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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享受了金牌所带来的狂喜之后，我们又不能不冷静地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金牌大国的中国，是不是一个体育大国？我们的民众在体育锻炼、身体素质方面是不是真比那些金牌小国强？我们在游泳、跳水上拿了金牌，我们在羽毛球、网球上也拿了金牌，可我们的老百姓是不是也有在这些项目上能有练练身体、试试身手的条件和权利？不用说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就说我们城里人，不用说到高档会馆去游泳、去打球，就是普通场所，一小时游泳要二三十元，一小时羽毛球场地也要二三十元；网球就更别说了，打网球场已经成了身份的象征——那绝对是富人的运动
第28届奥运会期间，上海学者许纪霖正好在加拿大，面对中国体育健儿摘金夺银的骄人业绩，许教授既感到骄傲，又为中国人为这些金牌的付出的代价而悲哀。他说，加拿大政府很有钱，但他们的钱不是用在“养少数体育尖子，让他们到奥运会上拿金牌，而是切切实实地用在纳税人身上，打造舒适的、遍及各个角落的公共体育场所和设施，让全体国民、特别是一般穷人也像富人那样，有资格享受各种运动，享受空气、阳光和绿茵。体育，在这里不是展现国家强盛的工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这一点美国也相似，美国所有获得奖牌运动员的训练和参赛费用都是由私人机构赞助支持的；美国运动员需要工作或靠自己的广告收益来维持日常训练，他们自己请教练、自己联系各类赛事并自己负担费用。所以他们的生活以及高额训练经费、参赛经费无需纳税人负担。这样，政府就可以将纳税人所承担的这笔资金用在老百姓的体育锻炼上；所以才有了许纪霖教授在加拿大的惊奇——
刚到温哥华，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的公共绿地如此之多。我所居住的社区，无论往东、西、南、北，只要步行十来分钟，都有一块绿茵葱葱的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PARK。平时安静得如一湖绿水。一到傍晚或周末，就热闹起来。足球、橄榄球、飞碟赛、棒球……身着鲜艳运动服的年青男女们，一本正经地举行着他们自己的奥运会，一样有正式的裁判，有犀利的哨声——但不会有黑哨，因为没有竞标去争取，一切纯粹是生活中的娱乐。
这些保养得不错的PARK，除了少数几块标明只限于本社区居民外，大部分都对公众开放。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以免费享用它们。人们虽然不关心奥运会，但每天都在运动：划船、滑雪、打球、游泳、跑步。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金牌小国，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
然而，咱们中国却刚刚倒过来，奥运会上扬眉吐气，体育却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农村是不必说了，我不知道在那些贫穷的山村里，是否还有一张乒乓台、一个篮球架？即使在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大都会里，假如你是一介平民的话，又到哪里去打一场球、跑几个圈？几乎所有的公共体育场所，都不向纳税人免费开放。学校一到暑期，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要说周围居民，连自己的学生进去，都颇费周折。而许多社区俱乐部、小区会所，虽然运动场地和器材一应俱全，但往往收了物业管理费，还要业主去办一张收费的金卡。城市的空间越来越逼仄，公园被不断地蚕食，马路上充满了有害的汽车尾气。诺大的都市，连一个理想的跑步空间都难以寻觅。
在加拿大，当然不是所有的体育场所都免费，比如公共游泳池、高尔夫球场。但即使是这些经营性场所，也充分考虑到一般平民的承受能力。我住处附近有一处高尔夫球场，在里面挥秆自娱的，竟然不是在国内时见惯了的老板、金领，而是一般的阿公阿伯。原来，在这里玩一次高尔夫，也不过是一天的饭钱而已。（许纪霖：《谁是体育大国？》《南方都市报》2004…8…26）
10、高端教育比拼欧美，技术创新落后巴西、印度
我们说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的体育有相似之处，只是指在与欧美大学“争一流”的高等教育背后，是名存实亡的9年“义务教育”和摇摇欲坠的乡村基础教育；
但中国教育与中国体育不相似的是：国家对体育高端的重金投入，至少使中国体育在培养尖端人才和争夺世界金牌的目标上取得了相当骄人的成绩，至少给国家长了面子。
但国家对教育高端的大投入，虽然同样让基础教育付出了代价，中国高校却并没有长足进展。
浙江大学教授郑强在一次演说中，对中国野心勃勃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提出疑义。他说，“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高端教育没有实质性进步的另一个证据是：与高端教育紧密相关的的国家科技水平、国民素质和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也没有相应的提高。
查一查有关“全球竞争力报告”之类的数据，确实让因奥运会上排名世界第二而欣喜若狂的中国人丧气——
2002年出版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数据，对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状况和利用综合指标方法进行评价，中国的创新能力排名第43位，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是75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43位，而不是全球200多个地区和国家的43！）。巴西排名第33位，印度排名第38位，均高于我国。
从中国、印度、巴西三个发展中大国技术创新特征的比较，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差距。
在《论坛报告》指标体系中，中国、印度、巴西三国比较，我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占人口比重指标列第46位，略微超前于巴西（48位）和印度（59位），而在其他方面则落后于巴西、印度两国——巴西领先主要得益于“创新政策”和“聚集创新环境”两项指标的评价较高，分别排在第27位和第25位。我国的“创新政策”列第46位，“聚集创新环境”列第44位，与巴西有较大差距。印度在“创新合作”（产、学、研合作）方面第23位，与中国（第41位）比较占有明显优势，从而使印度和巴西两国在国家创新能力指数的总体评价上过了中国。
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占人口的比重高于印度、巴西，但科技创新和利用能力却低于这两个我们一直看不上眼的落后国家。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把国家的兴旺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学术界，寄托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2002年，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超过国民经济总值的1％，达到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超过国民经济总值3％的教育经费中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因此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
然而，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这么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的发展不仅跟不上国际发展水平，反而逐年下滑，这与中国GDP的高增长和科技研发的投入的逐年加大形成强烈的反差——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
国内外的这些统计数据是否可以说明，从基础教育挤出来的经费，并没有在实质上提高中国的高端教育（比如像中国的体育那样），使其成为提高国家科技和国民素质的原动力。
前面已经看到，中国近年来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已经站到了世界前列，但与学术论文质量紧密相关的科研及产业技术却没有同步提高。“国内自然科学一等奖在2002年只出了一个，而在此之前已经连续4年空缺；而到2003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已经连续6年空缺。在产业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只有美国和日本的1/30，韩国的1/4；在象征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各项诺贝尔奖评选中，目前我们似乎还很难找到可以问鼎的项目和成果。” （熊丙奇：《大学有问题—在学术的江湖里沉沦》
中国高等教育表面的繁荣，是不是也成了展示国家发展、发达的工具？这是其一；其二，在高端教育的繁荣景象背后，中国高端教育的成果是否同样骄人？
我们必须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以给为高端教育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基础教育一个清晰地交代。
11、被权力渗透的中国教育
我们用了很大篇谈中国教育的大背景：基础教育负债累累，高等教育突飞猛进，教育正走向产业化，并且正在成为一个暴利行业；我们谈论了教育对工薪阶层、尤其是对广大农民来说，越来越成为奢侈品，别说高等教育，即使是中小学义务教育，也越来越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我们还谈论了，对高等教育的高投入，并没有给高端教育的发展带来相应的提高……
这些问题涉及到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是与钱有关的大背景。可以这么说，钱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教育的传统格局，中国教育由于受到功利性和那种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影响，越来越远离了教书育人、提高民族科技、国民素质的宗旨。
然而，当我们为钱对中国教育的深刻影响感到深深的忧虑时，还不能不看到，致使中国教育整体性滑坡的，除了钱的腐蚀，还有另一个因素——权力的渗透。
在一个准权力社会，权力的渗透、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无所不至——校园、尤其是行政级别很高的大学校园，这个问题要比中小学突出得多，很值得用一定的篇幅来谈谈。
当教育越来越向钱看，越来越沾染上铜臭气时，教育肯定就变味了；但如果校园里沾染上很浓厚的官场习气，只认权力级别，不问学问高低，那就不仅是变味，而简直就变成了衙门。
最近有一本专门谈中国大学问题的书，在教育界影响很大，书名就叫《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是上海某重点高校的年轻教师。书中有一个小章节，专门谈今日大学里的官僚化问题，那里官员之多、官气之浓、官僚作风之严重，恐怕与真正的官场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熊先生的这个小章节的标题是：一个校长和三五百个机关干部——
一个校长
五六个副校长
一个党委书记
两三个党委副书记
二十几个机关部处
三五百个机关干部
一个院长
三五个副院长
一个总支书记
两个总支副书记
这是我国高校普遍的组织人事架构。真可谓“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节目，是某电视台就《大学有问题》一书采访作者熊丙奇，请他谈谈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经过。
节目中，主持人特意就书中的两句话“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向作者发问。可见大学里这种洋洋大观的官场给主持人留下了怎样强烈印象。
其实电视台也是严格地按行政级别设置编制的——国家电视台是副部级，省级电视台是司局级。按说，主持人也见过很多的处级干部和更多的科级干部，但她仍然对“处级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这样的规模感到震撼。
有了这么庞大的官场，那么作为教育界的大学就非常不简单了。一个重点大学里，几套班子加起来有十几个副部级、或享副部级待遇的干部，在再加上一礼堂处级干部，一操场科级干部，要把这些上上下下的关系捋顺、处理得当，肯定比抓好教书育人难得多。
“一位高校领导私下透露，他至少有50％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处理关系、揣摩上级领导意图上，做事情如果不符领导的心意，花再多的功夫也是白费。很自然的，不能与领导有不同的意见，即使决策明显有误，大家也会想方设法粉饰太平，除非这个领导犯下大错被‘双规’，大家才会一致声讨他的种种错误与不是。”（熊丙奇：《大学有问题》）
对上级要小心谨慎，对下级也不能掉以轻心：说不定哪一个下级与某个上级关系非同一般，或者就是某某上级的安插下来的。所以既不敢让上级不高兴，也不能让下级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就会告状、就会折腾、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而对今天的的任何一个官来说，稳定是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有这么大的官场，就会有这么多的官场待遇。这一点国家规定得再详细不过了。单位上的政工、人事部门执行这些规定时之严格、之严谨，是可以与任何一门精密的科学相比较的；而当事人在涉及行政级别待遇的享受上，则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谦让：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报销什么级别的差旅费，拿什么级别的工资、津贴，该不该配备小车、以及配备什么级别的小车？这些不仅仅涉及物质利益，而且还是一个人的身份所在、价值所在，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政治荣誉。即使你自己想马虎一下也不可能；行政部门会无所适从，人事部门会紧张起来，你周围同级别、或不同级别的人更是会向你投来异样的目光——“他要干什么？！”
笔者的一个朋友，是某文化单位的正局级领导。他家离单位很近，而他又因为身体不好很想每天走路上班。但不行，如果他这个一把手不坐小车，那么那许多副局级怎么办？还有许多正处级——尽管按国家规定不应该配备专车，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辆车名义上属于部门实则属处他自己专用的小车——又该怎么办？不行，他不能为了自己想走几步路就把那么多副局级、正处级亮在那儿，给全得罪了。
于是，笔者这位正局级朋友只好每天从早上走到公园（公园离他的单位不远），再走回家，等着乘坐他的专车上班。
官场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能让学校的官员活得十分精彩，但官场的那张编制精细的网络，却又会使他们活得很累，这种精彩和劳累将理应十分单纯的大学变得精彩纷呈，变得不像大学了……
12、中国教育的官场化
官员一多，官场一大，最直接的后果是学校管理成本增加，形成教育经费极大的浪费。中国教育投入高、产出低，庞大的官场肯定是原因之一。
按常理讲，大学的人才成本主要花在教师身上，师资班子越强，教授、名教授越多，人才成本开支越大。但这很值得，大学不就是靠这些人支撑的吗？
但中国的大学——应该说中国现在的大学——非教学的党政班子越来越大：党团政工系统、人事保卫系统、行政总务系统、宣传文秘系统，光是人头费这一块就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别看这许多党政人员不在教学第一线，但他们的工资级别、福利待遇却绝对不低于教学第一线的讲师、教授；当然，这是典型的权力属性而并非大学独有的风景：直接为领导服务就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和迁升机会；因为他们离权力最近。
离权力最近，就可以进入既得利益集团。这是被权力的历史无数次证实过的——
沙皇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艺术院当局提名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叶夫伯爵为艺术院名誉院士；而这位伯爵在文化艺术方面毫无建树。于是，提名受到了艺术院秘书、作家亚·拉勃津的当场反对。
作家质问道：“伯爵对艺术可有过什么贡献？”
回答是很经典的：“他是离皇上最近的人。”
于是作家拉勃津有了一个让他因此遭受流放的精彩回答：“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脚的话，我推荐皇上的马车夫伊里·巴依科夫，他不但是离皇上近，他还坐在皇上前面。”
这个故事深刻地表明了离领导最近，就能不费劲地获得升迁、不经意地得到荣誉——尤其当权力旁边没有像拉勃津这样的人站出来反对的时候。
今天中国没有拉勃津。因此，“离领导最近的人”不管有没有能力都能轻易地飞黄腾达；而我们也不可能听到像拉勃津那样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