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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夫、安德烈·尼古拉耶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加夫里尔·波波夫、罗伊·麦德维杰夫、根纳季·斯克利亚尔、亚历山大·马里采夫、伊万·雷布金。当很多演讲人讲到俄罗斯所有社会民主力量联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不过大会结束以后，会议参加者也就各奔东西了。
众所周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政治组织和一种世界意识形态已经生存并发展了130多年，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仅是其最为激进的派别之一。共产国际成立之后，新的政治力量核心在政党建设中遵循的激进意识形态排挤掉了较为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50年代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了地球上将近三分之一人口的智慧，然而在80年代，这一意识形态初现颓势，随之开始了毁灭的进程；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目前在大部分西欧国家领导政府的不是自由党、保守党或基督教民主党，更不是民族主义党派，而是温和的社会民主党，它们之间通过“社会主义国际”的民主机构保持联系。
欧洲的社会民主人士很想支持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充斥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混乱和争权夺利令他们非常失望。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工业发达国家早已发展得非常具体，它在俄罗斯的变体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的纲领性文件中。社会研究表明，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可以在当代俄罗斯获得15％～25％的选票，从而构成左翼中派的牢固基础，这对于在年轻而不成熟的俄罗斯公民社会建立稳固的整体政治结构十分必要。所有著名政治学家均对此深信不疑。
苏联共产党的衰落和苏联的解体意味着极权制度的垮台，而不代表社会公正、平等、人道主义、社会保障、社会利益优先等思想的破产。这些思想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鼓舞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至少在西欧国家获得了部分实现。作家兼政治家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不无根据地指出：“西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是最为灵活、适应性最强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无产阶级磐石’碾成了极细的粉末，使英国的‘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变软，使法国无产阶级的社会激进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温和作风发生和解，囊括了基督教的传统和道德，在自身找到了进行合作运动的空间，并在最近十年基本吞并了欧洲的共产主义。基督教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成功治疗了纳粹遗留的创伤，在法国扑灭了权威的诱惑。几十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支持了‘北方民主’中最为文明的民主形式。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得以在全球所有政治空间成功地适应生存，证明它具有包容一切的特征。最后，社会民主主义与基督教运动的相互协作可以保证顽强的道德免疫性，防止宗教至上主义和宗教狂热。对西欧青年运动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民众普遍不关心政治的情况下，青年社会民主主义的分支运动依然是最具生命力的。实事求是地讲，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一部分。如果普京真想让俄罗斯回归欧洲，那么没有比社会民主主义更好的政治通行证了。”
意识形态的抉择（9）
我从总体上同意这一分析。不知道在西欧的情况如何，但是在俄罗斯，对某个政党来说属于决定性因素的不仅是意识形态或社会成分，还有人格类型。从这个角度看，鲍里斯·费多罗夫和丘拜斯是最典型的极左派布尔什维克政委，而叶戈尔·斯特罗耶夫和阿曼·图列耶夫是典型而理智的社会民主派。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及其他激进意识形态的胜利，首先与工人阶级和小职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层次小生产的保留以及激进派的政治失势联系在一起。在俄罗斯，广大群众的生活福利还无从谈起，但是，俄罗斯社会诸多阶层的极端贫困并没有使激进的意识形态取得成功，因为人民已经疲于战争和革命，不愿开始新的阶级斗争。这种社会整体的疲惫为温和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胜利准备了土壤，其中最受青睐的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
因此，我想强调，温和并且擅长寻求社会和政治妥协绝不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人道主义和力量的表现。
政治派别中心的政党建设
在俄罗斯的政治派别中心建立强大的政党是鲍里斯·叶利钦及其班子的夙愿。早在1995年，叶利钦就提出必须在俄罗斯成立两个中派政党：其中一个偏左，另一个偏右。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家兼意识形态工作者认为，这两个政党可以轮流坐庄，从而构成政权的牢固基础。
鲍里斯·叶利钦委托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伊万·雷布金开始这项工作。雷布金没能胜任这项工作，他在1995年建立的“左翼中派”或称“伊万·雷布金联盟”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只获得了1。1％的选民投票。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组建的政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在1995年12月获得了10％左右的选票，而事先期望的是30％。这个党在后来三到四年时间内的表现也并不成功。在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从总理职位上卸任后，“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根本找不到一位受欢迎的领袖接替他，这个党实际上已经告别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对一个能够得到不少于30％、甚至40％支持率的，强大而有影响力的中派政党的需求依然存在。1998年秋，在当时的新俄罗斯最受欢迎、最有号召力的政治家尤里·卢日科夫接受了这项任务。在1997年，尤里·卢日科夫曾试图支持组建有影响的大规模“新社会主义运动”，并打算将当时的大部分左翼中派政党都汇入这一运动，然而这个尝试并没有成功，因为“新社会主义者”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受爱戴的领袖。1998年秋，几个规模不大的政治中派党的联合计划进行得较为成功，尤里·卢日科夫不仅支持而且领导了这项计划，先后组建了“祖国”运动和社会政治组织。“祖国”运动于1998年12月召开了成立大会，引起俄罗斯境内外的广泛关注。新组织的起步势头非常强劲，为其提供行政、政治、信息和财政资源支持的不仅是莫斯科市政府，还有俄罗斯的几个实力派州长。按照尤里·卢日科夫的设想，这是一个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纲领和口号的组织，它既不“左”，也不 “右”，而是处于温和的中心。在“祖国”运动的成立大会上，尤里·卢日科夫作了一个内容充实的长篇报告。他讲道：“经过20世纪所有革命、战争和试验的波折，俄罗斯用痛苦换来了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和谐社会的思想，伴之以有效的市场经济和有力的社会政治，并结合了世界文明的成就和俄罗斯的传统。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负责的国家的保障和保护。”
到1999年年初，尤里·卢日科夫领到的政党已经是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社会政治组织了。它连同其他一系列运动和集团组成了强大的竞选联盟。这个竞选联盟包括“全俄罗斯”运动，其领导人是俄罗斯几个共和国的总统（沙伊米耶夫、拉希莫夫·阿乌舍夫）和圣彼得堡市长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夫以及其他一些知名的政治活动家。“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是作为反对派出现的，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个竞选联盟在1999年12月的杜马选举取得胜利是大势所趋。为了防止议会选举失败，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及其支持者紧急组建新的“政权党”。然而在当时的俄罗斯已经无法为该党找到政治资源，因此许多专家认为克里姆林宫的新的政治计划是毫无希望的。
与人们的预料正相反，建立新的中派党的计划成功了。这个胜利不是因为克林姆林宫的政治家们专业水平高，不是因为大众熟悉的谢尔盖·绍伊古和亚历山大·卡列林等人被推上政治舞台（公众没有看出他们具有巨大的政治才能和潜力），更不是因为以前根本不为人知、如今领导庞大议会党团的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和柳博芙·斯利斯卡。这个中派党的官方名称叫“统一党”，非官方名称是“熊党”。“统一党”在1999年杜马选举中的胜利与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理的政治成功有关。普京支持“统一党”，所有政治学家和对政治感兴趣的公众一向认为他就是“统一党”的非正式领袖。
在1999年12月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党”获得了24％的选票，大大超过了“祖国—全俄罗斯”联盟。然而，在既没有知名度很高的领袖，又没有意识形态纲领的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政治胜利成果是非常困难的。到了2000年，“统一党”的领导人们才为自己的政党编纂出一套意识形态纲领来。他们不想利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形象和口号，因为这意味着重复“祖国党”的老路。“统一党”的领袖们开始宣称他们的党的意识形态是“现代保守主义”。他们甚至提到了“自由化的保守主义”、“温和的保守主义”、“健康的保守主义”。然而，“保守主义”、“进步”、“改革”等概念一旦缺乏具体内容，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英国的保守派保护几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和价值，但是新的俄罗斯尚没有需要“保守”的传统和价值。按照“统一党”的说法，必须保护新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和革命前的俄罗斯的价值。但具体是哪些价值？这些价值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于是“统一党”又对我们说，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尚是一个病体，但是不应使用“休克疗法”治疗，而应该使用保守的方法治疗。但是 “保守治疗”和“保守主义政治”这两个概念并不等同。
意识形态的抉择（10）
“统一党”在2000年的组织建设更加顺利，迅速地建起了地区组织网。在没有大规模宣传的情况下召开了两次新政党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建立党员注册、收取党费和颁发党证等规章制度。“统一党”无条件地完全支持普京总统的政策和建议。然而这个党并没有成为“政权党”，因为它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面目，它就不能作为政治结构获得发展。
社会政治组织“祖国”也出现了自己的问题。这个党具备明确而完备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有以尤里·卢日科夫为首的强有力的、受欢迎的政治领导，但却没能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取得胜利，甚至在杜马中也没有自己的党团。“祖国党”也没有参加总统选举，因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2000年1月决定退出总统选举，而“祖国党”意欲在总统选举中支持的正是他。对于普京总统来说，“祖国党”不再是反对党，但也没有成为“政权党”。“祖国党”的部分成员开始投向“统一党”。
“祖国党”和“统一党”对待2000年政治事件的立场相近，其不久前的竞争失去了意义。左翼政党、左翼中派党和右翼政党迄今为止继续在同一个政治空间上分裂和竞争，与它们不同的是，新的中派党却决定联合。“祖国党”和“统一党”联合的决定，是在2001年春公布的。稍后，政治运动“全俄罗斯”和几个较小的政治团体也加入了联合的进程。
这个统一的过程从容不迫地持续了2002年全年。新统一的政党取名为“统一俄罗斯党”。2002年秋，“统一俄罗斯党”已经在全国建起了统一的地区组织。国家杜马通过了允许各级政府官员加入任何政党的法令，大部分官员都涌入了“统一俄罗斯党”，这种结果是应该可以预料得到的。2003年3月29日，在莫斯科的宇宙宾馆召开了“统一俄罗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而迈出了新党建设过程中关键的一步。在这次大会上，组成了党的领导层，通过了党的基本意识形态宣言，组成了杜马选举筹备指挥部。杜马选举候选人的名单和选举前的安排将于秋天举行的“统一俄罗斯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统一俄罗斯党”对争取2003年12月的胜利充满自信。
“统一俄罗斯党”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它的最高委员会。大约20个人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其成员名单不是按字母顺序，而是根据在党内的影响力排序。排在前五位的是鲍里斯·格雷兹洛夫、尤里·卢日科夫、明季梅尔·沙伊米耶夫、谢尔盖·绍伊古、格奥尔吉·博斯。许多记者因此称鲍里斯·戈雷兹洛夫为“临时代理人”。党的领导层内部不仅希望得到普京的支持，而且还希望他在总统选举之后成为党的领袖。位居“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相当于苏联共产党的书记处——前五位的是亚历山大·别斯帕罗夫、扎伊努拉·巴吉舍夫、亚历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和奥列格·莫洛佐夫。“统一俄罗斯党”的宣言保留了保守主义的概念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统一俄罗斯党”宣称自己为“民族成就党”，向贫困发出宣战。它想吸引大部分国民，而不仅是某一个社会阶层。
关于“统一俄罗斯党”的意识形态立场，尤里·卢日科夫和亚历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写道：“……我们的党和欧洲的社会民主派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与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共产党不同，不是同富人作斗争，而是和整体的贫穷作战。我们赞成西方社会民主派的基本价值、原则和方法，同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打算机械地照抄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同担忧问题的国家的做法。这里所说的不是对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复制或者模仿，而是共同的方向，对人类幸福和公正、自由、繁荣社会的共同追求。我们在自己的旗帜上记下不可剥夺的人的另一项权利——自尊的人类生存权利。我们党的性质是谨慎与勇敢、传统与精力充沛的新政策的实用性结合。党的首要目标是争取人们的信任，时时刻刻以行动证明对所宣扬口号和原则的忠诚。‘祖国党’与‘统一党’共同致力于成为代表人民大众和民族共同利益的人民政党、以人民的传统和创造潜力以及大多数公民的拥护为支柱的政党、在自己的队伍中团结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政党。”
“统一俄罗斯党”联合了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甚至当前的政治立场也不甚相同的政治家。然而这些差异不涉及基本的要求和目标。“统一俄罗斯党”及其领导层既有左倾的一翼，又有右倾的一翼。对于民主党派来说这是正常的。它享有很大一部分中型和大型企业家、知识分子和职员的拥护，谋求工人、农民和退休人员的支持。然而“统一俄罗斯党”在今天的主要社会支柱是不同权力层次的政府官员。这一情况是新俄罗斯的重要特色，有必要对其做一些解释。
俄罗斯官员的新角色
目前，官员是俄罗斯社会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在没有政治纲领和政党的情况下管理国家。我们今天清楚地看到，在苏联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苏维埃社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它不是、也没有被定义为无阶级的社会。在国家的基本文件中和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全体国民被分为三大部分：工人、集体农庄成员和职员。职员中包括教师和医生、军官和厂长；还有在各行业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家官员和党务工作者。在较为自由的分析中，社会学家突出了苏联社会的主导精英阶层。例如军人阶层——也就是职业军人——在苏联社会的后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创造型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苏联社会的重要部分，其中包括苏联研究所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服务于大量部委的高级国家职员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小。然而即使不是作为统治阶层、也是作为“领导和派遣”的阶层凌驾于所有这些阶层之上的是共产党的精英，构成了某种共产主义贵族，他们在各级权力机构的特殊领导作用通过专门的特命名单得到巩固。
意识形态的抉择（11）
在1991年和1992年崩溃的正是这一结构。苏联共产党解散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消失了，共产党的精英也不再存在和管理国家。社会结构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尚未完成，还不具备明确的形式。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已经出现了企业家阶层，大、中、小型私有者阶级。然而这个阶级还不够强大和有影响，不足以承担管理国家的任务，也就是说，不足以发挥统治阶级的作用。俄罗斯军人阶层、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在90年代的影响力减弱了，很大一部分管理人员转变为企业家。在俄罗斯，决定性的影响力不是掌握在弱小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