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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宫。
台边有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
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两稚子。
白马为塞凤为关，山川无人空且闲。
我悲亦何苦，江水冬更深，鳊鱼冷难捕。
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
苏家在二月安抵京城。他们买了一栋房子，附有花园，约有半亩大，靠近仪秋门，远离开繁乱的街道。绕房有高大的老槐树和柳树，朴质无华的气氛，颇适于诗人雅士居住。一切安顿之后，父子三人便恭候朝廷任命了，当然那一向是需时甚久的。兄弟二人又经过了两次考试，一是考京都部务，另一种更为重要，名为“制策”，要坦自批评朝政。仁宗求才若渴，饬令举行此种考试，以激励公众舆论的风气，所有读书人经大臣推荐，并凭呈送的专门著述之所长，都可以申请参加。苏氏兄弟经大臣欧阳修的推荐，都申请而蒙通过。苏东坡蒙朝廷赐予的等级，在宋朝只有另一人获得。他又呈上二十五篇策论文章，其中有些篇已经成为后世学校中必读的散文。后来，皇后告诉人，仁宗曾经说：“今天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了两个宰相。”
万幸的是，父亲被任命为校书郎，并未经考试，正合他的本意，后来又授以新职，为本朝皇帝写传记。这本来就是作家的事，他自然乐于接受。但是后来出现了问题，就是那些皇帝都是当今天子的先人，他们的传记须忠实到什么程度呢？苏洵决定采取史家的严格写法，史家不应当文过饰非，即使为自己的先人立传，亦当如此。于是有了争论，在今日苏洵的文集里尚保有下列的文句：
询问臣僚上言，以为祖宗所行不能无过差，不经之事欲尽其去，无使存录……编集故事，非日制为礼典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是史之体也。若夫存其善而去其不善，则是制作之事，而非职之所及也。班固作汉志，凡汉之事悉载而无所择也。欲如之，则先世之小有过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事无疑之。
苏氏父子的文名日盛。他们与当代名家相交往，诗文为人所爱慕，一家皆以文坛奇才而知名于时。兄弟刚二十有余。年少有时也会成为天才的障碍。苏东坡这时轻松愉快，壮志凌云，才气纵横而不可抑制，一时骅骝长嘶，奋蹄激地，有随风飞驰，征服四野八荒之势。但是弟弟则沉默寡言，父亲则深沉莫测，对事对人，一概不通融假借，因此处世则落落寡和，将身旁这两匹千里之驹，随时勒抑，不得奋霞奔驰。
第六章 神、鬼、人
纵然苏东坡才华熠煜， 在仕途上他仍须由低级而上升。在仁宗嘉佑六年（一0六一），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在唐朝，因行地方分权之制，形成藩镇割据，国家颇蒙其害，最后酿成叛乱，陷国家于危亡，而藩镇大员每为皇亲国戚，朝廷诸王。宋代力矫其弊，采用中央集权，武力环驻于国都四周，并创行新制，对各省长官，严予考核节制，其任期通常为三年，因此时常轮调。每省设有副长官连署公文奏议，即为此新制度中之一部分。苏子由也被任为商州军事通官，但是父亲则在京为官，兄弟二人必须有一人与父亲同住京师，因为无论如何，总不可使鳏居的老父一人过活。子由于是辞谢外职不就。子由为兄嫂赴任送行，直到离开封四十里外郑州地方，兄弟二人为平生第一次分手，子由随后回京，在此后三年之内，东坡在外，子由一直偕同妻子侍奉老父。东坡在郑州西门外，望着弟弟在雪地上骑瘦马而返，头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直到后来再不能望见，才赶程前进。他寄弟弟的第一首诗写的是：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扰自念庭怖，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后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侧，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多雨何时听萧瑟，君如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风雨对床”之思，在唐人寄弟诗中有之，此种想法成了兄弟二人团聚之乐的愿望，也是辞官退隐后的理想生活。后来有两次弟兄二人又在官场相遇，彼此提醒在诗中曾有此“风雨对床”之约。
由京都到凤翔的函件，要走十天才到，兄弟二人每月经常互寄诗一首。由那些诗函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初登宦途时，苏东坡是多么心神不安。兄弟二人常互相唱和。在唱和之时，要用同韵同字，所以是磨练写诗技巧很好的考验，在中国过去，此种写诗方法，是文人必须具备的成就。在这类诗中，可以找到令人惊喜的清新思想，用固定韵脚的字，各行要有自然的层次。犹如在玩纵横字谜一样，韵用得轻松自然时，其困难正足以增加乐趣。在东坡写给弟弟最早的和诗之中，东坡已经显示出他那完美的诗才。他按规定用“泥”和“西”两字做韵脚，写出了下列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首七绝成了东坡诗的佳作。此处“飞鸿”一词是人心灵的象征。实际上，本书中提到东坡的行动事故，也只是一个伟大心灵偶然留下的足迹，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如同一个虚幻的鸟，这个鸟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呢。
凤翔位于陕西的西部，离渭水不远。因为陕西为中国文化发源地，整个渭水流域富有古迹名胜，其名称都与古代历史相关。强邻西夏，位于今之甘肃，时常为患中国，陕西省因而人力财力消耗甚大，故人民生活甚为困苦。苏东坡到任后第一年内，建了一栋庭园，作为官舍，前有水池，后有亭子，另有一上好花园，种花三十一种。
苏东坡既已安定下来，判官之职又无繁重公务，他遂得出外遨游，到南部东部山中游历，动辄数日。有一次，他因公须到邻近各地视察，急须结束些悬而未决的罪案。并要尽其可能将甚多囚犯释放。这件差事对他再适合无比，他于是畅游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以及周文王的故里。有时清闲无事，他到西安附近有名的终南山去，去看珍奇的手稿，或是一个朋友珍藏的吴道子画像。
东坡年富力强，无法安静下来。这时是他生平第一次独自生活，只与娇妻稚子在一起。如今他已然尝到做官生活的味道，但并不如他梦想的那么美妙。远离开京都的骚扰杂乱，在外县充任判官，副署公文，审问案件，颇使他感觉厌烦无味。有时难免感觉寂寞，但也有时举杯在手，月影婆娑，又感觉欣喜振奋。
在他还不够成熟老练之时，他需要妻子的忠言箴劝。苏夫人在务实际、明利害方面，似乎远胜过丈夫。她对丈夫非常佩服，她知道自己嫁的是个年轻英俊的诗人。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在婚姻上所表现的，仍然是男女相辅相成。苏夫人知道丈夫那坦白直爽甚至有时急躁火爆的性格之后，她觉得倒不须急于向他表示什么佩服崇拜，还是要多悉心照顾他，才是尽自己身为贤妻的本分。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但是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则少而经久不见，所以苏东坡则事事多听从妻子。夫人提醒他说他现在是初次独自生活，而没有父亲照管。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但是太太则有知人之明。苏东坡与来访的客人谈话之时，太太总是躲在屏风后屏息静听。一天，客人走后，她问丈夫：“你费那么多工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
她又警告丈夫要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要提防丈夫认为“天下无坏人”的大前题之下，所照顾的那些朋友。总之，苏东坡的麻烦就在看不出别人的短处。妻子对他说：“提防那些人，速成的交情靠不住。”东坡承认妻子的忠言很对。我想苏夫人的这种智慧是自“君子之交淡如水”得来的——水没有刺激的味道，但是人永远不会对之生厌。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因为既是对彼此的友情信而不疑，谁也不须要写什么。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
有的人不忙不快乐，苏东坡就是这一型。那时陕西旱象出现。已经好久不雨，农人为庄稼忧心如焚。除去向神灵求雨，别无他法，而求雨是为民父母官者的职责。苏东坡突然活动起来。心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然神不会发怒。现在若不立刻下雨，黎民百姓就要身蒙其害了。苏东坡现在要写一份很好的状子，向神明呈递。在这方面，他是万无一失的。他现在准备立即在神明之前，以他那雄辩滔滔的奇才，为老百姓祈求普降甘霖。
在渭水以南，有一道高大的山脉，通常称之为秦岭，而秦岭上最为人所知、最高、最雄伟的山峰，叫太白峰。太白山上一个道士庙前面，有一个小池塘，雨神龙王就住在其中，这个龙王可以化身为各种小鱼。苏东坡就要到那个道士庙里去求雨。他为农人求雨，但是也像一个高明的律师一样，他想办法教龙王明白天旱对龙王也没有好处。在奉承了几句话之后，他在那篇祈雨文里说：“乃者自冬祖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局以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
由太白山下来之后，他继续游历各处，特别是上次漏过的名胜。在当月十一日，他曾求过雨，回到城里，十六日，曾下小雨，但是对庄稼则嫌不足，农民也不满意。他研求原因。人告诉他在太白山的祈求并不是无效，但是神由宋朝一个皇帝封为侯爵之后，再去祈求便不再灵验。苏东坡在唐书上一查，发现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为公爵的。山神实际上是降低了爵位，大概因此颇不高兴。苏东坡立刻为县官向皇上草拟了一个奏本，请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后他又与太守斋戒沐浴，派特使敬告神灵，说他们已为神求得更高的封号，又从庙前的池塘里取回一盆“龙水”。
十九日，苏东坡出城去迎“龙水”。全乡下人人振奋，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他们极为关怀的事。乡间早已来了好几千人，当地十分热闹，在“龙水”未到时，已然阴云密布，天空昏黑。老百姓等了好久，雨硬是不肯下。苏东坡又进城去，陪同宋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在路上，他看见一团乌云在地面低低飘过，在他面前展开。他从农夫手里借了个篮子，用手抓了几把乌云，紧紧藏在篮子之中。到了城里，他祷告乌云的诗里有：“府主舍人，存心为国，俯念舆民，燃香疆以祷祈，对龙揪而恳望，优愿明灵敷感。”祷告已毕，他又和宋太守出城去。他俩走到郊区，忽然来了一阵冷风。旗帜和长枪上的缨子都在风中猛烈飘动。天上乌云下降，犹如一群野马。远处雷声隆隆。正在此时，一盆“龙水”到来。苏东坡和宋太守前去迎接“龙水”，把“龙水”放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随即念了一篇祈雨文，这篇祈雨文和其它的祭文至少还保存于他的文集里。仿佛是有求必应，暴雨降落，乡间各地，普沾恩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日。小麦、玉蜀黍枯萎的秸茎又挺了起来。
现在欢声遍野，但是最快乐的人却是诗人苏东坡。为纪念这次喜事，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上。这篇文章是选苏东坡文章给学生读时，常选的一篇，因为文笔简练，很能代表苏文的特性，又足以代表他与民同乐的精神。
这件事之后，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又由皇帝封为公爵。苏东坡和宋太守为此事再度上太白山，向神致谢，又向神道贺。次年七月，又有大旱，这次求雨，却不灵验。苏东坡失望之余，到幡溪求姜太公的神灵。姜太公的神灵直到今天还是受老百姓信仰的。姜太公在周文王时是个贤德有智慧的隐士，据稗官野史上说，他用直钩在水面三尺之上垂着钓鱼。据传说他心肠好人公正，鱼若从水中跳出三尺吞他的饵，那是鱼自己的过错。普通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是此意。
苏东坡此次向姜太公求雨是否应验，并无记载。但是不管信仰什么神，信佛也罢，信一棵得道的老树桩子也罢，这并不是怀疑祷告不灵的理由。祷告不灵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经，若出什么毛病，总是祷告的人不对，普通是他的信心不足，所谓“诚则灵”，便是此意。所有的神都必须要显出灵验，否则便无人肯信了。再者，祷告也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祷告，或是具有祷告的那种虔诚态度，毕竟是很重要的；至于是否灵验，那倒在其次。
无论如何，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县的太守，只要事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他知道他的此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其所能为人消灾造福。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会听从劝告，也会服理。但是在苏东坡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朝廷若不废除暴政以苏民困，向神明祷告也无用处。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这种看法就使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之后，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
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
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祟争辩。因为他深信，不但是神灵，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词严的攻击要顺服，所以他有所恃而无恐。他痛恨一切悻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他们就会自见其行为的愚蠢，也得立即罢手。
有一次，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经过白华山。侍从之中一个人忽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脱下来，直到脱了个精光。苏东坡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把他缚起来，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大家都说一定触怒了山神，那个兵才中了邪。苏东坡走到庙里，向山神说道：
某昔之去无祈，今之回也无祷。特以道出祠而不敢不谒而已。随行一兵狂发遇祟。而居人日：“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蚁虱耳，何足以烦神之威灵哉。纵此人有隐恶，则不可知。不然人其懈怠失礼或盗服御饮等小罪尔，何足责也，当置之度外。窃谓兵镇之重，所隶甚广，其间强有力富贵者盖有公为奸意，神不敢于彼示其威灵，而乃加怒于一卒，无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则一事缺，愿恕之可乎？非某愚，其谅神不闻此言。
祷告完毕，苏东坡刚一离开那所山神庙，一阵山风猛向他脸上扑来，转眼之间，风势愈狂，竟尔飞沙走石，行人无法睁眼。苏东坡对侍从说：“难道神还余怒未息？我不怕他。”他继续在前走，狂风越发厉害。这时只有一个侍从携带他随身的行李在后面跟随，别人和马匹都正在想法避风，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前进。有人告诉他回庙去向山神求饶。苏东坡回答说：“吾命由天帝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他能奈我何？”然后，风逐渐减低，终于刮完，并无事故发生，那个兵也清醒过来。
苏东坡对自己有急智和看不见的精灵相斗，坚具信心。有一次，他和一个邪魔力争不让。那是此后数年，他在京师身为高官之时，他的二儿媳妇（是欧阳修的孙女）一天晚上也中了邪，是在产后。年轻的儿媳妇以一老姐的声音向周围的人说：“我名清，姓王，因为阴魂不散，在这一带做鬼多年。”苏东坡对儿媳妇说：“我不怕鬼。再说，京都有好多驱鬼除妖的道士，他们也会把你赶跑的。不要不识相。显然是你糊涂愚蠢才送了命，现在既然已死，还想闹事！”然后他向女鬼讲了些佛教对阴魂的道理，又告诉她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