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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航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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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抢先买下,并招募到一支二百多人的“雇佣军”。
  惟一的“纰漏”是,一百架P…40战机随船横渡大洋时,由于浪涛汹涌,甲板起伏过大,一架战机中途跌落“万丈深渊”,以至运到缅甸时,只剩下九十九架。
  这是一支完全是靠陈纳德的感召力而来并由他“统率”的“杂牌军”,在正统的军人看来,他们全是狂放不羁、吊儿郎当和乌七八糟的混子组成的一堆垃圾,虽然中国官方已经给了一个正式的名称:“美国航空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简称 A·V·G),并开具的“条件”是:击落一架日本飞机支付500美金。
  看来罗斯福总统不仅仅是要把“水龙带”出借给邻居,他还要让“邻居”到他家里取水——在亚洲战火有蔓延和扩大的趋势下,经总统批准,帮助国民政府培训飞行员!
  一切也都是在秘密中进行。
  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柯立芝总统号(President Coo…Lidge)徐徐驶离了马尼拉港口,当年只有二十二岁的胡厚祥就在这艘游轮上。

第五章 抗战中的国民政府(2)
  “结识”老人是在另一个老人的通讯录上“偶然”看到他的名字和电话。在近六年的采访中,除了找到后来在香港“中航”起义的回到大陆并且目前依然健在的寥寥数位老人外,其他的诸如中国空军和“飞虎队”队员及后面涉及到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第二十航空队队员,在我的印象中,这些人要么在地球另一面,要么就在海峡那一边。
  当我“按图索骥”地把电话打到广东开平市的一个小镇里的时候,电话的那一端传出一个痛快的声音:“我是胡厚祥啊……”
  一直想登门拜访老人,但要把极其有限的费用用在“刀刃”上,只好等下去,等待最后同时在那个区域“再找到”一个老人的时机。于是,将近一年半时间对老人的采访都是断断续续在电话中进行。
  八十多岁的老人思维相当敏捷。
  胡厚祥当年是第二批赴美学习飞行的中国军人,1942年11月,在队长赖名汤少校的带领下,50人一律便装,从昆明搭乘“中航”飞机,飞抵香港。此时的香港是日本特务在远东最大的聚集地,为掩人耳目,这50人又分别从空中和海上转至菲律宾马尼拉港。
  空中力量已基本丧失殆尽,日后反攻最终打垮日本人的未来空中力量的希望,就全部寄托在了一批又一批赴美接受培训的热血青年身上,国民政府高层对此极为重视。
  在昆明出发时,委员长特地前来送别,除专门发布《告诫派赴美国受训学生训词》外,还当场书写“亲爱互助、整齐严肃”,作为对即将跨海越洋的莘莘学子的勉励。
  老人说,上船后才发现,载重45000吨的柯立芝号简直就是个庞然大物,从小还未见过这么大的船(该船战争时期被改为航空母舰,后被日本潜艇击沉,笔者),除了胡厚祥和战友,船上多数是在东南亚有业务往来的商人和一些游客。
  最初的几天里,风和日丽,柯立芝号缓缓行走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中。船上有游泳池和健身房,每天,胡厚祥和战友们加紧锻炼身体,学习英语。
  船员和个别乘客都对这50名年轻人如此整齐划一地出现在这里感到非常好奇,连船长也几次过来旁敲侧击地打探,都被大家顾左右而言他地搪塞过去。不过老人说,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从船长到船员一直到其他旅客,对正在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都抱有强烈的同情——每天晚上,船上放映电影时,都要先放映一段中国军队奋勇作战的纪录片,每每到这个时刻,观众中间响起热烈的掌声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星期后,柯立芝号刚从英属新几内亚补给后再次驶上征途,收音机里就传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接着,美国对日宣战,船上的气氛骤然紧张!船长命令船上所有人员,每日进行一次防空演习。当柯立芝号离下一个补给地斐济岛只有50海里时,该岛发来情报,日本潜艇正在攻击。
  柯立芝号急速转向。
  为防止日本潜艇偷袭,柯立芝号开始走出巨大的“之”字路线,太阳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船长宣布:全船进入战备状态!
  美日开战,中国赴美培训空军已无保密之必要,领队赖名汤命令全体部下换穿制服,亮明身份——我们是中国军人!
  当朝霞再次洒向大海之时,50名中国小伙子身着中国空军制服,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甲板上,一时间,让其他的人都惊呆了。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天都看不出来,只是觉得他们都少言寡语,原来是中国空军啊!
  一片掌声。
  一些华侨都流出了泪水,连嘴里叼着烟斗的船长都过来和大家握手:“很荣幸,你们在我的船上。哦……中国军人,好!好!”
  老人说,那场面,感人啊,让你恨不能马上升空作战!(学成归国后,在中美混合团期间,老人击落过三架日本飞机。) 2002年,酷热的夏季,记不清是过了几个月没和老人联系,当我再次拨通那个号码后,传来的却是一个陌生并且低沉的声音:“我是胡厚祥的长子,从台湾来,家父已于前天过世……”
  哦,对了,老人是从台湾返回定居的,在电话中,他多次说,人老了,要叶落归根、叶落归根……都在外面漂一辈子了……
  战争本身打的是经济实力除了新疆和陕北,国内几乎处处是战场,昆明附近也只是相对“安静”而已——日机随时都来袭扰,关键是,巫家坝、自贡、蒙自、沾益……机场跑道都是泥土,经简单的压平,一到雨季就是让人恼火的泥泞,P…40也无法起降。陈纳德和他招募来的飞行和地面维护人员及一百架飞机,只能在缅甸仰光附近组装和训练,那里是英属,只需和英国人打个“招呼”即可。
  飞机组装好后就是不停地训练飞行,陈纳德一扫往日之阴霾,这是他在自己的国家无法享受到的心情——在大洋那面无人喝彩的他和他整日“兜售”的理论即将在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虽然在飞机数量及性能等诸多方面与日本人此时拥有的“零式”战斗机相比,陈纳德处于劣势,但陈纳德对马上要发生的第一仗取胜还是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对即将发生的“空战”思维是正确的,且又是切实可行的!既然国内空军参谋部对他的论调不屑一顾,那就让事实检验。

第五章 抗战中的国民政府(3)
  和罗斯福、蒋介石的心情相同,陈纳德和他的“军队”也在“等”,等待一个狠揍日本人的时机。
  “等待”期间,问题接踵而至——无论是一般的训练还是日后的作战,飞机只要离地三尺就要烧油,是必须进口的优质航空汽油。招募来的一百多名飞行员及相当数量的地勤保障人员要吃饭,飞行需要大量的航材和配件,还有弹药、氧气、飞行服、墨水、墨镜、剃须刀片、药品、复写纸、打印机、卡车……,全部要从美国运来。
  抗战时,曾在美国联络组当翻译的杨保煌老人说,那装备,咱们没法比。美国大兵光是军服就数不清……什么呢军服、工作服、单夹克服、绒夹克服、大小衣及皮靴,雨天有专用雨衣、雨靴,丛林中有专用吊床,冬天有鸭绒睡袋。超过三个人独立作业,只要条件允许(有路),必配一辆吉普车……
  抗战后期,王恭曾被派到关岛接收美军物资。老人说,上岛后,看什么都是眼花缭乱。当时关岛是美军设在太平洋上的一个补给基地,不说枪啊炮的,光是堆积如山的军用毛毯,就有四五个足球场那么多,那吉普车停的啊,把一个港口都快塞满了,其他的东西更是不计其数,把肚子里的馋虫都看出来了,恨不得把这些东西都运回国,人都看傻了!一看那些东西啊就知道,日本人啊,打不赢!
  张义声从美国培训后回国途中经停印度拉和尔(今巴基斯坦),老人说,拉和尔机场那里原来是原始森林,没有机场,战争开始后,是美军现修的。由于树木生长时间太久,根子用推土机都推不断,地不平,没办法铺设飞机跑道,美军干脆用船从美国本土运来一块块一米见方的钢板。整条飞机跑道全是用钢板铺成。夜里躺在宿舍,听见飞机在钢板跑道上起降时“哐哐”的撞击声,声声都是撞在心里!
  两条气若游丝的“小道”
  东西再多、再好也是人家的,而且,都在“外面”,即使是给你,也得运送。战争,后勤补给历来都是首要之首!
  陈纳德的飞机马上要打仗。前线,地面部队激战正酣。国民政府每日的正常运作,一切一切,都需要庞大的保障供给。仗打得越大,军需就要成倍数地增长,仅靠“中航”的运输显然就不够了。况且,日本人告诫英国人:不许在这条航线上运输军用物资,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一直采取姑息政策的英国政府竟然同意。从1940年6月开始,在香港和重庆的航线上,只能有少量的当地红十字会的医疗用品进入。
  日本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绞杀、遏制,勒紧系在蒋介石、国民政府脖子上的绳索,而蒋介石、国民政府交通部,就是要殚精竭虑地开辟通道,保证对外联络通畅,缓解越勒越紧的锁扣。
  北边肯定是指望不上了,自从希特勒东进到斯大林格勒后,苏联自己都已自顾不暇,更谈不上继续帮助中国。通道依旧,但已经名存实亡。
  万幸,地面还有两条“小道”——越南、缅甸。虽然运量不是很大,但起码还能进来急需的汽油、枪弹……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从外面进来的一部分物资只好绕道越南河内及海防,从那里再到云南的老街,至前线。
  还有一条就是在崇山峻岭中蜿蜒千里、崎岖不平的“滇缅公路”。
  越南通道条件尚可,但转接繁琐,最高运量也就是在1940年创造的——每月10000吨。
  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倒是“一路到底”,不需任何的转运繁琐手续,但路况极差,同时又缺乏必要的运输车辆(当时国内连能驾驶车辆的司机都难以找到,以至于大部分驾驶员都是在境外招募的华侨),到了1940年,每月的最大运量也没超过5000吨。
  这等水准的后勤保障,别说“川军”急赴前线时穿草鞋,就是在著名的“湘西会战”中,抗日名将薛岳部队的士兵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用一支枪也不奇怪!
  靠着这两条“小道”,还能有东西运进,虽然如同涓涓溪流,但却维系前线战事,维系国民政府运作,维系友邦的支持。
  断气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谁都知道谁都懂得的事情,大规模作战,依仗的是后勤保障,而依目前局势,尤其是陆路越来越狭窄,空中运输的重要性就日渐突出,每个“中航”人眼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坏消息果然像从天而降的正点航班一样,“按时”到达。
  情报最先是从美国驻重庆总领馆“间接”透露出来的。1940年6月,在一次周末聚会上,一曲结束后,趁着乐队休息,总领事和邦德各自从侍者那里取到一杯酒后,两人互相对视一下,然后“不约而同”走到室外草坪旁的长廊上。
  长廊尽头,显得心事重重的总领事停住脚步,他沉思了一下,眼睛斜向别处,似乎有些漫不经心:“……日本方面要求当局关闭通往内地的航线,并迫切希望众多经此或在此停留的国民政府官员迅速离开那里……他们还说,攻击商业航班,是因为有可靠的消息证明有政府要员在飞机上,所以要当仁不让地击落!”
  虽然和国民政府交通部和中方经理黄宝贤及好友在私下里探讨过航线被强行关闭后的举措这类话题,但消息一经总领事嘴里说出,外表无动于衷的邦德心中还是猛然沉了一下。他太清楚不过了,总领事口中说的那个“当局”就是香港英政府,关闭航线,那就是关闭“中航”目前惟一的对外通道。至于要求赶走“国民政府”人员,那倒与他这个“中航”副董事长毫无干系。

第五章 抗战中的国民政府(4)
  总领事又随口问了邦德“中航”还有几架飞机飞香港后,依旧是显得心不在焉地说:“英国人告诉我,目前,这个消息不是正式的,但,是可靠的。”说完,他举起手中的杯子,“邦,祝你和你的公司好运!”
  领事返身而去。
  邦德看着那个身影走进室内,一边回味着刚听到的话,一边把目光移向了手中的杯子,若有所思。
  杯中,一杯苦酒轻轻晃动。
  其实,总领事还有一个“情报”并未“透露”给一个与政治沾不上边的商业公司的董事长——日本政府逼迫香港英政府关闭内地通往香港航线并驱赶活动在那里的国民政府官员,同时,还要英政府完全切断滇缅公路!
  总领事还有潜台词没有说出,那就是,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地域,尤其又是选择了孱弱的一边,若想靠几架飞机折腾出钱,折腾出“黄金”,估计比夜间飞行都难!
  和总领事对“中航”的前景“预测”不同,邦德却认为“中航”未来的“前景”
  简直妙不可言,一切都恰恰相反——没错,从“中航”成立没几年,就卷入了一场令人头疼的战事之中,而且,不仅是交战国敌方使出浑身解数制造麻烦,连合作伙伴都时时发难,但他坚信,一切都是暂时的,战争不可能持续一百年,总会有终止那一天,麻烦也有消失那一刻,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块土地有太多让人热血沸腾的地方,这么大的区域,这么辽阔的国土,无论是做什么,想做不好都难!
  还没等英国方面对日本的要求做出明确答复,6月22日,谶语不幸再次变为现实——在纳粹的强大打击下,法国政府投降。战火烧在欧洲,远在远东的日本成了大赢家,法国维希政府同意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北部,这就等于出让越南,河内与昆明相连的铁路被迫关闭。
  相比之下,英政府的表现要好得多,它拒绝关闭香港——南雄航线,如果仅看这一点,委员长和他的政府一定会举杯相庆,感谢英国人竟会把日本的无理要求理直气壮地顶回去。可惜,还没说完——虽然没有关闭空中联络航线,但英政府却同意关闭滇缅公路六个月。
  寻找通天之路即使没有总领事“漫不经心”通气,即使没有得知“消息”后的邦德在公司迅速与中方协商,蒋委员长和他的国民政府也已经意识到,灾难随时随地会降临,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关闭航线,等于堵死“中航”的命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抗争,“中航”
  公司中的中美双方都知道“对抗的结局”,惟一能做的,是寻找一条新的航线,以便香港飞不成后,还可以出去。
  这不仅是“中航”的思路,也是交通部和国民政府高层意图,已经不单单是运送物资的问题,打不开航路,连政府要员出访和国际间的互动都成了问题。
  几乎是邦德得到总领事传递来的消息同时,重庆国民政府也得到了情报,蒋委员长在得知即将被逼上绝路后,立即命令交通部不惜任何手段力保对外联络通畅。三天后,日本逼迫英政府关闭香港空中通道和滇缅公路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中航”总经理黄宝贤还未来得及与美方协商下一步计划,交通部根据蒋委员长命令发给“中航”
  的密件已经到了。据后来看到过这封“密件”的老人讲,函中就是责成黄宝贤组织力量,迅速开辟新航线。密令中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必须“飞出去”。
  “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炸的炸、毁的毁,再加上“合作伙伴”又是对手的同盟国——此时正在欧洲肆虐横行的纳粹,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状态,整个担子必须全部压到中国航空公司身上!
  日本人的逼迫、交通部的重压让往日里和善可亲的总经理也情绪激昂,在回复交通部的电函中,黄宝贤犹如即将带领士兵开赴前线的将军立下军令状:开辟新航线是吾及“中航”之己任!
  邦德也要开辟“新航线”,但与“中航”总经理不太一样,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目的也不太一样,他要发展壮大“中航”。“泛美”总部派他来中国,要的是利润。到了这种紧要关头,他还是对“未来”的“中航”充满信心!正如一个在撒哈拉沙漠中问路的美国人得知离大海还有800公里时,马上欣喜若狂地喊道,好大的一片海滩!
  此时,邦德就是站在沙漠中的那个美国人,面临绝境,面对山穷水尽的“中航”,他的脑海中还是一幅“美好蓝图”。
  中美双方出发点不同,但目标一致。
  另外,双方政府高层间的沟通作用也不可小觑,蒋介石委派已改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为驻美全权代表就是最好的证明。
  研究新航线、研究向哪飞用了将近半年时间,按战时要求,这个时间长了一些。
  但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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