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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在的万圣节
万圣节流传到今天已经完全没有了宗教迷信色彩，它成了一个孩子们的节目，也是年轻人化装舞会的节目。
社会对节日的活动也一直做着正面的引导：要求大人教育孩子们不做恐吓性的恶作剧，也要求大人带孩子一起出门（一般是大人架车停在路边，小孩去敲门讨糖）。大人应该要求孩子只许去门口有节日布置的并点了灯的人家，否则不去打扰。另外讨糖过程的始终必须站在大门口等待，不许进屋，讨回的糖也要交大人检查后才许吃。对接待孩子的人家也要求不给自家制作的食品也不给未包装的食品。
公共场合以及居家周围的节日布置都是自愿的。鬼脸南瓜灯、白网黑蜘蛛等，都是节日的装点，已全然没有骇人之鬼魅色彩。有的女学生还端端在这时候会买一对南瓜或者鬼骷髅的耳环来佩带。如果有哪家的布置做得过分恐怖了，会遭到有关方面的制止，媒体也会令其暴光，让公众指责。
万圣节的服装，也是万人万相，不是单调的大鬼小鬼了。有许多渠道教授人们如何制作万圣节服装。比如说制作最简单的鬼服就用一张白床单顶在头上，别忘了扣两个洞留出眼睛就是；若是要扮演魔术师，就穿上黑衣黑裤，再戴上黑礼帽，并在礼帽与头顶之间藏一只绒毛小兔备用；还教大人如何把孩子打扮成小天使，白衣白裤，再从背后怎么绑一个手电筒在头上；也有教如何把孩子打扮成他们喜欢的卡通形象的。当然服装、道具业的商人们，就更有文章可做了。
学校在万圣节是不放假的。有时学校出面组织晚会，有时不甘寂寞的学生们也会自己主办小型晚会；而朋友、家人间互寄贺卡祝万圣节快乐则成为每年十月间流行的习俗。如今网际网路的发达使得送万圣卡更为方便经济，有的网站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各种具有声响动画效果的万圣卡，如：www。cardmaster。com等，免费让大家使用。
总之，万圣节已成为西方人一个很普通的季节性节日。有很多人将此看作秋的结束以及冬的到来。万圣节一过，人们就开始期盼感恩节、圣诞节乃至新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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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不登三宝殿”里什么是三宝殿？
俗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比喻没有事不会登门造访，只要登门，必是有事相求。佛教指佛、法、僧为三宝。以佛讲法，僧保守之，此三者有互相联系的神圣关系。通俗些说，佛指大知大觉之人；法即是佛所说的教义；僧指继承和宣扬教义之人。三宝所在之殿当然就是三宝殿了，即佛教信徒登场做法事的地点“大雄宝殿”；佛家珍藏经书、经典之所“藏经楼”；还有僧人“燕息（即和尚等出家人睡觉之意）”的“宁静禅房”。这三处地方，是清静高洁的佛教重地，不可随意乱闯，这是中国这个具有浓重佛教传统国家的习俗。
照礼教说，发生了什么事才应去三宝殿呢？初一、十五拜佛颂经当然要去；新年、节日祈福祭天必定要去；战争、灾荒、婚丧、生日、病痛……常要求神拜佛肯定要去；法事、仪式、招魂必要拜佛上香、请僧人出庙，也必然要去；躯体康复、考试中举、生儿育女因许愿还愿也要去宝殿……可见，无事的话，谁会去“三宝殿”骚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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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是怎么来的？
五星红旗，作为中国的标志，已经和我们的主权与尊严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已经成为每天清晨广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尤其是到了每年国庆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内外更是有无数道虔诚而炽热的目光，直射向那面随同喷薄而出的朝阳一起缓缓升起的旗帜。
在今年国庆前夕，记者寻访到一些特殊的“国旗人”。因为某种机缘或是个人的执着，他们的事业与人生都与我们的国旗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讲述那一个个生动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有一种叫做国旗精神的力量，正在从他们的内心流出，又带着温热注入我们的心田。其实，国庆节去看升旗，不正是为了寻找这种力量吗？
20岁的吴猛，今天有一个重要任务：在天安门广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5周年国庆日升起五星红旗。
尽管年龄不大，但吴猛已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服役4年了，目前是国旗班里“资格最老”的升旗手。他站姿挺拔，步伐稳健，动作潇洒有力，是在国庆节这样重大的节日中担负升旗任务的最佳人选。
但走到“最佳”这一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吴猛说，他刚入伍的时候，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去新兵连挑人，条件相当严格，一个大队只选了4个人。当吴猛还沉浸在入选的喜悦中时，艰苦的专项训练就迎面压来。站军姿是基本功的第一课，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脚底神经长时间受压迫，站得他经常头晕眼花。
必须一气呵成的收旗动作被戏称为“砍旗杆”，因为这个动作要求右手连续迅速用力“砍”向旗杆，以保证在大风天气里旗面也不会被刮跑，并且在13至15下“砍”的动作中被完全收起。“总不能让大家看着我们的动作都是无声无息的吧，”吴猛憨厚地笑着说，“所以我们‘砍’的时候还必须要‘砍’出声音，由慢至快，很有节奏，这样才能给老百姓鼓劲。”
初练时，吴猛和国旗班的战友们的手都在旗杆上“砍”出了淤血，手指头也在旗面上被磨破，伤口往往是一层没好又伤一层。“我们当时训练用的旗，那可真都是用鲜血染成的。”吴猛笑嘻嘻地说。
升旗时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升旗手把国旗向斜上方撒出的那一刹那。这一下动作看似简单，但要做到舒展有力、将旗撒展，也是一件“功夫活儿”。要把握好音乐节奏，使准用力方向，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强健的臂力。为了练撒旗，吴猛和国旗班的战友们经常用十斤二十斤的哑铃片连续挥舞训练，一挥就是整整半天。刚开始练的时候，一到吃饭时间，他们的手都因为训练而抖得拿不住筷子。
在所有这些难关克服之后，还有心理素质这一关。广场上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升旗手的镇定功夫也不一般。经过多年磨炼，现在所有这些在吴猛看来，全都不在话下。
吴猛说，升了这些年旗，他是亲眼看着来看升旗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而且来等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人熬通宵等着看升旗。他每次撒旗的那一刹那，能瞥见一片闪光灯亮起，心里都会涌起一阵自豪与感动。
“每次升旗的时候，广场上不管有多少人，立刻都会安静下来。有一次，有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集体来看升旗。国歌一响，原来还在打闹的孩子一下子全都鸦雀无声，非常可爱。有的时候，人们还会在旗升到顶端的那一刻自发地热烈鼓掌，场面特别感人。”吴猛说，看到人们越来越爱看升旗，越来越热爱国旗，他就觉得，自己训练时所受的那些苦就都不算什么了。那，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彭光涵：五星红旗曾经“起死回生”
今年，白发苍苍的彭光涵老人已经86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彭光涵当时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他记得，国旗图案的公开征集工作反响极为强烈，短短几天时间，就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2992幅国旗设计方案。
经过两次筛选后，38套国旗设计方案成功入围，曾联松设计的“红地五星旗”图案位列第32号。不过，在当时的设计原稿上，最大的一颗星里还带有镰刀、斧头的图案。当时，有人认为，这和当时苏联的国旗太像了，作为主权国家，我们的国旗图案一定要独立。于是，此类图案被否决了。
于是，大家让彭光涵去找毛主席汇报。毛主席看了几个方案都不太满意，就问彭光涵：你一直在搞这个事情，看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案？彭光涵于是把“红地五星旗”的方案说了。
毛主席考虑之后，还是认为“红地五星旗”的设计好，并且提议，可以把代表含义改为“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这个办法得到了代表们的赞成。最终，去掉了镰刀和斧头图案的“红地五星旗”中选，并在改名为“五星红旗”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胡其俊：电工为天安门升国旗26年
自开国大典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天安门广场一直没有“专业升旗手”。升降国旗的任务一直由北京供电局负责。头两年，供电局工人陈鸿年承担了这个工作；自1951年之后的26年间，负责为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就是青年电工胡其俊。
1951年9月30日晚上，胡其俊突然接到通知，从第二天起将由自己负责升旗，这让当时只有21岁的胡其俊非常兴奋。当晚他下了夜班，已经是3点多，干脆就不回家了，睡在天安门管理处。
胡其俊说，那时升旗没有国歌伴奏，也没有任何人围观，而且也不是天天升旗，只有逢节假日和外国重要元首来访时，才会通知他去升旗。他总是前一天到天安门管理处领了旗，第二天把旗绑在自行车上，从家骑半小时到天安门广场，
升完旗后再照常上班。那会儿升降旗时间也完全靠他个人估计，不像现在这样，由天文台精确计算时间，保持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落。
直到1976年5月，北京卫戍区部队才接替了胡其俊在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胡其俊成为迄今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最长的人。
季如迅：国博馆藏国旗面面有故事
季如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旗历史文物研究者。在他和他的同事们保管并研究的文物中，有近百面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国旗。比如说：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亲自升起的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在1949年10月1日升起的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美籍华人王赣骏带入太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等等。西藏中学师生用1999条红领巾拼缀而成的国旗，是馆藏中最大的一面国旗。
季如迅感叹道，每一面他们收藏的国旗，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折射着时代的印迹。尽管有些国旗都破损了，但它的经历可能更加非比寻常。比如说，在国博收藏的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纵122厘米、横145厘米，比标准尺寸少了47厘米。原来，尽管这面国旗是采用结实的亚麻布缝制而成的，但在凶猛的极风之下，还是被“吃”掉了47厘米。
韩布新：国旗为什么这样红
韩布新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是国旗颜色和国旗升挂装置标准的起草人之一。他和他的同事们曾经进行过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究竟什么样的红才是国旗红呢？
韩布新说，在新中国成立时颁布了一个“国旗制法说明”，笼统地规定“五星红旗的旗面为红色、五角星为黄色，旗杆套为白色”。因为没有一个详细的规范化标准，不同厂家甚至不同批次生产出的国旗的颜色差别很大。为国旗的颜色制定一个统一而详细的标准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专家们先是调查了国旗在各个地方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采样来的国旗红竟然差别这么大，从橘黄到紫红都有。然后他们对这些样品分别进行分光测定，从中选出30多种候选颜色。接下来，专家们开始大面积调查民众意见，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各界对于国旗的颜色的喜好，还专门找来各个少数民族的人们来参加这个工作。对这些筛选结果进行统计后，专家们得出棉布、涤纶和丝绸的最佳红色面料，作为背景再进行五角星黄的评价选择。经过筛选，专家最终得出三种面料的红色和黄色的最优色度值，作为国旗的优选标准色度，并依据这些数据，制定了国旗颜色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具有法律权威。
李玉坤：普通人大代表上书制定国旗法
14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颁布实行。在这部有关国旗的法规背后，一位名叫李玉坤的全国人大代表功不可没。
1988年，李玉坤到美国考察，恰逢美国国庆日，他看到无论大街小巷、大店小号，到处都悬挂着美国国旗。而当他回到家乡，发现在我们的国庆节，这么隆重的节日却整条街上都见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88年10月6日，深有感触的李玉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寄了一封信，建议尽快制定悬挂国旗的具体办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民的国家观念。
两个月后，李玉坤收到回函，里面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向领导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上面写着：“李玉坤代表提出的建议很重要，我国至今还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刻不容缓。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局会同全国人大和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此后不久，《国旗法草案》被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签发第28号令，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于同年10月1日实施。
赵新风：国旗班老班长退役不离旗
自从1989年春天参军到天安门国旗班，赵新风的命运就与这面鲜红的旗帜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在他退役之后，都依然没有离开国旗。
1991年4月15日，与祖国相伴了41个春秋的老国旗杆光荣“退役”，赵新风与两位战友为它完成了最后一次降旗；1991年4月16日，天安门的新国旗杆启用，赵新风又亲手按动电钮为它升起了第一面红星红旗。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国旗班”扩建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由原先的3人升降国旗仪式，变成了36人升降国旗仪式，更加威武，更加壮观。赵新风，也由此成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的第一任班长。
2001年，退役后的赵新风创办了北京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成为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国旗教育和国旗文化传播的机构。他还创办了中国国旗网，正在筹备创立中国国旗基金会和中国国旗博物馆等。赵新风说：“宣扬国旗精神，将成为我终身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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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之家”的由来
“杏林”一词是中医界的代称。顾名思义，“杏林之家”即指一家人都是医术高超的医生。那么，这个词是如何得来的呢？
据晋代葛洪所著《神仙传》记载：三国时期东吴有位叫董奉的名医，他医术精湛，长年隐居深山，为人治病却不收报酬，凡患重病被他治愈者只需在其宅边、园内栽下5棵杏树。
光阴荏苒，栽下的杏树也愈来愈多。到了收获季节，只见红杏竞秀、压弯枝头。董奉便在茂密的杏树林中建一间草屋，对前来买杏的人不收钱币，而以谷子交换。董奉用杏换来的谷子年年堆满仓，他用这些谷子救济贫困百姓和路过该地缺少盘缠的人。
自此，“杏林”一词便成了中医界的代称，“杏林高手”便代指医术高超的医生，“杏林之家”一词也屡见报端。
■“杏林”的由来
三国时候，吴国地方有个刺史，中毒得病，请了一个叫董奉的民间医生去治疗。可董奉赶到时，病人已经死去三天了。董奉是一个实在的人，就是人死了，也要诊一诊，瞧两瞧。当他诊了死人的脉后，脸上突然出现喜容：“这人脉还在跳，还有救！”他忙从药囊中取出三粒丸药塞进死人的嘴里，用温水灌服，并用手在其胸腹部推拿。过一会儿，死者四肢慢慢舒展，脸上显现血色，不几天，渐渐恢复了健康。
董奉治好了一个个疑难病症，却不要人一文钱。他只提出一个要求，凡是被他治好的病人，都要帮他种植杏树，病重的种五株，病轻的种一株。数年以后，他的园子里共种植了十多万株杏树。杏子出卖时，董奉也不要人家给现钱，只要粮食来换，他换得了许多粮食，用来周济劳苦饥饿的百姓。
董奉这种高尚品德，人人有口皆碑。从此“杏林”二字便成了称赞医生美德时的专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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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究竟指的是什么？
传统医学中的“亚健康”
我们通常说患了疾病，但在古代“疾”与“病”含义不同。“疾”是指不易觉察的小病（疾），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就会发展到可见的程度，便称为“病”。这种患疾的状态，现代科学叫“亚健康”或“第三状态”，在中医学中称“未病”。
“未病”不是无病，也不是可见的大病，按中医观点而论是身体已经出现了阴阳、气血、脏腑营卫的不平衡状态。我们的祖先早就意识到，有了疾病除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