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髯啊⑸砀�1。72米左右、身材较瘦、戴着近视眼镜的男子从校园走了出来。他与赵先生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是韩老师，高一（2）班的班主任老师。韩老师再次介绍了一下入选区三好学生的好处和紧迫性。
赵先生听完后说：“由于时间紧迫，香烟没有及时买，但是多准备了500元钱。”
韩老师说：“行！没问题。既然收了你的钱，一定会把这件事办好，请你放心。”
赵先生在校门口掏出1500元现金，当韩老师的面数了一遍。此时有几个学生从学校里走了出来，韩老师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让他们看见不太好，快点。”韩老师边说边移动位置，用身体挡住了学生的视线。
韩收下钱放进口袋，临走时交代：“这件事不要跟孩子说。”
赵先生点头同意：“我也不想给孩子留下阴影。”两人交易的过程不到10分钟。
记者从门卫保安和赵鹰处再次证实，刚才收钱的是韩老师，名叫韩震剧（音），他还负责学校团委工作。
“我就是想曝教育腐败的光”
针对记者的几个问题：为什么要送钱给韩老师？为什么要找新闻媒体曝光？曝光后对其外甥读书有影响怎么办？
赵先生回答道：“我不是为了孩子评上三好学生才送礼的，如果是真心送礼，也不会找记者。我就是要曝他们的光！曝教育腐败的光。这样的教学风气，这样人品的老师，对学生成长能有什么利？”（北京《新京报》2004年4月1日）
在记者的文字和照片上，韩老师的丑态暴露无遗。这位教师之所以能够毫无愧色地向学生家长索要钱物，一定是向来如此、大家如此。由此可见赵先生肯定不是第一个被韩老师索要钱物的家长，而韩老师也不会是惟一一个向学生家长索要钱物的教师，只是他不幸遇到了像赵先生这样较真儿的家长；
另外，这位老师所谓的“竞争激烈”，当然不是指学生的成绩和品行的竞争，那是关系的竞争，说穿了是金钱的竞争——竞争谁的家长送了钱，竞争谁的家长送钱多；在这种情况下，送不起钱的贫困家庭孩子还能与“三好”有缘吗？还能在升学竞争中得到“加分”的照顾吗？！
应试教育之所以久盛不衰，大约与其能给教师带来好处不无关系。这种好处一直能带到大学。一位大学生讲过，他们学校有一位年轻教师，“每期期末考试喜欢抓学生的补考，然后叫学生私下给他钱，他就让学生过去。”
教师无德无行的行径，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应。2004年，沈阳市曾经在全市范围内搞了一次行风评比，结果在55万市民对全市30个重点部门和行业的投票评比中，教育部门列倒数第一。
师德败坏不仅仅是造成了贫困家庭教育消费的沉重负担，其恶果更在于对学生心灵的毒害，让他们小小年纪就懂得送礼、贿赂。内蒙古人大代表孔令宏曾在“两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言。他说，每年教师节，“一些困难家庭的孩子为了能给老师送礼，提前一个多月就省下早点钱准备买礼物。一些教师师德之差，令人深恶痛绝！”
这种师德败坏让中国人深为忧虑，许多人纷纷喊出了鲁迅在几十年前喊过的那句话——“救救孩子！”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署名“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的网民，在网上痛心疾首地就教师堕落对孩子幼小心灵的毒害表示了愤怒的声讨。
他写到：“中小学校本应是庇护和培育人类生命种子的地方，却为了钱、为了与钱和名密切相关的升学率或学校座次罔顾道德，既对孩子的心灵胡涂乱抹又使许多孩子受到严重伤害，让他们过早接触了社会关系中最令人寒心的一面和社会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而且这种体验直接来自有责任帮助孩子形成健康的判断力并对社会不良现象保持警惕的学校和教师。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学生心智尚未成熟，有这样的体验，很难保持心理的健康和明朗，很难不把污浊当作世界的底色。不幸的是，不是少数学生有这类体验。更不幸的是，凡事勾兑、拉关系、行贿受贿、有权就用个够（哪怕班干部那点小小的权）这类腐败性的行为方式已经像传染病一样出现在中小学生中。”
从行文风格看，这位网民应该是中国人，他取“布尔什维科夫”之名，大约是对金钱的无耻痛恨之极而怀念起布尔什维克时代了。
10、教师们所编制的等级制，残酷地摧残着孩子们的身心
今天，“拉关系、行贿受贿、有权就用”，不仅玷污了校园、玷污了一些教师的灵魂，还正在慢慢地腐蚀和摧残着那一个个幼小的心灵。
为当班干部而讨好、贿赂老师的风气，的确已经在我们的校园里发生了：小学一二年级的班干部，才是七八岁的娃娃，因为有了管同学的权力、记录或向老师汇报谁犯了错误的权力而有了官的威风，并反过来受到了同学的讨好、巴结甚至实物贿赂……
我们的近邻日本，那是一个特别强调权力、等级，特别强调对上级的尊重和绝对服从的民族。但即使在那里，这种权力等级制度也没有扩散到校园里。日本的学校也有班长、也有班干部，但那既不是选举，也不是老师的任命，而是像做值日生一样，同学们轮流担当——无论好学生还是差学生，都要学会为集体服务而非学会运用权力、学会遵守权力的等级规则。
在中国，孩子们小小年龄就饱尝了等级制度的甜头或苦头。这种等级制度还从管人的权力扩散到学生生活的全部——成绩等级、智商等级、品德等级。
老师人为地制造出许多划分等级的方式，在品格上分好学生和差学生（其实是听话的和不听话，自制力强和自制力弱，好动和相对安静的）；在学习上，更是将孩子们分成三六九等，最顶端是重点班的重点学生：优等生、三好生、参加各项比赛的获奖生。他们成绩成了教师获取个人利益的的资本，所以他们会花力气重点调教；而对绩差生则是敷衍了事，任其自生自灭，甚至推出校门。
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上海的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被老师说了一句“你明天不用来上学了”，就无缘无故地被赶出了校门。
家长找到老师，回答是小孩很笨，跟不上。家长又找了校长，勉强让上学，但班主任却不让进教室、或进了教室也不发给书本。三番五次之后，家长找到了上海教育电视台。
教育台的记者赶到孩子家里（从画面上看是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并对孩子的学习和思维进行了测试，完全正常。于是记者找到了校长。校长说他们已经过问了，但老师有意见，说要再做做老师的工作。
这在许多国家已经是触犯了法律的行为，在我们这儿，即使有了媒体的介入也奈何不了这样的教师。当记者找到这位班主任时，这位女教师很不以为然地说，“他的学习太差，影响了我们全班的成绩！”
女教师说的是实话，老师的考核要看班上的平均分数，所以她先下手，先淘汰了影响自己考核成绩的学生。
这位女教师最终担心的是影响她的考核、以及与考核挂钩的奖金、职称。这些利益不能说不大，但它能大于一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作为教师，她当然理解人生第一步对孩子有多么重要；作为母亲，她当然懂得对智商较低的的孩子更需要加倍的付出，但她还是忍心为了个人的小小利益，牺牲这个孩子的一生……
在这种看似寻常的、工作中的小问题，实则表明这些被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别说灵魂深处，就是灵魂的表层也被赤裸裸的物质欲望包裹得严严实实了！
我们的基础教育，就是被许多这样的校长和老师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淘汰赛，不断地将多数的孩子淘汰到普通班、普通学校，这等于几岁、十几岁的孩子就被他们的老师淘汰出局，就被宣布为“朽木不可雕也”。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已不再是传授知识、教书育人的圣地，它披着提高教学质量的外衣，变成了“合法”赚钱的企业；老师不再是灵魂工程师，而是沦为升学率的工具，沦为可以不费力地从学生那里敛得财物的热门职业。
教育和教师被升学率和金钱异化，已经成了当今中国人最为关注和愤怒的大事，对其的讨伐在主流报刊、城市小报，以及成千上万的网络上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如果在网上用“教师”和“职业道德”两个关键词进行搜索，你马上可以找到成千上万条令人愤怒到绝望的信息；比如下面这一条，就令人发指——
“一些学校为保升学率而违背职业道德，不惜弄虚作假，不惜摧残学生身心健康。对成绩欠佳的学生施加精神压力，最骇人听闻的是与医院勾结给一些学生贴上‘弱智’标签，使他们备受伤害、歧视和摧残。有的孩子甚至被逼出神经分裂症而毁了一生。”
今日，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为了孩子的教育，哪一家不是倾其所有——所有的积蓄、所有的心血；哪一家不是和孩子一起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1、也为中小学老师说句公道话
这些中小学教师，为了一己私利而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与教师的职业道德一同出卖，其对我们民族未来的负面影响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说这些教师从中获取了多么巨大的利益；尤其想到那许多发不出工资的农村教师，想到中小学教师那种劳神费力的巨大工作量，他们获取的那点合法或不合法的收入的确是微不足道。
是呵，与中小学教师艰辛而又极为沉重的工作压力相比，与在大学里同样从事着教育工作的教师、教授相比，中小学教师的所得，即使加上极不应该的那部分灰色收入，也依然与他们付出的劳动极不相配。
这真是一个悲剧——他们伤害了孩子们的心灵，甚至损伤了我们民族的未来，却只是挣得那点儿小钱。
我们必须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就是那些从学生那里捞取钱财的中小学教师，大多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着教师的职责；可以这么说，今天端铁饭碗的公职人员中，中小学教师是最敬业、和唯一辛苦的。
说他们最辛苦、捞取的钱财最少是相对于今日大学里的教师而言。
与农村教师发不出工资相对照的，是我们的大学近年来富得流油：以前推着破旧自行车到处联系单位，想调出院校的教授们，现在不少都开上了私家车；但他们的劳动却越来越轻松，只要有点儿成就、有点儿名气的教授，现在都可以不再站在讲台上讲课，他们或是搞科研、上项目，或是带研究生，当“老板”！
在收入方面，一个大学副教授，年薪至少在五六万元，如果是名教授、首席教授却可以达到十万、二十万以上；而相应的灰色收入也水涨船高，与中小学教师不可同日而语。
同样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同样是向学生家长直接索讨，大学教授的开价往往十倍、百倍于中小学教师。我们前面在北京看到的那位韩姓中学教师向家长开出的价钱是1000元钱加四条高级香烟；而今年一位大学老师在一场性质相似的交易中，开价却是10万元——
12、教授说：想要通知书，先拿十万来
这个小标题对2004年的大多数大陆中国人来说，肯定是耳熟能详。它所记录下当代知识分子的无耻和贪婪，是那么强烈地刺激了那许多正在为孩子的中、高等教育发愁的家长和更多有良知的中国人——除了职业罪犯，这种近乎于明火执仗的无耻和贪婪，还可以在哪个行业找到？
“想要通知书，先拿十万来”，拿钱的当然是学生家长，收钱的却不是学校，而是一些老师的个人行为！
《想要通知书，先拿十万来》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一期节目的标题：时间是2004年8月13日，地点是广西；关键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考招生录取”。
2004年7月10日，第一批全国重点高校录取工作开始后，李先生得到消息说，他的孩子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档。但随后李先生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要想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必须交10万元。
家长李先生以为碰到了招生骗子，所以不愿意与对方周旋，就说，“我的小孩是考上的，怎么要10万块，我又不是买。”
电话里的陌生人说，反正你要读书，就要交10万块，你不交10万块的话，那就退你的档。
李先生很生气，但出于对法律的信任，对堂堂著名学府的信任，他并没有害怕，就说了一句“如果你能退就退吧。”
李先生的判断错了，他遇到的不是骗子；其次，对方真的说到做到——第二天他家就查出，自己孩子的档案果真被退了回来。
这一下全家着急了，开始四处打听、四处托人，并且找到了在“北航”招生的高峰和庞宏冰老师。然而这两个人的回答与打电话的人的口径完全一直，要交钱！那位庞老师还说，录取你的孩子，“是帮了你一个大忙，不管哪个帮你的人，你都应该表示。”
所有的谈话都离不开钱，而且具体到了汇款的方式。这一次是在电话里说的——
庞宏冰：从单位把（钱）给我打过来，我们不对个人，只对单位。
考生家长：这样啊，通知书什么时候发？
庞宏冰：你的事没办完，学校怎么可能给你发通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先生一家不断接到电话，通话内容仍然是第一次电话的重复，“想要通知书，拿十万来！”
无奈之下李先生口头答应了对方的要求：交十万元让孩子上学。于是，折腾了半个月后，李先生一家终于在招生热线查到到了自己孩子被北航录取，时间是7月28日。
北航招生老师的效率很高，马上就用短消息发来账号，并且急切地要求李家尽快打款，说是下周要汇交学校。
李先生还在拖诿、犹豫时，许多考生已经拿到了北航的录取通知书。于是，李先生又与北航的人通了电话——
考生的父亲：一定要交了钱才拿到通知书？
高峰：这是肯定的。要不我把通知书给你，钱（不给）怎么办？这种事每年都有发生，通知书给了就不交钱了。
考生的父亲： 10万块数额也不是小呢。
高峰：那你要觉得大你就别做了。
考生的父亲：那不做了怎么样？难道要退我的档吗？
高峰：肯定取消了，不给你发通知，你就进不来了。
考生的父亲：必须交钱再发通知？
高峰：那是肯定的，而且交钱不会给你任何字据。
就在中央电视台记者陪同李先生到公安机关报案时，李先生又接到了北航另一个教师要钱的电话。
刘天平：你把钱汇过来就行了，汇过来我通知庞老师。如果你从那边的农行汇的话，今天下午就能到。到了我马上通知庞老师，让他赶快跟学校说，就是把通知书给你。
在中央电视台记者和警方的帮助下，8月11日下午，收了钱正准备在银行存钱的刘天平被获；当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赴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的负责人庞宏冰被警方传唤……
警方在刘天平身上搜查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工作证，上面职务一栏写着教师；而另一个被警方传讯的涉案人庞宏冰的职称更高一些——他的证件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北航计算机学院，教授；1964年生。
将这位教授称之为“涉案人”，不知是否妥当，因为至今还没有人说这位教授已经触犯了刑法；我们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却是了受害人一家的无奈——即使他们已经勇敢地挑战了这种无耻的榨取，尽管他们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公安部门的鼎力援助，但还是不知道能不能斗过这些知识精英？主持人最后说，据了解，截止到节目播出时，这位没有交钱的考生家长，仍旧没有收到通知书。一家人心急如焚，他们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
考生的母亲：我看见有一个得了（北航的录取通知书），我昨天去看见有一个人得了。
记者：就是你知道有别的人已经得到了通知书，收到通知书了？
考生的母亲：得了。
记者：可是你的孩子就收不到？
考生的母亲：嗯。我们已经去报名，准备去复读了。
记者：复读？
考生的母亲：补习呀。
记者：复读？考750多分还要复读？
考生的母亲：损失大，我们也没办法。
这个事件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央电视台又作了几期跟踪报道，初步结论是，这三个人不是骗子而是北航的员工：一个教授、一名教师、一名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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