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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不够大，鼻子不够挺，五官中，勉强只有嘴巴合格。所以，小时母亲惟一可以对别人夸耀我的地方就是：“你们相信吗？凤凰的嘴，小得连奶头都放不进去！”
奶头放不进去？想必也有点夸张。不过，我因为不会吸吮，确实用滴管喂奶，喂了将近两个月。
我生来就不够漂亮，这使我从小就对母亲很抱歉，抱歉我不能成为她的骄傲。最让我泄气的还有一点，就是在我面颊右上方，有一块面积颇大的胎记。小时候，姨妈或舅母常抱著我说：“糟糕，脸上有块胎记，将来一定嫁不出去！”
后来，我六岁的时候，跟著父母逃日本兵，有一次，坐在一辆木炭汽车中，急驶在贵州一个荒山上，那山路名叫“七十二道弯”，由这名称，就知地形的险恶。我坐在门边，谁知汽车一个急转弯，门竟然开了，我从车中直摔出去。当时，全车都认为我不死也将重伤，父母都吓坏了。当车子停了，下车去察看时，却惊见我坐在山壁下哇哇大哭，浑身上下，只有鼻子上有好大一个伤口，其他地方都只有擦伤。当时在逃难，荒郊野外，既无医院，也无医药。母亲用牙膏粉扑在我的伤口上，为我消毒。从此，我的鼻子上又多了一道疤痕。亲友们对我更加同情了：“糟糕，糟糕，脸上有胎记，鼻子上有疤痕，将来一定没人要，一定嫁不出去了！”
小时候，我觉得最严重的事，就是“嫁不出去”。对于自己这么丑，感到好悲哀。（后来，随时间的流逝，鼻上的疤痕越来越淡，以至于完全看不见了，脸上的胎记，却始终是我的烦恼，一直到二十几岁，我才学习用化妆技巧来淡化它。所以，直到如今，我总是“略施脂粉”，当别人给我拍照时，我总是习惯把左半边脸对著相机。）话题扯远了，且回到我四岁以前。
我虽然不是个很漂亮的娃娃，但是，我仍然是我母亲的心肝宝贝。因为我和麒麟结伴而来，一般的中国人又比较重男轻女。母亲为了表示她“一视同仁”起见，虽然雇了奶妈，却定下了规矩，我和麒麟两个轮流，一个月我吃母奶，一个月麒麟吃母奶。母亲和奶妈，轮流喂我们两个，以免造成“母亲偏心”的错误观念。母亲想的确实很周到，谁知喂到六个月大，我刚好轮到奶妈喂，要换回母亲喂的时候，我竟然认起人来，不肯换奶了。因而，我是奶妈喂大的，麒麟是母亲喂大的。
我四岁以前，惟一有记忆的，就是奶妈。而我那位奶妈，更是爱我如命。每次我和麒麟打架了，奶妈总是提著嗓子嚷嚷：“是麒麟的错，麒麟先打凤凰！”
于是，麒麟会被母亲打手板。而我很“乖”的观念，也是由奶妈灌输给每一个人的。
当我和麒麟两岁的时候，母亲的肚子里又有了小宝宝。这时的母亲，已经认命了。对于“母亲”的身分，也十分熟悉了，这次，竟心安理得的期待著又一个小生命的来临。我和麒麟已经都会说话了。提起说话，母亲总是坚持说：我九个月就会说话，会喊妈妈爸爸。两岁半时母亲因小病卧床，我嬉戏于母亲床前，母亲拿著父亲的教科书，指著“国文”两个字教我认字。据母亲说，我从此就认识了“国文”两个字！
这说法实在有些离谱，但母亲言之凿凿，我们也就姑妄听之。
一九四○年秋天，我的弟弟巧三出世了。巧三的名字也是父亲取的。因为这个弟弟和“三”字十分有缘，他在家中是第三个孩子，出生于阳历的八月十三日。阴历的七月初十，正好是七巧后三天，所以，就取了个小名叫“巧三”。我的姨妈舅舅都认为这名字非常女孩子气。我那远在湖南的祖父，听说又添一个孙子，高兴极了。那时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第四年，全国上下，渴望胜利。祖父写封信来给小弟弟命名为“兆胜”，这个名字，阳刚得像个军人。于是，小弟弟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兆胜和巧三。
小弟弟巧三出世时重达八磅半，是个胖小子。长得眉清目秀，非常逗人喜欢。我和麒麟一下子就被这个小弟弟给比下去了。小弟弟从小爱笑，胖乎乎的人见人爱。我和麒麟自幼多病，又瘦又小，和这个胖小弟比起来，简直不够看。父亲从巧三弟一出世，就爱极了这个孩子。母亲坚持不偏心，但新生的婴儿总得到较多的照顾，我和麒麟变成了奶妈的工作。
这时，我们两个，已经懂得自己开门出去玩，去门前欣赏油菜花，去巷口叫住卖白糕的小贩，“买”白糕吃，吃完了从不懂得付帐，抹抹嘴就回家啦！据我五舅母后来告诉我：“那个卖白糕的也是个小孩子，只有八九岁，不敢向你们要钱，每次跟著你们回到大门口，就坐在门槛上等，一等就是大半天，等到有人进出时，才拉长了脸说：‘双胞胎吃了我的白糕！’”
我已记不得吃白糕的事，记不得在成都的生活，对于成都，我除了记得门前的油菜花以外，就只记得我和奶妈分手时，双双抱在一起，哭得难舍难分的情景。
和奶妈分手，是我四岁的时候。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但是四川省得天独厚，算是大后方，所有其他各省的人，都迁移到四川来，四川一下子变成了人口汇集之地。我们一家，早早就到了成都，原该好端端的住在成都，不要离开才是。如果我们不离开成都，以后许许多多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都不会发生。可是，我们却在一九四二年离开了成都，去湖南老家和祖父团聚，这一团聚，才把我们全家卷入了漫天烽火之中。
原来，到了我和麒麟四岁，小弟两岁那年，成都的生活程度，已经越来越高，物价飞涨。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的附中当训导主任，又在光华大学兼了课，还在华西大学附中也教课，好几份薪水，仍然不够维持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就在这时候，祖父思儿心切，更盼望见到从未见过面的三个孙儿。
就三番两次的写信给父母，催促父母早日回湖南老家，让祖孙三代，能有团圆之日。当时，父母分析，抗日战争绝不会打到湖南，在祖父声声催促，而成都物价飞扬的双重因素下，就毅然决定，带著我们三个，动身回湖南，去和祖父相聚了！所以，我必须和奶妈分手了。我只记得，奶妈抱著我，哭得天翻地覆。据说，我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缠著母亲不停的追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带奶妈一起走呢？为什么要和奶妈分开呢？我不要和奶妈分开！我们带她一起走！”
我们当然不可能带奶妈一起走的。所以，哭著，哭著，哭著……哭了好几天，我和奶妈终于分别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认识“离别”，也是我童年中最早的记忆。母亲说，以后接下来的许多日子里，我都在半夜中哭醒，摸索著找奶妈。
第三章 祖父和“兰芝堂”
在我印象中，祖父是个很威严、很有气派的老人。
祖父名叫陈墨西，他有五个兄弟，都住在老家衡阳县渣江镇的一栋祖屋“兰芝堂”里。祖父在家乡小有名气，他曾跟随孙中山先生，留学日本，参加北伐，足迹踏遍东南西北。
祖父年轻时，一定是风流倜傥的。因为，他在家乡有元配夫人，又在南京娶了我的祖母。据说，祖母并不知道祖父家里还有太太，直到祖父要带祖母回家乡时，祖母才赫然发现，自己不是元配。祖母一怒之下，拒绝跟祖父回家，竟带著我父亲和伯父，去北京定居了。也亏得祖母个性如此倔强，父亲才会在北京长大，才会遇见母亲，也才有了我和弟弟们。
当我们一家五口，到湖南去见祖父的时候，我的祖母和那位元配夫人都已作古。祖父又纳了一位“许姨”做为老年的伴侣。而且在兰芝堂旁边，盖了一栋小小的房子，和许姨同住。兰芝堂的陈家人，都称这幢小屋为“新屋”。
我们一抵家乡，拜见了祖父之后，整个兰芝堂都震动了。
大家抢著看第一次回乡的父亲，抢著看那一口京片子的新媳妇，抢著看一男一女的双胞胎，抢著看那个“会让墨西老人拿著照片偷笑”的巧三！（在这儿，要补充说明，据说，我小弟巧三因为生得乖巧，非常得到祖父的钟爱，祖父把小弟的一张照片，贴身藏在胸前的衣兜里，没事时就拿出来看，看著看著就会悄悄笑起来。如果他心情不好，他也会拿出这张照片来看，看完了，就得意的说一句：“有这么好的孙子，我还有什么事可烦恼呢！”说完，立即就笑逐颜开了。所以，我家小弟未回乡，已先轰动。）这样，我们一家人都成了兰芝堂的娇客。祖父成天带著我们，拜见这位爷爷，那位奶奶……还有各房的叔叔伯伯姑姑婶婶。祖父的旧礼教很严，拜见长辈，一律要磕头。我和麒麟、小弟这三个孩子，几乎变成了三个“小磕头虫”。就不知道家乡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长辈！后来，我才弄清楚，祖父虽是陈家长房，元配却没有生儿子，只生了女儿。我的父亲是祖父四十岁时才生的儿子，所以，我们在兰芝堂的同辈，都比我们大了一截。
兰芝堂在我幼小的观念中，是个深院大宅，有好几个院落，有好多好多间房间，我和弟弟们在这些房间中捉藏，常常躲得连父母都找不到我们。祖父对我们这三个孙儿，真是爱极了。麒麟从小就有个“大头”，我和小弟常常拍著手笑他：“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祖父却欣赏麒麟的方头大耳，认为将来必有后福。小弟巧三非常机灵，嘴巴又十分会说话。我们初抵家乡，和祖父一起住在新屋。祖父买了各种糖果饼干给我们吃，又怕我们吃多了，就把饼干盒糖果盒都放在高高的架子上，让我们拿不到。有天，祖父一进房，就发现我那小弟已从厨房偷了很多白糖吃，白糖沾了满脸，像长了白胡子一样，而他还不满足，正爬上高椅子，在那儿钩饼干筒。祖父一见，不禁大惊，生怕他摔了，忍不住大喝了一声。据说，我那小弟回头一看，竟面不红、气不喘的说：“爷爷，我爬上来拿饼干，要给爷爷吃呀！”
祖父这一听，心花怒放，本就疼小弟，这一来更宠爱无比。至于我呢，我是祖父惟一的孙女儿（我的伯父也只生了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再加上我比两个弟弟文静多了，常跟著祖父去拜望朋友，带出带进，不吵不闹。所以，我虽是个女孩子，祖父仍然视我为掌上明珠，至于我脸上有块胎记什么的，祖父认为根本不损我的容貌。在他老人家的眼中，这三个孙儿孙女，个个都好！
和祖父团聚，那种生活真好！祖父有个长工，名叫黄才余，对祖父忠心耿耿。没事的时候，黄才余就带著我们三个去后山上玩，我依稀记得的，是我最喜欢在松林中捡松果。童年的我，没有多少玩具，我的玩具就是松果、竹叶、狗尾巴草。
我们在新屋住了一段很短的时间，父亲就跟著祖父一起去南华中学教书，连母亲也在南华中学教国文。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和祖父，都搬到学校的宿舍里去住。南华中学在衡山的山凹里，风景优美。
回湖南家乡这段时间，是我童年生活中比较幸福的日子。
在兰芝堂的院落中，我曾奔来跑去享受大人们的疼爱。在家乡的后山上，我捡松果找鸟窝玩得不亦乐乎。在南华中学的校园里，我学著放风筝和认方块字……但是，好景不常，漫天烽火已逐渐逼向湖南。学校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大人们的脸上，失去了笑容，堆上了层层阴霾。祖父和父母亲常常聚在一起商讨大计，满面忧愁。
那是一九四四年，中日战争席卷了整个中国，在我刚刚初解人事的时候，我的童年就被战争的火舌一下子卷走了。所有的欢乐和幸福，全在一夜间化为灰烬。
以后这段童年往事，我在我的书《不曾失落的日子》中写过。所以，从下面一段到抗战胜利，我将部分引用自该书的“童年”篇。
第四章 小锦旗
孩子的记忆力是很奇怪的，他们会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却记得一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在我印象里，与战争第一个有关连的记忆，是一面小锦旗。锦旗是父亲的一个同事送我的。一天，学校里开运动会，那些彩色缤纷的小锦旗，悬在操场中随风飘扬，在阳光照射下，闪耀著艳丽的光泽。我迷惑了，缠著母亲，固执的要求给我一面小锦旗。母亲不允，父亲叱我胡闹，我哭哭啼啼，只是要一面小锦旗。父亲的一位同事（不记得姓什么，反正是位好伯伯）取下一面锦旗对我说：“你跳一只舞，我就送你一面锦旗。”
童年的我，是腼腆而羞涩的，要我跳舞，比登天还难。但是，那面锦旗光滑艳丽，带著那么强烈的诱惑力对我闪耀著，我的占有欲胜过了羞涩感，我跳了一只“弟弟疲倦了”，换得了那面锦旗。
得到了这面锦旗，我的快乐简直难以言喻，似乎我整个人的喜悦，都被这面锦旗所包裹著，我终日拿著这面锦旗，爱不忍释。可是，战火蔓延过来了，学校解散了，我们全家几度迁移，东藏西躲，我仍然随身携带著我的锦旗。一天夜里，我从熟睡中被炮火声惊醒，我爬起床来，看到父母和祖父都聚在窗边，满脸凝重的遥望著衡阳城──那城市已被一片大火所吞噬了，连黑夜的天空，都被火映成了红色。第二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片混乱，母亲匆忙的收拾著箱笼，告诉我说，这些箱子要寄放到农家的阁楼上去，因为日本散兵已遍布四周，所有财物，随时可能遭遇洗劫。我望著母亲收拾箱子，想起我的小锦旗──我真担心日本人会抢走我的小锦旗。于是，我郑重的把那面锦旗交给母亲，要她帮我锁进箱子里去，免得被日本兵抢走。母亲把锦旗收进了箱子里，我亲眼看到祖父的长工黄才余，把那几口箱子搬到农家的阁楼上去。我很安慰，觉得我的锦旗已到了世上最安全的所在。因为，母亲说，日本兵不会去抢农舍──农舍中除了鸡鸭猪狗外，只有一些稻谷。
那夜，我睡得很甜，半夜里，却被母亲仓皇的摇醒了。我睁眼一看，父亲正手忙脚乱的给麒麟小弟穿衣服，满屋子的人奔来奔去。我胡乱的下了床，怔忡不已。然后，我听到了枪声，此起彼伏，惊心动魄。我跑到窗口一看，不得了，农庄中到处都是火光。人声、枪声、追逐声、鸡鸭犬吠声乱成了一团。我还没从睡梦中完全清醒，这时，吓得完全呆住了。
父母和祖父已急忙拉著我们三个孩子，匆忙的说：“嘘！不要出声音，我们要躲到山里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躲到山里去，但，已完全体会出周围的紧张气氛。于是，我们摸黑离开了居住的农家，父母扶著祖父，抱著小弟，拉著我们这对双胞胎。大家跌跌冲冲的走入山里。山中遍是荆棘和杂草，我们刺到了，割伤了，却没有人敢哭。一直摸到一个山谷里，大家藏在巨石堆中，紧紧拥抱在一起。整夜中，我们看到火焰冲天，处处都冒著火舌，天空都染成了红色。
慢慢的，天亮了。枪声逐渐远去。当黎明终于来临，四周变得特别的安静。然后，我们听到黄才余的声音，在呼唤著、找寻著我们。我们从蛰伏的地方跑了出来，黄才余找到了我们，见我们完好无恙，又惊又喜。接著，却又哭丧著脸告诉我们：一队日本兵连夜侵袭了农庄，他们果然没有抢劫农舍，却很干脆的放了一把火，把整个农庄烧成了平地。烧掉了阁楼，烧掉了我们全部的箱笼，也烧掉了我的小锦旗。
于是，我失去了心爱的小锦旗，于是，我也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和喜悦──在记忆中，这是一连串苦难的开始。
第五章 在山沟里
接下来，日军大量的拥到了乡间，洗劫村落。他们所过之地，杀人放火，搜刮一空。据说，日本兵最恨知识分子，凡是搜到读书人，一概杀无赦。我们家，祖父、父亲和母亲都在教书，又都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平时在教室中，祖父和父母都不厌其烦的灌输学生民族观念，此时，想当然耳，会成为日军杀戮的目标。事实上，那时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不论老弱妇孺，士农工商，都惨遭杀害，又岂是读书人而已。但，读书人，尤其是教书的，确实更难幸免！
因而，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父母，和我们三个孩子，有一段时间，完全隐藏在深山里。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条山沟。
这条山沟原来是有泉水的，现在水已经干了，我们用油布铺在地上，露天席地而坐，已经坐了整整三天。山沟的出口处直通山下的小路，黄才余砍了许多松柏树木，伪装的种满了那出口，遮住外界视线。我们就待在那窄小的泥土沟中，靠黄才余冒著生命危险，每天送食物来给我们吃，并报告我们外界的消息，那消息一定越来越坏，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