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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下午两点，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签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
大字报一贴出，便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激烈争论。学校内部马上分为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支持大字报的。两派互相争论，互不相让，形成对立。
晚8点，校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陆平讲话：欢迎对党委工作提出批评，同时指出，写大字报贴到外面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昆拒绝出席大会，说明北大常委内部对大字报的态度也有两派。
晚12点，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来到北大，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该贴到外面。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大字报可以贴，但北大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并强调要遵守党纪国法。
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直接送给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康生要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
5月27日、28日两天，北大校内贴出大字报共五百多张，批“三家村”的一百多张，批聂元梓的四百多张。
正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大遭到反击快要顶不住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大字报贴出后的情况。毛泽东在6月1日中午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在广播电台播出这张大字报。
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指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播出后，北大震惊，全国震惊。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拉开了序幕。
当晚，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率领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三十二人进校。凌晨零点30分，工作组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会。张承先表示：坚决支持北大的革命运动，同时向北大党委宣布约法三章：不许搞秘密活动；不许搞两面派；不许阳奉阴违。
6月2日，首都各报均全文登载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该文说：“为陆平、彭珮云等人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云云。这篇评论员文章同时还说：“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这段话实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毛泽东的指示，他本人的思想高于党的组织纪律，号召人们打破原有纪律的约束，向任何反对毛泽东的人进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
6月2日以后，北大校内形势骤变，聂元梓等人以“革命左派”身份，向“围攻”他们的人展开了猛烈反击，整个校园内更加混乱。
6月4日，吴德代表北京新市委宣布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二）撤销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改组北大党委。（三）在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称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个结论在北大又投下一颗炸弹，令北大师生员工感到瞠目结舌。社论一发表，北大内部就围绕这一历史旧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元梓一派人对曾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不赞成他们观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
从6月1日至6日，六天内，校内贴出五万余张大字报，每天来北大看大字报的人达十万人之多。原北大党委及所属各总支，除哲学系外，全部陷入瘫痪。
从6月初开始，北大校园内便出现了打人、骂人、推搡、揪头发、撕衣服、往身上贴大字报、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等等粗暴野蛮的斗争方式。自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学生们便开始漫无边际，肆无忌惮地“横扫”起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遭到学生、职工，以及不明身份的人批斗，每天批斗十几次，家中的名贵字画，各种陈设被洗劫一空，其住所被贴上“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有些来北大声援的外校学生，随便勒令“黑帮人物”交代问题。陆平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日夜不停地批斗，批斗的场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拥着站在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日戏园子里点名角唱戏一样。
北大革命小将的创造力十分惊人。北大走资派在脖子上被挂上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再在名字上用红笔划上叉，这个天才的发明就是出自北大小将们之手。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领导着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牌子的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刻传遍全国。不过，挂牌的钢丝越来越细，木牌越来越大，分量越来越重，以致细钢丝嵌进“犯人”肉中，鲜血直流，则是校外的“革命群众”对北大新潮流的发展，在北大似乎还没有见过。不管怎样，从6月1日以后，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此种风气迅速蔓延到中小学，以及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使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季羡林就是在这个混乱时刻从南口村回到北大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奉命回校
6月4日，在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北大师生忽然接到不知道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季羡林赶紧收拾行李，好在他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无书籍，二无细软，只一床被褥，一个脸盆，几件随身穿的衣服，顺手一卷，立即成行。他挤上学校派去的大汽车，坐在车上，从车窗向外望去，看见自己住了八九个月的南口村平静如常，心头不觉漾起了一缕离情别绪。但是，此时有点兵荒马乱的味道，他也顾不得细细咀嚼这缠绵的离情，只在心里说了一声：“拜拜了，南口村。”
汽车启动了。他看了看东语系那位总支书记，只见他神情严肃，沉黙不语。季羡林想，他的政治细胞比自己多，阶级斗争经验也比自己丰富，他沉默不语，必定是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季羡林虽然心里也没底，有点嘀咕，但是也没有时间考虑得太多。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次回校却惴惴不安，好像走向一块“未知的土地”。一个多小时以后，汽车开到了燕园。季羡林原来在车上还天真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员和学生前来迎接他们，热烈的握手，深情的寒暄。因为总支书记和他，毕竟还是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还没有被罢官嘛。然而一进校门，令他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不久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内林荫道上，横七竖八地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就挤满了自行车。至于校内的人和校外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喧声直上九重霄。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抬头望去，墙上，地上，树上，布满了大小字报，五光十色，简直是一个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
季羡林哪里知道，从6月1日起，燕园就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一般涌进燕国。在革命派的眼中，北大己经成为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有的甚至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
他们坐的汽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难行，大家只好下车步行。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都抛到爪哇国里去了。
同行的那位总支书记，一下车，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走资派”，陆平的“黑帮”，大概理应如此吧。此时季羡林也管不了这么许多，只是心中暗暗庆幸，幸亏洠в腥死唇幼约海蝗唬约阂不嵯衲俏蛔苤榧且谎弧敖佟钡讲恢裁纯膳碌牡胤饺チ恕８詹旁诔瞪献约夯够孟牖嵊腥死从幼约海得髯约涸谡紊鲜翟谔薮溃字桑谛睦镌鹇钭约海骸凹蛑毕褚煌反缆俊！�
季羡林在目瞪口呆之余，稍稍定了定神，意识到，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拳打，没有脚踢，自己现在还是一个自由人，还有行动自由，便挤进了人群，一手抱着铺盖卷，一手提着脸盆，茫然地向朗润园13公寓的家走去。
季羡林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是，还没有人来“接”他，他还能住在家里，还有行动自由，这说明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沦为“牛鬼蛇神”，还不属于“横扫”的对象，这让他稍许安心。至于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不多，主要的一张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关于《春满燕园》的那一张。大字报的大标题是：“季羡林的《春满燕园》是一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其论点是：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复辟。写教师备课，学生晨读就是“业务挂帅”、“智育第一”，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季羡林当时还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使这样，当他看到这一张大字报的时候，除了吃惊以外，“心里觉得十分别扭，像吃了一肚子苍蝇似地，直想作呕。”“为什么最美好的季节春天竟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呢？学校之所以要办，就是让人来念书的，为什么在学校里，一提念书就成了‘修正主义’呢？”他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在心里问道。可是，大字报从来只下结论，不做推理分析；只扣帽子吓人，不摆事实讲道理。这正是大字报威力的奥秘所在。季羡林看完大字报，心中忿忿不平，不由地“哼”了一声。就是发生在这十分之一秒钟时间里的“哼”声，也没能逃过“革命小将”警惕的耳朵，暗中给他记下了一笔账。后来，季羡林成了“死不改悔”的“死硬派”，经过上百次的批斗，罪名多如牛毛，但是，《春满燕园》宣传资本主义复辟和业务挂帅这条罪状，像中药中的甘草一样，哪次也少不了。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季羡林此时的思想就是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心中思忖：自己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搞这场革命，他也不甚了然，但是打心眼里还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说：“我在当时一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总是虔心敬神，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有许多事情，他又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比如，“为什么每一个单位必定有一个走资派？如果每一个小头头都成了走资派，那么，我们工作的成绩是怎样来的呢？”再说，走资派也好，反动学术权威也好，如果他们犯了什么罪，就判什么刑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野蛮的方式折磨他们，侮辱他们呢？季羡林的这些道理自然没有地方可以去讲，也没人可讲。他便只好想：“既然上头认为是这样的，‘革命小将’也认为是这样的，那就只有这样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季羡林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除了最高层了解内情的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们又都是“紧跟”和“坚决拥护”的，要不然，“文革”的烈火怎么会呼啦一下燃遍全国呢？而且群众情绪之激昂，热情之高涨，斗志之昂扬，也是前所未见。那些被批斗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大多数当时也认为自己“罪有应得”，丝毫也没有怀疑过这场革命的正确性。没听说过谁在当时就能洞若观火，看出这是一场浩劫。甚至有的人被迫自杀以后，在他们的遗书上仍然写着“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都是令人十分费解的现象。这里不想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只是想交代一下季羡林当时的思想状态。林彪当时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句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提倡盲从的话，当时也没有谁认为是错误的。这句话正是针对少数对文化大革命心存疑问的人说的，而且似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季羡林这时还是一个自由人，可以到处逍遥。他也需要时刻了解革命动向，特别是针对自己的大字报究竟写了些什么，以便有所准备。因此，他每天都到校园里去转一转。
6月4日以后，燕园里一天比一天热闹。许多边远省份的人，越过万水千山，赶来北京朝拜北大这一块圣地。燕园平时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这“八方风雨会燕园”的日子里，却显得极其窄狭。山边树角，角角落落，到处都挤满了人。季羡林在燕园中行走，感到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太仓中的一粒米”一样渺小。他除了看大字报以外，还看了不少批斗的场面。他在《牛棚杂忆》中回忆道：
如果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上。如果在室外，则走资派站在椅子上，墙头上，石头上，反正是高一点的地方，以便示众，当然是要低头挂牌。我没有见过批斗程序，但批斗程序看来还是有的。首先总是先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被两个或多个戴章的青年学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百分之百的造谣诬蔑。最后一定要上纲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反正说什么都是真理，说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后已。
在北大东语系，此时批斗的对象，一个是上面提到的那位总支书记，帽子是走资派；一个是与季羡林的同行，教梵文的一位老教授，帽子是历史反革命加反动学术权威。季羡林在回忆对这两人的批斗时写道：
对总支书记的批斗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个专门为贴大字报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贴的都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历数罪状，什么“牧羊书记”之类的人身攻击。他站在棚前，低头弯腰。我不记得他脖子上挂着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叉。这是从司法部门学来的，也许是从旧小说中学来的。一个犯人被绑赴刑场砍头时，背上就插一个木牌，写着犯人的名字，上面画着红叉。此时书记也享受了这种待遇。批斗当然是激烈的，口号也是响亮的。批斗仪式结束以后，给他背上贴上一张大字报，勒令“滚回家去！”大字报不许撕下来，否则就要罪上加罪。
对那位教授的首次批判是在外文楼上大会议室中。楼道里，从一层起直到二层，都贴满了大字报。还有不少幅漫画，画着这位教授手执钢刀，朱齿獠牙，点点鲜血从刀口上流了下来，想借此说明他杀人之多。一霎时，楼内血光闪闪，杀气腾腾。这样的气氛对一个根本不准发言的老人进行所谓的“批斗”，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见了。结果是参加批斗的青年学生群情激昂，真话与假话并举，唾沫与骂声齐飞，空中溢满了火药味。一只字纸篓扣到老教授头上，不知道是哪位小将把整瓶蓝墨水泼到了老教授身上，他的衣服变成了斑剥陆离的美国军装。老先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