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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李宗仁长吁短叹、一筹莫展的重要时刻，汉口的小堵葛白崇禧给他送来了“锦囊妙计”。白崇禧说，如今是和战未决，前途难测，吉凶难料，如果再拖下去，对外的影响恶劣不说，对以后的“领导权”也没有什么好处。因此，白崇禧提出了一个缓和溪口、拉拢广州的办法。这个办法的要点是：启用蒋的亲信将领何应钦。在启用何的过程中，再用点心计，使何能离蒋帮李。李宗仁心头一动，佩服小诸葛的神机妙算。于是在二月十四日派专机飞沪，把何应钦接到南京。
李宗仁也知道他们不会一说便合，就针对何的心理，说了很多好话。何应钦苦着脸道：“双十二事变，我在南京派兵攻打西安，给人误会借刀杀人，老头子一直记恨到今天。如果今天再帮你的忙，那不是同他一刀两断了吗？”
李宗仁弦外有音道：“敬之老兄，今天你还顾虑同他该不该一刀两断啊？”
何应钦闻言默然。沉思良久，强笑道：“这个问题我得想一想再答复。现在我想问你：你要他们释放政治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他们照力了吗？”
李宗仁恨恨地说：“哼！能照办倒好了。各地集中营一切照旧，有些还来个回信，说没接到党的总裁命令，未便擅自放人；有的根本没消息，你说这叫我怎么见人？释放张学良的命令到达台北，你说陈辞修怎么答复我？”
何应钦摇摇头。
“他妈的！他说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归中央管，他是地方政权，他既不知道，又管不了！”李宗仁气得直揉胸脯：“我他妈的代总统难道是私生子？是小老婆不成？”
何应钦劝道：“这又何必同他一般见识？张学良出不来，杨虎城总可以了吧？”
李宗仁一个劲儿摇头：“一样一样，这个命令是二十号到达重庆市政府的，杨森派市府秘书李寰找绥署秘书长廖楷陶商谈了一小时，还是没有下文，你说要我多难堪！多痛心！”
何应钦叹道：“所以我说，这个人实在难搞，我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他接支烟，长长地吸了一口，问道：“这一次，他在溪口除了挂出党部招牌，你知道他还在干什么？”
“愿闻其详。”
“他还在幻想团结黄埔同学，重振什么黄埔精神，谁都知道他的’黄埔精神不死‘，他领导下的黄埔同学有几个肯为他卖命的？”李宗仁急于问他：“到底他对黄埔同学怎么样？”
何应饮道：“黄埔同学告诉我，在上海的黄埔同学领袖人物是袁守谦。袁奉蒋命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举行会议，那天出席的人除了袁自己，还有邓文仪、石觉、黄珍吾、萧赞育等人，大家感到万分泄气，黄埔军校那么多学生，肯为落介石卖命的就他们几个。”
“贺衷寒呢？该起点作用吧？”
“贺衷寒没有参加，”何应饮道：“他在台湾。有一次他在南京同谷正纲大吵大闹，几乎打得头破血流，这次老谷正在上海帮汤恩伯的忙，贺衷寒便不好意思到上海去了。”
李宗仁聚精会神地说：“袁守谦他们对局势怎么看法？”
“可怜之极！”何应钦道：“有人在上海告诉我，说这批人给自己的谎话陶醉了，他们认为上海还能守住好几年，在大谈恢复核心领导的计划。老头子当然高兴得很，在溪口恐怕还会做北伐梦呢！哈哈！”
李宗仁把话头又拉了回来：“这件事，请敬之兄一定帮忙！”
何应饮沉吟良久：“德公！关于我的事，希望给我一个时间，让我好好想想，反正我已经回来了。”
“好好。”李宗仁道：“明天晚上我请吃便饭，到时候再聊吧！”
送走了何应钦，李宗仁又跟张治中促膝面谈道：
“文白兄，事到如今，你老兄务必助我一臂之力！谁都知道老兄同毛润之先生、周恩来先生他们都熟，你非走一趟不可。”
张治中苦笑道：“唯其我同他们不陌生，我更不能去。”
“为什么？”
“因为我对他们的广播、答复、声明都研究过了，除非一切根据他们的意思去做；否则不可能有圆满的回答。”
“问题有这样严重？”
“事实是这样简单。”张治中愤愤地说：“是谁先破坏和谈？老头子可以命令中央社发电报到全世界，说当年是’共匪破坏和谈‘，但此事瞒不过我、瞒不过你、瞒不过老头子自己！”
“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不，”张治中道：“今天的问题，是当年’戡乱‘的延续，今天人家打到大门口来，我们却要人家别打，请问古今中外，有哪一段历史是这样的？假定是这样，人家会不会让历史重演？何况——”
“别发牢骚了，文白兄！”李宗仁拍拍他的肩膀道：“今天是我在作主，瞧在兄弟份上，老兄走一趟吧！”
“我不是不去，”张治中皱眉道：“也不是发牢骚，我是讲正经的。坐一趟飞机，又用不着我两条腿。如果真对大局有好处，我两条腿跑路也值得！问题是去一趟又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
张治中长叹道：“他在溪口备战，你在南京求和，而我们却要替你做求和使者，请问人家会把我们当成什么？我们的奔走会有收获么？”
这回轮到李宗仁哑然无言了。他绕室徘徊，欲言又止。终于下了决心说：“文白兄，假如我全部接受他们的条件呢？你以为走一趟值得吗？”
张治中一怔，起立，问道：“真的？”
“真的旦”
“按照他们的条件谈判？”
“是的！”
“溪口呢？”
李宗仁一愕，说：“不管了！”
张治中严肃地问：“那么大使馆方面呢？你同他们商谈过？他们会同意你这么做？如果他们反对，你会坚持这样做？”
李宗仁一个劲儿抓后脑勺，绕室彷徨，对张治中道：“你休息一天吧！明天中午我请吃便饭，到时我们再交换意见。”
张治中叹道：“好。不过据我估计，大使馆不可能同意你刚才的意见。如果德公决心要和，那就别通知他们，免得罗嗦。”
李宗仁道：“好好，我不同他们商量，或者我同大使馆作有限度的商量，不能尽听他们的。”
“最好是你做你的，”张治中道：“牵涉到大使馆，这事儿八成没把握，我也不会夹在里面做馅儿。”说罢辞去。
“我不了解你的企图，”傅泾波对李宗仁道：“大使的意思，斩钉截铁，说得很清楚：只许拖、不是和，更不是投降！”
“话是这样说，”李宗仁道：“可你知道，溪口一把抓，对方无还价，我一个人在南京有什么办法？所以想请张治中等人到北平走走，缓和缓和。”
“千言万语是不和不降，”傅泾波道：“否则要你的防御工事干什么？’拖‘是当前急务，无论如何不能下错了棋。”
李宗仁态忑不宁，哭丧着脸道：“请转告大使，我这边实在拖不下去了。前一阵大使对我说，金元券从去年九月底起，已经贬值百分之九十八！现在事隔四个多月，您知道金元券又跌了多少？他把黄金美钞全运到台湾，我一个子儿也投得到！有几箱珠宝，可是这个慌乱样子，谁还肯买进珠宝？……”
这一边李宗仁在发愁，那一边蒋介石却在暗笑：“让那些糊涂蛋好好想一想吧！说我毫无办法。好，现在我走啦！姓李的比我有办法？哼！”他又问：“共产党怎么说？”
“他们还是那几句话，说我们政府在南京，内阁在广州，指挥在溪口，一国三公，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蒋介石失神地苦笑，再问：“一般舆论又怎样说法？”
“挖苦我们。”蒋经国恨恨地说：“比共产党还凶！”
“他们怎么说？”
“他们拿外国通讯社作根据，”蒋经国苦笑：“法新社有个电讯说，尽管蒋某人已经引退，事实上仍在领导国民党。据可靠消息，奉化和南京之间的电话和无线电很忙碌。代总统李宗仁依照蒋介石的命令伸出触角。又有一个上海消息说：根据蒋某人的命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特别紧急宣传周报‘中说：’总统虽暂不行使总统权力，但仍可以总裁地位继续领导本党致力革命。本党同志仍须接受总裁指示。关于和平问题，必须研究总裁元旦文告与一月二十一日声明，以为言论之基准。‘因此那些人便认为我们表现得如此矛盾、如此儿戏、如此虚伪、如此混乱……”
“也真叫人恨透了！”蒋介石道：“我说的话怎么会流到外面去？登到报上去？我的命令怎么一字不改地泄漏出去？你先给我查清楚！查不清楚我简直没法睡觉！”
蒋经国忽然笑道：“亚伯，钟天心这个人倒是天真得很。”
“哦，你说的是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钟天心吗？他怎么天真法？”
“他说他还准备带一个电台同他们谈判。”蒋经国拿起一分电稿：“他在上海招待记者，说代表团秘书人员己集中上海，准备和平谈判工作。诸如过去政协各项资料之搜集、整理，与政府历年来签订国际条约之搜集等。代表团本拟随带电台，惟和谈地点系在北平，电台自无需随往。总之，代表团内部各项事务大致就绪，现仅等中共之答复。”
正说着，南京电报又到，参谋总长顾祝同报告道：“调防工作顺利进行。李宗仁的部队已接收浦口与浦镇两地防务，似代替我军防务。张淦第十三兵团己接替李延年的第六兵团。第六兵团的第二十八、第五十九及第九十六军已调至长江南岸阵地。张淦兵团有三个军，人数约六万名，但迄今为止，尚有半数未到防地。惟李宗仁能如此部置，确系表示无论如何要守住南京。长江沿岸部署已经完成。余容续陈。”
“张淦，”蒋介石道：“记不起谁说过，张淦要做南京的卫戍司令。”
“有此一说，”蒋经国道：“不过这也是很可能的，张淦是李宗仁的广西同乡，是他的亲信之一。哦，汤恩伯有个报告，说李宗仁为了讨好知识界，曾宣布取消新闻检查，启封被永远禁止出版的若干报纸刊物。但他受不住我们的压力，他的南京卫戍总司令部，昨天已封闭了南京《人报》。因为该报刊载了’何应钦重整三军‘、’首都军政首长易人‘，以及’首都警察厅黄厅长开溜‘等消息，动摇民心、破坏治安，……汤恩伯还向新闻界声明：倘仍有利用报章杂志挑拨离间、造谣惑众者，决作戒严法令予以制裁。”
“好好，恩伯做得好。”
“白崇禧发表谈话……”
“又放什么屁！”
“他在汉口对路透社记者说：他决心扼守长江一线，无意撤退象宜昌、沙市这样的长江港口、他撤退驻马店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兵力。不过信阳还在南京部队负责防守中。”
“他还说什么？”
“到此为止了。”蒋经国突地紧皱眉头，说：“亚伯，薛岳这家伙好大的胆子！”
“他不是反对李宗仁吗？很好啊！”
“不，他连我们都反对。亚伯你听，报告说：薛岳同记者们宣布国共和谈前途黯淡，成功希望甚小。如果决裂，我决心保卫粤、闽、赣、湘四省。广东军队正训练中，三个月内便可完成，我生平最痛恨共产、封建和独裁三个主义，毛泽东代表共产主义、李宗仁代表封建主义、蒋介石代表独裁主义。我们必须打倒这些主义。国民需获得政治、民主的平等与自由！我愿意在孙科和吴铁城先生的领导下奋斗到底！”
“娘希匹他放什么屁！”蒋介石大声喊：“经国！这王八蛋又吃上美国迷药啦！反这反那，只剩下他一个人做皇帝吗！”
蒋经国沉吟道：“说不定有美国人在同他联络，也说不定他有意装腔作势，想引起他们的注意，倒不一定已经吃了美国迷药，否则他不会说什么孙科吴铁城的。”
做父亲的想想也有理，“嗯”了几声之后问：“美国有没有表示呢？”
蒋经国摇头道：“没有。薛岳对美联社记者还说：’我是进步分子‘，’我的谈话可以公开发表‘，说明了他是在装腔作势。”
“进步分子？”蒋介石冷笑道：“司徒雷登正在收买这批东西，将来他们是要我出来收拾呢，还是让这批进步分子出洋相？”
“亚伯，”蒋经国道：“听说司徒雷登已经同几个进步分子接头，要他们打进共产党里去。”
“哼！”蒋介石冷笑道：“我恨不得拉住司徒雷登的耳朵说：要反共非我不可！弄几个什么进步人士到他们那边去，只是送死，这批东西懂得个屁！”
“不好，”蒋经国拿起一份电稿：“上海的米又涨了。”
“涨了多少？”
“每担跳到金元券七千五百元，五天之内涨了四倍。”
“让李宗仁想办法吧！”蒋介石狞笑道：“他要过瘾，也得尝尝味道。”
“好多人到了广州，”蒋经国翻到另一份电稿：“谷正纲、于右任、戴传贤、刘健群、陈雪屏，都到了。”
“很好！”
“孙院长在哪儿办公？”
“没有说。据说石牌中大校舍可能让出来。”
正说着电话响，总机室报告李宗仁有所请示。蒋介石闻讯色变，摆手表示不接，蒋经国以为不可，于是代表他父亲同对方攀谈道：“是代总统吗？很对不起，家父有点不舒服，还没起床。”
“那真对不起了，”李宗仁道：“我本来不想打扰他，无奈事情太大，非请示尊大人不可……”
“代总统有什么见教，等家父起床之后，一定转告。”
“那谢谢了。”李宗仁道：“我本来准备来溪口，因为忙……我想请示尊大人，乃是行政院的搬迁问题。世兄知道，国民政府在南京不在广州。现在孙院长忽然自作主张把行改院搬向广州，实在叫人太难看了。我们目前同中共和谈，争取时间，中共电台广播，说我李某人在南京，孙科去了广州，他们要谈，也不知道谁是对手。世兄啊，你看这种身首异处的情形能继续下去吗？”
蒋经国忍住笑，一本正经道：“是是，我一定转告家父，一定转告家父。”
“现在，”李宗仁道：“我只请示一点：行政院非迁回南京不可，孙院长之走，事前根本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李宗仁愤愤地说：“孙院长是当朝一品，是中山先生的后人，我实在不便说些什么，但望蒋先生从大局着想，请他回首都来，共维时艰，我就感激不尽了。”
“代总统好说，代总统好说。”
“是总统吗？”一忽儿孙科电话也到：“李先生下令要行政院搬回南京，给我拒绝了。”
“好，好。”蒋介石这回是自己接电话了：“你还是照着原定的计划去做。”
“更可笑的，”孙科道：“他说行政院搬到广州，事先没得到他的同意，真是活见鬼！”
蒋介石提醒他道：“不过是不是他真的不同意你们搬家呢？”
孙科电话里笑出声来道：“不不，迁都是有决议案的，的的确确经过本党中常中政联合会通过的。”
“他也在场吗？”
“当时他也在场，”孙科道：“不但有人看见，而且有案可查，他还签了名呢！”
于是两人皆笑。蒋介石问道：“哲生兄，立法院快开会了，地点大概决定了吧？”
“没有没有，”孙科道：“开会地点正是争论的焦点，大家哇啦哇啦吵个没完，很头痛。”
“不必头痛，”蒋介石安慰他道：“你可以先入为主，就说立法院开会决定在广州举行，每人可发车马费三百港币，那些立法委员们，当然不到南京去了。”
孙科大喜，再三致谢，谢他出了个好主意。但第二天电话又到，说李宗仁也不含糊，言明立法院在南京开会，立法委员车马费每人金元券四十万元，问蒋介石有没有什么花招，可以把李宗仁这一招压一压。
蒋介石沉吟道：“你放心吧，我自有办法。现在广州的中央大员多不多啊？”孙科道：“我是同吴铁城，钟天心，郑彦棻、陈剑如等几位一起来的，人数不多。于右老还在这里劝我回南京呢。”
“别理这个大胡子！”蒋介石道：“他想回南京，由他去好了！你特别要注意这些人的情形，千万别让姓李的拉回南京才好。”
“是是是，”孙科道：“那么看一看风声再说吧。他们最终会叫饶的。”
但事实发展并非象孙科想象的那么顺利。李宗仁的活动比他强，特别是在人心思和的情形下，立法委员慢慢地倾向南京。南京反而没有先前那么紧张，人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