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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着了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说《爱情不能承受之轻》，谈起来的时候她似乎还觉得不满意，微微撅着嘴巴，似乎谈的是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一本书，挑剔起来处处都不满了。 记者：你出版了你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爱情不能承受之轻》，我想每个人所写下的文字，都有一分属于作者自己的心情和故事，对你来说，你的写作，你自己如何来看待它呢？ 陆璐：写字总习惯在后半夜，身体虚弱意识游离，写出来的文字也并不是想要去攫取或者获得什么，我只觉得心上少了些什么，要用具体的方式去找回来。于是，我就总是努力写下点什么，这是带有点盲目的争取，因和果都不怎么明了的。每次写出了新的小说，等真的刊登出来，白纸黑字在眼前晃悠，那感觉又不真实了。当我看见报摊和书局里摆着这样那样的杂志，里面藏头露尾的印着自己的小说，被人拿在手里翻阅，议论，就觉得不是滋味，好像是要找的没找回，反又失去了一点。这小说本是自己最喜欢的，这时反变成最不喜欢的。放着自己第一本小说的书架，我只去过一回，而且是在夜间。书店外人车稀少，灯光阑珊，就连第四场电影也散了。我在书架前站着，眼光流连在上面忽近忽远，落寞，也是有说不出的滋味。那晚回家的路上，橱窗玻璃上映出自己的面影，刘海下的脸，看起来竟是有点哀伤的。一个人站在无人的明亮的马路上，感到了无助和寂寞。在这不夜城里，要就是热闹，否则便是寂寞里的寂寞。
陆璐：都市里的青春片断（2）
记者：看来还真是有很多复杂的感受和体悟呢，让我想起杜拉斯说：写作是一种慢性自杀。这话可能更多有一些怀念的意思在里面。 陆璐：心是越长越老了，每跳一次都像是在和从前的日子在说再见，青春一去不复返。小的时候爱憧憬，等长大了就习惯怀念，点点滴滴都会在某一瞬猛地上心头。这样说着许是会觉得矫情，但是我这样半大不小的孩子就只能这样，这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无论是写作还是谈恋爱。 记者：相信每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对于爱情都有她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你呢？ 陆璐：至于谈情说爱，一向是很乐意。恋爱和失恋市必修课。每次遇到心仪的男生，从前读过的小说这会儿都来帮忙，教我温柔有情，教我言语生风，还教我分析形势只可惜我扮错了角色，可往往起首一句错了，全篇都错。信心是错，希望也是错的。每一回都是个错误，是由着缘分摆布，怎么都行的。虽是魂不守舍，爱也只剩一个壳。但有个壳当时我竟然也满意，壳碎了，就连碎的片我也要拾起的。最痛的一次，分手以后自己跑得远远的躲着，坐飞机坐火车坐船，去到一个全然陌生的著名水乡。那里的水是长流水，不停地分出岔去，又不停地接上头，是在人家檐下过的。那里的檐是黑瓦棱的檐，排得很齐，线描出来似的。水上是桥，一弯又一弯，也是线描的。这种小镇在江南不计其数，在别人看来用以怀旧，在我看来用以缅怀。除了门坐了船总有几只水鸟跟了船走，外外地叫几声，又飞去了。四月的天，不知冷， 不知饿，只比木头人多口气，魂不知去了哪里，也不知游多久才回来。回来也是惨淡，人不是旧人，景不是旧景，不晓得自己要在哪里安置。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带着流浪儿的表情，孤零零的，眼睛通常只往石壁上靠，人行道上一格格的砖头，厚厚的绿苔，水一拍一拍地打着。四处是蒙了烟雾的古老的乡镇破旧的房子，想它们多么衰老，又陌生，想亲也亲不起来。看《性与城市》的时候就老在想，“老”这东西真是可怕，逃也逃不了，逼着你来的。 逃了整一个月的课，终于还是溜回学校做回了学生。像我这样的人最难找到平衡的支点，有一点性格，可又不是特别的突出，听心里的话做想做的事情，可又不能全听。世间男女烦恼的除了情就是爱，至少最让我头痛的也就是情爱，有时候想想人也真是简单的可以，轻易的因为一个人而喜怒形于色。千万之中千万个日夜中，万念俱灰里只有反复来去的孽缘刺激着。 小说归小说，现实生活又是另外的一回事。这天是缘起，水是缘灭，石头上的绿苔额头上的皱纹，都是时间的化石，是伤过心的见证。心往往掉在了时间的深渊里，无底地坠落，就没有可以再攀附的地方。 这是个特别容易感伤的小女孩，虽然她敏感的内心以外有一幅大大咧咧的面具。在她的小说里，爱情的花样是成年八古，约会的方式弹的是陈年老调，就连那缘分都是由百年相思之苦熬出来的。书篇里的船是行千里路，车是走万里道，人与人之间都是时间垒起的铜墙铁壁，打也打不破的。鸟儿唱的是几百年一个调，地里是几百度的春种秋收。什么才能叫地老天荒？这样的心境就是。苍白，无畏。 她心里似乎不藏什么也不故意想着什么，可是偏偏让人捉摸不透。学校的生活，陆璐总是不愿意过多的提及，她似乎是一个习惯低调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上天生就拥有让人炫目的光彩。拿了好几份奖学金却从来不惯于参加任何集体的活动。 记者：比较早参加新概念的一批人，现在应该已经熟悉甚至将要告别大学生活了，现在的你与当时参加比赛时的你肯定是全然不同的，能谈谈你在大学里的生活么？ 陆璐：我在大学里不能说是一个非常安分的学生。逃课，抄袭作业或者上课开小差，所有的从高中或者更小的时候就惹上的小毛病，在大学生活里蠢蠢欲动。只是那是个更为广泛和自由的天地，所以这一切也就显得更加的微不足道了。参加不知名的社团，在三分钟热度消退以后就不知所踪，在图书馆偷偷瞄着刚坐下来的帅哥，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才能要到他的电话，苦恼着要如何考六级，如何在老师眼皮底下大剌剌地在教室里吃早餐……
陆璐：都市里的青春片断（3）
记者：真是很有意思，你的回答非常率直，但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你还是并不很愿意具体地触及到一些实际的东西，比如说对未来的安排，与社会的接触等等。 陆璐：我觉得那实在是太纷扰了，人一多我就习惯性的害怕。我从来就是很难进入状态的那种人，没什么责任感，也没什么野心。也曾想着要如何令自己出名，但到底是想想而已。 这个下午与她待在一起叫人想起萤火虫一类的短命鬼，一霎即灭的。 临走的时候，她很诚挚的牵着我的手，说有机会一定还要约出来聊聊天，打打牌，或者逛街吧，小女孩子最爱了。那时候是真的感到她像个孩子，心因为写作而木着，去负担或者发掘，等你看清楚了，你会发觉她的文字是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感动。 这样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这样漂亮的文字，难得。什么时候那文字不再漂亮，而是慢慢沉淀下来，那就是真正难得了。
徐超：艺术家不要干别的事情（1）（图）
——徐超访谈 徐超，北京人。北京电影学院二年级学生。表面性格开朗，但骨子里却有艺术家的阴郁气质。 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第三届、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主编有《爱是一个洞》等书。本质上是一个充满艺术家气质的演说天才。 记者：从第二届开始，每一届新概念都看得到你的影子。作为新概念元老，最初是怎样想到参加新概念的呢？ 徐超：第一届开始炒红的时候我买了那本书，刘嘉俊、丁妍、孙佳妮这三个人的文章我特别注意了那么一下，很厉害。初三的时候我就写了12万字的《秋天的童话》，于是我便瞄准这个奖来，就想着靠这个奖，我的小说能出版。再一看火车票报销，更乐了，屁颠屁颠把《秋天的童话》里几个片断改写成了一篇5000字文章投了过去。就是这样，想法比较幼稚，就是想出一本书。 记者：第一次参加新概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徐超：因为火车票报销，我揣着800块钱就跑上海来了，住泰安路一破宾馆里。我的考场是B…062，那一考场最前排坐一小个子，远看以为是个黑人。那小子那天大概感冒发烧，抽屉里一卷鼻涕纸，结束时全部告罄。那一届也是采访的媒体最多的一届，是新概念最红的时候。后来颁奖时又看见那黑人，奇怪了，怎么所有的媒体都围着他转。原来那小子就是韩寒。 也是在那时我知道了二等奖根本没用，无人问津，书稿也不能出版，不过就是报销车费的上海三日游。于是立志拿一等奖，成为热血奋斗的文学青年，并且开始上萌芽网站。 记者：说道萌芽网站，当时刚创办时你就是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你的ID叫做“赌神超超”是什么意思呢？ 徐超：其实特低俗，我爱看港片，特别是赌神系列。我当时号称麻将天下无敌，所以自命“赌神超超”。 说到当时的萌芽网站，可真是纯洁。只有我、夜X、刘嘉俊、胡老大还有美编兼网管Ricky这么几个人在混。不像现在，一大帮子人，捣乱、胡闹、没脑子的人和话充斥着屏幕，动不动就为了偶像吵架。（连续摇头）现在真没意思。 记者：此后你连续两届得了一等奖，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比如你前面提到的出书？ 徐超：我参加了四年新概念，也写了四本书。可是没一本书得以出版的，这个那个的原因。 第四届拿了一等奖的时候正是高三，可以跟各个大学谈优先录取。我当时就觉得厦大特漂亮，就去谈了厦大。不过没几天我报考艺术院校就成功了，于是进了北电。反正我本来对大学保送就不抱任何奢望。 记者：感觉你非常具有艺术气息，包括你的言谈举止、你所报考的学校、你的爱好等等。可以谈一下你对文学和艺术的感觉吗？ 徐超：艺术，包括文学，不是可以拿商品来交换的东西，它和商品是不同的。虽然金钱能促进艺术发展，但现在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戏子无义”这样对艺术鄙视的心理倾向非常严重。中国俗人多，对艺术没有要求，所以中国的艺术其实最容易倾向商业化、娱乐化、金钱化和大众的同化。艺术是张扬个性，崇尚创造力的。如果有艺术大同的那一天，就是艺术毁灭的那一天。基于中国人对艺术的态度，金钱以此种方式，表面上促进艺术的发展，事实上是一种对艺术的羞辱，是艺术的倒退。我很崇尚欧洲中世纪达官贵人伯爵贵族们在家里所养的那帮艺术家、诗人、小说家，他们能摆脱现实的束缚，没有功利色彩，完全为达到一种文字、音乐、美术的更高的境界而在孜孜不倦地探索。金钱以此种方式介入艺术，我想那才能够算作对艺术的促进。艺术家在中国应受到尊敬，而不是现在这样。艺术不能容忍八卦这种无聊东西的存在，它是深邃的，是历史的沉淀，是代表人类几十万年来审美的结晶，是人类的光荣与梦想。
徐超：艺术家不要干别的事情（2）
记者：照你这么说，艺术应该成为一种“没有压力的职业”？ 徐超：我是一个非现实主义者。我主张艺术家不要干别的事情，我也不喜欢现实主义作品。艺术有两种尺度，一种是现实尺度，一种是精神尺度。每个人有不同的尺度，这便是艺术所张扬的个性。现实尺度可以通过许多刺激大众的手段来满足人们的欲望，所以我不喜欢现实主义，我也因此而纯洁。 始终有一个问题是困扰我的。每一个人都有对艺术的尺度，是非观、好坏观，那艺术就没有一个整体衡量的尺度。所以是非、好坏，这种种不确定性就是艺术代表人类的光荣与梦想的原因。它深就深在这儿。可是与此同时，这也助长了伪艺术。 记者：可以谈谈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么，艺术家同志？ 徐超：极其消极。我觉得所有年少时期的理想都不知为什么破灭了。一个男人可以没有房子，可以没有汽车，可以拍马屁、没有尊严，可以受跨下之辱，但是一个男人必须有自己的希望和理想，这是我对一个好男人的定义。 可是我自己进了大学后觉得生活很空虚，整天无所事事，每天想着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心情恍惚，面如菜色，进入一种纯粹的混日子状态。虽然由愤青转变为一个思想者，悟出许多奇妙的哲理，可是这些只是使生活越来越消极。 记者：对自己就没有一点希望？ 徐超：（毫不理会问题，继续演讲中）……然而面对现实，面对生活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甚至连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前程都难以把握。对于理想，我感觉很内疚，可是我有什么办法？顺其自然吧。 或许在二十年后的某一天我们还会想起今天的绝望是如此的苍白，我们也许会被生活同化为一个更现实、更麻木、更感觉不到失去理想的痛苦的人。可是当我再次回忆起理想，那将是我死之前，回眸一看，我整个一生简短的所有——似乎我的生命就只有有理想的这一瞬。我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我有理想的这一段，其他的都等同于死亡。然而时间不能倒流更不能颠倒，当有一天你发现你曾经相信的一切都不再被相信，那个时候就只剩下理想来支撑你。 记者：你人生的某种目标，就是成为这样一个高尚的人？ 徐超：其实我的人生信条非常混乱。有时候连自己相信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会给自己确定一个态度：我必须去做。傻子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其傻，而在于其自作聪明。所以我一向不去当傻子，偶尔不小心当一当，就当填补自己一项神圣的人生空白，当作自己茶余饭后偶尔所谈论的笑料。 记者：作为一个新概念作文大赛走出来的人，你会考虑去走所谓的文学道路吗？ 徐超：文学是一种毒药。当你面对它，就像面对一条美女蛇。她让你先是花言巧语，再豪言壮语，继而胡言乱语，最后不言不语，这是文学的四个阶段。它让你知道它是毒药却甘愿被它毒死，就像你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鬼一样，明知她是鬼，却甘愿一夜风流，死而无憾。 所以就我而言，我对文学是一个下贱的人。它一次次的抛弃我，蹂躏我，虐待我，撕裂我；它用指甲抠我，它弄疼了我，它弄哭了我，它一脚把我揣开，它微笑地看我跌入了万丈深渊。但是，我还是那么爱它，所以，我在文字面前是一个下贱的人。这是我对文字所有的态度。 记者：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徐超：我是一个表面装的很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你们看到我的样子一定是潇洒的，但我是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 记者：那电影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徐超：当你真正结识了电影就会觉得有些东西就是瞎扯淡，它没有文字的深度，没有文字有美感，文字控制人的心灵，而电影只能控制眼球和耳朵。况且，在这所学校里面有一帮令我极其讨厌的标榜自己的地下电影教师和地下电影学生。所以，这里比较令我失望。新概念的弟妹们，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往影视这边靠，你会发现这些个学校里没有人懂什么是文学。
徐超：艺术家不要干别的事情（3）
记者：看来你对文学始终有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谈谈你现在的文学创作状况吗？ 徐超：现在来说，我处于一种困惑之中，也许这是年龄的产物，也许大一点我会选择一条我老了不会后悔的文学道路，这个毒药我已经吞噬了很久并且准备一直吞噬下去。 我一直在创作状态中，从写文章开始，差不多接近一百万字了吧。快要完成我的五部曲了：青春，爱情，孤独，理想，生命五本书。总是觉得应该对这些年来的奋斗有个交代。也许写完这五本书我要休息五六年，过度人生第一个创作高峰期。搁笔后我想先赚点钱，以便以后挥霍。 记者：能说一下你试图通过这五部曲表述一些什么吗？这百万字的大作，是准备出版呢，还是纯粹让自己满足？ 徐超：这是80一代青春的记录，讲述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无悔的青春，这个世界只有年轻是永远不能后悔的。 年轻一直在我心里留有痕迹，比如脏了吧唧的牛仔裤，耳环，再比如小月河和北京电影学院，还有新概念，还有《爱如潮水》《大约在冬季》。还有年轻时就坠楼自杀的同学，离我们远去的人，从没有失去青春的人…… 只有年轻可以让我们冲动的相拥在一起。只有年轻可以让我们的理想变得那么真实，生活那么充满希望。只有年轻可以让我们舍得浪费。只有年轻可以让现在的我们泪流满面。我看贴一点段 ： “人有时候不能把脆弱当作是一种解脱，就像生命永远不能拒绝存在一样，纵然有时孤独得想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