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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这局面又不可能无诗。人在疾痛惨溃无可告语的时候会呼“天”！呼“父母”！这呼天、呼父母，对天、对父母诉说自己的冤曲苦痛便是诗。便是真诚的诗。那无数为中国的光明和自由奋战不屈的青年在胜利之后依然铁锁锒铛，呻吟狱底，甚至象羊枣们一样在酷刑磨折下抑郁疾病而死的，有人代替他们呼号吗？有的便是一字一滴血一滴泪的诗。那么湖南、两粤、河南一带掘草根、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的几千万灾民，每天平均几百几千饿毙者，人为灾荒的煎熬下的同胞，诗人们关心过没有？倘使给他们以“同胞”的“同类”的关心，把他们迫切的痛苦要求喊出来，便是今天我们馨香祷祝以求的仁者的诗。那在关外关内，在好战分子指挥下继续绝望的内战而流血的千百万农民士兵甚至知识青年，有家归不得，被迫肩起美国装备，杀自己人，那千千万万在十四年奴役之后再死伤在内战炮火和美国飞机炸弹下的东北同胞，诗人注意了么？倘使能替他们呼冤，能喊出正义的声音，那该是多么好的诗！还有，就在我们文化艺术的园地，我们忍受了八年来的艰辛，我们作了应有的可能的贡献，我们今日不仅依然在饥饿线上挣扎，而我们的自由反受着前所未有的侵害，我们的地位和尊严受着无可忍受的侮辱。统治者企图分化我们，从最弱小可欺的着手来渐次贯彻他们的倒行逆施。我们能站在我们自己职业阵线，与我们弱小卑微的同行同休戚共患难，喊出我们自己的要求，防卫我们自己的利益么？倘使有，那也该是多么值得称赏的诗！
这一类的好诗我们还没有，有也少得很。我们这么多诗人为什么都不大写这一类的诗？难道说，应该是多情的诗人反而无情了么？
诗人是多情的，但以前的诗人常常是最个人的、最孤独的，他更多的关心自己，更多的诉说自己的痛苦，而不甚习惯于为广大人民而歌唱而呼号。他们总觉得这些呼号常常不免有些空洞而虚伪，或是有些“八股”，而八股不是诗。但诗人一歌唱到群众，呼号到广大痛苦人民，为什么就显得有些虚伪，有些八股呢？这主要还是由于诗人们还不曾真和群众，真和广大勤劳人民生活在一起，还不曾真理解人民，也还不曾真看出他们的伟大力量，因此诗人还不曾真获得群众的、人民的感情，而常常只是知识层的同情，这不能不显得空洞虚伪。
这里要求诗人情感的革命。情感是有阶级性的，因此是可以革命的。新的时代要求新的感情，要求新的抒情诗。诗人走向人民中间，再由人民中间产生诗人。诗歌是人民生活感情最天真、最直接的吐露，民族灵魂最纯美的发挥，这样才会有“民主诗歌”，才会展开新的抒情时代！
在抗战初期，民族感情普遍高涨，写诗歌的最多，形成抒情诗的洪流。其后，抗战进入艰苦阶段，一般情绪低落，作家倾于内省，诗歌产量减少，或转入冗长的叙述诗的时代。再入抗战后期以迄胜利后的今日，如象剧坛流行《升官图》一类的政治讽刺剧一样，风靡诗坛的也是“马凡陀”式的讽刺诗。诗歌成为反贪污、反法西斯的有力武器。但讽刺始终是站在现实旁边的观察者、批评者。当人民发见“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当人民发见他们的公仆已经骄纵到无意顾虑到他们的感情和意见而一意孤行到底，热烈的反抗狂潮将会代替冷静的批评，排山倒海的民主、抒情时代也将会代替讽刺时代。
这是必然的，因为中国不能没有民主，不能没有诗。民主必然胜利，诗也必然胜利！
（原载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４ 日上海《文汇报》）
《我们没有新的歌手了吗？》
聂耳是民族抗战的歌手，在抗战胜利后第一年纪念聂耳的死，原是带着无限兴奋的，但提起笔来依然是这么沉重。
我想，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所鼓吹的民族抗战虽然不久成为事实，而且终于使敌寇屈服，但十年来的惨重牺牲并没有使人民获得真正解放，国家获得真正独立，相反的依旧是一团黑暗，遍地嗟伤。
我们应该引为光荣的合作——《义勇军进行曲》（《风云儿女》中的一支插曲）在抗战前期已经被全国不愿做奴隶的同胞们所热烈传唱，抗战进行中更是不离广大军民之口。抗战胜利后我们的民族任务转入争取民主、和平，我们这歌也被陶行知先生们改为《民主进行曲》。这是我们应该高兴的。但是不该高兴的一面是敌伪时代那些无耻的乐奸们，竟把这曲改来鼓吹当时他们所谓“和平救国”。尤其可恶的是早些日子中国法西斯英雄们又把它改成反苏进行曲，利用在所谓“爱国游行”。重庆某大报在游行日的煽动性社评居然标题作：《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真是无耻之尤，也是我们那支曲子所蒙的绝大的不洁！
当然就在胜利的今天，我们民族依旧没有脱离“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依然要不顾一切牺牲，继续前进，但是我们的牺牲却是多么重大啊，特别是在新音乐方面。聂耳之死已经是我们绝大的打击了，接着黄自先生在上海去世了，张曙在桂林和他的爱女一同在敌机轰炸中殉国，任光在江南事变中做了惨烈的牺牲，郑志声病殁重庆——这一连串的悲哀的重压够新音乐界负担了，万不料连现役
作曲家的中坚洗星海兄也在由北欧归国的旅途中作了不归之客。
当然新音乐是群众的音乐，它的发展原不建立在个别优秀作曲家身上。但真正群众的音乐家，具备优秀天才和技术而又为群众拥护的作曲家，在今天中国的新音乐界是多么可贵啊！倘使“干部决定一切”，而这些经过磨炼的干部是多难得啊！
我曾经参加过好些这样的追悼会，我不止一次地用眼泪浇奠这些离我们太早的死者。我想，有什么办法留留他们呢？苦难的中国还需要他们，因为他们的声音代表着人民的声音啊。但他们留不住了。也不能再听见他们的新的歌声了。
新的歌声是这样的沉寂。如象剧坛演着旧的剧本一样，歌坛也唱着旧的歌曲。
我们没有新歌手了吗？没有人肯代表人民的声音了吗？人民没有声音了吗？
在许多崇高的先驱者的感召下，在新音乐的优良的传统下，在祖国现实的神圣要求下，多数新的民族歌手、民主歌手在不断的养成，而且已经在出现了。日益觉醒的中国人民重新要求伟大的歌手，要求代表他们的呻吟、讽刺和怒吼的歌手，要求为和平、民主、团结建设的歌手。这要求是会被新音乐愉快答复的，先驱者的灵魂不会在这些新歌手中复活的、扩大的。
我们将发见无数无数的新的聂耳！新的黄自，新的张曙、任光，新的洗星海！
从桂林认识聂耳的三兄叙伦先生起，使我更多的知道聂耳的家庭。及至到了昆明，又曾拜见聂耳的老母、大兄，并曾和叙伦兄一家，由运粮河乘船过大观楼，泛昆明湖，登西山，扫聂耳的墓。我也曾从他的墓上，望从我头上过去、冉冉向巫家坝降落的美国战斗机，望湖上往来翱翔的鸥鸟，望百里荡漾的波和草，和隐约在碧波尽处的大昆明的城郭楼台。当时我想，纵然是“硬骨也成灰”吧，聂耳总算能归骨故乡，而且安眠在这样的山水胜处，算不错的了。比起来，张曙父女的忠骨一度由三厅同志把它葬在桂林将军桥冰水塘畔，郭沫若先生还给他立了墓碑，后来却给电工厂的老爷们抛在另一荒山的丛冢间，连郭先生题的碑也敲成了两橛，半橛插在棺边，剩了“曙之墓”三字。凭着这，我们才辨识了遗骨的所在。朋友们正预备给他改葬，恰逢湘桂战起，兵火仓皇中遂无暇及此。于今不知怎样了。再比起来，任光兄殉难江南战地，甚至不知埋骨何处，……想到这些，我不觉潸然泪下。
倘使不打仗了，和平了，民主了，我想无论如何要去收拾和找寻这些战友们的骨头。
中国音乐家太可怜了。
真不应该这样惨。
恕我写不下去了。
（原载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海《文汇报》）
《南国》月刊——杂志回顾
若不是编者几次嘱托，我很难有机会再想到《南国》月刊时代的事。即便是被逼着“回顾”一下吧。由于我非常健忘，而刻下我也多忙，这答案必定是不完全的。当日的辛酸，事后想起来每每成为愉快，但我甚至也无缘充分地享受这种愉快。
说到辛酸，老实说，最尖锐的还是再前一个时期。当我们的艺术运动还不曾受到社会的广泛注意，因而得不到有力支持的时候；当我们的电影拍到一大半，没有底片和资金，无法拍下去的时候；当我们学生时常开不出伙食，演剧募款，观众比演员少的时候，我们是辛酸的。及至后来，运动渐渐开展，我们的戏有了更多的观众，书店老板看到我们必定也可能有更多的读者，因此当时现代书局的洪雪帆先生便跟我们订合同。除《南国》月刊之外，同时又办一个《南国周刊》，我们的笔应接不暇，这时已经不算太辛酸了。
搞刊物的兴趣我是发生得颇早的。最初自然是《少年中国》月刊和《创造月刊》，但都是我参加团体的机关刊物，自己不曾直接负过编辑责任。直到我和亡妻漱瑜创刊了一种名为《南国》的小型周报，这才感到自编刊物的兴奋。那是启智书局张先生（他的名字我一时记不上来了）替我们印刷的，编排、校对都是我自己经手，用道林纸精印，第一次介绍了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①的《沙乐美》插画等。漱瑜写的几篇散文诗似的东西很引起了朋友们的欣赏。日本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来上海，这上面也有反映，仿佛译登过他一篇《上海郊游记》。
《南国》月刊的出现在一九二五大革命后的第二三年。那时上海社会科学的研究热和新戏剧、新文艺运动的急激展开是蔚为壮观的。小布尔乔出身的作家们，有的从民族任务颠落，露出本来面目。而大部正义感较强的，从徨到呐喊，进行向新阶级的转变。《南国》月刊的创刊似乎在我由广州怅然归沪，找俞珊来代替唐叔明在上海、南京上演《沙乐美》各剧以后。因此我记得创刊号上载有我们在黄花岗拍的照片，还有俞珊女士扮的沙乐美抱着一颗约翰的头，而扮约翰的便是陈凝秋，即今日在陕北做参议员的“塞克”。
那时，大家对戏剧理论及其史的考察，都有一种雄图。洪深先生写的戏剧论文、记得从宇宙的构成，各行星的距离关系等等写起。照那个来势，《南国》月刊纵会一直出到今天，洪深先生的论文许还写不到地球上的戏剧问题。黄素先生的中国戏剧史也是如此，譬如长江大河，他只做了一点点探本追源的工作。不过他分论旧戏的生旦净丑一文就在今天也还是非常优秀的论文。我在这月刊上也发表过《黄花岗》史剧的第一、二幕。至今将近二十年了，这史剧也还是“未完成的杰作”。
此外，我们也介绍了安娥（当时名苏尼亚）的《莫斯科》，康白珊的《狱中记》还有和一位曾做舞女后来抗战中做游击队员的黄小姐的通讯。这在当时的读者中颇引起了一些有趣的反应。
然而时局变了，一切更紧张，更残酷了，不容许我们长久低徊在革命的罗曼谛克气氛中。整个南国社的同志们开始一种转变。从最初纯感情的结合走向更目的意识的结合，和当时整个进步文化运动合流。我在《南国》月刊上便来了一篇《我们的自己批判》，写得很长，把南国社发展到当时的道路做了一个分析。文章扯得太宽，我想是不怎么好的，但颇有热情，也保存了一点材料。现代书局推波助澜，又替我们来了一个动人的封面，镰刀、斧头都上去了。不用说《南国》月刊就那么被禁了，南国社的戏剧运动也转入另一时期我的藏书和当时保存的刊物都因历次的事变或被没收，或被烧掠，或被我丢弃了。我身边差不多一本旧日的东西也没有。前年湘桂大撤退的时候，我由独山到都匀。在那么一个荒僻乱离的山城的地摊上意外地发现了几册南国》月刊。有的经过雨水，俞珊女士抱着约翰头的那页插图给胶住了，凭怎样细心慎重地撕也撕不开，但我当作宝贝似的都给买回来了。接着桂柳沦陷，南丹失守，我那时又回了独山，四维剧校从都匀仓皇退到贵阳，什么贵重的东西也丢了，那几本破烂的《南国》月刊自然不会被他们重视，和我寄存在他们那儿的其他书籍、衣履一道被委诸道路，垫了马足车轮了。
虽然编得不好，这刊物也毕竟耗过我们一些精力，起过一些社会影响。什么时候很想再搜罗到一整套，抱抱这失去了很久的孩子。
①勃兹里（1872—1898），英国画家。
（原载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读书与出版》第 ６ 期）
《风雨五四》
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所给予的影响是无比强大的。虽五四健将们在这几十年间升沉不一，有的继续为人民战斗，有的为民主自由流了最后一滴血，有的却背叛了人民做了过河卒子之类，但运动的主潮还是如长江大河愈益壮阔，没有谁能阻挡。
你能说反帝没有结果吗？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德、意伙伴们已经被打倒了。今日扶植日、德帝国再起，威胁人类安宁存在的，他们的运命不也注定了吗？
你又能说反封建没有成绩？五四当时只知道逃出封建家庭或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于今晓得从更根本更致死命的问题——土地改革着手了。
五四运动当然不只是文艺运动，而在文艺方面，这几十年来划的痕迹，即使不应该轻易满足，但也是值得自慰的。在这么些年来，因为中国老在侵略者压迫的铁蹄下呻吟，中国文艺工作者大体能通过文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服务。虽则有的人就在对日抗战中也主张写与抗战无关的东西，如同在今日民主世纪主张写与人民无关的东西一样。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的面目也容易被人民看得很清楚，他们的作品的真正评价也不必待五百年后。
诗歌、小说的写法进步了，视野扩大了，主题也更积极了。戏剧也是如此。
有几种现象是值得一提的：
一、五四运动当时主要的介绍外国戏剧作家的作品及其精神，对于技术注意较少。直到这几年，舞台艺术、表演技术方面的介绍和研究才渐渐多起来了。比起以前所谓爱美剧时代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毛病也正在此处，有些人对技术似乎有了过高的自信，再加客观环境的困难。商业主义的诱惑，渐渐有了“技术至上”的偏向。初期那种为大众剧运不顾一切的精神是不易看到了。
二、五四当时的剧运主要是企图以新的资产阶级的戏剧来打倒旧的封建戏剧。因此话剧与旧戏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及至抗战军兴，我们得向一切文艺、一切戏剧作民族的动员。这样，话剧与平剧以及一切地方戏、杂剧形成了广大的团结。在上海、在武汉、在桂林、在重庆，各剧种间的兄弟关系曾发展到使人感动的高度，从艺术上的相互观摩，到生活上的相互帮助。
倘使在胜利之后这种关系能继续发展，并能争取到戏剧改进的优越条件，中国戏剧是预约着无限光辉的。而没想到胜利的一面反而到来新戏剧的空前凋落和退步。
三、戏剧界初期在抗战大纛下的团结，虽然使人发思古之幽情，但十年来的痛苦经验，也告诉我们，没有批评的统一战线是何等的脆弱不可靠。且不说话剧与其他剧种之间了，就话剧本身说，他的团结在抗战末期已开始显著的分裂。随着抗战形势的复杂化，作家与剧人对现实改造的态度自有不同，而这自然会反映到舞台上的创作生活。
在民主运动的今天，我们依旧迫切要求一切戏剧工作者的团结，但也多么需要严格的批评。
四、无原则的统一战线的时代过去了，今天应该有一个伟大的朗爽的批评时代。
无论是戏剧、电影以及任何剧种，在抗战中都曾演出充满生命力的幼芽，但因没有正确有力的批评，使他们挡不住狂风暴雨的侵凌，也因同一原因，卑贱的莠草会应运丛生，夺去它的养分。看看平剧改革的困难吧。看看刚刚改革得有点样子的越剧也走着歧途吧。看看在消沉中挣扎的话剧东倒西歪的步调吧。看看秋季以来刚有些新气象的电影界又充满了神怪、恐怖、色情的乌烟瘴气吧。我们必须有更公正坚实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