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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局书记，两者都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此外，他至少还是中共驻国民
参政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这两个咨询机构都是国民
政府于1938年初组建的，作为象征多党合作的大造舆论的机构。从这些不同
的讲坛上，王明越过政府首脑发表爱国主义言论，这些言论对继续使城市舆
论支持抗日有很大影响。王明的主调是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致力抗战，而不
是毛泽东的主张“保持并扩大我们已赢得的阵地”。
王明也从事独立于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特别在青年团体方面，而且他试
图将各种爱国组织结成“保卫武汉委员会”。但在1938年8月，这个委员会
被解散了，与它联系的群众组织也遭到同样命运，而中共在武汉的《新华日
报》因提抗议而被停刊3天。由于蒋介石决定不以全力保卫武汉，也不允许
进行独立的民众动员，王明企图在城市中保持一个半合法的、有组织的中共
基地的努力慢慢地熄灭了。
受到了上述挫折，又离开了党中央，1938年王明的影响逐步下降。9月，
共产国际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因此，10月到11月的六中全会标志着王
声望大降，而毛的领袖地位已显著加强。然而，召开中央全会（扩大）而不
是预期的七大——七大需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表明毛还没有完
全准备好，或者还不完全能够宣称对全党拥有最高权力。王明在一个时期内
继续领导统战部和中国女子大学，并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但他和他
的观点已不再是对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重大威胁，而在1942年整风运动
中最终使“洋学生”丧失影响还没有达到高潮。1940年后，很少再听到王明
的声音。
③ 《抗战的现状和任务》，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卷，第363页。
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75页。
组织机构与活动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要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中日战争期间
异乎寻常地扩大了。战争的头3年，在1940年以前，发展是非常快的。军队
扩大了5倍，党员人数增长了20倍（见表16和17）。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
全部事实，因为它们略去了正规军的辅助部队（民兵和自卫队），以及在党
的影响下的成千上万积极分子、基层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无庸讳言，如此
仓促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快速发展中，素质、经验和训练
常常被忽略了。
表16 战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
1937年40000人
1940年800000人
1941年763447人
1942年736151人
1944年853420人
1945年（七大）1211128人
来源：约翰〓W。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第110页。
如表所示，党和军队在40年代初期都收缩了，这主要是日本人和国民党
人都力图限制或摧毁共产党势力的结果。他们造成必需品的极端匮乏，迫使
中共不得不巩固它的部队，强调质量胜于数量，并更有效地进行组织和动员。
收缩和巩固时期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年。直到1944年中至1945年中的
12个月，才是第二个发展时期。这三个时期（1937—1938年、1939—1943
年和1944—1945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日战争期间的三个主要阶段。共产
主义运动通过党、军、政的连锁机构发挥作用。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组织，
并与另外两个系统紧密配合。而且，每个系统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个社会，
试图建立这一运动最终可以依赖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最后，由于地区上
的巨大差异，而且这一运动分布于山区和平原，跨越华北和华中，处于日本
战线的后方和与国民党争夺的地区，行政管理变得更复杂了。战争期间中共
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个运动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在严格的中央集权
——这无论如何难以做到——与退化为十足的地方主义——党称之为“山头
主义”——之间，左右为难地沿着不稳定的航向前进。掌握运动的中坚力量
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来自延安党中央的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
表17 战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大①
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4页。党员人数和军队人数不得加在一起，因为许多军人同时是党
员。军人的1/3大概是党的某一类成员（正式党员、预备党员或发展对象）。
八路军新四军总人数
1937年800001200092000
1938年15670025000181000
1939年27000050000320000
1940年400000100000500000
1941年305000135000440000
1942年340000110960450960
1943年339000125892464892
1944年320800153676474476
1945年（4月）614000296000910000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事件前的数字。参见表16。
党。概略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直是一个等级制的金字塔，有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居于顶点（见表18）。由这一层次作出的决策，
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大
致确定目标，还决定哪一个机构或部门应负责执行所要求的任务。
下一级组织有两种类型，负责处理党的工作。第一种是有定向任务的职
能部门，在最高层次上直接对书记处和政治局负责。它们的最重要的单位及
其领导人参见表18。
下一级组织的第二种类型是区域性的，与党开展活动的地区相对应。这
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员会的各部门那样，对延安的党中央负责。它们通过指
挥系统向下监督各分局（主要位于华北根据地）以及下级委员会和支部的工
作。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样设有职能部门，但形式上有所简化。
表18 中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①
① 此处中共组织及负责人名单未必准确，请读者用时加以鉴别——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
书记处
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陈云等上述人员，加上任弼
时、朱德和康生（其后还有刘少奇等）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部门
军事委员会毛泽东
组织部陈云（其后是彭真，约在1943—1944年）
宣传部凯丰
统战部周恩来（约在1944年后为李维汉）
敌占区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还有康生、刘少奇等人）
干部教育委员会刘少奇（其后，李维汉）
社会部康生（其后，周兴和李克农）
群众运动委员会陈云
职工运动委员会陈云（兼）
妇女运动委员会蔡畅
青年运动委员会冯文彬
出版发行委员会张闻天
地方局
华北局、西北局、长江局（到1938年）、南方局，中原局（这
两个局建于1939年）、东南局（与中原局在1941年合并为华中
局）、1945年后还有东北局。
分局
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绥分局、晋东南分局（晋冀鲁豫中央
局的一部分）、华南分局
各级委员会适合于建立委员会的省、县、镇、区及分区
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3页，及引用资料。
最后，党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以及在群众团体中，均设有支部。因此
党的作用犹如神经系统，连接这一运动的各个部分，传送和处理信息，并发
布指令。
军队。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活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式结构见表19。作
为正规的专职的野战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三级军
表19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组织
八路军总部（延安）
总司令朱德
副总司令彭德怀
参谋长叶剑英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1937—1938年，任弼时）
115师（前第1方面军；晋察冀根据地）
师长林彪（1937年后期受伤）
副师长聂荣臻（1938年起代师长）
政治委员罗荣桓
120师（前第2方面军；晋绥根据地）
师长贺龙
副师长萧克
政治委员关向应
129师（前第4方面军；晋冀鲁豫根据地）
师长刘伯承
副师长徐向前
政治委员邓小平
新四军
军长叶挺（1941年后，陈毅）
副军长项英（1941年后，张云逸）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1941年后，邓子恢）
政治委员项英（1941年后，刘少奇）
副政治委员饶漱石
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6页。
事结构的最高一级。这两个军是共产党人可以投入战斗的在训练、领导和装
备上最好的部队——虽然他们的装备至少离要求还很远。①这两个军的部队可
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区，但每个根据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队。为了避免国民党
的反宣传，共产党人从不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但下层团、
营和连却在扩展。实际作战由这些较小的分队执行；师从不以完整的部队参
战，而团也只是偶尔全体出动。
在中共的根据地，存在着另外两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地方军和民兵。大
多数地方军也负有专职的军事责任，但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他们长期留
在自己的管辖地区以内。民兵理论上包括16至45岁之间全部身体健全的人，
但不同于野战军或地方军，他们不“脱离生产”，而是在需要时执行零星任
务。与此同时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正常业务。当然，在人们说到这种军事组
织时，都感到训练和装备的不足日益明显。大多数民兵是用大刀与农具武装
起来的，他们的老式鸟铳和土枪已被野战军或地方军征用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创立这种军事组织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任
务，但共产党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联系的军事权力等级制，向下延伸到
① 晚至1944年，八路军的较佳单位步枪和卡宾枪数量只到战斗人员总数之半， 而机枪和迫击炮缺口更大，
火炮几乎完全没有。见莱曼〓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185
页。
地方社会。当八路军或新四军的一支分队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地区时，他们可
以期望与了解地形和敌人部署的辅助部队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与提供后勤
支援、情报、向导和住处的当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征兵
基础，是人员培训和兵力补充的源泉。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在战
争最后一年的扩大（见上表17）大多来自地方武装的集体改编。
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的传统怨恨与不信任，因为
根据民间传说和痛苦的经验，服兵役通常意味着永远失去心爱的儿子、丈夫
以及十分需要的劳动力。但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
家园的观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轻人被调到地方部队或正规军，震动也不会
很大——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
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确实，送子参军是富裕农户寻求照顾和
减税的一种方法。
中共公开声称他们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觉醒的中国公
民。但是，在这一角色之外，中共领导的各级部队还执行着许多其他任务，
如与当地各种对手争夺地区控制权，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维护治安。共产
党人也不得不计算每个地方可以负担多少“脱产”的部队，因为许多党政干
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劳动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余产品因受战争的冲击而进
一步减少，经济上的非生产人员容易成为沉重的负担。
协调。人们当然不能只通过形式上的结构去估计一个组织的效率。清朝
官僚制度的决策、执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体得到描绘，与此不同，中共
体制的运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个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把关键人物从一
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使前者的经验
可以带往后者。刘少奇提供了这种解决难题的突出例子，战争的头6年他在
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回奔波，先在华北，后到华中，将他和毛建设根据
地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还有许多其他较低级的干部也到处调动，如在
1939年，有几千名八路军政治干部到达华中，以加强新四军根据地的群众动
员工作。但这样的人事调动经常是有选择的，决不是整体的，这样就保证了
领导班子的连续性，熟悉当地情况，并维持由对有声望的领导人的忠诚而产
生的士气和纪律。
根据在江西时期的经验，各个层次的党校和军校成为干部训练和教育的
另一条途径。①这类学校，如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把它的毕业生分配到
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此外，每个主要根据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干部学校、
短期培训班等教育网络。各种类型的会议——公开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
——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标记。出席和参加这些会议，对于党员、士兵
和积极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向许多不识字的干部解释党的政策则
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联络与指导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为普通读者出版了两种主
要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在国民党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华日报》。
②这两种报纸和其他公开的出版物刊登来自全国的、经过净化的新闻报道，主
要的国际事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般声明，某些文件以及宣传材料。同时，
① 简〓L。普赖斯：《干部、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训练， 1920—1945年》，第8、9
章。② 1941年夏以前，《解放》以杂志形式每隔约十日出版。然后该刊改为日报出版。
每个主要根据地也出版当地的报纸和期刊。较机密的材料用多种方式由信使
传递：保密期刊、经过分类的汇编和报告、特殊指示。地方报刊常采用原始
的方法，如印在极为粗糙的纸张上的手写胶版拷贝。某些情报可通过无线电
传送，但设备是凑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维修的人极少。用数码传送汉
字常常出错，当然也可能被截收。③尽管困难很大，失败也常有，这种通讯系
统还是很有效地把许多地区不同层次的党、军和政的工作协调起来。
③ 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年》。林迈可回忆，由于密码 错误，毛泽东的“从群
众中得到尊重”竟被译成“从迷雾中得到珍宝”。大约 经过一年，在1941—1942年，日本人破译了中共
密码，始能解读中共电文。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1937年7月，日本在中国的军队最强有力地由关东军代表。它的总部设
在满洲城市长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但
它也试图在华北建立柔顺的缓冲区，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关东军一时很成
功，但在1935年末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脱离
与南京的联系时却遭到了难堪的失败。这一笨拙的举动激起了爱国怒火，1935
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示威运动，并很快扩展到中国大多数
主要城市。在华北地区本身，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有一支规模小得多
的日本驻军，总部设在天津。它的指挥官们与关东军争夺在河北北部的权势，
但他们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们当时所能支配的力量。这支驻军总数仅约6000
人，正是他们的一支分遣队于7月7日在卢沟桥同宋哲元的第29军的中国巡
逻队发生了冲突，当时第29军比他们强大得多。
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既有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动机，也有经济上的动机。
为了把华北的经济与满洲国和本土岛屿的经济联系起来，在满洲国当局（关
东军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派（天津驻屯军及其经济机构——行政
公署）和日本各财团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协商。①每一方的军事指挥部为了自
身利益都拉拢东京的决策者，但他们常常无视他们不赞同的指示。东京的决
策者们也说不上较为一致，他们深知他们对战地指挥官的控制是有限的。日
本人确实从未找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真正协调起来的途径。
7月7日后不久，驻屯军得到关东军和本土岛屿的增援。它重编为华北
方面军，兵力不久达20万人左右。同时在华中——头16个月里战斗最频繁
的场所——日本兵力达25万人，由最终成为华中派遣军的部队指挥。
在华北，驻屯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得到加强的华北方面军
沿这一地区铁路系统的辐射线出动，如图9所示。在多数地区，日本的推进
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宋哲元的第29军最初表现坚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山
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不战而溃，打开了经过山东通向关键性的铁路枢纽与华
中门户的苏北徐州的道路。（不久，韩即被蒋介石逮捕并处决。）
在西北和西边，战斗比较激烈。在诡诈的军阀主席阎锡山的全盘指挥下，
山西部队一度勇敢地守卫娘子关。在大同以北，①山西军队与林彪指挥的中共
第115师的混合部队于1937年9月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