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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社教”运动虽然结束了，工作队员们拍拍屁股也走了人，但是工作队在运动中制造的被整和整人的两派矛盾，却并没有随着运动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它无形地、长久地困扰着北大教师、干部之间的人际关系，遗患无穷。而且，这次夭折了的“社教”运动，为后来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重重的伏笔，甚至可以说它是北大“文革”的一次预演。
除此而外，“社教”运动也实实在在让北大人吃了亏。由于搞“社教”，本应进行的评职提薪工作未能进行，接下来便是十年“文革”，评职提薪更无从谈起。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文革”结束后，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清华已经是讲师或副教授了，而在北大还是助教或讲师。北大人的工资也比清华同行低一级。这件事让北大人耿耿了许多年。
再说说季羡林参加的另一次“社教”运动——农村“社教”运动——的情况。
1965年秋天，季羡林参加完国际饭店会议，便被派到北京郊区昌平县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
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任务。1965年11月，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是要知识分子“经风雨，见世面”，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摔打，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做，知识分子身上的污泥浊水才能洗干净，才能成为能上能下，能文能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战略任务。
季羡林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来到南口村的。
季羡林被任命为工作队副队长，主管整党工作。工作队在农村“社教”时是名副其实的全面夺权，农村原有的各级干部统统靠边站，工作队把党政财文大权全部掌握在手里。不过，上面对工作队员要求也很严格：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还没有出现特权，腐败现象尚未滋生，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是赤胆忠心干革命的劲头。
季羡林从六岁离开农村以后，一直没有在农村生活过，这次因参加“社教”运动，再次回到农村，触景生情，感慨良多。农民的纯朴善良，使他倍感亲切，农村广阔的田野和从田野里散发出来的泥土的芳香，使他心旷神怡，好像又回到阔别了四十八年的官庄。但是，四十八年过去了，中国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又使他黯然神伤。他又感到内疚，他说：“当时农民每日的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每月工资是四百五。我不敢说出去，怕农民吃惊。”
季羡林和工作队员们一起，日夜操劳，搞了几个月“社教”运动，结果搞了一些案子，还逮捕了人。不过后来多数都平了反。
季羡林在南口村一直呆到1966年6月4日，才奉命回校。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来势迅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季羡林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将经受他生命中最惨烈的考验，可是此时他却浑然不知。
运动夹缝中挤出的研究成果
从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里，季羡林在政治运动和会议的夹缝中，毕竟写出了一些学术著作，不像前七年那样。在政治运动连年不断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季羡林十年的学术成果总括起来是：
一、出版了两部专集：《中印文化关系论丛》和《印度简史》。
二、翻译并出版了两部印度古代文学作品：《五卷书》和《优哩婆湿》。
三、写作了十五篇论文。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收入了季羡林从1946年至1956年十年中写的有关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文，包括前文中介绍过的一些文章，也有未曾发表的文章。该书于1957年出版。
《印度简史》是季羡林1956年写的一本有关印度历史的专著。这本著作的目的，就是要简明而通俗地把印度历史介绍给中国读者。由于篇幅限制，该书只介绍了印度历史的大体轮廓，而且根据出书当时遵循的原则是厚今薄古，对古代讲得简单，重点放在近现代。这对季羡林来说，不但用非所长，而且有点大材小用。该书于1957年出版。
下面介绍一下这时期季羡林的十五篇论文的要点：
《试论1857年－1859年印度大起义的原因、性质和影响》
1957年是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百年纪念，季羡林为此写了这篇论文。后来这篇论文扩大成了专著《1957年－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在论文中，季羡林利用了新学到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对这次大起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
1954年，季羡林曾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文章。他认为中国的纸是由陆路传入印度的。后来有人反对他这种说法，主张纸是由海路传入印度的。为了回应此说，季羡林再次撰文，列举了大量论据，论证海路传入说之不当。
《印度文学在中国》
这篇文章是季羡林根据平时阅读时所作的笔记，加以整理、按时间顺序排列开来写成的。他在题目中用了“文学”这个词，这是广义而言，寓言、神话、小故事，以及真正的文学都包括在里面。文章用大量事实论证了印度文学，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其实是一篇比较文学的论文。
这篇文章虽然写于l958年，但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极“左”思想的干扰，未能发表，一直到1980年才发表出来。季羡林在这期间还写过两篇文章：《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也同样遭到了被“枪斃”的命运。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文详细介绍。
《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这是一篇论争性的学术论文。季羡林就“混合梵语的佛典语言”问题，与美国梵文学者佛兰克林·爱哲顿（FransKkliEdgerton）之间展开了一场论争。这是其中的一篇论文。论争的焦点，仍然是季羡林在德国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语尾…am＞o，u”的问题。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这篇文章对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提出了颇有新意、又很有见地的看法。这篇文章运气比较好，写好了立即就发表了。
《最近几年来东方语文研究的情况》和《五四运动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
这两篇文章，严格说来算不上是学术论文。因为文章的内容以资料为主，洠в卸嗌俜治龊吐壑ぁ５钦庑┎牧虾苡杏茫鸭毕鹿冉洗蟮墓Ψ颍砸擦性谡饫铩�
《关于优哩婆湿》和《前言》
《优哩婆湿》是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一部名剧。季羡林在l956年从梵文翻译了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以后，1962年又翻译了《优哩婆湿》。以上两篇文章是关于剧本《优哩婆湿》的评介。
《古代印度文化》
这篇论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印度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法律、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
《十王子传》浅论
《十王子传》是印度古代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在印度国内外受到重视，欧洲许多国家都有译本，但中国读者并不熟悉。季羡林在论文中，对这部长篇小说作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巴利文》
季羡林曾选译过一些巴利文“佛本生故事”。这是他写的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的论文。“佛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如来佛前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寓言、童话等，是佛教徒用来宣传教义用的。它虽然最初产生于印度，但随着小乘佛教的传布，后来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广为流传。这些故事，随着汉译《大藏经》也传入我国，如《撰集百缘经》、《贤愚经》、《杂宝藏经》等经书里的故事即是。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这篇论文从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论述了原始佛教起源于印度的原因。
从以上的介绍，以及前文中有关季羡林学术研究情况的介绍来看，季羡林自1946年回国至1966年二十年中的学术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老本行——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范围，扩大的研究对象是：印度历史文化、中印文化关系、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方面。其中的原因，前文中已经提到，主要是由于回国以后，国内缺乏梵文、吐火罗文的资料，难以继续深入研究。他这种扩大研究范围的作法，开始是出于不得已，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逐渐在新开辟的领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了60年代，季羡林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语言学家，他还是比较文学、印度学、佛学等方面的专家，以及翻译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在以后的岁月里，季羡林将要沿着这条“杂家”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而且越来越“杂”。最终，他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内，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自1949年解放以后，任何一篇文章（包括专著、翻译、文艺作品等）如要得到发表，必须经过两种审查：一种是对文章进行审查，看看是否有“违禁”的内容。“违禁”的内容不只是政治方面的，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方面的等等。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违禁”的内容也会变。这项审查工作一般是由出版单位来掌握。遇到内容难以判断的文章，或者重要人物写的文章，出版单位拿不准的时候，便会呈报上级领导部门进行审查。有个别的文章，甚至要由主管文化部门的最高领导者来定夺。另一种审查是对作者政治情况的审查。如果某出版单位通过了第一种审查后，打算采用某篇文章，便会与作者所在单位取得联系，查问此人是否可以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作者所在单位要出具证明，同意或不同意此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一般本单位会告诉出版单位，此人不宜见报。出版单位便会以其他借口，将文稿退还作者。一篇文章只有在通过了这两种审查后，才能公诸于众。
季羡林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他属于姓名可以见报的一类人。而且，他已经发表过许多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也算是知名人物，出版单位对他都很了解。因此，他这三篇文章之所以不能发表，问题不是出在他本人身上，而是出在文章的内容上，也就是没有通过第一种审查。
这三篇文章究竟有什么“犯禁”的问题不能发表呢？说起来也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写于1961年1月10日，是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文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二千多年来，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其中包括：屈原的《天问》、《三国志·魏书》中的“曹冲称象”故事、六朝志怪、唐传奇、变文、柳宗元的《黔之驴》、元杂剧、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等作品，从题材或结构上，都直接间接受到过印度文学的影响。论据确凿，论证严谨，无懈可击。接着，文章又介绍了近代以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还介绍了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盛况。最后，文章谈到印度现代作家普列姆昌德、钱达尔、安纳德等人的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印度电影《两亩地》、《流浪者》在中国放映时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况。
《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这篇论文写于l961年2月21日，是为了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而写的，是一篇两三万字的长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包括：泰戈尔论中国文化和中印关系；泰戈尔访问中国；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泰戈尔对东方文明和中印友谊前途的瞻望等方面的问题。
《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这篇论文也写于l961年，与前文不同的是，它主要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读者看到这里，大概已经明白了八九分，问题显然出在泰戈尔身上。的确如此。但是这件事又是比较复杂的。
在60年代初，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对西方十八九世纪的著名作家，包括俄罗斯的著名作家在内，都可以挥舞大批判的“千钧棒”，大肆批判而毫无顾虑。惟独碰到了泰戈尔，像手里拿着一块烫手的山芋似的，批也不是，不批也不是，进退维谷，顾虑重重，处境十分尴尬可笑。
在这里，先举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文艺界领导人的紧张心情。
1961年是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各国都开展了纪会活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十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季羡林参加了这项工作。他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一书中回忆道：
为什么叫《泰戈尔作品集》这个名字呢？为什么不顺理成章地称之为《泰戈尔作品选集》呢？主其事者的一位不大不小的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认真地说：“‘选’字不能用！一讲‘选’就会有人选。谁敢选肯选泰戈尔的作品呢？”最后决定用《作品集》。仿佛这些译成汉文的泰戈尔的作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任何人加以挑选。这真是掩耳盗铃，战战兢兢，如临深履薄之举，实在幼稚可笑。
泰戈尔的作品难道就真的像洪水猛兽、妖魔鬼怪那么可怕吗？为什么连这位当年在文坛上翻云覆雨、叱吒风云的极“左”官员也不敢、不肯选他的作品呢？其实，说穿了，要害就在泰戈尔的作品中，除了有反帝反殖的“金刚怒目”的一面，还有赞扬母爱、童心、人类之爱的“菩萨慈眉”的一面。当时正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候。报刊上每天都在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西方作家从莎士比亚一直批到罗曼罗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复活》、苏联作家肖罗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以及根据“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二月》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等，都成了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最理想的靶子。在这样的情势下，去选泰戈尔的作品，不是自蹈死地吗？
那么，为什么还要出版泰戈尔的《作品集》，而又不对他进行批判呢？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因为泰戈尔同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泰戈尔当时是亚洲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作品从2O世纪初就开始介绍到中国来，几十年中，一直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在中国广为流传，长盛不衰。泰戈尔又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就写文章痛斥英国殖民者在中国推行鸦片贸易。1924年，泰戈尔为了寻求友谊，不顾年迈体衰，远涉重洋来中国访问，历时五十天，兴致勃勃地访问了半个中国。回国后，他特意在自己创办的国际大学里增办了一个中国学院。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他写诗怒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且在给日本所谓“爱国诗人”野口米次郎的著名公开信中，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侵华谬论。由于上述原因，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在国际大学的亲笔题词中写道：“泰戈尔是伟大的诗人、哲学家、爱国者、艺术家，深受中国人民的尊敬。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会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对泰戈尔这样一位既宣扬“人类之爱”，又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外国作家，即使是奉行极“左”路线的“权威”，也不知道如何办是好。这就是季羡林的论文不能发表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更敏感的问题，也妨碍了季羡林文章的发表。就是泰戈尔1924年访华这件事。
1924年我国文坛上正在开展一场所谓“新文化阵营同封建复古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斗争”。“新文化阵营”指左翼作家。“封建复古派”指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张君励、辜鸿铭为首的“玄学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徐志摩、林长民等。
泰戈尔当然不知道中国文坛上的这场斗争。他只是为了寻求友谊，为了膜拜中国古文化而来。他在中国访问期间，一直由徐志摩、林长民等人接待。泰戈尔访华在当时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报刊上天天在头版登载他的行踪，发表有关他的评论。由于上面提到过的，泰戈尔的思想既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又有“菩萨慈眉”的另一面，因此，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他这次访华便形成了三种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