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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文劲老人是“中航”地勤，当年也在加尔各答。我在上海见到他时，当年在飞机机身、机翼上爬上跳下那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已到耄耋之年，只能坐在轮椅上和我说话。
乔文劲：“累不算什么，为了前方的抗战，大家都是一门心思干活。就是那个热，实在是难以忍受，每次爬上机翼后，我的感觉如同孙悟空被放进了蒸笼，就是那个感觉。
开始是浑身一层层地“暴皮”，轻轻一揭就是一大片，有点像米汤贴在锅沿上那一层，后来晒出来了，不掉皮了，晚上回到宿舍，就能闻到肉皮发出的焦油味道，每个人都是。”
也有晒不着的，马达人当时在加尔各答负责中航核算。可以用英语把方程式、微积分、高等数学表述得清清楚楚的老人告诉我，每天坐在小板房里，还真挺羡慕那些修飞机的，起码是在外面，可以随便活动，能吹吹风。这可好，晚上都回到宿舍了，眼前还都是“小蝌蚪”。 罢工（一）：搭“飞的”去上班1944年夏季的事情。
“中航”公司那些没日没夜穿梭在驼峰航线上的飞行员可能对这件事情不太清楚，但所有在加尔各答基地工作过的老人们，对印度人的大罢工至今记忆犹新。
蒋委员长在1942年请宋子文转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封信笺中，曾用焦虑的口吻对在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政治“前景”忧心忡忡，作为战略后方和重要的补给基地，他最担心的就是印度，尤其是加尔各答，哪怕出现一丝动荡，都会严重影响中国的抗日战争。
国民政府之所以在加尔各答使用那里的码头、港口、铁路、机场，是因中、美、英三方是同盟国，而英国人又是印度的殖民统治者，说话“好使”，于是对中国大开方便之门。委员长担忧的是，假设，那里真要来一场“革命”、造个什么“反”的，英国人抗不过，来个脚底抹油——溜了，那对于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中的中国，将是非常不利的。
委员长一直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那边，中国人挥汗如雨地全面抗战，“中航”基地的员工拼命地工作，而在他们生活、工作的这个国家里，加尔各答的印度人全面罢工。
目的——赶走英国殖民统治者！
梁鹤英：“一开始，印度人罢工我们大家都没当回事儿，不是吗，你们罢你们的工好了，我们是中国人，干我们的工作，和你们没关系。但第二天早上上班，发现情况不对头。”
黄元亮：“公司不提供宿舍，大家都是在市区合租的房子，每天下班后回宿舍，第二天再搭公司班车上班……”
罢工后，加尔各答大街小巷全是砖头、碎石、瓦片，路上是横七竖八的公交车、卡车……
老人说，第二天上班时，班车是辆货车，夜里就停在这边，上车后，人还没等站稳，砖头、石块噼里啪啦砸过来。汽车风挡玻璃嘁里喀嚓就碎了，每个人身上都挨了几砖头，印度小孩和大人，投掷手法还真准，想打的，基本上都打到了。下车后半天
没回过味来，路边也没看到人啊，这东西都是从哪儿撇来的呢？
没办法啊，大家又都下了车。
典型的东方式“民主”——我不去上班，也不允许你上班。
别说，印度人还蛮讲理的，看见这些人下车了，石头、瓦块什么的也都停止了投掷，大家站在那里，心里火烧眉毛似的焦急，基地，好几架飞机等待维修和保养，一天不上班，要耽误多少事情！
你罢你的工好了，你得让我上班啊！
十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被石头、砖头打下车后，也没觉得疼，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站在马路边，有的要回宿舍，有的说，上不了班，还有一堆活呐怎么办？
同伴中有个美国人，年龄也和大家差不多，二十多岁，他让大家回宿舍等消息，他开车去公司。
梁鹤英：“大家还没反应过来，那个人跳上车子，发动后就跑，这下我们看清楚了，路边的小院、胡同里都是人，砖头、石块全是从那里撇出来的。石头就从我们头顶上飞，砸在车厢板上，‘啪啪’地响，就那么一瞬间，好像把后风挡玻璃也砸碎了。不佩服不行，那些人打得确实准！”
第十五章 地面大配送（4）
黄元亮：“那个车子一溜烟就没影了，路上那么多障碍，也不知那家伙是怎么过去的。”
车子跑远了，大家三三两两回宿舍。开车那伙计速度是快，我们这边人还没进门，电话过来了，是公司打来的，就是一句话：请大家相互转告，都到某地集合。
关于因印度罢工，“中航”请员工到某地“集结”一事，采访中，有的老人说，“集结”
地点是在马路边，因为他记得地面是条石渣路，有的老人说是在公园里，因为他进了公园，也有的老人说是在加尔各答跑马场……时间过去久远，老人们记忆衰退，于是众说纷纭。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求证，最后在黄元亮老人那里得到确认——“集结”的地点，是在加尔各答公园里的一条能“跑马”的马路附近。
黄元亮：“公司的电话通知只说到公园，也没说干什么。加尔各答那个公园里有几条油渣路，好像是可以平时用来赛马的，和它相邻是一条宽长都适中、更好一点儿的马路，据说是当局专为‘备战’修建的。等大家聚在那里后，正面面相觑——都不知到这里干什么。正琢磨着，就听天上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都是干这行的，不用看就知道是C…47，这里也不是航线，它来这里干什么？正想着，抬头一看，一架机身上涂着一个大大‘中’字的C…47就在头顶，那是公司的飞机啊！”
老人说，当C…47出现在大家眼前后，大家先是本能地吃惊，当看到它把航向对准跑马场的赛道后，就非常紧张了——谁都知道，“跑马”的路肯定不能起降飞机，那“备战”路就算是能让飞机落下，也是为战斗机设计的，也就百十米长，而运输机起飞滑跑、降落都需要比这更长的跑道。要在这里起降，难度相当大，要求驾驶技术相当高才行。
老人说，当时还挺担心的，现场的气氛有些复杂，此时如果出现的是一架直升机，也许还好些。
都是天天和飞机打交道，对飞行真是太熟悉不过了，正想着，C…47飘飘悠悠顺着那条“备战”路还真下来了，舱门洞开后，也就不管那么多了，大家伙一拥而上。
老人们都说，天天都和飞机打交道，维修后试飞时上天兜一圈也是常事，但像这次，在一个城市中，用现在的话就是搭着“飞的”上班，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下可算长见识了。
汽车不能通行的路，C…47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走完了。
再问老人：是谁驾驶的飞机？
梁鹤英：“记不太清，但应该是夏普，因为公司的飞行员都在汀江——昆明的驼峰航线上飞行，他是公司机航组主任。在加尔各答，也只有他有这个本事让C…47降在那样的地方。那次他把一架快散架的飞机从南雄飞到加尔各答，弄得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一个个性张扬的人，碰上这个机会，他应该是不会放过的。”
是夏普。
罢工（二）：大敌当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罢工”
记得在一次采访中，隐约地听到一位老人说过“中航”也曾有一次罢工，邦德日记也很含糊地提到此事，于是在我印象中，一直都认为这是继印度人罢工后不久中航自己的一次罢工，也在加尔各答。直到写下这个题目后，晚间和梁鹤英老人在电话中闲谈时，老人听说我写“中航”在印度的罢工，在话筒那一边，明显感觉到老人急了：“没有、没有，我们在印度肯定没有罢工。大敌当前，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哪还有心思去罢工啊，再说，罢工不外乎是增加薪水、减少工作量、提高待遇什么的，我们拼命干还怕每天干得少呢，罢什么工啊！”
再问老人，在加尔各答肯定没有罢工？
老人回答：“起码，我在印度三年，没经历过。”
陆元斌：“飞‘驼峰’的三年多时间，大家都异常紧张，不仅飞行员如此，地面的机务、商务人员更是忙碌。无论是潮湿酷热、还是大雨滂沱，排除故障、维修飞机，迅速装卸货物、编制舱单，都是在最快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人目的只有一个——使飞机尽快起飞。大家忘我地劳动，效率极高，在‘驼峰’飞行期间，由于机务或商务原因而耽误飞行的事，就我所知，还没听说过。”
想想也是，老人说得对。中国人在外辱面前，从来都是空前团结，一致对外，说老人在加尔各答罢工的确是没有道理。
但还是有疑虑，连续问了几个老人后，老人们说，真正的“罢工”有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是“中航”公司从加尔各答回迁到上海龙华机场以后，起因……老人们说也是由于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后引发众怒，此时，抗战已结束，没有“大敌”了，于是发生了罢工。
老人的话只是讲述了表层，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件重大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实质，如果单是一桶润滑油就造成整个“中航”公司的动荡，肯定有深层次的“罢工”
因素在其内，诸如中美双方待遇不平等，中方副驾驶升迁慢……
没错，之所以后来导致全体罢工，矛盾全在中美双方的待遇不平等上。
可王承黻和“中航”顾问亚瑟·扬在1943年9月提交交通部的报告中，确实提到了出现罢工的苗头。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儿？不是“真正”的罢工有没有？
再一次请教黄元亮，听完我的陈述后，老人沉思片刻，然后告诉我，在加尔各答是有一次，但不是罢工，而是通过工会和美方协商。因为那个时候，抗战是每个人心中的头等大事，不会出现罢工这一说。
第十五章 地面大配送（5）
起因：美国领班让一位中国青工看修好后的C…47还有多少存油，也许是天太热、也许是那名青工认为这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他随便报了一个数。
几个小时后，此事“东窗事发”。一开始，也没有人往心里去，这也不算什么事啊。
但在合资的“另一半”中，这，就是天大的事件。美国领班没有通过中方，直接将此事上报他的顶头上司，据说，没多长时间，给这个青工还安了一个“罪名”，要将其开除。
大家这才着了慌，在这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开除一个人，让他去哪儿？直接去找美方，对方不应，于是，大家忽地想到了，自己还有一个“组织”——工会！
工会协调的结果，“中航”收回开除青工成命。受王承黻指派，前往加尔各答调查的“中航”顾问亚瑟·扬给公司高层写下了这样的报告：我们发现情况是复杂的。麻烦的近因是因为一个不幸的恶作剧被不相称地夸大了，以至成为接近罢工的诱因。但是不满的真正原因隐藏得较深……这里和汀江的地勤人员不得不在临时简陋的车间里工作，没有足够的机器和工具——仅仅因为建造和购买都需要时间和排队。还有住房短缺、文娱设施不足等等，使人员福利工作没有能够做得像要求的那样多。这样，有些人在这种大集体生活中难免的有个人牢骚。（注三）在某种程度上公司的责任是没有早一些处理抱怨的原因。我们现在正在纠正这些问题。
想想看，几百名二十一二岁、正值“青春激昂”年代的“孩子”，如果是在和平年代，他们本应该或是继续求学、或是和女友缠绵、或是已经成家立业，可是现在，他们却每天在另外一个世界、在地球上最酷热的地方、在火一样的太阳下面，重复着单调的劳动。
毒辣的太阳，是他们的伴侣；周身的油污，是他们的标记；单调的日子，是他们每天的生活……
在中国，他们都有温暖的家，有着爱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是这该死的战争，让他们颠沛流离……
问老人，在加尔各答那几年，回过家吗？
梁鹤英：“想啊，可是家在哪里啊，都不知道。”
黄元亮：“做梦都想，想我妈妈，但就是回不去啊。现在多好，在外面读书打工的，想家，买张车票就回去了，我们那个时候不行啊，有的人想家，说着说着就哭，我们就赶紧劝，也是边劝边哭……”
感谢“洋”顾问那份“报告”，对职工们的苗头和倾向，他没有一句“指责”和“上纲上线”。
注一：李永着《刘敬宜传》第118页注二：李永着《刘敬宜传》第120页。
注三：亚瑟·扬日记。
第十六章 战争，从未让女人走开！（1）
“驼峰”，岂止是三个女人的啜泣！
战争，让女人走开！
二十多年前，这绝对是一句时髦话，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极富有诗意和冠冕堂皇。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战争，女人从来就不能走开！
不仅不能“走开”，而且，还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从日本人拦截民航班机、阻断中国空中通道开始，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的客运航班就是日本人重点攻击对象。在日本人的狂轰滥炸下，两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无论是停靠地面还是在空中飞翔，全都遭受日本人不问青红皂白的毁灭性攻击。欧亚航空公司本来飞机就少，几次攻击后，飞机已丧失殆尽，等到全面抗战开始后，作为“轴心国”的“同盟”，欧亚航空公司合资的另一方——德方人员撤走，航空公司已经处于无“机”可飞的窘境，完全陷于停航状态。“欧亚”停业，但机师还在，1942年年末，航委会一纸调令，把公司中最优秀的飞行员、曾载着蒋公子差点和委员长飞机相撞的林大纲机组抽调出去，执行“特殊任务”。
执行“特殊任务”的机组总共三人：机长：林大纲，副驾驶：房荫枢，报务员：174萨本道。
林大纲，1912年出生，福建福州人，空军笕桥二期毕业，这是六年采访中，笔者所知道的，在中国空军和“两航”所有飞行员中，资格最“老”的一位。
副驾驶房荫枢的个人简历一直没有查到多少，报务员萨本道可谓出于声名显赫世家。
萨本道之祖父，系北洋水师“康济”号管带萨镇冰是也，其本家还有一位同样在中国历史上注定要留重重笔墨之兄弟——萨师俊，“中山”舰舰长。1938年10月24日下午，湖北武昌附近，六架日机轰炸“中山”号，萨师俊率领全舰官兵奋勇抵抗，直至最后壮烈牺牲。
萨家祖辈几乎全是在中国海军，一生都与波涛汹涌的大海搏击，偏偏到了萨本道这里，没有游向大海，而是选择了蓝天。
林大纲夫人苏蔓莎回忆说，当时在整个中国空军中，只有衣复恩和林大纲能飞夜航，自从林大纲接受“特殊任务”后，几乎都是昼伏夜出。
和林大纲、房荫枢有着密切交情的原“欧亚航空公司”报务员郭永凡老人也说，林大纲是欧亚航空公司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老人告诉说，副驾驶房荫枢原是正驾驶，调至机组后，才屈格使用，至于萨本道的通讯技术就更不用说了。
两个飞行精英，一个名门后代加报务好手，这样雄厚技术力量组成的机组，可见航委会挑选机组要求之高、标准之严格。
一切可以证明，这是非常“特殊”的任务。
不仅飞行人员精挑细选，连飞行任务也绝对保密。
保密之程度，飞行路线、飞行航线有时连航委会都不是很清楚，都是委员长侍从室那边直接调动。
苏蔓莎老人说，大纲什么都不和我说，我也知道他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也不多问。
每次出任务，外面接他的车来了，他拿起皮囊就走，几天后，人回来了。每次看见他出去，我就开始提心吊胆，不知为什么，仿佛是在天之灵的提示，我总是有一种预感，总是觉得要有事情发生。不敢想，却偏偏总是往那个上面想。
妻子的预感是真的。
1943年10月28日凌晨两点，林大纲机组在印度汀江机场起飞，地面只在飞机起飞四十分钟后，收到过随机报务员萨本道发来的一份“飞行正常”的电报后，就杳无音讯了。
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失踪的地方，正好是在“驼峰”中最艰险、最难飞的一段航线上。
林大纲机组和所执飞的那架C…47究竟遇到了什么，以至于连最后的呼喊、求救电报都没有发出，就这样消失在茫茫冰山雪川间？直到天明，林大纲机组也没有按照事先的计划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航委会整整一天不断地和重庆、昆明、汀江间联络，最后确认，机组在飞越驼峰时失踪。
直到现在，也依旧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大纲机组失踪的。
恶劣气候？据后来从汀江地面站测得的气象表明，机组起飞时，汀江附近气象很好，几架刚飞经“驼峰”回来的“中航”驾驶员也曾告诉林大纲机组，整条航线、包括“驼峰”上空，没有“复杂”气象，是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