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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毛泽东也已到了武汉。
9月中旬，他在送走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结束农讲所的工作之后，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他从北伐战事取得的胜利的背景出发，论述了农民政策应是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政策，要坚决地为维护农民利益而斗争。会后，他即离开广州，根据组织要求，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工作。由于他历来重视农民问题，他主要还是从事农民运动工作。
1926年12月中旬，他又到汉口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会后，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着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即回武汉致力于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工作，在实践上为发展全国农民运动而奔忙操劳。
此时毛泽东在武汉住所是在武昌都府堤41号。这也是一幢南方极普通的旧式民居。毛泽东已把家属从湖南老家接来同住。毛泽东住在靠左边的房子里，毛的妻子杨开慧住在前面房里，杨老太太以及岸英、岸青则住在后面房里。
都府堤41号有很多革命同志来住过，如毛泽民、毛泽覃、彭湃、蔡和森、夏明翰等。他们经常在这里开会，吃饭，十几个人围一圆桌，站的站，坐的坐，毛泽东和杨开慧也和大家一起吃饭。
这时，毛泽东已出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并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他那时在农讲所讲课，还要写文章，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经常很晚才回家，经常写材料到深夜。
此时身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其办公地点则是在原湖北省议会里。他和毛泽东，尽管一个因为工作繁忙，一个因为战事倥偬，二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毕竟由于都在一个革命营垒，因而时有接触。特别是，由于当时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在北伐途中，深感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对战事的支持对打胜仗极为重要，意识到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要偏重在农民运动，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对此也深有同感，因而也就自然要分出一些精力关注农民工作，这样一来，也自然促进了他同毛泽东的接触和联系。
不过，由于北伐战事发展迅速，局势瞬息万变，无论是毛泽东在武汉办农民讲习所或郭沫若在武汉搞军队政治工作，都处在不断变动之中。
11月初，北伐军占领了江西的九江，在胜利的当天晚上，邓演达即派郭沫若作出发的准备，立即到九江工作，准备迎接南昌的克复，并且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接到命令的郭沫若自然风急火速地做好了准备，而且，由于形势的需要，他们几个同志必须改装成便衣，秘密地在夜间上船出发。他甚至来不及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告别。与离开广州时大张旗鼓地告别饯行不同，郭沫若这次离开武汉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无论是郭沫若、毛泽东，或别的一些人，江城的聚散，都在自己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因为短短的江城相聚，正是北伐革命的高潮期，也是北伐革命的转折期。各人都忙自己一摊工作，既没有时间叙旧，也没有时间论新——讨论未来。
这一次在武汉，因为郭沫若担子重，工作忙，毛泽东没有请郭沫若到农讲所上课，也没有机会和在广州那样一道到什么地方演讲。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展革命，推进北伐，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革命的成果。他们虽来不及考虑个人之间的友情，但都相信为了工作的需要，分别只是暂时的，相聚总有机会。
不过，此时无论是毛泽东或郭沫若，谁都不会想到时局的变化会那样快，那样大。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叛变革命，蒋介石不断排斥共产党和革命同志，掠取胜利果实，终于在1927年春天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事变，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中，而自己则登上了独裁者的宝座。
至于毛泽东和郭沫若，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在历史痛苦地经过18年后，二人才能再得重逢。
当然，即便是艰难岁月，关山远隔，他们的革命思想革命精神仍然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就在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率领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的道路时，1928年1月，在上海养病的郭沫若就写下了激动人心的诗篇《我想起了陈胜吴广》
诗中颂扬“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朋友，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他还写诗表达自己对革命的坚定信心：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沉闷了吗？
这是暴风雨快来时的先兆。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混沌了吗？
这是新社会快要诞生的前宵……我已经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腥风血雨在这夜间，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
郭沫若在诗中认为低潮过后必有高潮，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而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也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宣告：
……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又说：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革命家和诗人毛泽东和郭沫若，就是这样用诗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信念。
第三章 关山远隔情常在
●一、凫出历史的漩涡
历史的发展回环曲折，革命的道路崎岖坎坷。人生的旅途也不可能笔直平坦。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北伐战争功亏一篑。中国历史又出现了一次大曲折，大倒退。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了沉沉黑夜之中。
在这种情景下，个人的命运也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像毛泽东和郭沫若这样走在时代最前列、处在社会变化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就更其如此。
北伐战争失败以后，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素有“农民王”称号的毛泽东，在武汉坚持到6月中，结束了中央农讲所的工作，不久即南下湖南，发动农民运行武装斗争。他到湖南之后，立即领导了着名的秋收暴动，但因势单力薄，起义终告失败。后起义队伍经三湾改编，随即走上了井冈之路，开始了艰苦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其间经过五次反“围剿”斗争、后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辗转到陕北，总算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保住了革命的火种，只待形势发生变化，便将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烧向全国。
历史是严酷的，然而又是宽厚生动的。对于革命、正义、代表着光明与未来的事物，它总是以仁爱的姿态纳入自己的怀抱，让这些事物像不同的音符组成优美的旋律，挂在它那五线谱一样的长线上，让它们永远回荡在人们心间。对于现在以至将来的人来说，那井冈山上曲曲弯弯的道路，那八角楼上显得有些昏黄的灯光，那茫茫的草地，高寒的雪山，那甜甜的延河水和高耸的宝塔山，……都不只是成为过去，也已经化为了永恒。
大革命失败时以及其后，郭沫若更是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尽管因路途耽搁而晚到了几天，未能赶上听到发动起义的第一枪），之后，随起义部队败走赣闽粤等省，数次遇险，终战胜困难。后由香港潜回上海，按组织安排本准备转往苏联，又因病误了船期，不得不流亡日本，一住就是10年。可以说他由大起而至大落，恰似在生活的长河中游泳突然卷进了漩涡。不过，他仍然为后来的战斗保存了实力，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他又将浮出水面，凫出漩涡，再一次显示他的本色。
看来，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更不用说郭沫若，都需要等待时间，等待机会。
这机会终于来到。
它不是别的，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整整十年后的1937年，在卢沟桥边点燃的抗日的烽火。
1937年7月，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经过多少年的忍受和屈辱，伟大的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全面抗战终于打响了。
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既意味又一个艰难困苦的时期开始来临，又表明一次伟大的转折已经来到。
此后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饱受兵燹之苦。多少人流血牺牲，多少人流离失散。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承受苦难时间之长，牺牲之多，负担之重，可谓空前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可以与之相比。但是，八年抗战，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在苦难中成长，在烈火中升华和涅盘的转机。所有政治力量都将在这场战斗中表演，角逐；一切爱国的、有志气的人，也将在这场战斗中显示自己的本领和才能。
只是，抗日的烽火刚刚点燃时，郭沫若尚在日本。他需要及时转换阵地，凫出长达十年之久的历史的漩涡，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再一次亲身投入抗日的洪流，参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郭沫若亡命日本后，蛰居市川，只能深居简出，专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以此来排遣自己的思念祖国之情。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无时不在关心着自己的祖国。
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以后，他更是日夜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想到应该在祖国危急的关头回国报效。
郭沫若真正萌发了回国的念头，应该说是在1936年。
那是因为国内形势日趋紧张，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越来越大面积地践踏着祖国的神圣领土，各派政治力量的对峙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那年，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上野的樱花开得比往年都要多，都要艳。
一天，已经和郭沫若结识有些日子的中国留学生林林兴奋地往郭家跑。见面之后，顾不上多说话，就从怀里掏出一纸文件给郭沫若。
那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人们称之为《八一宣言》的重要历史文件。
虽然这还是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宣言，传到日本时已过去了大半年之久，但从文件中可以大体了解到国内的政治情况，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郭沫若一阵兴奋，一个思想在他脑海中闪过：如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能建立，不但是我中华民族之福，自己不是也可以回去报效祖国，参加到这一统一战线中去尽自己一个中国子民之责吗？
当时，因为郭沫若还只是从（也只能从）林林送来的这一份文件中得到一点点信息，对于国内情况还知之甚少，知之不详，想得也不是很多，也不可能很多。其实，此时国内政治形势正在飞快发展。既以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言，此时中共瓦窑堡会议也已经开过，对于中共提出的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无论政界、军界、学界以及广大群众都反应强烈，总的看来，抗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只不过，当时身处异国的郭沫若尚不甚清楚。
然而，他既已萌发回国报效的念头，这样的想法和情绪就会日益急切，日益强烈。
不过，郭沫若还要等待时机，等待条件的成熟。
1936年底，又有一件郭沫若未料到的事和机会，更促使他回国的念头愈益加强。
这就是郁达夫的来到日本讲学访问。
前文已经说到，郁达夫本是郭沫若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又是一起发起组织创造社的元老之一，不但是郭沫若的挚友，且于1926年应郭氏之请曾一道同船由沪赴穗，到广东大学担任教职。这次郁达夫的到来，虽然令郭沫若感到有点突然。但他更多的是兴奋，兴奋，万分地兴奋。
有一种说法是，郁达夫这次去日本，就是专门为郭沫若而来的，是为动员郭沫若回国做郭沫若的工作。（见郁云着：《郁达夫传》）如果此言确实，对于郁达夫的到来，郭沫若就更应该兴奋万分了！
原来，郁达夫来日本时，正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公洽）之聘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公报室主任。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也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斗争情绪的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适当改变他们对于文化人的高压政策。为了体现这种宽松状态，也为了国内政治实际的需要，据知情者说，更因为时为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蒋介石亲信而又曾经是郭沫若好友的陈布雷经手策划，有关当局（当然是经蒋介石亲自同意）就通过陈公洽请郁达夫去一趟日本，转达他们希望郭沫若回国的意见。他们知道郁达夫和郭沫若过去的关系，要做这一工作，郁达夫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了促进全国人民团结抗日，也为了友情，郁达夫欣然接受了这一重大使命，即于1936年11月中旬，以购买印刷机器的名义启程前往日本。到达日本后，郁达夫即从东京到千叶县的市川，去看望分别达10年之久的老友郭沫若。
为了这一次郁达夫到来，郭沫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达夫的来访》，记叙了那天朋友见面激动人心的情景。
那天，已是黄昏时分，郭沫若正和一位邻居医生谈着些医疗上的问题，突然在门口出现了郁达夫。
“哦，达夫来了！”郭沫若喜不禁地叫出来。
在郭沫若眼里，达夫和10年前一样，一点也没有变。呈着满脸的喜色，而且发出愉快的声音，在和郭沫若的妻子安娜说话。
达夫是由一位日本友人引路和陪同来的，为的是邀约郭沫若到东京去参加一次会见。
在去东京的车上，郁达夫和郭沫若谈得很多，谈得很融洽。
此后，达夫又单独两次造访郭沫若。一次是为了请郭沫若及其孩子到神田吃饭。
另一次则是专门为了来和郭沫若长谈。这一次达夫提议出去谈话。两位久别的老友在一起谈了一整天。郭沫若是这样记叙他们二人在野外“散步”时的情况的：
朝西，（我们）取着偏僻的背径向直间山走去。山离江户川不远，虽然不高，但是，是东京附近的唯一的山。山上有座佛寺，有些森森的林木。在那寺前的高墩上，达夫和我同去立了一下，倚着一株古老的深松。
江户川两岸的情景在一望之中。川上横列着三条铁桥。南端的一条通着省线的电车和火车，中间的一条通着汽车和行人，北端最近的一条是私营铁轨贯通着的。
交通照例是络绎不绝。隔河虽便是东京，然而是新市区，依然是一望的田畴，离殷盛的旧市区还相当的远。
伫立了一会，又取背径插向江户川边。川上有高大的堤，宽广而坦直。冬日颇暖，江风亦无寒意。与达夫并肩而行，用着母国话谈着些无足重轻的往事。然而这在我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快活。
最后，郭沫若总结说：“达夫这次来日本，前后滞留了足足一个月。他来我寓里共有这三次。此外由于日本人的招待，在东京也和他会见过三次。”
这次见面，郭沫若还高兴地书赠郁达夫旧体诗一首，是：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在这篇《达夫的来访》中，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郭沫若一点也没有透露他和达夫见面那么多次究竟谈了些什么。但是，其中说到有一次二人是到野外足足谈了一天，谈话用的是“母国话”，谈时心情是那么好（文中用较长的篇幅写景抒情，使人可以想像他们的谈话内容是重要而又愉快的），虽然故意说是“谈着些无足轻重的往事”，却又特别强调“然而这在我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快活”，人们完全可以从中想像得到，他们二人所谈决非一般话题，回国问题肯定不会不谈，也肯定不是一般地谈到，而一定是作为主要问题反复讨论，仔细计划。应该说，郁达夫的这次来访，决不是一般性地看望老朋友，无论是特意或顺带，仅从客观上看，也是肩负了重要使命，为郭沫若的回国打开了道路。
郁达夫确实不辱使命，未负重托。他不但成功地与郭沫若取得联系，作了细密交谈，回国后，又立即向有关方面报告。
很快，郁达夫在得知郭沫若回国事已经获最高当局同意后，1937年5 月18日，即受命同时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