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③ 同上书，第45页。托尼的研究写成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2年）一书。托 尼又同C。H。贝克尔（柏
林）、M。法尔斯基（波兰）和P。郎之万（巴黎）一起写了 一份国际联盟报告，题为《中国的教育改革》，
报告提出许多问题，包括美国教 育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
④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45—47页。赠款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得以增聘六
名刚从美国回来的研究人员，其中有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
① 见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又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这是一个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训练的本领
域的带头人的著作。
② 在这项调查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项目代表步济时同许世连（音）一起工作。 步济时和甘博在1921年
出版《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见江勇振：《燕京大学社会 系：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工程，1919—1945年》
（未刊论文，1984年，得到著者同 意引用）。又见戴维〓阿库什：《费孝通与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③ 吴文藻的学生有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的著者）、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 义的社会学研究》
的著者）和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的著者）；又见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
调查所。④该所研究人员除其他事务外，开始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史查阅新开放
的清朝档案。1934年该所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
中国营造学社也从事实地考察。该社于1928年由一位杰出的前官员（朱
启钤）建立，但在1930年前主要从事图书资料研究，此后才由两位宾夕法尼
亚大学培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以及另一位由日本培养的
同事刘敦桢领导该社的实地调查，以发现古迹——庙宇、塔、桥。在这里，
得到了引进的方法帮助的新的科学兴趣又一次导致了历史性的发现。①
表5 1928—1940年蔡元培主持期间中央研究院主管人员
任期最高学历其他职业关系
1。总干事
杨铨1928—1933
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在获得
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学士之后。
中国科学社理事；东南大学工
科教授；教育部。
丁文江1934－1936
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及地质学学
士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国地
质调查所所长
朱家骅1936—1938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
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中山大
学校长；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教育部长。
任期最高学历其他职业关系
任鸿隽1939—1942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
中国科学社社长，北京大学
教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
事会董事；国立四川大学校
长。
2。研究所所长
物理研究所：
丁燮林1928—1947伯明罕大学理科硕士
国立北京大学及国立中央大
学物理教授
化学研究所：
王琎1928—1934理海大学理学学士
国立东南大学及国立中央大
学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社
理事。
庄长恭1934—1938芝加哥大学博士
国立东北大学化学系教授兼
主任；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
院长。
任鸿隽1939—1942（见上）
工程研究所：
④ 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的档案。
① 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为梁思成著《中国建筑画史：其结构方式的发展和其形式演变之研究》写的序。
任期最高学历其他职业关系
周仁1929—1949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硕士
中国科学社理事；四川钢铁厂
总工程师；国立中央大学工学
院院长
地质研究所：
李四光1928—1949伯明翰大学理学博士
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
主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
理事。
天文研究所：
高鲁1927—1929北京大学理科学士，布鲁
塞尔大学肄业
北京中央气象台台长；中国气
象学校校长
余松青1929—1947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
厦门大学天文系主任；南京紫
金山气象台※台长。
气象研究所
竺可帧1928—1946哈佛大学博士
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浙江大学
校长；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国
气象学会会长。
历史语言研究所：
任期最高学历其他职业关系
傅斯年1928—1950北京大学文科学士，曾在伦敦
大学及柏林大学研究
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系主任；※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后来）；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心理研究所：
唐钺1929—1933哈佛大学博士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
心理学系主任
汪敬熙1934—1947霍浦金斯大学博士
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北京大学
动物系教授及主任。
社会科学研究所：
杨端六1928—1929伦敦大学肄业
中央研究院会计主任；国立武
汉大学经济系教授。
（1929—
1934由几个
人分别代理
所长）
任期最高学历其他职业关系
陶孟和1934—1949伦敦大学文科学士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文教基
金董事会社会调查所所长。
动植物研究所：
王家楫1934—1944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
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国
科学社理事。
引自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33—36页。
※紫金山天文台，不是气象台——译者。
※※傅斯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是中央大学——译者。
研究的资助
30年代早期，研究和出版事业迅速扩大。中央研究院的10个研究所的
所长（见表5）是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严肃地肩负起了他们的责
任。由不同的研究和专业机构主办的科学杂志及其他出版物（见表6）增加
了好几倍；在主要期刊中有9种属地质学和古生物学，6种属生物学，两种
属气象学，两种属化学和化工，还有一种属物理学。①这些科学家的终极目标
是把中国科学放在与其他现代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并对科学界作出创造性的
贡献。同时在地质学、有机和无机化学以及营养学等先进领域中，其进步受
到工业化目标的直接鼓舞。②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
究所集刊》及其特刊树立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学术研究的高标准。
这里不可能评价南京教育部的非常广泛的工作。（前武汉大学校长王世
杰在1933—1937年间曾任教育部长）。该部负责推行全国学校体制，开展识
字运动，以及制订中学毕业和大学入学的标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教育
部无关，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得以从中央政府获得稳定的资金，负责
资助高级训练和研究。由于基金会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活动不断扩大并渗
透到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基金会的资助计划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基金会在
1926—1945年的20年间拨款一览表显示，有96个机构，包括大学和学院、
研究机构和文教组织，得到总数达 24250893元和392795美元的资助。
表6 主要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1916—1944年）
①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91—198页。
②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5页。
创办日期研究机构主要出版物
1916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中国古生物志》；《地质汇报》；
《地质专报》；《中国矿业纪要》；
《地震专报》；《燃料研究专报》；
《土壤专报》
1922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志》，《地质论评》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
1926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学报》
1927静生生物调查所《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1928中央研究院相继建立的各研究所：
物理研究所
化学研究所《中国化学会会志》；《化学工程》
（中国化学工程学会）
天文研究所
创办日期研究机构主要出版物
气象研究所《气象研究所集刊》
地质研究所
工程研究所
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专刊
社会科学研究所
1929动植物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集刊》；《中国实验生物
学杂志》
心理研究所
1929北平研究院
物理研究所
化学研究所
动物研究所
植物研究所
1930镭学研究所
1932药物研究所
1931中央工业试验所
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经济研究所集刊》及专著
1932中央农业实验所
1934各大学研究室各种专业，如《中山大学森林植物学杂志》
（广州）
1940中国地理学研究所
1943生理心理学研究所《中国生理学杂志》
来源：根据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188—189页；陶英惠：《蔡
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7页。
由该基金会发起或资助的项目有下列数类。①（1）从1931年到1937年
与国立北京大学直接合作，每个项目每年由此捐赠20万元以补助教职员薪金
并支持他们腾出时间从事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大幅度减少了在其他学校兼职
的教授人数；而教授们因薪水增加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
北大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进，有多位杰出的学者被吸引来任教。（2）按照地理
差异在沈阳、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选定6所主要高等师范学校，并设立
理科教授职位。（3）向高级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资深造；这些资助（表7）
是长期的，给予专业成就已得到广泛承认的数量有限的个人。（4）向年轻的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基金，以便在国内或国外接受高级培
训。在1928—1945年共拨研究基金723笔，特殊奖金3笔（表8），其中327
名研究人员在国内从事高级研究；在出国的研究人员中，208名去美国，64
名去法国，56名去德国，39名去英国。他们的专业分布甚广，从农业和考古
学，经植物学、化学，以及数十种其他领域，到动物学。值得注意的是土壤
技术，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在这期间收到15笔研究基金，而在人
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一个领域超过10笔。战争开始后，工程学作为颁
奖领域崭露头角。（5）在中华基金会赞助下建立了一些机构和组织，其中有
几个逐渐演变为科学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1928年为纪念基金会首任干事
长范源濂而建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年与中央研究院一个研究所合并的
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在美国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华美协进社。
教会院校的教师根据特长可获得该基金会的支持，而另一个基金会，即
哈佛燕京学社，则特别支持教会学校中的汉学研究。这个以哈佛为基础的机
构于1928年由燕京大学负责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学院负责人（沃利斯〓B。
多纳姆）发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学洪业领导下的汉学经典文史方面的学术
培训和研究计划。目的是按照欧洲汉学采用的方法运用现代标准和装备（如
索引）以促进在中国的研究。拨款还帮助其他教会学校研究汉学；基金还提
供给中国学者在哈佛接受训练。
1931—1949年间为大众所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起初是中华教育文化基
金董事会的一个特别项目，后来发展为一项中国文化的主要财富。①
表7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基金，1930—1945年
姓名领域隶属机构
陈焕镛植物学中山大学植物学研究室
庄长恭化学曾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
葛利普古生物学国立北京大学
胡先驌植物学静生生物研究所所长
李济考古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秉志动物学中国科学社生物实验室主任
翁文灏地质学国立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
① 这一说明根据同上书，第6—16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 1816—1936年》，第221、
224页。
① 到1926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册），清华 第二（87000册），岭
南第三（68000册），金陵第四（61000册），以下是交通、南 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年》，第430
页。
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
第8页。
表8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1928—1945年
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总数
动物学51312101113912126781066331147
化学587913111197914101155426145
物理学24794656886213122379
植物学316866109572—1—122675
地质学23312347442442342255
生理学451—2243574222———649
数学——1——254342————21632
工程——————————2675541131
农业——3——1————11—3742425
医学——1—————————11831217
土壤技术——2————21—2111211115
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总数
气象学——12—121111————11214
历史学—————————51———111—9
人类学—11—1———11—11—11——9
经济学—————————32———2———7
心理学—1——12—————————11—6
社会学—————————22————2——6
天文学1——11———1—————————4
古生物学1—11——————————————3
地理学11—2
语言学———————————————1——1
教育学—————————————————11
总数233646414347505348574835392842372141735
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
第10页，表1。
1928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
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1923年纽约
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1374000元建造了
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
并；后一机构于1909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
图书。这样，1931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①袁同礼使北
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
① 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年）》，第12—13页。袁成（音）：
《袁同礼：赞颂》，第53—54页。
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
②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
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袁在1925年协助建
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①袁和30
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
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1933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
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1936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
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
了250篇论文，其中大约60％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
构所做的工作。②
到1937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③从表面看，中
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
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30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
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
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
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中国建立堪与
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
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
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
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
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
1927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具
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①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
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
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
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
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1928年后，这是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