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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没有什么收视率一说，台里一般也很少接到观众的电话，通常就是因字幕打错了偶尔会来几个电话，以至于那天突然接到那么多电话，值班的领导都震惊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晚，主任又给我打了电话，说第二天要跟踪报道下去，为此还专门安排了两路记者给我。
第二天，当我赶到军区总医院时，小鲍洋的病房门口已经全是人了。护士说，节目一播完就有观众跑到医院来看孩子了，还有人当场捐钱。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影响已经很大了：小孩儿的病情如何，治疗费用如何落实，有没有后遗症，打人的凶手在哪儿，如何惩处等，都是观众关注的焦点。这条报道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我们自然要给公众一个交代。频道为这件事情停掉了另一个栏目，把时间和记者人力都抽调了过来。等到第二天节目播出后，我已经出不去了，只能待在台里写稿和剪片，让同事们出去采访、拍摄。到第四天，演变成我只能睡在单位，同事们拍回来的录像带铺了一地，剪片子的时候找镜头都要找半天。
这个系列报道一共做了四期，我还记得上字幕时，第一期职员表是记者孟非，摄像疏洵；第二期记者名字就有六七个了；第三期，记者人数变成了十几个；到最后一期，字幕几乎就是当时整个频道的人员花名册，光字幕都走了半分钟。
整个报道放到现在来看也算是成功的。我在街头采访市民，一问都看过这个报道。采访的时候很多人当场就捐款，我们一一登记，并把捐款在节目上公布了出来。结果忙中出错，最后交上去的钱和登记的钱差了一百块，我和摄像只能自掏腰包补上了。
我的主任平时审片总以骂我为乐事（他审片时骂我已然成为我们那层楼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多人觉得干了一天活儿很累、很无聊，听完主任骂我就觉得人生是很幸福的），可那次我的主任在审那条片子时竟然流下了眼泪。
最后，这个“继母”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七年—后来听说，当时派出所只是准备关两天就放人的。
走出低谷。
《都市传真》办了一年多，那是我做记者后业务能力提升最快的时候，我的综合电视业务能力就是在那时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正是有了这基础，当我坐到了新闻主播台上看片子时，我才能告诉年轻的记者，片子哪里可能有问题，才能告诉观众，我关心片子里的哪一个细节、我有什么看法。
1、从编导到制片人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央视的《实话实说》、《焦点访谈》还在大红大紫，地方台也一哄而上搞谈话、采访类节目（中国电视这毛病现在也一样）。于是《都市传真》莫名其妙地停了。那个以骂我为乐的主任搞了一个新节目叫《走进直播室》。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他走到哪里都要把我带上，同事们都说：那是因为主任骂别人没什么感觉，不像骂你那么酣畅淋漓，主任离不开你了。于是我成了这个栏目的编导，收入虽然又提高了，但是半年才发一次工资（那是江苏电视台最低谷的时期），加上一九九七年女儿出生了，我的日子又开始过得紧紧巴巴了。
说实话，我不喜欢《走进直播室》，这也是我在江苏台参与过的所有栏目当中最不喜欢的一个。这是因为，本来我就没觉得《实话实说》有多好，更别提“山寨”《实话实说》的栏目了。当时央视一帮电视人创办了《东方时空》，里面不少子栏目我都挺喜欢的，比如《面对面》、《生活空间》。唯独同期出现的《实话实说》，我觉得那是一个评价过高的节目，尽管当时崔永元给了中国观众一点儿惊喜。《实话实说》—这个名字当时多震撼啊，但内容真的同样震撼吗？当时那批中国电视人喊出了诸如“要影响国策”的口号，但很快发现那是一个梦。
在传媒发达的西方国家，类似《实话实说》的脱口秀节目最大的话题来源无非是政治或者娱乐八卦，但在中国这两个话题都不可能放开谈。我看了几期《实话实说》，都是什么“我的收藏”、“我的左手”（弄了一批左撇子谈左撇子的生活）之类的—这种话题的“实话”又有多少价值呢？于是在《走进直播室》，我们整天找的也是诸如“城市公共厕所太少”、“打折骗局”之类无病呻吟的话题。话题定下来后，得找三四个嘉宾上节目，然后我就根据邀请的人写台本：节目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谈什么，话题怎么递进等。有很多次领导看了我的台本后说我：“你老毛病又犯了，你写话剧啊？”本来谈话节目就不需要什么台本，是领导非要看台本，我怎么办？
很快我发现，台本真是不用写的，因为这种节目如果请对了嘉宾，你什么都不写，人家也能说得很好，要是请的人不对，台本写得再好，节目也死定了。有一次，有个话题实在找不着合适的嘉宾，我就自己上了。主任又说：“你那么想出风头吗？”我没吭声，剪片子的时候我发现，除了自己讲的还有点儿意思之外，其他嘉宾的话我都想剪掉。就这样，我当过几次节目嘉宾，逐渐上了瘾，一来不必写台本了，二来还能多挣两百块嘉宾费。
就这样混了一年多，主任没少骂我，说我做的片子跟屎一样，但这并不能让我沮丧。让我沮丧的是，那时的江苏台财务状况糟糕到了极点，一线记者、编导们半年才能报销一次。那一年我穷得跟什么似的，口袋里永远没有钱，抽屉里永远装着厚厚一堆等待报销的发票和稿费单。一想到那个年代，再想想今天的生活，简直就是—天上人间！
终于有一天，《走进直播室》停播了，我很高兴。我被调到一个新开的体育新闻栏目干老本行—尽管我并不懂体育，但还是高兴了一阵。更让我走狗屎运的是，去了没多久，那个栏目的制片人就被提拔了，调走了，栏目组剩下的人里面就我一个是正式工，其他都是临时工。于是在领导们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当上了制片人。
2、新总监高抬贵手
当了一年制片人，到二〇〇一年，台里领导班子大调整，景志刚成了我的领导。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景志刚是彻底改变我命运的人。当时景志刚调来我所在的城市频道任总监。一来就要求所有的栏目制片人重新报名，竞聘上岗。我生性懦弱，惧怕一切竞争，也不想去竞什么聘，就壮着胆子跑去向他汇报：“景总，我现在是体育新闻栏目制片人，你要觉得我能干，我就好好干。你要觉得制片人我干不了，我还可以干记者，干记者不行，我还可以干摄像，都可以。反正我就要在城市频道待着。”他没有任何表情地听完之后，看了我一眼说：“你不用竞聘了，继续干吧。”
主持生涯。
从二〇〇二年坐上《南京零距离》的主播台，到二〇一〇年调到卫视做《非诚勿扰》，我干了九年的新闻主播。
1、主播“零距离”
那时我做的体育栏目，收视率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〇〇二年景志刚创办了在中国电视界名噪一时的新闻栏目《南京零距离》，他把我从体育栏目调出来，去当《南京零距离》的主持人。这在当时无论对台里还是对我个人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起用一个非播音主持专业的光头来主持一档直播的新闻节目，这在中国电视界是没有先例的。
用一个光头做服务类或者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可能不算什么，但让一个光头坐在省台的新闻主播台上，无论怎样都有点儿石破天惊的味道，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魄力。而需要魄力的地方，还在于《南京零距离》打破了地方台新闻通常最多二十分钟的惯例，它一播就是一小时，还是直播！很快台里就有人说：景志刚疯了！
一开始《南京零距离》是不被看好的—团队就是个杂牌军，所谓的新闻精英都在新闻部呢。当时“零距离”的总监不是搞新闻出身的，记者队伍中也有一多半儿不是搞新闻的，主持人最可疑—既不是学播音的，也不是学新闻的，基本上属于什么都没学过。当时让人们觉得更离谱的是，景志刚把这档一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的时段放在了晚上的六点五十至七点五十。有人就说，把地方新闻节目放在这个时段，简直没有常识。七点至七点半是央视的《新闻联播》，这无异于放弃了一半的收视率！但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南京零距离》开播不到一个月，收视率就进了尼尔森调查数据的前五十名，两个月后就成为江苏地区能收看到的所有电视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并保持了数年之久，成了中国电视界的“零距离现象”，掀起了中国“民生新闻”的浪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受众没有天生的收视习惯，受众的收视习惯都是被强势媒体培养出来的。中国人不是天生在七点至七点半要看新闻的，是央视把《新闻联播》放在七点至七点半，所以中国人就有了这个条件反射似的收看习惯。加上全国所有省台必须转播《新闻联播》的规定，所有电视台就习惯性地放弃了这个时段。其实，如果你足够强大，敢于挑战一下，你就会发现有些貌似强大的东西其实很脆弱。至于景志刚为什么选中我当《南京零距离》主持人，我很怀疑他是在我当体育节目制片人的时候发现了我的“才能”。
当时每周一要开制片人例会，制片人要挨个儿汇报上周的工作情况，再报告下周的工作计划。我那个节目是整个频道最无足轻重的，说话也没分量，所以每次开例会，别人在说正经事儿，只有我没有正经事儿，尽扯淡，但我扯淡的时候，往往都是会议气氛最好的时候。后来他们都发现了，只要我没参加的例会，效率就一定很高。只要我在，效率一定很低，但气氛浓烈。有一次景总终于烦了，对我说：“以后开会你不用来了。”我本以为他是说着玩儿的，后来他真把我的制片人头衔给撤了，制片人例会我就真的不用去了。再后来他对我说，你去“零距离”当主持人吧！我表示这个位置让人压力很大。他说，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其他岗位都有人了，只有这个岗位还没人干。我想想嗷嗷待哺的一家老小，只能说：“好吧。”
2、主播的感觉
虽然《南京零距离》只是一个省域节目，江苏以外的观众看不到，但是它在电视新闻行业内的影响却很大。在中国电视新闻史上，也应该被提一笔。
《南京零距离》开播不久便在业界声名鹊起，频道接待来参观的全国同行有数百批之多，有的时候一天能来好几个台。我在业内的熟人大多是在那时候认识的。《南京零距离》在业内给我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随之而来的麻烦之一就是有些大学请我讲课，让我非常惶恐。既不是学新闻的，也不是学电视的，更不是学播音主持的，基本上我什么都没学过，我能跟人家讲什么啊？后来有大学老师告诉我，现在大学里播音主持专业使用的教材《播音主持学》，其中多处提到并且引用我的话。希望这没有误人子弟。有不少同行问我：“对主播来说，从录播到直播是很大的一个跨度，你是怎么克服心理障碍的？”我说：“我没有障碍，因为我没有录播过，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
第十二章他们说《非诚勿扰》（一）
两年前在我离开《南京零距离》的主播台，开始主持《非诚勿扰》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档节目将给我带来什么。在这本书里自己评价这个栏目恐怕不太合适，自己夸自己总是不太下得去嘴。看到胡紫微女士的一篇关于《非诚勿扰》的文章，让我很感动，征询她本人意见之后，收在了这本书里。学界我倒是有几个熟人，但自己的一本小书叨扰人家总还是不大好意思，能随时开这种口的，只有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副院长张红军了。
1、无关风月
胡紫微
跟孟非先生原算不上相识，我本人又是做财经节目出身的，要说起来，对孟非和他那红透大江南北的《非诚勿扰》实在没有任何置喙的资格。也是因缘际会吧，他突然就从众多围观群众中浮了出来，那么，就作为观众，也作为同行，对我心目中的“非诚”和孟非，说几句最肤浅的感受吧，胡说而已。
很显然，我对“非诚”是属于后知后觉的那类观众。后知到什么程度？记得在二〇一〇年元旦前后，当《非诚勿扰》栏目开播并在收视上一路攻城拔寨高奏凯歌，很快就达到“高得不像话”的地步时，这个节目对我来说仍然只是个传说。直到春节后某日，水皮先生来我主持的一个财经谈话节目做嘉宾，哈欠连连，见我有异色，忙抱歉说最近每晚看《非诚勿扰》，结果春节没休息好。好家伙！水皮是何许人呢？《华夏时报》总编辑，资深的财经评论员，平时不苟言笑，与我相识十年从未在任何非财经证券领域表露过哪怕任何一点儿兴致的这样一位严肃的前辈，竟为一档找对象的节目而废寝忘食。一叶知秋，看来，这档节目在社会中的辐射已有足够的纵深，因此，这节目也绝不只是找对象那么简单。于是，那个周末，我就加入了《非诚勿扰》的观众大军，并且就像歌儿里唱的，“从此后，便像草一样不能自拔”。
从同是电视人的角度，我也琢磨，《非诚勿扰》不容置疑的号召力到底源于哪里？毕竟交友类栏目作为一种节目形态已不少见，“非诚”也没有先发优势。不管怎样，先用个排除法吧，我感觉“非诚”和其他交友类节目最大的区别是，它本质上与风月无关。这是一个境界上的区别，也是它能够引发巨大的社会效应，并且让各种毁誉一直缠绕在它身边的幸也不幸的根源。
字典上的“风月”很浅白，清风明月，也指闲适的事，更多用于男女情爱，比如《红楼梦》里的智能儿，“如今大了，渐知风月”。节目的主题既是交友，可以想象《非诚勿扰》应该是怎样清浅的调性，一些渐知风月的男女，谈谈情，跳跳舞，各自展示一番雕虫小技并开几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宾主承欢，大幕落下。可是不然，这个《非诚勿扰》横空出世，而且一出世，就颠覆了所有人的预期：这不是一档小情小调的节目，这曾是一出直指人心、直指当下世道人心的大戏。
戏中的主角是二十四个如花似玉八面玲珑的女孩子，也有人名之为物质女孩儿，她们形貌参差，性格鲜明异常，想来这二十四个角色的设置是有讲究的，刚好可完整覆盖一个时代女性的众生相。上大学时，我修的主课是电影剧作，课上专门讲到“群像展览式”剧本的写法，当时没有“非诚”，否则十个蓝本都有了。马诺、谢佳、马伊咪、闫凤娇……围绕着她们有很多话题在似有似无的策划中渐次展开，而每期几个顺次出场的男生，则像极了几道考题，每一个人都争取代表或者说外化时下某一类型的男子，来考一考这些冰雪聪明的女孩子，了解她们的眼光，知晓她们的好恶。男嘉宾的遴选也有趣，基本上都是自己家没有但邻居家有的那种熟悉的陌生人，让你既有窥秘的好奇，又有天然的亲近。所以，一直很佩服“非诚”导演组选人的眼光，总怀疑有个眼光老辣的高人躲在后面，暗中调配每期嘉宾的出场阵容。
评价一个电视节目的成色，还有一个不太能上得了大台面的指标，就是它调动观众肾上腺素的能力有多强。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观众的悲欢和甚至不经头脑直接发出自肺腑的感喟，观众就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它挟持或驾驭。“非诚”在这点上做得有多么出色呢？它不但成功调动了亿万受众的肾上腺素，也搅动了几乎全社会的肾上腺素。栏目中那些尖锐的来自价值观的冲突和男性女性角色的冲突迸发出了极大的对抗性，那些对于生活、对于金钱、对于性、对于事业、对于孝道、对于爱情……这些沉甸甸的无关风月的命题，在每一个周末，伴随着气场强大的主持人扑面而来。曾有一度，我甚至有种强烈的直觉，分明感觉到了在每个周末之夜，在每个开场的时刻，在收看《非诚勿扰》已成为亿万双眼睛和节目组共同预谋的某种规模超大的集体行为艺术的情势下即将开演前的那一分静寂，就像一锅沸水，在水沸之前那一刻的静寂。我们都知道，它将沸腾，只是不知道，这一次的沸腾将来自哪一滴水，这滴水将在哪一刻迸发。于是，马诺因为她的那句“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后座上笑”而一夜之间名动天下，就是一个很必然的偶然了。
我承认，我是很偏爱这个节目曾经的烟火气，喜欢它碰撞中的激情，喜欢它的假中见真，喜欢它直面生活真相的勇气和能力，这真相里有刺痛人心的寒冷，也有足以融化众生的柔情。当然，对一档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