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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两个人就约好了时间地点，见面吃饭。
吃饭少不了喝酒，喝酒少不了说话，喝着说着，吴晓春把自己的苦恼说了，并表现出对孙凯的羡慕。
“这你就错了，”孙凯说，“其实我还羡慕你呢。”
吴晓春疑惑，看着孙凯，不确定孙凯是开玩笑还是说真话。你一个老板，反而羡慕起我一个打工的？
孙凯说，当小老板不如在大公司当白领，并列举了他现在遭遇的各种麻烦。比如现在产品更新换代快，他天天感到跟不上，精神高度紧张，自己搞研发没有实力，而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又不是长久之计；还比如产品不能按时生产出来急得要死，生产出来卖不掉更急，卖出去了收不回资金还是急，总之，一天到晚都是急，长此以往，不被急死也得急出病来；再比如工厂刚刚有一点起色，工商税务红道黑道不知道从哪里冒出那么出来找麻烦，黑道就不说了，就说红道，昨天辖区民警还捎来话，说快年终了，出来一起坐坐，“坐坐”是什么意思？辖区治安那么差，工厂的保卫工作单靠人已经不行了，还必须依靠狗，不得不养了两条大狼狗，才能保障工厂不被偷盗，他一个片区警察怎么就那么清闲，有时间“坐坐”？就算有空，你一个民警没事找辖区企业的老板出来“坐坐”干什么？另外，前天劳动监管大队来查工厂为工人办社保的事情，理由冠冕堂皇，振振有辞，可工厂刚刚开张，我当老板的自己都还没有办社保呢，怎么可能为工人办社保？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千篇一律，罚款，感觉他们来查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保障工人的权利，而是专门收罚款的；还有，孙凯接着说，前天晚上下夜班，路上一辆泥头车把一名女工轧死，虽然事情发生在工厂之外，并不是工厂的责任，但工厂也不能完全不管呀，要管，一花精力二花钱。再比如……
孙凯还没有说完，吴晓春就赶快摆手，不让他说了，就这他听了头都大，再说还不把脑袋给涨破了？吴晓春想，看来这老板也不是好当的，
《上市公司》二（22）
两个人继续喝酒，吴晓春突然同情起孙凯来，竟然打算他买这个单了。
孙凯这时候也喝了不少，说话的欲望比较强，既然已经打开了话匣子，不说完难受，所以要继续说。
孙凯说，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了，你一个大知识分子，就是想当老板，也要当知识经济类型的老板，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当小工厂的小老板。
吴晓春微微点点头，承认孙凯说有道理，自己或许确实不是当一个小工厂老板的料，但转念一想，既然一个小工厂的小老板都当不了，上哪能当知识经济类型的大老板呢？
孙凯给他举例，说他认识一个老板，以前是一家上市公司下属工厂的主管，现在出来自己做了，专门生产为原来那家工厂配套的电子产品，销路不成问题，生意当然好做。
吴晓春听了有些启发，但没有启发透，因为他现在说起来是新天地集团发展委的投资经理，听起来确实蛮吓人，其实就是一个具体办事的，主要工作是写各种各样看上去很有价值的投资报告，或在别人的投资报告上写意见，并没有实际管理一家工厂，一点实权没有，所以，孙凯说的机会对他不存在。
“机会要自己争取，”孙凯最后说，“关键要取得老板信任，只要老板信任，机会大把。你们老板黄鑫龙，有名得很，我也听说过。很多人跟着他发了财，你只要跟准他，亏不了。”
这话吴晓春信，无论在哪里做，关键是要取得老板信任，新天地集团这么大一个上市公司，只要老板信任了，机会总会有的。可是，他现在连单独见老板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能取得黄鑫龙的信任呢？
跟孙凯吃过反之后，吴晓春暂时打消了跳槽的念头。他需要思考，考虑好了再说。
吴晓春发觉孙凯能当老板不是偶然的。以前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吴晓春多少有些小瞧孙凯，觉得这个人表面上能说会道，实际上肚子里面并没有多少货。吴晓春是正儿八经的硕士研究生，而孙凯只是一个大专生，并且在吴晓春看来，他那个大专文凭是不是能得到国家承认都说不定，可是，通过这次两个人一起喝酒一番长谈，他发觉孙凯并不是一个简单人物，虽然学历不高，但人并不苯，可能正因为在读书上精力花得少，看人看社会的精力才更加充分，而对于当老板来说，这些看人看社会的能力比书本知识更实用。这样一分析，孙凯成为老板也就并不奇怪了。
吴晓春决定向孙凯学习，多把一些精力放在看人看社会上。他相信，只要认识对头，用心，看人看社会的本领并不一定比理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难。
作为这种学习的第一步，吴晓春决定先不跳槽，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如果眼前的事情都做不好，怎么能保证跳槽之后就一定能取得老板的信任，一定有机会自己当老板？又怎么能保证当小老板之后一定能处理好那么复杂的社会关系？
《上市公司》二（23）
那么，什么是眼前最需要做的事情呢？吴晓春又进一步分析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绕开李惟诚，直接接近黄鑫龙。因为新天地集团老板是黄鑫龙，不是李惟诚，既然李惟诚既不能提携自己，也不能成为自己接近黄鑫龙的跳板，那么至少也不能让他成为横在自己和老板之间的拦路石。
思路是想通了，可操作起来并不简单。首先要有这样的机会，其次还要冒一定的风险，万一让事情还没有办成，就让李惟诚察觉了，更加麻烦。所以，吴晓春十分谨慎，耐心等待，终于等到了那次当面喊黄鑫龙“主席”的机会。
吴晓春是在边防局会议室里第一次称黄鑫龙主席的。
那一天是正月初三，是党政机关领导对港澳台同胞进行团拜的日子。黄鑫龙不是党政机关领导，没有资格对港澳台同胞搞团拜，但也以党政机关领导为榜样，学习他们的工作作风，也搞团拜，对集团公司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搞团拜。黄鑫龙第一个拜会的就是边防局领导，因为边防局是集团公司最大的合作伙伴。此时集团公司已经从多元化战略一系列失败中总结出教训来，打算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房地产开发上，而房地产开发离不开土地。黄鑫龙脑子活，会选地段，所以就跟边防局搞起了合作。
按照黄鑫龙的理解，深圳之所以能够撤县建市成立特区，最大的原因是挨着香港，否则，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地方不选，偏偏选深圳呢？当初，黄鑫龙基于这个认识才坚决地从脚手架施工队出来寻找做进出口生意的机会，现在，同样基于这个认识，黄鑫龙认为深圳的地段离香港越近的地方越金贵，而离香港最近的地方几乎全部掌握在边防局手里。于是，在他用粮食系统留下来的粮站和粮食仓库学会了做房地产开发之后，就坚持与边防局合作，占了一大片与香港接壤的地段，使新天地公司拥有的土地在老五家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一，股票价格也一路领先。
黄鑫龙与边防局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土地游离于土地局的管理之外，用这样的地不花钱，至少刚开始的时候不花钱。合作的方式是分房产，具体地说，就是边防局出土地，新天地集团出钱，开发成功之后，双方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房产。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是事先不用支付地价款，集团公司前期费用少，同样的资金，可以开发更多的楼盘，所以，当时新天地集团不仅土地储备在所有的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一，而且所开发的楼盘建筑面积也排名第一，不用说，帐面资产也是第一。因此，不但黄鑫龙本人当选为优秀企业家，而且新天地集团也被香港某权威周刊凭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十大上市公司之一。
《上市公司》二（24）
为了占更多的地，黄鑫龙灵活应用了当年自己师傅的策略。参军之前，黄鑫龙学过木匠，由于时间不长，所以并没有学到真正的木工手艺，但师傅做木工活的策略黄鑫龙学会了。别的木匠做活一年之中有淡季和旺季，而黄鑫龙的师傅是一年到头都是旺季。师傅的策略是无论多忙，只要有活，马上就去，去了之后先画线，只要在木料上把线一画，这活就是师傅的了，别的木匠抢不去，也不好意思去抢，只能留给黄鑫龙的师傅慢慢做，一家一家地做，一年做到头，总有活做。现在黄鑫龙也这样，恨不能一口气把边防局所管辖的土地都签下来，然后立刻围上围墙，通知桩基工程公司进场，摆出一副正式开工的架势，而私地下，他把主要精力和资金又转移到新的圈地运动上去了。如此，同样的资金和精力，新天地集团就能占更多的地，铺更大的摊子，慢慢做，长期有地做，与师傅当年一年到头有木匠活做一样。
黄鑫龙这样做当然对集团公司有利，但是对边防局不利，因为边防局把地交给新天地集团了，并且被新天地集团围起来了，到处在开工，到处是工地，却始终也见不到按合同兑现的房产。刚开始，这些保卫边防的人民卫士对日新月异的经济活动方式不懂，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被黄鑫龙唬住了，可后来有一阵子国家允许部队系统和公安系统办公司，许多部队都成立了专门的企业局，部队企业局的领导不抓军事，专抓经济，很快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发现了其中的毛腻，就对集团公司的做法有意见，对黄鑫龙本人有意见。于是，那天黄鑫龙来向边防局有关领导拜年的时候，支队长就对他没有好脸色，说话也不够客气，搞得黄鑫龙一个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多少有些下不来台。而吴晓春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张口喊黄鑫龙“主席”的。
其实，吴晓春早就想喊黄鑫龙主席，但一直没有机会，平常连单独与黄鑫龙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哪里能有机会喊“主席”？这次机会，当然是等来的，但更是吴晓春努力争取来的。
首先，吴晓春留在深圳过年。他知道黄鑫龙在深圳过年，而且知道集团总部大部分员工都回内地过年，比如李惟诚就带着全家回天津过年了，这样，留在深圳的吴晓春与黄鑫龙单独见面的可能性就大增。其次，他尽量多值班，只有多值班，才能进一步增大与黄鑫龙单独见面的机会，因为吴晓春相信，春节期间老板肯定要来公司看望值班人员的。第三，一旦获得与黄鑫龙单独见面的机会，他就一定要有所作为，目的只有一个，引起黄鑫龙的注意，给黄鑫龙留下深刻印象，最好还能留下活扣，使下次单独见老板还有理由。为达此目的，吴晓春设想了好几种可能性，并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景做相应的反应。称黄鑫龙主席就是方式之一。
《上市公司》二（25）
吴晓春认为黄鑫龙本来就是“主席”，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嘛。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不喊黄鑫龙主席，而喊黄鑫龙老板，而现在连公司门口开报摊的都可以称“老板”，喊黄鑫龙老板不是对他的一种贬低吗？吴晓春将心比心，相信黄鑫龙也一定希望别人喊他主席，而不希望被人称做老板，只不过他自己不好意思这么说罢了。
吴晓春做这样的判断也不是想当然。通过仔细观察，他已经看出黄鑫龙脑子里有帝王思想，别的不说，单说黄鑫龙的大班台上，插着一对小旗子，一面是国旗，另一面是党旗，他黄鑫龙连党员都不是，桌子上插党旗是什么意思？不用说，一定是拜会党政领导的时候看见别人是这么做的，他也学着做。吴晓春由此判断，虽然新天地公司是一个公众股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上市公司，企业的性质与国营扯不上关系，但黄鑫龙骨子里还是希望自己和同等规模的国营大型企业领导享受同样的政治待遇。说白了，还是希望自己也是“官”，最好还是大官。在这种情况下，被部下称为“主席”不是比称做“老板”更受用吗？
吴晓春还联想到自己的一个同学，曾经是国家航空总局的一名副处长，一直对自己处长前面的“副”字耿耿于怀，但做了很多努力也没有把“副”字去掉，后来，逮到一个机会到某边远省份组建一家航空公司，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公司下属的各部门全部都叫处，这样，每次对“处长”们训话的时候，都能找到自己作为“司局级”领导的感觉。吴晓春因此认为，帝王思想和官本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许多中国人大脑里是根深蒂固的，一旦有机会，就会开花结果。黄鑫龙刚刚担任公司负责人的时候，还不具备开花结果的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不让绽放肯定难受。所以，吴晓春相信由他带头改变对黄鑫龙的称呼，一定能引起黄鑫龙的注意和好感。
那天本来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不错，自从黄鑫龙成了“主席”之后，不知道是从安全考虑还是从派头考虑，从来不单独出门，每次外出，一定前呼后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加入呼拥行列的，比如吴晓春，就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像这样黄鑫龙到边防局搞团拜，集团公司办公室下面有专门的公关部，由公关部负责与对方联系，并派遣俊男靓女前呼后拥一同前往，假如黄鑫龙觉得这些俊男靓女分量不够，需要带上几个年纪大一些的级别高一些的，那也通常是总裁副总裁或李惟诚这样级别的高管陪同前往，而绝对不会轮到吴晓春头上。事实上，那天吴晓春也确实没有资格跟随黄鑫龙一起去，而是继续留在集团总部值班。但是，黄鑫龙一行刚刚走，吴晓春就接到一个电话，说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可能要来公司走访。吴晓春一听，觉得事关重大，必须立刻通知主席。虽然电话里面只说是可能，但如果可能变成现实，而公司领导又全部不在公司，那不是闹笑话了嘛。
《上市公司》二（26）
按程序，吴晓春先做电话记录，然后立刻给黄鑫龙的秘书打电话。电话打通后，秘书说自己不在深圳，要他给老板的司机打电话。吴晓春放下秘书的电话，又开始给司机打电话。可是，刚刚拨到一半，他突然停下了，心里有些不平衡。
怎么搞得我连一个司机都不如了？
吴晓春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强迫自己平静一些。又喝了一口水，确实平静了许多。
他感觉这可能是一次机会，一次直接面对老板的机会。
事不迟疑，吴晓春立刻采取行动。
紧急思考了一下，吴晓春再次给老板的司机打电话，但电话的内容不是转告电话记录，而是问他在什么位置，吴晓春要立刻赶过来，有急事。
司机毕竟是司机，见是集团总部值班室的电话，就没有多问，立刻报出自己的位置。
吴晓春一分钟没有耽误，马上跟旁边的人打了个招呼，连车都没要，直接夹上电话记录本打出租车前往边防局。
吴晓春赶到那里的时候，见到的气氛与他想象的不一样。按照吴晓春的想象，那里的气氛应该很热烈，无论从军民团结的大关系考虑，还是从双方合作的小关系考虑，此时双方都应该满面笑容谈笑风生，但是，他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吴晓春看到大家脸上确实挂着笑容，但笑的不是很热烈，甚至不是很自然，仿佛是那种不得不笑的笑。吴晓春脑子一转，马上就想到是怎么回事了。关于公司和边防局合作的事情，以及对方对公司有看法的事情，在集团内部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有很多议论，甚至在今天早上，吴晓春还听人议论说老板今天去拜访边防局可能会碰一鼻子灰等等。当时吴晓春听了没有在意，现在一见这气氛，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情了。吴晓春略微犹豫了一下，当机立断。他保持一路急切赶来的表情和姿态，绕过总裁和公司其他人员，径直走到黄鑫龙身边，弯下腰，低下头，非常恭敬但很严肃地递上已经展开的电话记录，说：“主席，市长要来公司，请您马上回去。”
吴晓春声音不大。不但不大，而且好象好怕妨碍其他人，故意压低了一点。但是，在那个场合和气氛下，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对方首长肯定都清楚地听见了吴晓春所说的每个字，包括“主席”二字和“市长”二字。
吴晓春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在这个场合以这样的称呼直接对老板说话，不仅能解老板之围，而且还向对方暗示：我们老板是有身份的人，是“主席”，连市长都给他三分面子，你们不要做得太过分。
吴晓春这时候多少有些得意，他相信在这样公开场合称黄鑫龙主席，如果黄鑫龙欣然接受了，就等于是黄鑫龙亲自号召了，那么其他人就会效仿，就会发现叫“主席”比叫“老板”更准确、更正式、更能显示黄鑫龙的身份和更能表达大家对黄鑫龙的尊重，不久之后，大家都会称黄鑫龙“主席”，而不是称黄鑫龙老板，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称呼是他吴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