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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报告中没提而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文森特·洛德对萨姆说，“在两种化合物上，我们已取得令人振奋的可喜结果，其一是利尿剂，另一种是控制风湿性关节炎的。”
“这消息好极了。”
“还有一种药——德罗基尔——在申请中，等候食品药物局批准。”
“是那新的降压药吧。”萨姆知道德罗基尔是控制高血压的，这药虽没什么创新，但可能成为赚大钱的畅销药。他问道，“我们的申请有眉目了吗？”
洛德愠怒地说，“看不出有什么眉目。华盛顿那帮子趾高气扬的笨蛋……”他停了一下。“下星期我还要到那里去一趟。”
“我还是看不出我那一段有什么错，”萨姆说。“但既然你反应强烈，在董事会开会时我把那一段改一改吧。”
文森特·洛德点点头，仿佛萨姆的让步是理所当然的。他接着说，“还有我自己关于消灭游离基的研究。我知道，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你认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从来没那么说过，”萨姆不同意。“一次也没有！你有时喜欢怀疑，文森特。但我们这里有些人对你有信心。我们也知道重要发明来之不易，也不会来得很快。”
萨姆对于消灭游离基的目的只有一个粗略的印象。他知道一般说来这是为了消灭药物的毒性，他也知道洛德的这项研究坚持了十来年。如果成功了，应用于商业上的可能性极大。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
“你说的这一切，”萨姆说，一边站起身来，“都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在英国设立研究中心是个好主意。”
“而我仍然反对，因为无此必要。”研究部主任的回答是坚决的，但就像事后想起似的他又说了一句，“即使你的计划得以推行，那研究机构也得由这里来控制。”
萨姆·霍索恩微笑了。“这我们以后再谈吧，如果需要的话。”但他心里却在想，让洛德控制英国的新研究所是他最不能容许发生的事情，这一点萨姆心中有数。
剩下洛德一人时，他走过去把外间的门关上，回来以后倒在椅子上，心神不安。他感到，费尔丁·罗思在英国设研究所这建议他反对没有用，总是要实现的。他把这新发展看成是对自己的威胁，是一种迹象，表明他在公司里科学方面的优势已在下滑。他纳闷，这样滑下去，在他完全消失前能滑多远呢？
他郁闷地在想，如果他个人的研究项目进展得比目前快一些、好一些，一切就会改观了。既然情况已经这样，他想，在科学上，他拼命一辈子究竟能拿出点什么来显耀一下呢？
他现在四十八岁，不再是刚获得博士学位时的年轻奇才了。他清楚，甚至他掌握的一些技术和知识也已过时了。是的，他依然广泛阅读，保持信息灵通。但这样得来的知识和自己最早钻研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科学上你的专业可以发展——就他来说，他的专业是有机化学；自己专业发展时就跟一门艺术一样，你的直觉、你的经验总是而且永远可以指导你前进，不管时隔多久都一样。但比如说在新的遗传工程领域，他就不那么自在，不像那些新从大学来的大批年轻的科学家那样得心应手，这些人中有的是他为费尔丁·罗思招聘来的。
不过他自忖——再三让自己放心——尽管有变化、有新的知识，在他一直从事的那项研究上，作出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依然可以随时发生。
在有机化学的参数范围内有一个答案——是他漫长十年中苦心研究，经过无数次试验而提出的许多疑问的一个答案。
消灭游离基。
洛德寻求的这一答案一旦找到，将给治疗带来莫大的好处，而且，这在商业上有着无限的前景。但公司里的萨姆·霍索恩及其他人由于科学上的无知，至少没能明白这点。
消灭游离基将达到什么目的呢？
回答：这目的基本上很简单但又很伟大。
像所有和他同行的科学家一样，洛德知道，许多药物作用于人体并参与新陈代谢时，产生出“游离基”，这些成分对人体的健康组织有害，导致不良副作用，有时导致死亡。
扑灭或“消灭”游离基将意味着有用的药物，即早先由于危险的副作用使人不能服用的其他药物，将得以被任何人使用而不受其害。而那些受严格限制，用时要冒很大风险的药，则可以像阿司匹林一样地随意服用。
内科医生给病人开处方时，再也不用担心药的毒性。癌症患者再也不用忍受服用剧毒药的痛苦，那些药虽然能使他们活着，但他们往往同样受折磨，然后因别的缘故死去。剧毒药以及其他药的治疗作用仍将保持，而伤害人的坏作用则由于消灭了游离基而消失了。
洛德想要制出一种加在其他药物里的药，它使其他药绝对安全。
这一切是可能的。答案是有的。就在那边藏着，躲躲闪闪的，等着去把它找出来。
洛德经过十年的探索，认为他已经接近那躲躲闪闪的答案了。成功之酒的芳香他可以闻到，可以感觉到，而且几乎快要尝到了。
但还要多久呢？唉，他还得等多久呢？
他突然在椅子上坐直身子，靠意志的力量强把沮丧情绪克服下去。他打开办公桌抽屉，挑了一把钥匙。他决心现在就去——再去一次——到他离大厅只几步路的私用实验室去，他这研究是在那里做的。
八
洛德在费尔丁·罗思董事会内的朋友和同伙是克林顿·埃瑟里奇，这位很有成就的纽约名律师自命懂得科学。埃瑟里奇这样自负的原因是，他年轻时在转向学法律以前，曾在医科大学读了两年书。正如一个相识嘲讽他转学时所说的，“克林顿诊断出哪里有大钱，就开出了直通那里的处方。”
埃瑟里奇现年五十三岁，他那短暂而不完全的学医经历虽然远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却并没妨碍他信心十足地发表他对于科学问题的看法，而且发表时就像在法庭上发言似地振振有词，仿佛在暗示：他的话应该刻在石头上留诸后世。
这态度有助于洛德达到目的，只要洛德迎合埃瑟里奇的心理，假装成在科学上埃瑟里奇和他自己平起平坐。这样，研究部主任自己的观点就经常在公司的董事会上出现。对洛德格外有利的是，他的观点还是通过律师的口才雄辩地讲出来的。
于是也就毫不奇怪，在专为考虑萨姆在英国建立研究所的建议而召开的董事会上，克林顿·埃瑟里奇对此建议率先发难了。
会议在博恩顿的费尔丁·罗思总公司大楼里召开。总共十六名董事中的十四名——全是男人——像往常一样围坐在董事会会议室的胡桃木长桌旁。
微微佝偻的高个子埃瑟里奇，以他那模仿来的林肯式风度亲切地开始了。“你是否指望，萨姆，如果这件亲英国的事情实现了，那边的人会对你非常满意，会邀请你到白金汉宫去用茶呢？”
萨姆和大家一块儿笑了，然后回了一句，“我所真正追求的，克林顿，是在女王的温莎城堡度一个长长的周末。”
“好哇，”这律师说，“我想这目的你可以达到。不过照我看来，这也是唯一可以达到的目的。”他严肃起来了。“你所提议的事，我认为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你的国家——在科学方面的巨大能力和成就。”
萨姆事先考虑过这次会议，一点也不想回避这场辩论。“我没有忽视美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他反对说。“我怎能那样呢？我们周围到处是这些成就。我只是想补充一些。”
另有人插话了，“那么，让我们把钱用来在这里补充。”“英国人自己，”
埃瑟里奇坚持说，“培育出一种神话，说他们那小岛上的科学如何高人一筹。
但如果这是事实，为什么英国有它那所谓的‘人才外流’——他们有那么多的最优秀人物火烧着脚似地匆匆忙忙赶到我们这里，参加到美国的研究中来？”
“他们这样做多半是因为，”萨姆回答说，“我们的设备比较好，用于人员开支和购置器材的资金较多。不过你的问题，克林顿，恰好支持了我的论点：我国欢迎英国科学家就因为他们质量高。”
“在你看来，萨姆，”埃瑟里奇问道，“联系到我们这一行，目前科学研究的哪一个领域最重要？”
“无疑是遗传工程。”
“一点不错。”律师点点头，对回答感到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事实——你知道，我这样说话是因为我还有些科学知识——美国在遗传学这一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还将领先下去？”
萨姆忍不住想笑，但他没有笑。这一次，冒牌科学家可没让自己得到准确的消息。
“实际上，克林顿，”萨姆说，“这不是事实。早在一六五一年，英国的威廉·哈维就研究了小鸡在蛋内的发育过程，从而奠定了遗传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在英国，一九○八年就开始了生化遗传学的研究。在那期间，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此外，有许多工作是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马勒博士在二十年代和以后做的。但最最辉煌的，有时被称为‘遗传学的爆炸’的成就，又出现在英国——一九五三年在剑桥大学，沃森和克里克两位博士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的分子构造，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说到这里，萨姆微笑了。“沃森博士凑巧是在美国出生的，这说明基础科学无国界。”
有几位董事轻声地笑了，埃瑟里奇居然在情在理地露出愧疚之色。他承认道，“就像我们律师常说的，有些问题恨不得自己当初没有提过。”然后，他毫不动摇地又说，“不管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美国的科学水平是举世无双的；而且，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力量摊得太开，摊到别的国家去设立机构，那就会影响我们自己研究的质量。”
有人低声交谈表示同意，这时另一位董事欧文·诺顿用他的指关节在桌上响亮地叩了几声以引起注意。他马上达到了目的。
诺顿七十五、六岁，是个通讯联络王国（包括一个电视网）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威信很高，有权有势。一般人都认为，费尔丁·罗思有他这样的董事颇为走运。现在，既然大家都盯着他，他那又高又粗的嗓子就大声地讲起来。
“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我们是在讨论——或者说应该讨论——本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的重大难题。我们选举萨姆·霍索恩当总经理，是因为相信他能出主意、想办法，领导有方。而他提出的建议也体现了这三点。可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都被克林顿和其他人劝说得要把这建议否定掉。好吧，就我来说，我不愿意。”
欧文·诺顿瞟了埃瑟里奇一眼，他俩过去在董事会上就有冲突；接着他的声音变得有讽刺意味了。“我还认为，克林顿，收拾起你那套专向陪审团摇旗呐喊的幼稚论调吧，他们对情况的了解赶不上本董事会成员的。”
暂时没人吭声，萨姆·霍索恩此刻在想，外界人如果发现公司的董事会并不像许多人估计的那样，难得开一次高水准的会议，将感到多么惊奇。尽管有时也能作出有分量而明智的决定，但经常有多得叫人吃惊的低水准的争论和琐碎的吵闹。
“说到底，争那个有什么意思，”诺顿继续说，“谁的科学高明——英国的还是我们的？这并不重要。”
一位董事问，“那什么重要？”
萨顿用拳头敲敲桌子。“多样化！任何事业，包括我这一行，另有个与原来的完全分开并独立存在的‘思想库’往往很有好处。而使两者分开得最彻底的办法，可能就是让它们隔一个大洋。”
有人插话说，“这办法也将使花钱没个底了。”
辩论持续了近一小时，有更多的反对意见和其他想法提了出来。但有几位董事支持萨姆的建议，欧文·诺顿的立场加强了这种支持。最后反对意见消散了。原来的建议最终以十三比一的票数通过，克林顿·埃瑟里奇是唯一的反对者。
“谢谢你们，先生们，”萨姆表示。“我确实相信这决议一定会产生好的效果。”
同一天晚些时候，他把西莉亚找来了。
“你又要调动了，”他没把时间浪费在开场白上。“又得把国际部撇在你身后了。你的新职务是总经理的特别助理，在英国设立研究所一事上，我要你成为我最得力的膀臂。”
“好哇，”西莉亚接受了；这消息使她高兴，她使自己的语气和萨姆的一样轻快。她认为，萨姆显露出他必然会遇到的种种重压所留下的痕迹。他几乎全秃了，只剩下薄薄的一圈头发。从她自己的角度来看，西莉亚推想，今晚她把这消息告诉安德鲁，那时会为此庆贺一番。
她问道，“什么时候开始？”脑子里她在盘算：拉丁美洲这一摊工作需要多久可以移交。一个月足够了。
“我巴不得今天下午就开始，”萨姆回答说。“但我们得给你安排个办公室，所以就定在明天上午九点吧。”
“你的这项新任务，”萨姆第二天向西莉亚解释说，“时间不会很长。主要就是帮助把研究所在英国建立起来，把人员配齐后开始研究。我想在一年内办成这事，当然越快越好。在这以后，我们将尽快地另给你任务。”
当务之急，萨姆继续说，是物色并任命一位英国科学家来领导研究所；是确定把研究所设在英国什么地点，然后买下或租下一所房子——最好是现成并能在略加改装后很快适合于新用途的。
一切事情都将抓紧办——这就是突然把西莉亚从国际部抽出来的原因。
萨姆本人打头阵，先去物色一位有威信、有能力的研究所主任，当然必要时西莉亚也要予以协助。至于其他事，西莉亚处理的是那些由她提出建议供萨姆和其他人考虑的问题。
萨姆和西莉亚两人下个星期就要到英国去。去前，他们要找文森特·洛德商量。尽管他反对这计划，但他对英国科学和科学家的情况很熟悉，也许能推荐几个候选人的名字。
几天以后，萨姆在他的办公室和洛德博士商谈，西莉亚也在场。
使西莉亚吃惊的是，洛德居然采取合作态度，甚至尽其所能地表示出友好情意。萨姆比西莉亚更了解背景一些，领会到洛德这样做的原因。费尔丁·罗思现在既然已决定在英国开展研究了，洛德就想控制它。但是萨姆仍决心不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拟好了一张名单，”洛德告诉他们，“都是些有可能选上的人。你们接近他们时必须谨慎从事，因为他们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已经受雇于我们的竞争对手。”
萨姆和西莉亚查看了一下名单，上面有八个人的名字。“我们一定小心谨慎，”萨姆答应，“但是我们也要快些行动起来。”
“你们到那边以后，”洛德说，“还有一件事可以调查一下。”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叠别在一起的纸和信件。“我和剑桥大学的一位年轻科学家有通信联系。他正在做很有趣的工作，研究智力老化及阿尔茨海默氏症（也叫早老性痴呆症。译者注），但他的经费用完了，需要资助。”
“阿尔茨海默氏症，”西莉亚说，“那就是大脑不起作用的病，对吗？”
洛德点点头。“部分大脑出问题，丧失了记忆力。这病慢慢开始，愈来愈严重。”
尽管研究部主任早先对西莉亚很反感，他逐渐认识到她已是公司少不了的有影响人物；因此继续敌对下去毫无意义。他们甚至逐步做到彼此直呼教名——开始有点别扭，现在已很自然了。
萨姆从洛德手里把一叠信接了过来，匆匆一翻并读出声来，“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把信递给西莉亚以后，他问洛德，“你建议给予资助吗？”
研究部主任耸耸肩。“这是难以成功的一种研究。自从一九○六年诊断出阿尔茨海默氏症以后，科学家们一直没探出个究竟来。皮特·史密斯所做的就是研究大脑的老化过程，指望在研究这一过程时能发现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病因。”
“他有多少成功的希望？”
“很微小。”
“我们也许提供一些资金，”萨姆说道，“如果我们有时间，我要和他谈谈。但先要办其他事情。”
正在看信的西莉亚问道，“皮特·史密斯博士可不可能做研究所主任的候选人？”
洛德看来吃了一惊，接着回答，“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首先，他太年轻了。”
西莉亚低头看了一眼她刚才看的东西。“他三十二岁。”她笑了。“文森特，你到这里来的时候不也是这年龄上下吗？”
他严峻地回答，他那惯常的易动怒的脾气又有所流露了。“情况不一样。”
“我们来谈谈另外这些人吧，”萨姆说。他又回到原来那张名单上。“文森特，请一一简短地介绍一下。”
九
一九七二年六月，伦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