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两项斗争中功勋卓著，于1960年2月被提拔为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虽然靠边站了，但他的两面派面孔还能迷惑人，此时的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一派正拟以革命领导干部名义，把他结合进新生权力机构。因此，有人怀疑：湖南日报其所以如此狂抓狂斗当年的右派，似乎不能排除孟树德在背后扇阴风的因素。
23月3日，蔡克诚被抓来湖南日报恰好一个月，这天是星期日，在湖南日报，又一次组织了对蔡克诚的批斗。晚七点多钟，已是遍体鳞伤的他，被带到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由P_君主持批斗，〃红色新闻兵〃的部分负责人，以及右派问题专案组人员也都在场。蔡克诚照例被强行挂上由铅丝系着的铁板牌子，先站在这个小会议室西头一侧，继而叫他跪在室中乒乓球台上。有人别有用心地提出他要上山打游击的问题，这种耸人听闻的荒唐问题，蔡克诚自然无法回答，他刚说了两句，就吼他不老实，于是，木棒、铁棒、皮带、拳头等雨点般落在他身上，他的头部在流血。他已经动弹不得。至此批斗会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不能动弹的蔡克诚，被三四名打手架回他的住房，已是夜晚快10点了。
他躺在床上，全身钻心地疼痛，他咬紧牙关，不使自己发出呻吟来。冥冥之中，他觉得那块沉重铁牌牌好像还压在胸上，使得他透不过气来，但他的思绪却在激越翻腾：
他想起了他的祖父，在广东普宁老家，这个一字不识的农民，却好打抱不平，老是挑乡中公账的毛病，引得乡绅们的忌恨，后来，连同他的同伙，被乡绅们豢养的恶人诱杀在荒山之中，尸首割碎，以致不能成殓。他想，祖父呀，你是以你的公道、正直和嫉恶如仇，而不容于旧的时代旧的社会。
正是基于对压迫和不平的憎恨，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且迅速投入到争取解放的斗争，于1947年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地下斗争期间，他出生入死，终于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对于新中国，有着无限的热爱，并且寄予了最美好的希望！他记得第一个孩子出生是在1949年3月，满月那天4月2_日正好是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的日子，他和妻子两个中共地下党员，多么高兴呵，干脆给孩子取名为〃渡江〃！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50年12月，正是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地区进军的时候，他们便给孩子取名〃放西〃，意思是〃解放西藏〃。他相信祖国的明天是美好的，也相信自己以及自己一家人的明天也是美好的，他全心全意地工作，1956年，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省先进工作者会议；就是在蒙冤受屈劳动教养期间，他也因表现良好，多次立功受奖；在真知中学任教，还被评为优秀教师哩。他是无愧于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这个社会的！
然而，他却坠入痛苦的深渊之中！
我难道也会像祖父那样：不能见容于所在的社会吗？
他的心在剧烈颤抖，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亲爱的妻子了，1957年夏季之后，她受到的屈辱痛苦，不是过来人，是无法想象的。他知道，许多时候她是把眼泪往肚子里吞的。
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五个儿女了，自己蒙难的时候，大女儿渡江才八岁，最小的儿子才两岁，他们得到的父爱太少了，他们幼小的心灵承受了过多的压抑与摧残。
也许，也许，可以找到让亲爱的妻子和亲爱的儿女得以解脱的最好的办法……
也许，也许，可以找到抗争这种非人待遇、抗争这种暗无天日的最好的办法……
他强忍疼痛，挣扎着起床，移到对面开着门的厨房，取来了一把菜刀……
1968年3月4日凌晨，这位一往无前的钢铁汉子蔡克诚同志走了，到那遥远遥远的永远没有忧愁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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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7年初，蔡克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办报方针争论问题最后可能要到中央去才能解决。他说：〃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周小舟同志身上，他当过宣传部长，也常来报社，对办报熟悉，中央现在强调第一书记抓思想工作，他应当把报纸抓到自已手里来。但即算小舟同志来抓，我还要看一看，因为他虽然是第一书记，但是他不能不受到省委其他书记和委员的影响。〃
他的话不幸而言中。
他和邓钧洪、苏辛涛等人都认为，第一书记周小舟是同情甚至支持他们在办报争论中的观点的。
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后来说过，从1953年起，那位省委负责人逐步掌握了省委的实际大权。由这位副政委（即副书记）当家，在省委大院里是尽人皆知的。连第一书记周小舟的秘书张式军（曾任新湖南报部主任，同情和支持邓、苏等人的观点），由这位副政委一张条子到报社而被打成右派，大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势。周小舟能到报社正确解决办报争论问题吗？
只有到了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问题才得以解决。包括蔡克诚在内的19571958年所打54个右派分子，全部改正，亦即平反。错案率也是百分之百。1979年3月3日，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发出的〃湘宣政字（79）15号〃文件指出：
蔡克诚同志1957年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给予改正。撤销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作因公死亡对待。
3月下旬，在蔡克诚被迫害致死近十一年之后，湖南日报举行了隆重的蔡克诚同志追悼会，湖南日报负责人为蔡克诚在年仅44岁的壮年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这位负责人宣布：当年〃蔡克诚同志和邓钧洪、苏辛涛、傅白芦、柏原等同志的关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他们在两种办报意见争论中，积极发表自已的意见，是为了改进报纸，不是什么反党宗派活动〃；〃所谓党内右派集团的问题已经全部改正过来〃。关于1956年办报方针争论问题，这位负责人说，蔡克诚在〃两种办报意见争论中的言论，属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是两种办报意见争论，不是方针之争；肯定〃不少意见〃是正确的，但另一些意见呢？正确与否未作说明：似乎还留有小小的政治尾巴。
到了1984年底，湖南日报编委会就邓、苏等54位同志被错划右派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这个《复查结论》说，邓、苏等同志在〃1 9 5 6 年办报方针争论中〃提出的意见，〃是坚持了1 9 5 4 年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的，也是与1 9 5 6 年 《人民日报》改版的精神相一致的……除个别同志意见中的有些提法值得进一步探讨外，总的说是正确的。〃
一场办报方针问题的争论，在近3 0 年之后才划上句号。
关于新湖南报那一时期的是是非非问题，据说当年那位省委负责人说过：〃俱往矣，我错了。〃
蔡克诚同志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吗？
刘皓宇且为斯民哭健儿悼—廖意林大姐
《1957：新湖南报人》编者按：廖意林同志1915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家望族，母亲王世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出任宁乡县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她于1929年考入长沙含光女中初中部，后转入省立二中高中部就读，即追求进步，是该校的高材生。1936年暑假，她与从北平、武汉、上海回湘的陈泽云、李锐、曹国枢、魏泽同、彭秉朴、张名彦、章国岩等秘密成立了〃湖南民族解放先锋队〃，创办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报纸《湘流》，她负责编辑副刊；后又办了《现实》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奔赴延安，被分配到安吴青年训练班受训，随后进入陕北公学，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进入马列学院第二班学习。
结业后，她奉派到抗日大后方重庆，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出任陶行知先生为校长的育才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一直工作到1947年7月。同年11月，她与代号为江姐的江竹筠同志取得联系，从事秘密工作，编辑《反攻》刊物，宣传进步，揭露国民党的黑暗。但在白色恐怖下，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后叛变，带领特务到处捉人。整个党组织遭到破坏。小说《红岩》即以此为背景。这时廖意林同志正在医院分娩，得到警报后，不得不将刚出生的女儿海林委托同情的护士抚养，从医院匆忙逃到码头，乘船直接奔赴上海，经香港、青岛转赴解放区。1949年8月湖南解放，《新湖南报》创刊，她出任编委兼读者来信组组长，1952年春提升为副总编辑；1954年调省委宣传部任宣传处长。
1957反右派斗争中，她的丈夫苏辛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廖意林没有同他划清界限，上面不可能对她没有看法，到了1959年，在反右倾中，她即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下放屈原农场劳动，一直到1962年。同年初夏，她本该甄别平反的，由于'左倾'错误袭来，加上她还有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致使她的平反功败垂成，后被分配到湖南省新华书店搞贮运工作。到1968年4月14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逝世。
敬爱的廖意林大姐离开我们已三十多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我脑海里，至今难以忘记，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对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而死，我内心既悲愤、痛楚，又深深地惋惜。
我认识廖大姐是解放初在新湖南报社。那时她是编委兼读者来信组组长，而我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见习记者。开头，跟她的接触并不太多，但她见了同志们总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一次，我因一条新闻线索的事找她，她和颜悦色地同我侃侃而谈，替我出主意、想办法，丝毫不像某些领导者对待下级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她交代工作时，不是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去做，而是用商量的口吻说：〃你觉得这事该如何办？有什么困难没有？〃她为你设身处地，体贴入微，你想到了的，她充分肯定，你没有想到的，她往往替你想到了。因此，我们不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上级，而亲切地称呼她：廖大姐。的确，她就像大姐姐一样，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那时候，新湖南报社长是李锐同志、副社长是朱九思同志，他们都像兄长一般对待部下，我们不称呼他们的官衔，都喊老李、老朱，当时报社真的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既感到无限温暖，工作起来又非常自觉，干劲十足。后来廖大姐升任副总编辑了，官大了，可她丝毫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