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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个月里，光绪的症状几乎每天都是这些，没有什么改变。
从中医临床的角度分析，这显然是肝气不舒导致的上焦热证，其中腰膝酸痛很早就有，大便燥结开始出现，耳鸣此时也开始严重，这几个症状一直伴随着光绪到最后。
如果对清宫医案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特点，就是对皇帝的病症事无巨细，一概记录，有的只是患者的一种感觉，但是也记录下来，这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这个病很严重了，其实我们只要概括一下，就会发现这些都是一些轻微的病症。
在光绪死亡的前一年，即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份的时候，力钧开始为光绪诊病，力钧调治了一个月，对于力钧的诊病，民间笔记有一种说法，《国闻备乘》记道：“迨奕劻（庆亲王）荐商部郎中力钧入宫，进利剂，遂腹泻不止。次日钧再入视，上怒目视之，不敢言。钧惧，遂托疾不往。谓恐他日以大逆之名，卖己以谢天下也。”我们对照了清宫档案记载，在力钧诊病期间，光绪仍然是“大便不畅”为主，偶尔“溏泻两次，而觉畅”可见光绪还觉得很痛快，并没有怒目。因此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可见民间在此问题上猜测甚多，连入宫诊病的医生都成为了怀疑对象，我们需要对此一一排除。
我统计了光绪在这个月里的症状，出现的主要症状有：心跳、肩胁牵掣作痛、说话小腹作痛、腿足酸软、左脑晕，右脑痛、大便干燥、有时溏泻、消化迟滞、背脊痛、梦遗、耳鸣、口内起泡、鼻孔微疼痛。
第215节
这个时候的病情，光绪自己说是“时轻时重”，很多人认为光绪的病情是一年年依次增重的，但是我们分析他的这些病症，从临床的角度并不能将他定为重病，因为这些症状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亚健康的人的身上，并不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的病症。
因此，我们根据此时的医案来判断，光绪并没有病得那么重，而若干光绪身边的人的资料证明，光绪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因此这里有些症状甚至我们可以打个折扣。
在光绪死亡原因的研究中，光绪最后一年的身体状况是个关键，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
在三月份中，我对脉案中记载的主要症状进行了统计，主要症状有：右耳堵闭、足跟筋脉作痛、食下运化迟钝、右腋及腹均作窜痛、腰脊刺痛、口中起泡、大便欠畅、遗精，在这些病症里，出现的最多的是耳鸣和足跟痛，其它的症状并没有多次出现，可见并不明显，否则以光绪对诊脉那么挑剔的人，一定会让全部写入脉案的。如此分析，此时的病情也没有那么严重，并不是一个重病患者的表现。
从年初开始，这些症状一直出现，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在六月份开始有了“腰胯尤觉跳痛”的记载，说明疼痛有所发展。
我们再来统计一下七月份的情况，主要症状有：腰酸痛、俯仰转侧皆为牵引、头晕、耳鸣、食后迟运、大便不调、咳嗽（感冒一次）、神疲、夜寐不安（子丑时醒来即不能寐）、遗精。在这些症状里，咳嗽仅仅出现一次，结合以前西医的听诊，我们似乎可以断定，这不符合肺结核的表现，没有咳血、甚至连咳嗽都只是在外感时出现，不知道肺结核的诊断从何而来？此时每天御医们所有的精力都在光绪的失眠和腰胯疼痛上，可见这是当时的主要病症。
在光绪死亡的前一个月，九月份，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主要症状：腰胯中边皆痛，俯腰更甚、干咳鼻涕带血、耳鸣、口渴、头晕、恶风、大便忽溏忽燥、舌燥口苦。
这些日子主要仍以腰胯痛为主，光绪自己形容其疼痛是：“仿佛气窜”，在九月十二日时增添了叫关永秋的医生，该医生开了些外用的药酒，病情并未因此减轻。
其中干咳只记载了三次，可见并不是一个主要的病症，而且是鼻涕里面有血，可以分析是因为鼻腔干燥造成，给皇帝诊病要事无巨细全部记录，因此这在普通人是平常的事情，往往会让研究者认为是重病。
在十月初三，在光绪死亡的前十八天，御医施焕和张彭年在脉案中写到：“窃思痛未加剧，似宜暂停药饵，以舒胃气。”
这句话很关键，这说明在御医的眼中，光绪远没有到病入膏肓的状态，御医们甚至还想停药一段时间。开的方子各位也可以看一下：川贝母一钱、北沙参一钱、冬瓜仁一钱五分、杭白芍一钱、麦冬一钱五分、橘络五分。
从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也绝对不是给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开的方子，这只是一个润燥宣肺的方子，其原因是光绪此时有些外感。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可以断定，光绪的身体确实有病，但是并没有那么严重，其病并不致于死亡。
那么，光绪的身体此时到底如何呢？
其实当时慈禧也已经患病卧床，但是她却不断下手谕给各地，要求征求名医给光绪，她一方面是要掩盖自己的病情，稳定民心，另一方面有可能是造成光绪病重的舆论，对于这点，当时的民间就有反应。
民国期间有一篇《啁啾漫记》，记述当时广州督军推荐的名医门定鳌医治光绪疾病的经过，原文说：光绪三十四年秋，内廷传德宗有疾，孝钦后复垂帘诏各省大吏征医士。广州将军某以良医门定鳌进，请脉拟方，征引《内经？素问》，下及各家著述颇详，太后称奖，屡蒙赏赍，时朝野颇疑太后有废立意。某国使臣某就门私第问帝病状，门不言，良久，濡笔于砚上疾书作“无病”二字，旋即涂去。数日，外间喧传帝实无病，各国使臣请觐见，并荐西医诊视，太后以帝病重辞谢，各国使臣因请于御榻视疾，太后迟疑未决，又数日，帝病愈之诏，宣布中外矣。于是门定鳌名噪一时，而门于数日前托言挂冠归矣。太后恶外人袒德宗，排外之念，实基于此，刚毅辈从而和之，遂激而为庚子之变。门定鳌字桂珊，汉军旗人，其自述如此。
翻阅清宫医案发现，这位门定鳌医生在光绪二十四、二十五年确实在宫里为光绪诊病，在许多的医案里都有记载，因此这种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可见在戊戌变法以后，慈禧就曾经制造过光绪患重病的舆论。
恽毓鼎是当时宫里的近臣，他写的《崇陵传信录》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他说说：“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寿，起居注官应侍班，先集于来薰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未阖，侍应官窥见上正扶阉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拜跪计，须臾忽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恸。”
可见，就在光绪还行走便利的情况下，慈禧为了让光绪和百官保持距离，还是愣对外说光绪无法起床，就不带领百官来朝拜了，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让光绪很是悲愤。
从这些记载看出，似乎我们有线索可以认为，光绪的疾病并没有那么严重，到病入膏肓的地步，《清德宗实录》记载：十月初一日，光绪诣仪鸾殿，问慈禧皇太后安。自癸酉至戊辰“皆如之”，就是从初一日至十六日，每天都是如此。这么看，光绪居然一直都可以起床活动，居然可以去拜见慈禧，这是持光绪重病说的学者最为困惑的地方，他们也承认，史料记载有矛盾的地方，其实就是他们认为的光绪病重说与史料矛盾。
还有记录
尚未刊行的军机章京许宝蘅的《巢云簃日记》（稿本）记载：“十月十八日 六时入直值班。皇上以不能坐，未召军机，本传日本侯爵锅岛直大等觐见亦撤去，今日寅刻即传诸医伺候，九时三刻内务府大臣率医退出，醇邸、世、张、鹿、袁诸公详问病状，始散。”
可见，在光绪死亡前的三天，还曾经安排召见日本侯爵，这难道是病入膏肓的安排吗？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光绪的身体在最后几天里发生了什么吧。
我把清宫医案最后几天的记录全部进行了统计，发现，在十八日之前，一直是每天御医入诊请脉一次，而且基本都是御医吕用宾一人请脉，但是到了十八日，突然开始有三人次进行诊脉，十九日是四人次，二十日是四人次，二十一日光绪死亡。
显然，问题出现在十八日，这天突然发现光绪病重。
那么，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时，一位西医叫做屈桂庭的，自述曾经亲自为光绪皇帝诊病处方。这位当年屈医生七十四岁，有一位《逸经》杂志的记者去访问那位屈医生，屈氏就口述当年为光绪诊病经过，写成一篇《诊治光绪皇帝秘记》。这篇文字，是访问亲身为光绪诊病的医生，那么所述的经过情形，当然也比较可靠，而且原文中还说出他是庆亲王和袁世凯推荐的，李鸿章、张之洞的家人都请他看过病。
这位屈桂庭医生记录到：“迨至十月十八日，余复进三海，在瀛台看光绪帝病。是日，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的了不得”时，中医俱去，左右只余内侍一二人，盖太后亦患重病，宫庭无主，乱如散沙；帝所居地更为孤寂，无人管事。余见帝此时病状，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面黑，舌黄黑，而最可异者则频呼肚痛，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者。余格于形势又不能详细检验，只可进言用暖水敷烫腹部而已。此为余进宫视帝病最后一次，以后宫内情形及光绪病状，余便毫无所知，惟闻庆王被召入宫酌商择嗣继位问题，未几即闻皇帝驾崩矣。”
第216节
这断文献揭露出了当时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情况，说在十八日的时候发现光绪腹痛，且痛得满床翻滚。
这是一个重要的史料，但是，历史研究者一直怀疑这个屈桂庭，因为在清宫医案里没有这个人的记载，我仔细翻阅档案，只见在光绪死亡前的一个月里，有位叫屈永秋的医生，的确为光绪诊了近一个月的病。
那么，屈永秋和屈桂庭是否是一人呢？到底他说的话有无价值呢？
检索文献得知，原来，这是一个人，该人名屈永秋，字桂庭，英文名字是Watt Wing Tsas；（1862…1953）； 广东番禺人， 是中国最早一批公派出国的人员，和詹天佑是留洋的同学，中国早期西医。曾任清末御医，民国初年总统府总医官，北洋医学堂校监等职。1912年獲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的司令勳位，这是对非凡人物的奖励，而后来获奖的有蒋介石、贝聿铭、李嘉诚、何鲁丽等，可见该人并非一个江湖医生，而是一个地位非常高的医生，其对历史的描述有一定价值。该医生于一九五三年在九十一岁时去世。
而且，他确实出现在了清宫医案的记载中，他所描述的症状当时清宫医案没有公开，一个外人也无从编造。
屈永秋医生的这个描述，是揭开历史真相的关键。
让我们在来看看其它医生的记载吧。
杜钟骏光绪最后死亡前诊病的御医之一，也是唯一后来正式写出书记录当时情况的人，他的《德宗请脉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这段史实，但是，杜钟骏的记录也历来为史学研究者所怀疑，因为他所描述的时间和历史差了一天，比如他说光绪的死亡日期是二十日，而实际清宫医案记载的是二十一日，这让研究者困惑。
在这次研究中，我把《德宗请脉记》中记载的御医诊病的人员名字和数量和清宫医案的进行了对比，尤其是把杜钟骏记载的给慈禧请脉的御医的名单，和清宫医案中记载的进行了对比，最终发现了答案，原来，杜钟骏的记录完全正确，只是他把所有的日期都提前了一天，为什么他这么做，成为了一个谜团，但是他所记录的全部是当时的情况。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杜钟骏记录的情况和其它记载相拼接，这样一个详细的情形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杜钟骏记载如下：
十月十六日（实际是十七日），皇帝还召见臣工。十七日夜（实为十八日，就是屈永秋看到光绪肚子痛的那天），内务府忽派人来说皇帝病重，快去请脉，我来不及洗脸，匆匆上车。行到前门，见一骑马内监来催快去，不久，又见一骑马之人来催。到了内务府公所，周景焘已请脉下来，他说皇帝病重。不一会，内务府大臣引我往瀛台，皇帝坐在炕上右端，面前放一半桌，以一手托腮，一手仰放桌上。我立即切脉，切了很久，皇帝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头班的药，吃了全无效，问他们，他们又没有决断之语，你有何法救我？”我说：“臣两月未请脉，皇上大便如何？”皇帝说：“九日没有大解，痰多气急心空。”我说：“皇上的病，实实虚虚，心空气怯，当用人参，痰多便结，当用枳实，但都很难着手，待下去细细斟酌。”看完皇帝的舌头后，问还有什么吩咐没有？说没有了，便退出房门外，皇帝又招手令前，续讲病状。退出后，到军机处拟方。我的脉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继禄说：“你的脉案为何如此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我说：“皇上之病，不出数日，必有危险，我入京后未能尽力为皇上医病，已很惭愧，到了病坏，还看不出，何以自解。你们叫不可这样写，原无不可，但此后变出非常，我得先此声明，我不负责的呀。”奎俊说：“他说得有理，我们也不能负责的，不如回明军机大臣。”于是带我去见六位军机大臣，醇亲王在前头，我即趋向前，将先前那番话说了，请他示知办法。醇亲王顾张之洞说：“我们知道就好了，不必写了。”我遵办而退。第二日（十九日）上午仍请脉，皇帝卧在左首之房的靠炕上，喘息不定，切他的脉，比前更为疾动而细，毫无转机，有一个穿蓝宁绸背心年三十多岁的太监伺候，由他传述病情。
到十月十九（实为二十日）夜，我和同事诸君皆被促起，只听见宫中传话，预备驾崩的仪式，我怀疑皇帝已经死了。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大臣以次，守卫森严。第二天（实为二十一日）早上六点钟，宫门开，我仍在军机处伺候，但没有什么消息。只见太监走来走去，好像有什么大事似的，未敢动问。到日头将午，继禄来说：“诸位老爷久候了，待我到奏事处探探消息，到底几时才请脉。”很久之后才来说：“奏事处说，皇上今日没有讲话，你们老爷看怎样吧，我不能做主，你们就坐坐罢。”但坐了不久，有两个太监来传请脉，于是我就和周景焘、施焕、吕用宾四人同入，我走在前头，皇帝卧御榻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没有外罩，有搭板，铺毡之上，皇帝合眼静卧，我的手刚按他的脉，他瞿然惊寤，口目鼻一时皆动，这是肝风之象，我见了很骇怕，生怕他一厥而绝，立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脉毕，一同回到军机处，我对内务府三位大臣道：“皇上一定度不过今晚，不必开方了。”三大臣曰：“总要开张方，脉案怎样写法都可以。”于是只好写：“危在眉睫，拟生脉散。”但药还未进，皇帝已于酉时死了。
从这段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光绪是在十八日那天开始突然腹痛，然后晚上病重，急忙催促御医诊脉。而在这天有三人次御医诊脉，至少杜钟骏和周景涛是在晚上来请脉的，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情况突然危急。
而在十九日周景涛给光绪诊脉时，脉案中第一次出现了“气体异常委顿”的字样，在二十日，就有了“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的记载，说明已经病危。
可见，就在十八日或者前一天，本来还能步行去拜见慈禧，同时还原计划接见日本侯爵的光绪突然病危，而且还曾经腹痛得满床打滚，到了晚上就连招三位御医夜诊（这天白天清宫档案里居然没有安排御医诊脉的记录，不知是否人为安排），这毋庸置疑，就在这天白天一定有了非常的情况发生。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清宫医案的记录内容，因为杜钟骏说的很明白，有的话是要请示了才能写的，有的根本不能写，因此这是一个被掩去了部份内容的记录，各位研究者要心中有数。
这些事件的发生顺序如下：
1、《清德宗实录》记载：从十月初一到十六日，每天都到仪鸾殿，向慈禧请安。
2、原计划十八日召见日本侯爵锅岛直大，后因光绪不能坐起，撤销。
3、从十二日到十六日，一直都是一个御医请脉，说明病势不重，十七日为两个御医，为正常值班编制。
4、十八日白天，屈桂庭医生看到光绪肚子痛得在床上乱滚。（十八日白天除了屈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