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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年轻有时候比漂亮更为重要，用当初贷款给吴晓春的那个行长的话说，女人一年轻就明亮，不但眼睛明亮，身上明亮，而且心里也明亮，阳光灿烂，所以当初行长曾鼓励吴晓春把刘冬娅“做了”。其实吴晓春也确实想把她“做了”，想了，但是并没有真做，主要是当时吴晓春刚来武汉，心里没底，深圳的那个女人留下的阴影还没有从他心里抹去，加上对“窝边草”的格外小心谨慎，所以就没有“做”。也幸亏没有“做”，如果“做”了，那么怎么会有余曼丽的位置呢？吴晓春这时候突然提拔刘冬娅为总经理助理，虽然直接原因是想加强外联的力量，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对她当初工作成绩的一种肯定，或者是对自己迟迟没有及时提拔她的一种补偿，甚至是吴晓春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危机的来临，如果再不提拔，可能都没有机会里填补自己的愧疚了。大约是提拔得太突然了，刘冬娅这时候还没有来得及消化，或者说现在正在积极消化，然而消化是需要消耗精力的，这时候听见吴晓春点名问她还有没有什么事情，仿佛魂没有在自己的身上，而且一下子还来不及找回来，于是像是所答非所问地说：“已经下班了，是不是让员工们先走？”
《上市公司》六（4）
吴晓春说：“对，对，让他们下班，我们把事情做完，然后一块出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吴晓春又单独跟刘冬娅交代了几句，无非是让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什么地方，眼下华中公司最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等等。吴晓春是在大家等待上菜的过程中当着大家的面跟刘冬娅交代的，“大家”当中当然包括余曼丽。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凡是经过数千年流传下来的谚语俗语，多少都有一定的道理。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可以通过概率论得到解释。吴晓春这次就碰上了“祸不单行”。集团公司从华中调一千万的事还没完，娱乐城那边第二天就传来结论性的坏消息。这事还幸亏了刘冬娅，否则他们还要继续瞎折腾。
实践证明，吴晓春及时提拔刘冬娅做总经理助理实在是英明之举。这个刘冬娅虽然不比余曼丽个人能力强，但她是比余曼丽更地道的武汉本地人，这表明她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都是在武汉度过的，这表明她有许多同学同事和七姑八姨在武汉，而这些同学同事和七姑八姨现在有可能在武汉的各个部门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事实上，娱乐城所在区的区长恰好就是刘冬娅的一个表哥。是表哥就好办，是表哥就可以死皮赖脸。刘冬娅当天晚上就死缠硬磨地把表哥约出来喝啤酒唱卡拉OK。表哥是推了其他的饭局专门过来的，所以余曼丽以为这下希望很大，于是就打算舍命陪君子，亲自跟区长对饮起来。几杯啤酒下肚，区长实话实说：“这件事你们谁也不用找了，肯定办不成。”
余曼丽一怔，刘冬娅则急得都要哭出来了，干脆一屁股坐在表哥的沙发扶手上，拉着区长的胳膊又甩又摇，大有恨不能当场献身的样子。弄得余曼丽很感动。
“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刘冬娅问。
“没有。”区长说，“说实话，就凭我们是亲戚的关系，你们公司要是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面看上哪一块地，或者是工商税务白道黑道找你们麻烦了，我豁出去面子，或许说话还能算数，但是有两件事情你们不要找我，找我我也不敢做。”
“哪两件？”余曼丽问。一边问一边心里想，该不会是杀人贩毒吧。
“一件是违反计划生育，一件是破坏绿化。”
“为什么？”余曼丽问。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区长突然提高了声音，“因为这两件事情是明摆的事情，谁也瞒不住。既然谁都瞒不住，就谁也不敢带头违反，越是职位高的领导越是不敢带头违反！”
余曼丽不明白区长为什么会突然提高了嗓子，好在是男人女人在一起喝酒，大家不计较。趁着区长去洗手间，刘冬娅告诉余曼丽：表哥想生一个儿子，想了许多办法，还是不行。
《上市公司》六（5）
从洗手间回来后，区长好像清醒了不少，说：“你们吴老板可能小瞧了这件事了，我告诉你们：这件事相当于我同意你们在人行道上盖个小卖铺。事小，但我有这个权力吗？谁都没有。实话对你们讲，玩具厂厂长是我同学，找了我几次。我早对他说过，不行。这是破坏绿化。破坏绿化跟生二胎一样，谁都瞒不住。谁要是同意你们这样搞了，那么旁边的万紫千红怎么办？凯都怎么样？对面的敦煌怎么办？圣地亚哥怎么办？他们哪个老板不认识个区长副市长的？”
刘冬娅无奈地看着余曼丽，余曼丽知道这件事定论了。当她们俩如实向吴晓春汇报时，吴晓春承认区长说得对，是自己看得太简单了。吴晓春说：“事已至此，只好在现有的条件下把事情尽可能做得更好。你们赶紧与厂方交涉，让他们在厂区内划出一块地方专门给娱乐城作停车场。”
“这个保证没问题。”刘冬娅抢着回答，好像要立功赎罪。其实也确实不会有什么问题，厂长没有搞成门口的广场，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现在退而求其次，是他巴不得的。
“另外，”吴晓春补充说，“你们也算是完成任务了，至少省了再花冤枉钱。你们每人去买一套衣服，我签字，按礼品费报销。”
俩员女将都说不要。
“别罗嗦了，”吴晓春说，“去办吧。对了，把财务经理也叫上，你们三人每人一套，算是礼仪工装吧。”
财务经理比她们二位会办事，共选了五套，为吴晓春和赵总工程师也挑了一套西装，并且给吴晓春的那一套最贵。财务经理说：“既然是领导工装，大家都得有。”颇有点最后晚餐的味道。后来的发展证明，财务经理是有远见的。
华中公司班子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下午，财务经理接到集团财务总监的电话，说那一千万的事情，财务经理按事先编好的话作了回答，说这笔钱银行有监控，打不了，并说帐上总共都没有一千万，怎么能打到上海一千万？
应付完集团财务总监后，财务经理马上向吴晓春汇报。
吴晓春想，今天是星期五，这件事起码要拖到下个星期一，拖一天算一天吧。
但是，吴晓春低估了集团公司的办事效率。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的中午，吴晓春在饭桌上接到了黄鑫龙从上海打来的电话。黄鑫龙问：“怎么样了？”
吴晓春看了一眼旁边的余曼丽，说：“我已经对财务说了，她说帐上没有那么多钱。”
黄鑫龙没吭声，吴晓春接着说：“工地上的贰百万和娱乐城的三百万早就该付了，我虽然已经签了字，但告诉她尽可能往后拖，谁知她已经付了。”
《上市公司》六（6）
黄鑫龙还是没吭声，停了好一会，才说：“小吴呀，你现在是集团董事，要有全局观念，不要只想着一个华中公司。”
吴晓春说：“是的，主席，我听您的。”
收了机，吴晓春看着余曼丽。余曼丽低头不语，喝汤。吴晓春一点食欲也没有，想抽烟。吴晓春从来不抽烟，但他理解人类祖先对火的依赖。过了一会儿，余曼丽抬起头，笑着说：“怎么了？天塌下来了？”
吴晓春苦笑。
余曼丽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俩还能失业呀？失业了也饿不着你。”
星期一刚上班，财务经理又接到财务总监的电话，这次财务总监口气相当硬，根本没有与她多废话，也不容财务经理解释，要她即刻把华中公司帐上的款划到上海，帐上有多少划多少，并且强调：集团公司结算中心有权调动二级企业的资金。财务经理还是那句老话，说划不了，银行有监控。总监不说话，把电话挂了。
中午，董事局办公室电话通知吴晓春明天下午两点之前赶到集团公司，参加集团高层会议，并且说一定准时参加，主席也从上海赶回深圳。
余曼丽送吴晓春去机场。两个人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却又一路没说一句话。不知道是因为要说的话太多，结果反而一句也说不出来了，还是因为当着司机的面，就是有再多的话也说不出口。一直到了机场，才有了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几个月不见，机场公安处已改为机场公安分局，几个月前的处长现在已是局长。吴晓春感叹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加快，人们普遍比以往有钱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万元户”令人羡慕，而现在再说哪个老板是“万元户”，不等于是骂人家嘛。水涨船高，官场也一样，如今当官的职务也升得非常快。还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科长也是个人物，可如今，处长都已经多如牛毛了，要想真正成为“官”，非得当局长不可，可以想象，用不了多久，局长也会贬值，到那个时候，局长该变成什么“长”呢？
局长亲自把他们送到停机坪。这时候其他乘客还没进来，若大的波音７５７下面只有吴晓春和余曼丽两个人。吴晓春突然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渺小到还没有一个飞机轮胎大。
吴晓春看看飞机，再看看余曼丽，又看看远处与人说话的机场公安分局局长，想说什么，又没说，还是那种想抽烟的感觉。
余曼丽一直看着吴晓春，见别的乘客已经进来，便催吴晓春登机。
吴晓春说，不急。
余曼丽说：“等你回来我们就结婚。”
她并不是与吴晓春商量，也不是命令，当然，更不是求吴晓春，而是好像在宣布一件他们早已商量好的事。吴晓春笑了，笑得很天真，像个大男孩，说：“好！假如我能回来。”刚一出口，便发觉幽默得没道理，不吉利。好在余曼丽并不往坏处想，她说：“你不回来，我就去深圳。”
《上市公司》六（7）
吴晓春突然产生一种想当众亲吻余曼丽的念头。吴晓春觉得西方人那么做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没有立刻这么做，因为这里毕竟不是西方，这样当众亲吻虽然符合当事人的心情，却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很多情况下，心情必须让位于国情，正像华中公司的利益必须让位于集团公司的利益一样。这时候，局长在远处对他们挥手，大概是示意吴晓春上飞机。吴晓春对着余曼丽的耳边说了句“真想亲你”，便匆匆登机。
集团公司的奔驰600已经在宝安机场等候吴晓春。
宝安机场就是深圳机场。吴晓春发现中国几乎所有的机场都不以该城市的大名称命名，而一定要以机场所在地的小地名命名。比如上海机场不叫“上海机场”，而叫“虹桥机场”，广州机场叫“白云机场”，南京叫陆口机场，成都叫双流机场等等。吴晓春不清楚这里面有什么说道，或者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来历。但对于深圳机场为什么叫宝安机场，吴晓春倒是知道其中的故事。深圳机场以前叫黄田机场，因为建设机场的这个地方就叫黄田村，后来改了，据说是黄田两个字在闽南的话的发音中极象“黄泉”，不吉利，这样，台湾同胞上飞机的感觉就跟要上西天一样，所以就改了。本来应该改成“福永”的，因为机场所在的黄田村属于福永镇，而且“福永”两个字听上去显然比“黄田”顺耳，但是最后却没有改成“福永”，而是改成了“宝安”，因为福永镇又属于宝安区，这样改当然也有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宝安”两个字听上去更吉利，乘飞机的人，最关心的不是福气，而是安全，叫“宝安”当然最好。可此时的吴晓春从宝安机场走出来的时候，心里空空荡荡，一点底都没有，既感觉不到福气，也感觉不到安全。
集团公司的小车司机基本上都是退伍兵，对集团领导的态度和对部队首长一样，都很殷勤。这时候，负责接吴晓春的司机不仅主动替吴晓春提包，帮吴晓春开车门，而且还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上下车时用手护着吴晓春的头，仿佛吴晓春已经老眼昏花，如果不被司机护着，就一定被碰得头破血流一样。吴晓春觉得好笑，同时也多少有些受用，感觉自己还是领导，起码在集团公司小车司机眼睛里还是领导，而小车司机在集团公司虽然职位低，但却是离高层最近的人，所以，从小车司机对自己的态度，多少可以折射出公司高层对自己的态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老板对自己的态度。这样一推测，吴晓春的心情就略微好了一些，一路还能没话找话地与司机说说话。问司机是哪里人？什么时候来新天地集团的？在哪里当兵？当了几年兵？现在在深圳生活得怎么样等等。仿佛这个司机工作或生活上如果真有什么问题，他吴晓春立刻就能帮人家解决一样。
《上市公司》六（8）
司机很尽职。一面殷勤地笑着回答吴晓春的问题，一面谨慎驾驶。
奔驰600沿广深高速公路一路狂奔，一直奔到尽头，才依依不舍地下了高速拐上滨河路。
上了滨河路就看见集团公司总部的大楼了。这时候，吴晓春已经停止了说话，转而注视着远方的新天地大厦。他忽然感觉道路越走越窄，并且很快就要走到头了。不免触景生情，感觉自己的处境也像着道路一样，并没有多少周旋余地了。
吴晓春赶到董事局会议室的时间恰好两点钟。说起来是董事，但吴晓春参加集团高层会议的机会并不多，感觉中也就两次吧。除了上次送主席回来列席参加过那次之外，再就是这次了。两次间隔的时间并不遥远，但吴晓春的感觉却大不一样。上次会议上，吴晓春意外地成为集团董事，而这一次会不会也给他一个意外呢？如果是，那肯定是个相反的意外。相反的意外能是什么呢？只能是免去他董事的职务。免去了又怎么样呢？吴晓春想象不出来，也根本没有时间多想。
董事局会议室不大不小，象间大教室，长方型，会议室中间是与房间相称的一个长方形会议桌，围桌就坐得是集团董事们。黄鑫龙坐最端头，两边起头的分别是总裁和副总裁。外围还有一圈靠墙的椅子，坐着其他与会人员。吴晓春看着黄鑫龙都已经入座，以为自己肯定迟到了，于是想在外围悄悄地找个位置坐下。没想到黄鑫龙亲自喊起来：“来！来！吴晓春，上来坐。”
黄鑫龙的声音很洪亮，也很热情，但是吴晓春怎么听都像抗战初期蒋介石在战区会议上喊韩复渠的声音。
吴晓春没办法，只好微弓着身，一边与周围的人点头打招呼，一边向那个显然是专为他留着的空位移动。
空位恰好在会议桌的中部，不上不下，坐他对面的又正好是他的老上司李惟诚。李惟诚这时候微微地对他点了一下头，点得非常有有礼貌，但也非常有节制，属于既要打招呼，但是又不能打得太张扬，或者是不想让其他人看见他打了招呼。
吴晓春入座后，把包放在膝盖上，取出笔记本和笔摊在桌上，再把包合好，放在座位底下。这时候，吴晓春先对总裁和副总裁点头笑笑，算是打招呼，然后轻声对黄鑫龙说：“不好意思，迟到了。”黄鑫龙抬头看看对面的钟，说：“不迟，刚好嘛。”
大家不约而同地看钟，正好两点。
“开会了。”黄鑫龙的声音不仅宏亮而且极具穿透力。
主席先介绍了集团公司的大好形势，讲得大家热血沸腾，摩拳擦掌，想加班。吴晓春觉得奇怪，集团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了，怎么经主席一说，立刻就变成形势大好了呢？看来，老板都是鼓动家，当大老板的一定是大鼓动家。
《上市公司》六（9）
吴晓春又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幅度很小但频率极快地来回摇了摇自己的头，证实自己并没有睡着，因此也就不会是在做梦，可以继续听黄鑫龙的鼓动。此时的黄鑫龙的讲话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重点谈集团公司在上海的最新发展。
“现在不是二十万平方米，而是五十万平方米了！”黄鑫龙突然兴奋地提高了嗓门，很具感召力和震憾力。后面的讲话更使吴晓春接受了这种感召与震撼，联想到这两年国家“开发蒲东”和“九十年代看深圳二十一世纪看上海”的流行口号，想着或许集团公司在上海的发展真得取得了突飞猛进，大有拯救整个集团公司于崩溃边缘之势？如果真是那样，吴晓春想，那么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起来到上海组建华东公司呢？如果当初我没有去武汉，而是去了上海，那么，主席现在是不是就不会从我的公司抽血了呢？
“因此，”黄鑫龙继续说：“现在要集中力量确保上海，华中的吴晓春就很有全局观念，已经答应先支持上海一千万，等那边的贷款一下来马上就还上。”
吴晓春刚刚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心里一惊，差点就以为冥冥之中自己的想法被明察秋毫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