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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尔丁·罗思，人人兴高采烈，公司原定二月份开始的推销计划可以如期实现。
洛德到华盛顿去了一趟，他不敢冒险，既不靠邮局，也不靠信差，亲自把可作为罪证的材料交给麦司博士。
洛德信守诺言，全部复制的单据已统统销毁。
麦司办公室里没有外人，两人就站着说了几句非说不可的话。“我答应给的东西都在里面。”洛德递给麦司一个褐色的马尼拉纸信封。麦司接过信封，查看了里面的材料，然后眼光转向洛德，用充满仇恨的声音说，“你和你们公司如今在食品药物局有了个敌人。我警告在先：总有一天你们会为这事后悔的。”
洛德耸了耸肩，没搭腔就走了。
十
十一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西莉亚去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纽约总部，走访莫德·斯特夫利博士。
这次拜访是西莉亚一时冲动下决定的。反正她人在曼哈顿，离下一个约会还有两小时。出于好奇，就决定去看一看这从未见过面的对手。她事先没有去电话，知道如去了电话，斯特夫利几乎肯定不会答应见她。这拒绝的滋味，制药界里有人尝过。
西莉亚还记得，华盛顿药品制造商协会主席洛恩·伊格尔顿前不久给她讲过的事。伊格尔顿脾气好，性情随和，在协会中担任现职前是政府的一名律师。
他说，“身为药品制造商协会主席，代表全国各大制药公司，我很乐意和各种消费者组织保持联系。不错，我们和那些组织是对立的，可有时他们意见提得好，我们制药业应该听取。所以我才每年邀请拉尔夫·纳德（拉尔夫·纳德〔1934…〕，美律师兼作家。领导一个争取汽车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运动。译者注）午餐两次。不错，拉尔夫和我没多少共同的立场，不过我们还是交谈，听听彼此的观点，这是值得做的文明行为。然而，我以同样理由邀请莫德·斯特夫利午餐时——好家伙！”
在西莉亚的要求下，这位协会负责人才讲了下去。“噢，斯特夫利博士通知我说她很忙，要把全部时间用来跟一个良心坏透、不讲道德的行业——
指我们这行业——开战，不想把宝贵时间浪费在一个无法谈得拢的大企业的走狗——指我——身上。而且，她说别说午餐了，哪怕是一块用医药公司的肮脏钱买的巧克力，她吃了也会噎着。”伊格尔顿笑了。“因此，我们始终没见过面，我颇为遗憾。”
西莉亚坐出租车来到近第七街街口的第三十七道，在一幢破旧的六层楼前停下，这时正下着雨，阴冷阴冷的。楼房的底层是一家经营铅管材料的商店，铺面的橱窗玻璃是破的，贴着胶布条；过道邋遢得很，墙上油漆脱落；然后小小的电梯，像得了关节炎似的，一路哼哼唧唧把她送到顶层的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总部。
西莉亚一走出电梯，就见到一扇敞开着的门，里边小房间的旧铁桌旁坐着个白头发的上年纪妇女。桌上放着字朝外的牌子，上写，志愿服务者：阿·托姆太太。这妇女正在一台约一九五○年出厂的恩德伍德牌打字机前打字。西莉亚进来时她抬头望了一眼说，“我老是跟他们表示，再不修好这破机器，我就不在这里干了。这大写的I（我）根本打不出，你给人家写信，没有I怎么行？”
西莉亚出主意说，“你不妨碰到它的时候就用we（我们）来代替。”
阿·托姆太太驳道，“那这封信咋办？这是准备寄Idaho（爱达荷州）的，难道我把它改名为Wedaho？”
“我确实明白你的问题所在了，”西莉亚说。“我原以为帮得上忙的。斯特夫利博士在吗？”
“她在里边，你是哪一位？”
“哦，只是个对你们组织感兴趣的人，我想跟她谈谈。”
托姆太太看来似乎还想问点什么，随即改变了主意。她站起来走到另一个门洞里消失了。西莉亚这时瞥见邻近几个房间里正在工作的人。她感到这里大家都挺忙，有另一架打字机的声音和打电话人的利索讲话声。紧靠她身旁，小册子和传单堆得很高，有些准备付邮。一大摞来信尚未启封。看来这组织的经费不太宽裕。西莉亚认为，这儿的办公桌椅，不是别人扔掉的，就是从废旧品商人那里买来的。那用了不知多少年的地毯，如今磨得薄薄的，几乎没了，有的破处干脆露出地板。这里的墙同楼下过道里的墙一样，斑驳的油漆也在脱落。
托姆太太回到屋里，“请进，从那儿进去。”她指了指一个门洞。西莉亚轻轻说声谢谢，就朝那里走去。
她进去的这间办公室同外面几间差不多，也破旧不堪。
“呃，有什么事？”客人进屋时，博士正坐在台面已凹进去的办公桌前读东西；客人进屋时，她抬起头来问。
看过这里的实际情况，加上听过别人对斯特夫利的介绍，西莉亚没料到她面前这女人既漂亮又会打扮；她栗色的头发，身材苗条，手指甲细心修过，年纪约四十出头。她话锋犀利而不耐烦，但很有教养；略带东北口音。她穿着茶褐色毛料裙子，配上合身的粉红上衣，衣服花钱不多，但漂亮，时髦。
斯特夫利的眼睛——她脸上最有特色的部分——是一双似乎能洞察对方的直率蓝眼睛。此刻那目光像在告诉西莉亚，她早该回答了。
“我是一个制药公司的负责人，”西莉亚说。“请原谅，打搅你了。我是想见你一面。”
沉默了好几秒钟。西莉亚觉得对方逼人的眼光严厉了起来，要对她作出个判断。
“我猜你是乔丹。”
“是的。”西莉亚颇吃惊。“你怎么知道的？”
“听人说起过。在那腐败的行业里，女人当领导的不多，肯定也没有别人像你那样把正派妇女的本色出卖掉这么多。”
西莉亚和气地说，“是什么使你那样肯定——用你的话说——我出卖了？”
“因为你要是不出卖的话，你就不会在制药行业的销售部门干活。”
“我起初干的是药剂师的活，”西莉亚指出。“后来也跟别人一样，在我们公司里逐步升上来了。”
“我对那些全不感兴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西莉亚试图以微笑对付敌意，“刚才我说想见你一面是真心的。我有个想法，咱们不妨交谈交谈，听听彼此的意见。即使我们有分歧，对双方仍有一定的好处。”
这友好态度一无结果。对方冷冷地问，“什么好处？”
西莉亚耸耸肩。“我想是某种理解吧。不过还是算了，这显然不是个好主意。”她转身准备走，不愿再忍受对方的怠慢和奚落。
“你想要了解什么？”
口气似乎不那么敌对了，西莉亚犹豫不定：到底是离开还是留下？
斯特夫利指着一张椅子。“你既然来了就请坐吧。我可以给你十分钟时间，然后我还有别的事要干。”
要是换个场合，西莉亚一定会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好奇心促使她保持低调。“有一点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对制药行业这样痛恨？”
莫德·斯特夫利总算让自己第一次淡淡一笑，尽管笑意很快就消失了。
“我说过只给十分钟，可不是十个小时。”
“我们何不在这时间里起个头呢？”
“很好。你们这一行里，最不讲道德的恰恰是你所在的销售部门。你们公司和所有别的医药公司一样，都在滥卖药品——数量巨大、不负责任、心术不正。你们弄了些基本上还可以但治病范围有限的药品，通过凶狠无情的大规模推销活动，让医生把那些药开给无数的人吃。可是那些药品，人们不是不需要，就是买不起，或者本来就不该用。有时三种情况兼而有之。”
“‘不讲道德’和其他一些字眼都言过其实。”西莉亚说，“没有人怀疑确实存在某些处方开得过多的情况，不过……”
“某些处方开得过多！处方开得多已成了准则。但这准则是你们这些人所争取的，千方百计要搞到的，而且很可能是一心想望的！如果要我给你举例，就想想安定一类的药吧，没准儿那是有史以来用得最滥、不必要的处方开得最多的一类药了。由于你们这样的药品公司贪婪成性，大搞过分吹嘘的推销活动，才使那些药害得不少人成为瘾君子、亡命之徒、轻生自杀者……”
“也有很多人确实需要那些药，”西莉亚说，“服药后也收到了效果。”
斯特夫利坚持说，“是少数人，这些人还可以用那些药，但不用你们大肆招徕，拼命宣传，使医生们偏听偏信，把安定那一类药看成是治疗百病的万灵仙丹。我清楚，我过去就是听信你们宣传的医生之一，直到我目睹药物的现状多么可怕才放弃行医，开始建立这个组织。”
西莉亚试探说，“我知道你是个医学博士。”
“不错，还是个内科大夫。我学医是要维护人们的健康，挽救人们的生命。现在我干的仍是这工作，不过规模比过去大得多。”斯特夫利摆摆手表示不谈她本人。“还是谈安定吧，这个药从另一方面说明你们这行业没有原则。”
“我在听，”西莉亚说，“不是同意，而是在听。”
“没有人需要相互竞争的医药公司生产那么多大同小异的安定。这种药搞了五种之多，毫无好处，任何可取之处都不会有。然而得知安定赚了大钱之后，其他公司就纷纷花上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去研究——花宝贵的科研时间，花大笔的经费——目的并不是去发现有用的新药，只是为了换名不换药。
于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安定——把分子结构稍稍改变，只要变得可另行申请专利，销售可获厚利就——”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谁都知道市面上是有‘我们也有’的药，或许是过多了一些。但是研制时确实导致了新的发现；同时也可以使一些制药公司——社会需要这些公司——在下一次大突破之前维持财政开支。”
“哎呀，我的上帝！”斯特夫利博士把手往头上一按，表示难以相信。
“你真相信那种幼稚可笑的论调吗？不光是安定这类药物。只要有公司推出一种重要的药，其他公司就争相仿制。这就是为什么药物研究必须由政府来指导和管理的理由，可是费用得由医药公司来支付。”
“我没法相信你这话是认真说的，”西莉亚说。“你竟想让药物研究由那帮破坏社会保障法的政客来操纵把持吗？他们总是捞取政治油水，无力平衡预算，为了拉选票连亲娘都卖。唉，要按那安排，青霉素到今天也上不了市！好吧，咱们就算承认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并不完善，但比起你那主张不知要好出多少，而且还更合乎道德些。”
斯特夫利好像压根儿没听见，只顾往下讲。“你们那宝贝行业要挨到规章条令当头一棒以后，才把药品的禁忌标出来。甚至到了今天，你们拼命想标出得越少越好，而且往往得逞。不仅如此，一种新药上市之后，就把它的副作用封锁起来，狠心地一抬手就把那些资料打发进公司的档案里。”
西莉亚争辩说，“这是胡言乱语！我们根据法律要求向食品药物局报告药的副作用，哦，或许有少数这种事，是由于有人疏忽了……”
“就我们组织所了解，这种事可实在不少。至于没了解到的，我敢说还更多。这是非法隐瞒真相！不过会不会由司法部提出起诉呢？不会的，因为你们的人收买了大批在国会山活动的院外活动分子……”
好吧，西莉亚想，她是到这里来征求意见的，这不是有了吗？她索性听下去，偶尔插上一两句。就这样，原定的十分钟就成了一小时。
斯特夫利曾提起西莉亚也知道的一场新近发生的纠纷。有家制药公司（不是费尔丁·罗思）生产的医院用静脉注射液出了问题。该注射液应该是无菌的，但发现有些注射液瓶的瓶盖有毛病，钻进了细菌，由此引起了败血症，造成几个病人死亡。
难办的局面是这样的：已知有毛病的瓶子数量不多，把全部坏瓶子清查出来也能办到；由于制造方面的问题既已发现又得到纠正，将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但另一方面，如果禁用医院药库里的这种静脉注射液，则会造成注射液严重短缺的局面，势必使更多的病员死亡。这问题在医院、制药公司和食品药物局之间争执不下已有好几个星期。斯特夫利博士批评她目睹的这桩事，说这是个“不光彩的例子，证明制药公司故意拖延时日，不肯收回它的危险产品”。
“这事我碰巧也知道一点，”西莉亚说，“这个问题有关各方都在设法解决。就在今天上午，我听说食品药物局已决定禁用现有的此种静脉注射液，准备在周末前写好通知，星期一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斯特夫利目光犀利地盯看了来访者一眼。“你有把握？”
“绝对有。”这消息是那制药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讲的，西莉亚认为此人说话可靠。
斯特夫利把这事记在桌上的本子里。她们又继续交谈，最后话题转到了蒙泰尼上。
斯特夫利说，“我们这组织即使到现在也要尽一切力量，阻止那试验得很不充分的药上市。”
西莉亚听腻了这种单方面的指责，顶了两句。“说蒙泰尼试验不充分，简直笑话！而且，食品药物局已批准了。”
“为了公众的利益，必须撤销批准。”
“为什么？”
“澳大利亚有个案件——”
西莉亚不耐烦地说，“澳大利亚那案子我们知道。”接着她阐述了医药专家们如何驳斥了原告在法庭上的指控，讲了当地法庭以及澳大利亚政府为此举行的听证会所作的结论，证明蒙泰尼是无害的。
“那些专家的见解我不同意。你看过审理此案的正式记录吗？”斯特夫利说。
“我看过有关此案的详细报告。”
“我没问那个。我是问，你可看过审理此案的正式记录？”
西莉亚只得承认说，“没看过。”
“那就把它看看吧！等你看过了再来谈蒙泰尼。”
西莉亚叹了口气。“我看我们再谈也谈不出个结果。”
“如果你记得起的话，这正是一开始我就给你讲过的。”她那咄咄逼人的眼睛下，总算第二次露出一丝笑意。
西莉亚点点头，“而且你说对了，但不是在其他问题上，只是在这一点上。”
斯特大利博士已低下头，继续阅读西莉亚来前正在读的东西，只抬头瞟了西莉亚一眼。“再见，乔丹。”
“再见。”西莉亚说完就往外走，她穿过那沉闷的办公室，再走到外面同样阴沉的大街上。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西莉亚由曼哈顿驱车返回莫里斯城的途中，思考着斯特夫利博士的性格。
斯特夫利当然很有献身精神，但也有点着了魔。同样清楚的是，她缺少幽默感，非让自己显得是铁板一块不可。这种人西莉亚从前碰到过，要跟他们作认真而客观的交谈总是很难。他们惯于绝对地、对立地看问题，不是白的就是黑的，没法让他们收起对立的看法，转而用生活中常见的那种略带灰色的中间观点来看待问题。
另一方面，这位协会主席显然消息灵通，口齿伶俐，条理清楚，机灵的脑子可能已达到出类拔萃的程度。她在医学上的资格使她具有一种身分，自然而然地有权要求人家听取她对处方药的意见。与西莉亚自己的见解相比，她的有些见解并无太大差异。西莉亚想起：自己十四年前说到“我们也有”
的那些药和“改掉个分子结构”时，口气也跟斯特夫利的相近。她今天下午用来对付斯特夫利的论点，就是当年萨姆·霍索恩回答她时提出来的。虽说自己用了那些论点，但对它们的正确性仍不十分信服。
但是，斯特夫利在强调制药业的缺点时，未免失之偏颇，无视这个行业在发展科学方面，在增进健康方面作出的人道主义的积极贡献。西莉亚曾听到有人把美国医药工业说成是“国宝”，她认为这讲法总的来说是对的。但斯特夫利竟有那种幼稚而荒谬的主张，要让政府来操纵医药的科研工作；而且她对蒙泰尼既有极大的误解，又有极深的偏见。
总之，斯特夫利及其协会是强劲的对手，不能忽视或小看。
西莉亚的一处疏忽给斯特夫利抓住了，使她想起来颇为懊恼：她没有看过澳大利亚审理蒙泰尼案件的正式记录。这疏忽她准备在下星期弥补过来。
后来，在当天吃晚饭的时候，西莉亚向安德鲁谈起她走访公民争取安全药物协会的经过，也谈起自己的一些看法。安德鲁和往常一样，提供了颇为明智的意见。
他说，“像莫德·斯特夫利、西德尼·沃尔夫、拉尔夫·纳德之类的社会活动家，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很难相处，有时可能会对他们非常反感。但这类人你还少不了，你们的行业需要这类人，就像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汽车公司在纳德出场之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