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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当局为此大为恼火，对发表这首词，真如芒刺在背，浑身上下不舒服。虽然国民党内一些学人也都承认这首词实在是上乘之作，但国民政府新闻局却指责《新民报》主持人陈铭德“为共产党张目”。陈铭德不服，当即回敬说：“蒋委员长对他都以上宾相待，报纸发表一首词，有什么不可以！”
陈铭德说得也实在有理，国民政府又能有什么话说呢？
但是，国民党内一些死硬分子还是不甘就此罢休。他们暗中通知各级国民党组织，要求能写诗词的国民党员每人也写一首或数首《沁园春》和词，并说中央将在其中挑选数首意境、气势和遣词都超过毛词的，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公开发表，将毛词压倒，比下去。
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也可谓异想天开！
几个月过去了，当局虽然收到了不少的和词，但没有一首能超过毛泽东这一首的。这些死硬分子还不死心，又特地在重庆、上海等地组织了几位“高手”，拼凑了几首，但仍然是平平之作，实在拿不出手。这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的与毛泽东比诗词的活动，不得不悄悄地收场。
由于这次活动是暗地里进行的，又以失败告终，当局实在觉得有失脸面，因而一直高度保密，甚至到台湾后也秘而不宣。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由当年参加这次组织工作的官员透露出来。台南神学院教授孟绝子先生获悉后，在《一九八四年的民心》一文中将它公之于众。孟先生感慨地写道：“可惜国民党徒虽多，是只会抓人、关人、杀人、捞钱的特务贪官，是只会写党八股的腐儒奴才文官和学者。结果，‘毛泽东’级的《沁园春》一直到逃离大陆时，连一首也没有写出来。”
不过，像样的词（更不用说什么“毛泽东”级的《沁园春》）写不出来，国民党报纸还是发表了许多攻击污蔑毛泽东的和韵与评论文章，说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毛有“帝王思想”。有位曾经因写了侮辱扬州人民的《扬州闲话》一书，而被扬州人民痛斥的无耻文人易君左，也赤膊上阵，以和韵反唇相讥。还有一位即当时颇有名气的《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写了一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更是旁敲侧击，含沙射影，暗示毛泽东是一个复古派，迷信家，怀抱“帝王思想”的人物，说什么“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踞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塘、刘豫、张邦昌之辈，勾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权，劫夺政柄，以鱼肉人民。”这些话统统都是指桑骂槐，其用心之险恶，甚至比其他诗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此情况下，郭沫若觉得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必须挺身出来说话，既是为了驳斥国民党反动文人对毛泽东的攻击和诬蔑，也是为了扞卫毛泽东这位人民领袖和自己的老友。他先是也用填同一词牌的词的形式，连着发表了两首词，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对种种谬论加以驳斥和打击。这两首词的全文是：
其一：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
念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天滔。
遍野哀鸿，排空鸣鵩，海样仇深日样高。
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解苛娆。
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
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
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雕。
堪笑甚，学狙公芧赋，四暮三朝。
其二：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
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
岂等沛风？
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
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
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
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
何足道！
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应该说，郭沫若的这两首词写得是相当好的，两首词表达从容得体，情辞并茂，对当时国民党的后台老板美国在国共两党矛盾问题上的的态度以及蒋介石的真实用意，都揭露得淋漓尽致，对易君左之流的御用文人的嘴脸也表现得活灵活现。
郭沫若还不满足于此，后来，他又写了《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一文，对王芸生进行了专门的驳斥。文中说毛泽东这首词，如果“就词论词，在专门研究声律的人看来，或许有些地方犯了毛病。然而气魄宏大，实在是前无古人，可以使一些尚绮丽、竞雕琢的靡靡者流骇得倒退。”但无论如何，它实在是“脍炙人口”。他对王芸生的论点进行了逐一的驳斥，揭穿他是如何站在当局立场，肆意对革命者的毛泽东进行诬蔑，许多论调甚至不值一驳。文中他还谈了自己对这首词寓意的理解，他说：
我没有向毛主席请教过，但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却应该有揣测的自由。我的揣测是这样：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那些银蛇蜡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早迟是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这，似乎就是这首词的底子。
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这首词寓意的理解，应该说大致还是差不离的，对于其基本思想的把握，有着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到50年代末，毛泽东曾自己解释这首词，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别的解释”，已经不是指当年重庆那些别有用心的反动文人，而是指建国后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以来的“注家蜂起”，完全是两种性质的事情，不能与当时并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十分热闹的时候，毛泽东虽身在延安，也很关注重庆的情况。这从他12月19日致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的信中可以看出。不过他的态度是轻松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轻蔑的。他说：
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第五章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一、郭沫若：战斗在第二战场
重庆和谈，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并没有为全国人民带来和平。内战终于爆发，并很快蔓延到全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不得不面对有着精良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开展自卫反击，进行三年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要民主”的“第二战场”上，郭沫若不负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不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嘱托，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自觉地充分发挥他在文化战线上作为“班头”和“旗帜”的作用，对于中国解放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作出了他特有的贡献。
从毛泽东在重庆的谈话中，郭沫若深深感到在国民党统治下，要真正争取到和平民主，是极其不容易的事。说穿了，向一党独裁的蒋介石要和平民主，无异于与虎谋皮。当然，毛泽东说得也十分清楚，争取和平民主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那是要通过艰苦的斗争，要付出代价和牺牲。总的一句话：要立足于斗争。以为和平民主会自己从天而降，那不过是神话和幻想。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所以他时时记住毛泽东临别时对他说的话：态度应该强硬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
可以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本身，就是在最高层次上表现为最高形式的“反内战、要民主”的斗争。重庆谈判之后，尽管签有《双十协定》，但这最多表现为斗争的暂时和缓，决不表示斗争的终止；相反，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更为明显更为激烈的斗争。
1945年11月7日，亦即《双十协定》刚签订后不到一个月，中苏文协在青年馆举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会。
青年馆的会场并不大，但到会的人却非常多。
因为同日中午苏联大使馆为庆祝十月革命节举行了盛大酒会，国民党政府要员有一些被邀到会。现在中方由中苏文协名义举行纪念会，一些国民党要员也不好不到会，其中主要官员有陈立夫、何应钦。
国民党当局历来亲美反苏，是谁也知道的事情。但当时苏联作为同盟国和对法西斯战胜国，和国民党政府保持有外交关系，所以，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国庆纪念的十月革命节也不能不参与祝贺。
然而，他们的到会也很为难，因为这在客观上为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提供了批判的靶子。会上郭沫若的即席讲话，就是很好的证明。
郭沫若的即席讲话并不长，却句句有针对性，让人听来直感到铮铮有声。
从表面看，郭沫若极力赞扬苏联，且不说他所说内容都实实在在，又因是庆祝苏联节日，赞扬也尽合情理。然而，郭沫若虽没有正面骂国民党，但他有意多说苏联的政治情况，强调苏联的成功是由于各民族在民主基础上铁一般的团结，这实际上就是在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欺压人民。
郭沫若侃侃而谈，听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有意思的是，郭沫若最后还画龙点睛地补充了一句：“今天我们遭受了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人在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的心是雪亮的！”
说到这里，他还有礼地向坐在身边陈立夫、何应钦微微点头致意，在场听众就更是觉得这郭沫若真是画龙点睛，恰到好处。一时又全场掌声雷动，使陈立夫、何应钦等完全陷在人民群众的大海洋中。
还有一次是12月9日，重庆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
事因昆明大学生和许多城市学生一样，于11月下旬举行示威，响应重庆反内战联合会的呼吁，行动起来制止内战。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冲进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强迫罢课学生复课，并悍然开枪镇压示威学生，致死学生4人及重伤60余人。“一二·一”大惨案发生，举国震惊，各地人民齐声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郭沫若即与茅盾、巴金等十八人联名致电昆明各校罢课联合会及全体师生，表示“向死者致悼，对伤者慰问，祝生者继续努力。”而在12月9日的追悼大会上，他作为主祭人，由他起草并亲自朗读了一篇情辞动人的祭词《追悼大会哀辞》（后改题《祭昆明四烈士》）。辞曰：
抗战八年，民生凋丧，幸获胜利，勉跻五强。
努力建设，犹嫌汲长；忽尔暴慢，兄弟阋墙。
举国鼎沸，人心遑遑，反对内战，谁曰不当？
乃有佞人，别具肝肠，屠民以逞，弹压是倡。
全月一日，在彼南疆，甘为祸首，血染序庠。
诬我学友，为匪为狂，大张挞伐，榴弹机枪。
忝为军人，辱没戎行！忝为政长，败乱纪纲！
此而可忍，生民何障？此而不罚，国家将亡！
四大自由，原则煌煌，人民世纪，安容虎狼？
公等前驱，为民榜样，誓步后尘，戢彼披猖。
蠢尔威武，直等蚊虻，拯溺救火，何畏死伤。
全民奋起，共树典常。魂其有灵，来格来飨！
郭沫若自己说，他当时真是“悲愤填膺，欲哭无泪。”他是强压着怒火，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学生的罪行进行猛烈的抨击的。接着，他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讽刺诗《进步赞》，尖锐地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进步”到用新武器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其中前两段是这样写的：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谁能说咱们中国进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为“一二·一”了，不信，你请看，请鼓起眼睛看看。
水龙已经进步成为了机关枪，板刀已经进步成为了手榴弹，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刽子手们已经进步成为了机械化的好汉。
简单的诗句，明白的话语，真是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揭露无遗。而更重要的，他又一鼓作气，连着写出了杂文《历史的大转变》，深刻透辟地指出：
中国近年来时局的大转变，每每以学生运动开其端。“五四”运动固然是历史上划时期的最辉煌的先例。如“三·一八”是北伐的先驱，“一二·九”是抗战的前奏，今天我们回顾历史，谁也不能否认这些推动了历史的车轮的原动力的雄伟了。
“一二·一”惨案，今天又吹起了推动历史车轮的号角。
……“一二·一”的烈士已经昭示着我们：历史在大转变！谁能领导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英雄；谁要阻挠并逆扭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死敌。人民在希望着新英雄的出现。
郭沫若关于学生运动的历史作用，关于历史期待着新的民族英雄，可谓句句在理，掷地有声。
郭沫若在重庆更大也更激烈的一次斗争是1946年1月至2月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及会后和国民党特务之间甚至是实际意义上的“肉搏战”，不但在当时震惊全国，就是事后想来，都可谓惊心动魄。
1946年1月，蒋介石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加之他们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未完全作好，不得不同意与中共代表团签署停战协定，并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0日，政治协商会议（后通称“旧政协”）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党外，还有中国民主同盟、青年党等党派的代表以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代表由周恩来率领。郭沫若则是作为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代表参加会议。
国民党的意图当然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再次蒙蔽舆论，欺骗人民，以掩饰其内战和独裁的阴谋，摆脱他们在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达到孤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共产党则尽力利用合法舞台进行合法斗争，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争取会议有更多更好的成果。
然而，由于国民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毫无诚意，便在会外连续制造事端。
首先是制造沧白堂事件。
那是1月16日，政协陪都协进会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内外交流，按惯例会议期间每晚请政协代表讲演，当晚讲演会在沧白堂举行。到会群众千余人，却有百余名特务打手混在其中。会议由协进会理事阎宝航主持，由郭沫若、张东荪报告政协会议情况。
会议开始时，报告人还没有报告，会场秩序就大乱。一些人拼命鼓噪，喊叫，吹口哨。这显然是特务们有计划的捣乱会场。
然而郭沫若临危不惧，按预定计划演讲。他面对会场上的捣乱分子，既无怒意，更无惧意，只是有几分轻蔑。他的嗓门本来很大，又仗着是在四川老家不怕没有听懂他带乡音的话。他本来就善于辞令，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在更是从容不迫，侃侃而谈。
他说：“今天上午大会（政协会议）是讨论军事问题，想来会场总会是杀气腾腾的，可是今天上午会场一堂和气。”然后话锋一转，说：“倒还不像今晚沧白堂这般杀气腾腾。”
接着，他又带着满脸不屑的神态，对着那些在会场鼓噪的特务流氓说：“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又何必这样呢？”
郭沫若的神态、语气，真正是势压千钧。会场上顿时四处掌声，小特务们一个个就像瘪了气的皮球，一时竟鼓不起劲来。
当然，特务流氓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捣乱是他们的职业。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仍然捣乱不止。
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闭幕。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及会议内外民主力量的斗争和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会上作出一定让步，作出一些许诺。然而，这种让步和许诺只是表面的，暂时性并且是带策略性的。国民党决不会真心实意痛痛快快给人民一点什么甜头，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会后进行更大的反扑和破坏。当时有些精明的进步人士就有所估计，然而人们还是没有想到这估计会来得那样快。
这就是当时由国民党一手制造的“较场口血案”。
那是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大会。
这天，郭沫若一早就偕同夫人于立群带着全家来参加庆祝会。大会的主席是李公朴。郭沫若、沈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