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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清代晚期，先是咸丰年间的赵之谦隐隐约约地提出了对《兰亭序》帖作者的怀疑。他是话中有话，说：
重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证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元）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摹勒，变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
这段话说得曲曲折折，什么“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什么“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什么“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无非是说《兰亭序》的作者问题，实在是值得怀疑和商量的。谓“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是告诉人们从《兰亭序》帖中是看不到王羲之的“本来面目”的，这岂不是明明白白地说《兰亭序》帖的作者不会是王羲之吗？
而到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广东顺德出了个李文田，他比赵之谦就更勇敢、更直截了当，根本不顾世俗之见和千年定论，直白地指出《兰亭序》实非王羲之所作。
李文田是在为别人（端方）收藏的《定武兰亭》写跋文时，发表出自己的这一看法的。他对《兰亭序》帖提出了几点怀疑，最后的结论是连《兰亭序》文章都不一定是王羲之写的。因此，“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这一问颇为有力，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王羲之是《兰亭序》帖的作者。
他的话不算很长，不妨全文录在下面：
唐人称《兰亭》自刘《隋唐佳话》始矣。嗣此，何延之撰《兰亭记》，述萧翼赚《兰亭》事，如目睹。今此记在《太平广记》中。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按《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为《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也。可疑一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拟《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原不能比照右军文集之详，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钩铁画”，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帖跋语，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予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惜诸君不见我也。
依李文田的看法，《兰亭序》帖，毫无疑问是一篇“佳书”，观之足令人惊心动魄，但不会是王羲之所书。他从“笔法”以及原文上推理立论，最后得出“文尚难信，何有于字”的结论。这一下就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把过去人们的质疑导向到完全的否定。把过去“千载万世莫敢出口”的话变而为明明白白的话说出。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实在是大胆的惊人之语。
然而，李文田发表的诚然是大胆高论，但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人们仍旧习惯遵循长期传下来的看法，还一直照老样尊《兰亭序》帖为书圣王羲之的大作，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郭沫若重新发难，提出对《兰亭序》帖作者问题的质疑，挑起了新的一轮争论，在书法界、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郭沫若挑起这一问题的争论，是由南京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引起的。
1965年，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地区出土了东晋时代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等，引起了作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书法家的郭沫若的注意。
他立即从墓主和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家族关系以及碑文书写笔法，联系到王羲之的名作《兰亭序》帖，敏锐地发现由出土墓志可以考索《兰亭序》帖的悬案，对于研究《兰亭序》帖的作者问题是一个极好的依据。于是，经过认真揣摹研究，他写出了考证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表于1965年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报》，《文物》杂志1965年第6期同时发表），得出结论：《兰亭序》帖不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而是出于别人的依托。
据郭沫若自己说，他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并未看到李文田的跋文，观点是和李文田不谋而合。他是十分同意李的意见，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李的意见，从许多方面加以考据和论证。
《兰亭序》帖既然被目为书法史上的“第一行书”，郭沫若就首先从书法上来考察它的作者问题。他认为，从出土的墓志看，东晋几十年间，“基本上还是隶书的阶段，和北朝的碑刻一致”。“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其笔法却与已见的“北朝碑刻悬异”，这不能不是一个大问题。
其次，《兰亭序》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他指出该帖是别人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他并且不嫌繁琐地把《临河序》和《兰亭序》详细排列对照，指出《兰亭序》中从“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凡167字，皆为《临河序》所没有，“实在是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家是在游春，都是“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而《兰亭序》的后半部分文字，兴感无端，实在“悲得太没有道理。”且后段文字充满反老庄的思想，不符合王羲之崇尚老庄的思想感情。因为从王羲之的思想性格来说，他是“倔强自负”的，决不会如《兰亭序》中所谓会“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经过一番考证，郭沫若认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南朝陈代永兴寺僧人、着名书法家智永所依托。智永名法极，人称“永禅师”，系王羲之七世孙。他临书三十载，能兼诸体，尤善草书，隋炀帝曾称赞他的书法“得右军之肉”，《兰亭序》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样的语句，很合乎智永这样一位“禅师”的语气，且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因此，郭沫若肯定地说：“请看世传墨池堂祖本智永所书的王羲之《告誓文》吧，帖后有‘智永’的题名，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
郭沫若的文章既出，一方面得到很多人（其中包括一些书法家及书法史家）的赞同，但也有人提出异议。
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就不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坚持认为《兰亭序》帖为王羲之真迹，并撰文《〈兰亭〉的真伪驳议》要与郭沫若辩论。
也许是高二适怕国内报刊因他是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而不肯登载他的文章，也许是他比较相信和他同一见解的老一辈文史专家章士钊，总之是他没有把文稿直接投寄一般报刊，而是于7月14日把文章寄给了章士钊。并附信云：“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他的意思是：此事关系较为重大，最好是请章先生能转呈毛泽东主席一阅，或是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或是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鼓励，对于自己就是大幸了。因为他知道毛泽东主席对于书法不但爱好，而且也是很有研究的。
章士钊老先生还真是古道热肠，当然更主要恐怕也是他本人就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而对高二适的意见十分支持，就在他收到高二适文稿和信的次日（7月16日），即将高二适的文稿和信转送到毛泽东主席处，并附长信一封，在介绍了高二适的简况后写道：
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着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抗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言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
毛泽东看了章士钊的信并高二适的文稿，觉得颇有意思。他本人原就工于书法，也是一位懂书法的行家，对王羲之的字帖也一向十分喜欢。1959年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后，时间相对充裕些，听说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先生有一本王羲之真迹，曾特地借来一个月时间，每日抽空揣研临摹。他认真地读了高二适的文章，即于7月18日复信章士钊，信中对高二适文章有些看法不尽同意，但认为可以争鸣，同意让高二适的文章刊出。信中先说了一段对章士钊着《柳文指要》的话，因为也有关学术问题，不妨原文照录：
各信及指要（柳文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紧接着就说到高二适的文章，说：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日，他也写信给郭沫若，全文是：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郭沫若是一位性格十分爽朗的人，虽然在政界和学界声望和地位都很高，但不霸道，无意以己意压倒别人，倒是很乐意有人与他争论。他接到毛泽东转来的信稿，立即邀请《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等人到家里来，向他们介绍了这件事的经过，让他们读了毛泽东主席的来信，并请他们尽快发表高二适的文章。
见此情况，穆欣当然不敢怠慢。
7月23日，《光明日报》就将高二适的文章全文刊出。
高二适在文章中把郭沫若和清人李文田合而论之驳之。首先认定不能否认《兰亭序》为王羲之所写，虽现《兰亭序》比《临河序》多数十字，这不排除当时注家对原文的增删。他也学郭沫若以《临河序》和《兰亭序》排列对照，将《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于赵王伦”与《陆机本集》的全文对照为例，从而说明李文田（当然也包括郭沫若）所谓“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说到“笔法”“笔体”，高二适则认为：“右军博精群法，不名一体，”硬说《兰亭序》因为没有隶意，所以就不是出于王羲之之手，“斯乃胶柱鼓瑟，亦其无博识常理者。”高还认为，古人当时能写数种笔体，在什么场合用那一种笔体，而不是死守一种笔体，“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间之隶正乎？”同时他还认为，“夫太宗之收《兰亭》也，于羲之传亲为制赞。又誉右军作《兰亭序》，以申其志。文皇‘笔意’，更载‘学书先须知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云云。”“总之《兰亭》而有真膺，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等等。
郭沫若自然是不会同意高二适的看法的。8月12日，他即撰写反驳文章《〈驳议〉的商讨》。他说虽然《兰亭序》系智永伪托，但它仍然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它的书法价值是不能否定的。针对高文讲到“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欧阳询）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可言”，“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郭沫若不惮其烦地从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章钰手抄本《章安杂说》中，摘引了清代咸丰举人、着名书画家赵之谦批评唐太宗的一段话来回答高。这就是我们在上文已经收录的“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接着，郭沫若感慨地说：“与赵之谦‘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郭沫若的这篇《〈驳议〉的商讨》发表在1965年9月出版的《文物》杂志第9期，同期还载有郭沫若另一篇文章《〈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作者从考察王羲之哲学思想的角度，认为魏晋文人多好玄谈，尚旷达，喜欢依仿于老庄。王羲之的思想“是儒家与道家的混合体。”“他一方面渴想用世，另一方面又颇想遁世。”
这就是说，王羲之思想里也有不少老庄思想。而《兰亭序》中，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在叙出“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之下，有一句话是：“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而这明明是反庄子的观点。因为“一死生”之说见于《庄子·大宗师篇》；“齐彭殇”之说则见于《庄子·齐物论》。而且这些话，在《庄子》书中，可以说是比较精粹的语句。郭沫若说，这并不是说王羲之就不会有“悲夫”“痛哉”之类的感情，但那得有一定的环境和条件，而“兰亭修禊，是在暮春游乐，既在饮酒赋诗，又未感时忧国，而却突然以老生常谈的‘死生亦大矣’而悲痛起来，这是无病呻吟的绝顶了”。所以，郭沫若的结论是：“总之，传世《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做的，更不是王羲之写的。思想和书法，和东晋人相比，都有很大的距离。”
对于这场学术辩论，毛泽东是一直以浓厚的兴趣注视着的。
8月17日，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聚会，公务之余，他向有关同志问道：“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显然，他的观点是倾向于郭沫若的。
说也凑巧，就在这天，郭沫若将《光明日报》所排《〈驳论〉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的清样，送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改正了其中一些错排了的字，于8月20日退回给郭沫若。又附一信，说：
8月17日信及两篇文章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份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1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第1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指的是毛泽东发现了清样上的一个差错。郭沫若在《〈驳论〉的商讨》文中，有一处讲到“《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指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但清样上后面有一个地方竟将这人误为“王义庆”。毛泽东发觉后，在清样第一页的空白处批注道：
《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着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室传（见《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着《世说》，1962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