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秸写ハ吩嚎葱∷囊萄莼熬纾羌且渲凶羁炖值氖隆？赐昊熬缁丶遥揖尤恍雌鹁绫纠戳恕２换岱殖。胰础岸滥痪纭薄Ｈ宋镆欢嗑透悴磺澹胰础八司纭薄：贸ひ欢问奔洌依执瞬黄＃改缚戳宋业摹氨嗑纭保皇切ΑＲ蛭业娜〔模歉盖子肽盖准涞摹岸园住保傅奈侍猓翘幽咽钡牡愕愕蔚巍�
我这些“剧本”真可怜，从没有发表过，出版过，当然也没有人演出过。最后，都进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书，渐渐有了朋友，学会了说上海话，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会一个人逛书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饭。也会抱着妹妹，去外白渡桥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们去外滩公园奔跑——以发泄我们在一间房间内无法发泄的体力。
但是，父母的脸色又不对了，上海市的气氛也不对了。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上海的商店中，发生了惊人的大抢购……这些事情，对幼年的我来说，是根本无法了解的。我惟一熟悉的，是那种紧张的气氛。我知道，战争又逼近了！
果然，战争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战争，这次是内战。对我而言，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难。父母脸上又失去了笑容，他们整天讨论着讨论着。最后，父亲决定，把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继续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学期教完。于是，我们离开了刚刚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这是我们第二度回乡，第二次和祖父团聚。两次都在战争的阴影下，两次，湖南都只是我们的中途站，而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地方。
第二十九章 再度回乡
在衡阳市，我们和祖父重聚了。四个孩子，一排跪下，给祖父磕头。小妹妹还小，不会磕头，母亲扶着她跪下，扶着她磕下头去。上次和祖父离别时，小妹尚未出世，现在，小妹已牙牙学语。祖父拉起了我们，一个个轮流看过去，最后，伸手抱起了小妹。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以前那颇为威严的眼光，现在充满了慈祥。他抱着小妹，看着我们，微笑着，哽咽的说了句：“生当乱世，大家还能团聚，真好，真好！”
那时的祖父，一定没有想到，这次的团聚，只是再一次别离的序幕。回到衡阳，母亲认为我们三个大孩子，刚刚开始的学校教育不能中断，于是，把我们送进衡阳市的刚直小学，去继续念书。至于她自己，她又接了一个中学的聘书，那中学离衡阳市很远，而我们全家，依然有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母亲毅然丢下我们三个大孩子，带着襁褓中的小妹，远离衡阳，去教书去了。这是我童年中惟一一段时间，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母亲。不过，这年的我，已不再是第一次回乡的那个小女孩，我够大了。大得已经能照顾两个弟弟，在他们淘气时阻止他们，在他们伤心时安抚他们。但是，母亲当然不会让我们三人自己照顾自己，她把我们交付给我的表姐王代训，和表哥王代杰。代训表姐和代杰表哥，是我姑妈的儿女。这个姑妈，就是祖父元配夫人所生的女儿。代训表姐那时才新婚，表哥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们大家在衡阳市租了几间房间住，那房间在一个四合院里，记忆中，那栋四合院名叫“怡园”。
我的代训表姐，是个非常温柔、善良、诚恳而真挚的小妇人，她个子不高，说话声音轻柔，做事小心翼翼。那段时间，她受母亲重托，带我们三个孩子，真正做到了“长姐如母”，却也做得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小弟的淘气，已经出了名，麒麟脾气火爆，不是和同学打架，就是和邻居动手。只有我比较安静，但是也有我的麻烦，那时我已爱书成癖，一天到晚要买书，母亲留下的生活费实在不多，省吃俭用，勉强维持，哪里还有闲钱买书？我就会为了不能买书，整天眼泪汪汪的。在“怡园”，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我们的“吃”。原来，母亲叮嘱表姐，无论怎么穷，必须想尽办法，给我们三个足够的营养。于是，表姐就去腌了一大坛的咸蛋。我们的早饭是咸蛋配稀饭，中午是咸蛋配干饭，晚饭是干饭配咸蛋。吃了好几个星期，小弟一端上饭碗就做各种鬼脸，麒麟直截了当大喊不吃咸蛋，我揉揉肚子声称不饿，就离开饭桌去看书。表姐一看不是办法，慌忙去帮我们烧了一锅红烧肉，用荸荠和肉一起炖。锅端上桌，我们三个欢声雷动，举起筷子，才发现锅中没有几块肉，全是荸荠。
生活就是这样“贫困”的。但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祖父过八十岁大寿，仍然过得轰动而热闹。
祖父那时在衡阳城内教书，为了过寿，提前就回了老家兰芝堂。我们三个和母亲，都赶回了兰芝堂。这一回到兰芝堂，我才知道祖父是多么“德高望重”。许许多多亲友，总有一百多人，都从湖南各地，赶到兰芝堂来为祖父祝寿。兰芝堂张灯结彩，鞭炮声不断的响。因为客人随时随刻的到，兰芝堂中摆起了流水席，虽然酒席不算丰盛，总是祖父的小辈们一番心意。兰芝堂前面有一汪鱼池，养了许多年的鱼，大家都舍不得吃。这时都捞起来以飨宾客。
除了流水席以外，兰芝堂也扎起了戏台子，请来戏班子演戏。乡下人没有什么娱乐，几十里路方圆中的邻居，都赶过来看戏。我杂在人群中，也看得不亦乐乎。当祖父和母亲都累极了，回新屋去睡觉时，我仍然不肯走，小弟和麒麟当然也不走，声称要看到戏散。戏散时已经深夜十二点，祖父的忠仆黄才余带着我们回新屋，他扛着小弟，牵着麒麟，手里提着盏风灯走田埂小路。我已多年没走过田埂小路，一跤就摔进了路边的水田里，弄了一身都是泥。回到新屋，母亲又着急又叹气，因为我只有身上这一套衣服可穿，第二天还要帮祖父接待来宾呢！母亲连夜洗衣服，衣服不干。第二天我只有穿着弟弟的背带裤去给祖父的朋友磕头。
磕头。谈起磕头，祖父的旧规矩不变。见了长辈，我们这三个孩子照例要磕头。别人给祖父拜寿时我们也要磕头答礼，真是磕不完的头。在这个时候，我的表侄儿唐昭学出现了。唐昭学那时读高中，大约十七八岁，是个很憨厚很守规矩，据说，书也念得一级棒的青年。很不幸，他刚好比我们的辈份小了一辈，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了一截，却成为我和弟弟们胡闹的目标！见了长辈要磕头！小弟拉着祖父，跳着脚兴奋的嚷：“唐昭学是不是要给我们磕头？快叫他给我们磕头！我们磕了好多头，才轮到一个来磕还给我们！”
唐昭学不肯磕头，也不肯叫我表姑，别别扭扭的鞠了个躬就逃走了。但是，祖父过完寿，我们回到衡阳继续念书，唐昭学每到假日都到“怡园”来，却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那一年，我过完了十岁生日，已经很懂事了。十岁以后，是我在衡阳停留的最后一年，（事实上，也是我在大陆停留的最后一年。）许多事在我记忆中都历历如绘，其中，包括唐昭学的笛子。
唐昭学有一支笛子，他随身带着，一有空闲，他就拿出笛子来吹。他吹得非常好。我从小对音乐、戏剧、文学、艺术都爱。这时，惟一接触到的音乐，就是唐昭学的笛子。我觉得他吹得真是美妙极了，就常常缠着他吹笛子，他也有求必应，一次一次的吹给我听。我得寸进尺，要求他把笛子送给我，他却坚持不肯。原来，这支笛子是他一个好朋友，亲手用竹子雕凿给他的。现在，这位好友已分别了，他为了纪念好友，更是一刻也离不开那支笛子。
有一段时间，唐昭学和他的笛子，陪我度过了许多孤寂的时光。父亲滞留上海，母亲远去教书，那年的我颇感孤独。幸好有表哥表姐和唐昭学。记忆里，我小时并不淘气，战乱和贫穷已经使我早熟。可是，不知怎的，有一天我居然和唐昭学吵起架来。因为他辈份比我低，我对他真是肆无忌惮，我猜想，吵架的理由一定是我在无理取闹，所以他对我不肯让步。吵着吵着，我一时火起，竟抓起他的笛子，用力往桌上敲去。他飞扑上去救笛子，笛子居然裂成了好几片。在那一刹那间，我呆住了，他也呆住了。
说真话，我绝没想到，笛子一敲就会裂。当笛子裂了，我吓得目瞪口呆，心里说不出有多后悔。唐昭学脸色发青，抓了破笛子对我又吼又叫。偏偏表姐袒护我，跑出来就对唐昭学大骂一顿：“一支笛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大的男孩子，和小女孩吵架！你羞不羞？何况人家小凤凰，还是你的表姑呢！”
唐昭学一气之下，拿着破笛子，转身就冲出了房间。接下来好长的一段日子，他都不来理我。
当唐昭学终于又来找我讲话的时候，父亲已从上海匆匆赶回，母亲也从学校辞职回衡阳。衡阳城中，一片乱糟糟，刚直小学停课了，许多同学都回到乡下去了。父母和祖父，又开始夜以继日的讨论。这种气氛，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的，每当大人们脸色沉重的讨论，每当学校里学生纷纷离去，每当城市中的人们行色仓皇……就是离别的时候到了。
离别的时候确实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们再次离开祖父。四个孩子，和祖父一一拥别，祖父叮嘱又叮嘱；等时局安定了，早日归来呀！我们乘上火车，要到广州，再搭船去台湾。大家都认为，这次的离别，不会比上次久。祖父虽已八十，仍身强体健，团聚的日子，是指日可待的！谁知道，这一次别离，我们和祖父，竟成永诀！
祖父、表哥、表姐、唐昭学都到车站来送我们。表哥还上了车子，送了我们好多站。我倚着车窗，看着衡阳城迅速的消失，真想对唐昭学说一声对不起！真想抱紧祖父的脖子，亲一亲他白色的胡须，真想告诉表姐，我爱吃她的咸蛋……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用双手攀住车窗，眼睁睁的看着祖父、亲人，和衡阳城，在我的视线中逐渐远去、远去、远去。
当时，我再也没料到，这次的别离会长达三十九年！直到一九八八年四月，我才有机会回到大陆，重新见到表哥、表姐和唐昭学！我这一句“对不起”，迟了整整三十九年，终于在武汉的长江大饭店内，对唐昭学说了。表姐的咸蛋！当我重睹表姐时，她已白发苍苍，握紧了我的手，她泪汪汪的说：
“大概是吃了我的咸蛋，才让你有个好头脑，能够写小说吧！”
大概是吧！一九八八年，我紧拥着我的表姐。小凤凰都已老了，唐昭学两鬓已斑，表哥的儿子都已大学毕业了……而我那亲爱的祖父，早已去世，墓木已拱。
人生，是多么短促。世事，是多么难料呀！
第三十章 初抵台湾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们一家六口，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来到台湾。（我们在广州，曾经滞留了两个月之久，因为我们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扒手，把我们的入台证和旅费全部扒走了。父亲在大街小巷中贴启事，呼吁那位“扒手贵人”把证件还给我们。后来，那位“贵人”真的看到了启事，把入台证寄还到旅社。同时，在台湾的王伯伯，又及时寄给父亲旅费，我们才终于成行。记忆中，我们的旅程，总是一波三折的。）初抵台湾，所有的事物都很新奇。
父亲接受了师范大学的聘书，在中文系当副教授。师大分配给我们家一幢二十个“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那时的台湾，才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不久，街上的建筑，都是日式的，住宅区的住宅，也完全是日式的。我们的住宅很小，但是小归小，却“五脏俱全”。前面有小小的前院，前院里有棵大榕树，矮矮的围墙下，盛开着杜鹃和美人蕉。进门处有“玄关”，要脱鞋才能走上榻榻米。我们有三间房间，前面是八个榻榻米的客厅，后面有六个榻榻米的厨房，旁边还有间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餐厅后面有小小的卧房，卧室后面有长廊，长廓尽处是厕所。然后，还有小小的后院，后院中高耸着两株椰子树。我还记得，迁进这房子的第一天，母亲就非常兴奋。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自从嫁给父亲，一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时能住进一幢“独门独院”的房子，她就欣喜欲狂了。她说：“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家’！”
于是，母亲热心的擦榻榻米，擦地板，擦窗台，把整个房子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孩子们，第一次住日式房子，进门要脱鞋，真不习惯。学着穿木屐，摔得七荤八素。最高兴的还是地上铺的“榻榻米”，反正住在哪儿都要打地铺，这次来到台湾，打起地铺来最简单。这栋日式小屋，我们一住就住了十几年。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日式房子中结束。两个弟弟，精力充沛，常在房子里打架，日式房子是纸门，他们一推一摔，就把纸门摔得稀巴烂。于是，父亲买来壁纸，发动全家糊纸门。一年内，我们总要糊好多次纸门。
生活仍然是艰苦的，父亲的一份薪水，依然不够我们全家的生活。母亲每天在算帐，想办法缩减开支。我们穿的衣服，缝缝补补，不知改过多少次，大人的改给孩子穿，姐姐的改给妹妹穿，哥哥的改给弟弟穿。母亲一直亲自做家务。家里买不起木炭，都烧煤球炉，那煤球和炉子一样大，中间有许多孔，一个接一个，终年不熄火。但是，煤球的气味非常难闻，我一直睡在那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里，夜夜嗅着那煤气，以至于直到现在，喉咙都不好。
我在小说《几度夕阳红》中，曾经形容过女主角李梦竹的生活，那就是我母亲的写照。我还引用过一首诗，那首诗也是我母亲写的：
“刻苦持家岂惮劳？夜深犹补仲由袍，
谁怜素手抽针冷，绕砌虫吟秋月高！”
由这首诗，就知道我们当年的生活了。
一九四九年秋季，我插班进入台北师范附小六年级，继续我那断断续续的学业，麒麟念五年级，小弟念三年级。小妹还不到学龄，喜欢爬上矮围墙，再从围墙爬上大榕树，坐在大榕树上看风景。每天早上，我依然带着两个弟弟去上学。台湾是亚热带，夏天真是热极了。同学们一下课，就拥进福利社买冰棒吃。我和弟弟们没有钱，无法买冰棒，看到别人吃冰棒，真是羡慕极了。学校规定穿制服，一星期有两次“洗制服日”，就可以穿便服。到了穿便服的日子，同学们个个穿得鲜艳明丽，只有我穿着一件由母亲旧旗袍改的裙子，不伦不类，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整整一学年，我只有这一件裙子，没穿过第二件。每星期最怕的事，就是“洗制服日”。
麒麟和小弟，都到了最顽皮的年龄。别的孩子有玩具，我们没有。初到台湾，我第一次看到树叶上爬着的蜗牛，觉得新奇极了。我大呼小叫的喊弟弟们来看，说：“台湾的田螺真奇怪，会背着它的壳爬树叶！”
弟弟们没有玩具，觉得蜗牛也很好玩。就把树叶上的蜗牛一个个摘下来，揣了一口袋，两个人比“蜗牛”，看谁找到的比较大。他们还试着要蜗牛“斗牛”，可惜蜗牛不是蟋蟀，一点斗性都没有。弟弟们弄了满口袋的蜗牛，玩得不亦乐乎。那天晚上，母亲照例巡视他们有没有盖好棉被，却发现他们全身爬满了蜗牛。母亲吓得大叫一声，差点没有当场晕倒。从此之后，勒令不许玩蜗牛。但是，不玩蜗牛玩什么呢？他们依然玩蜗牛。那年我发现了电影。在植物园，每星期六晚上，放一场露天电影，票价非常便宜，只要一块钱。但是，我连一块钱都没有！我每天帮母亲洗碗，要求给我一点零用钱，母亲有时会给我一角钱。积蓄了好久，才积到一块钱。没有余钱搭汽车，我徒步走到植物园，要走整整一小时。看完电影，再走一小时回家。有一次，电影看到一半，下起大雨来。露天电影是禁不起下雨的，立即停演。我淋着雨奔回家，路又黑，雨又大，中途摔了一大交，膝盖都摔出血来。到家后，我浑身湿透，像人鱼一样滴着水，脚跛着，路都走不稳。母亲见了，大惊失色，慌忙帮我换衣疗伤，一面就下令，以后不许去植物园看电影。不看电影怎么行呢？那是我仅有的娱乐呀！
童年，就是这样苦涩的。
第二年夏天，我十二岁，从北师附小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一女中。走进中学，童年就悄然而去。细细想来，童年的天真活泼不多，挨过的风霜雨露却不少。幸福的感觉不多，离别的经验却不少。欢乐的事情不多，痛苦的滋味却不少。安定的日子不多，流浪的岁月却不少。
就这样，我走过战乱，走过烽火，走过苦难，走过童年。
至于童年以后，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章了。
——第一部完——
第一部 第一章 少年“尝尽”愁滋味
我的少年时期，是我回忆中，最不愿意去面对的一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