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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包含着套叠有四个层次的从句的织体，是典型的康德式的句子，没有框形结构这种语法手段，这种句子就会被拆散其逻辑关系而由读者（译者）任意组合了。
除了句法的灵活性外，现代汉语在翻译中的优势还体现在组词法的灵活性上。同样以英语为例。康德哲学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专门术语Wille（中译作“意志”）和Willkür（中译作“任意”，也有译作“意欲”、“意向”的），在英文中始终无法区分开来。英文只能用一个词即will来表示这两个相差很大、甚至有时是对立的词。当代美国的康德哲学权威阿利森教授（Allison。H。E。）在其《康德的自由理论》一书中认为这是英语界的翻译人士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注：阿利森著：《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通常他们要么就将两者混为一谈，要么就把Willkür译作choice（选择）或will of choice（选择的意志）。译“选择”显然不行，译“选择的意志”庶几近之，但一个术语变成了一个词组。怎么办？阿利森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为了避免混乱和消除复杂性，我将只运用德文术语”。（注：阿利森著：《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这种原文照纳的办法等于不翻译。现代汉语在这方面的便利之处就在于，靠两个“字”所组成的双声词（这是现代汉语中绝大多数词的构成方式）具有比英语（或其他拼音文字）的词汇大得多的信息容量和可变动性，如“意”字单独来看就可以意味着意见、意念、意气、意识、意思、意图、意想、意向、意愿、意欲、意旨、意志等等，在倒语序中则可以意味着本意、介意、经意、决意、刻意、立意、起意、任意、随意、特意、蓄意、用意、有意、愿意、在意、执意、属意、注意、着意、恣意等等，“意”中所包含的这些意思都要在上下文语境中才能体会得出来。但与其他词组合成双声词后，其意思又有相当的确定性，如“意志”显然是与志气、志趣、志愿、志向相关的高级意向，“任意”则有“任选的意向”之意，是否高级意向尚在未定。中文双声词这么一颠倒、一重组，最大地拓展了表达丰富多样的甚至隐微曲折的含义的可能性，同时又可以保留其基本意思不变。当然也有些词是中文所没有而只能采取一词多译甚至加注的方式来表达的，如众所周知的Sein或Being一词，那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之故。但只要是中国人思维中能够想到的，中国人总可以把它弄得比较服帖。这是因为中国汉字本身不像西方拼音文字那么有一定规范，从词法上来说，一个汉字大都是一词、一声、一形、一意，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如同“意义原子”一样颠来倒去，任意组合，变化无穷，同时又保持自身本来的含义而加入组合之中，融汇为一个新的但又与原来的单个词义有联系的词。从句法上来说，它既不能被纳入分析性的语法规则，也不能被纳入综合性的语法规则，而是“混沌”的（模糊的）、具有组合的无限可能性的。这对于精确地翻译哲学文本来说，本来是汉语的缺点，但在被改造为现代汉语后，这一天生的缺点竟然变成了优点，即它既可以表达分析性的语法形式，也有办法表达综合性的语法形式！
汉语的缺点在现代汉语中变成了它的优点的例子，即使在不得不一词多译的情况下有时也可以表现出来。如上述Sein或Being的译法，目前许多人争论不休的是究竟用一个什么中文词才能准确地将它的意思完全把握住。但其实西方人在使用这个词时，虽然明知道这个词有各种不同的含义，也并不一定要把所有含义全都保持在视野中才能理解，常常是根据当时的语境每次只取其一个含义，所以他们常遇到的困扰是往往在一个句子中会发生歧义，甚至产生根本性的大问题。如康德在批判西方流传了数百年的对上帝的“本体论证明”时就指出，这一理性幻相全部都基于对这个Sein的误解，即利用这个词的含混性把作为语法上的系词的“是”理解成了一个“实在的谓词”，即“存在”。（注：参看《纯粹理性批判》A598 = B626。）但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明，当德文中一般地把Sein当作一个“实在的谓词”来使用时则不能将它理解为系词“是”。这一点连康德自己也是这样用的，如他在其范畴表中的“存有—非有”（Dasein—Nichtsein）这对范畴（也可译作“定在—非存在”）是决不可以理解为逻辑系词意义上的“此是—不是”的，而是恰好指“实在的谓词”（即“现实性”范畴）。中文的一词多译正可以避免从西方语言中生出的这种一词多义。（注：可见现在许多人不顾一切地要把这个词—义地固定译作“是”是多么的不合时宜，这等于迎合西方的毛病而放弃自己的优势。当然这不是说我不主张搞清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的各种不同含义。）类似的词还有Subjekt（及其所派生的形容词subjektiv），中文一般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译法：主体（主体性）、主观（主观性）、主词（主词的，这种情况不常见）。它们分别对应于这个词在西方用于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场合。但西方正由于在三种不同场合都使用同一个词，于是也产生了不小的歧义。康德在批判“理性心理学”时就正是指出了人们将逻辑上的“主词”冒充本体论上的“主体”而造成了“谬误推理”。（注：参看《纯粹理性批判》B411。）假设西方人是用汉语表达，恐怕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现代汉语在翻译德国哲学文本时还有一些其他便利之处，例如汉语中没有特定的“虚拟式”，但却可以通过语气来表达虚拟式，如用“或许”、“就会”、“将会”、“就将”、“本来会”、“本可以”等等，而英语译者在翻译德文文本时往往把虚拟式省略掉了，即使有也不明显（难以与过去时区分开来）。再就是汉语中还有一些古代的词汇已被废弃了，但正好作为备用的词库，在某些场合下会意想不到地派上用场。这就像西方人往往通过引入拉丁文中的一个词来取代一个意义相同的词，以表示这个词的更为抽象的含义一样。如黑格尔说的：“对于反思规定，哲学术语每每使用拉丁名词，这或者是因为本国语中没有那样的名词，或者即使有，也因为本国语名词使人较多地回想起直接的东西，而外国语则使人较多地回想起反思的东西。”（注：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第99页。）古代汉语的作用还不限于表示一个词的抽象含义，而且可用来补充现代汉语的词汇量。如我用“心性”一词翻译德文的Gemütsart，用庄子的“无待”翻译德文的Independenz，（注：参看《判断力批判》， 邓晓芒 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14、108页。）我觉得非启用这些现代汉语中已不太使用的词不能准确表达德文原义。当然这样译法是否恰当还可以再斟酌，我只是想说明现代汉语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即除了外来语和最新时代产生的一些特殊的新词汇之外（这是一切语言都一样的），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备用空间（这是汉语独特的），它凝聚着我们古人的生命体验并积淀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甚至血液中。不过我们在利用这一宝库时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能够用现代汉语译的词决不故意起用古代的词汇，只有在现代汉语中实在找不到更准确的译名时才尝试到古代的语汇中去寻求帮助；二是在采用古代的词汇时也要注意是否会无形中掺入文化背景上格格不入甚至相违背的语义。（注：例如，孙周兴先生在翻译海德格尔的Ereignis一词时曾一度采用了中国哲学中的“大道”一词，引起了学界几乎是一致的反对，后来他自己似乎也放弃了这一译法。其原因我想可能就是由于“大道”一词中国文化的背景意识太浓，至于字源上找不到根据还在其次。我曾建议将海氏该词译作“成己”，虽也有人（如倪梁康）认为太多佛教味道，但其实儒道佛都有“成己”思想，西方人更不用说，这是一个跨文化的概念。“道”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己”却不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在译康德著作时其实很少用到古代的词汇，而且我认为一般说来，在译逻辑性很强、概念很讲究清晰的作品（如西方近代哲学著作和现代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时尽量不采用古代词汇，以免造成现代人的理解困难。只有在译像海德格尔这样一些常常诉之于体验和感悟的哲学家的作品时才可以小心地尝试采用古代词汇。
当然，要让哲学说汉语，这不仅是翻译的事，更是哲学思维本身的事，因为翻译（如前所述）一方面是以译者的哲学思维为前提的，另一方面最终也是为了促进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在今天看来，古代汉语不仅已经不适合于进行哲学翻译（包括对西方古典文献的翻译），而且很不适合于哲学思维。现代汉语则不仅具有翻译上的优势，而且（或者说正因为如此）具有哲学思维上的优势。我们现在通过欧化了的现代汉语已经在原则上有可能透彻理解西方最深层次的思想，相比之下，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思想的深层至今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就此而言，我们今天对西方文化其实应当说处于高位，正如当年经济上落后的德意志文化在思想上对欧洲其他文化处于高位一样。如果说，当年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教哲学说德语”意味着哲学本身的发展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教会哲学说汉语”同样将意味着哲学本身在当代的新发展。汉语中不仅也有黑格尔当年对德语备极赞扬的“思辨精神”，即一个词常常会具有完全相反的意思（如“易者，不易也”，“乱，治也”；又如“亏”字本来指受损失、吃亏，但“多亏”、“幸亏”却是指获得帮助），而且有当今德里达等人所倾慕的“解构”性和“替补”性。最明显的例子是，汉语中连动词的主动态和被动态都是模糊动摇的，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定的；而且，与西方语言的名词一般都是从动词变化而来相反，汉语中动词一般都是从名词变化而来的；（注：恩格斯曾研究过约20种西方语言，发现这些语言中几乎所有名词都来源于动词。汉语则反之，绝大多数动词皆有名词的起源，这只要看看《说文解字》便可明白，所谓“从某，某声”是解释的一般模式，而前一个“某”通常就是名词。这大约是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西方语言的任何动词都可以很轻易地名词化（在德语中只须将一个动词的首字母大写即成了名词），汉语的动词要名词化却比较难。尤其是那些原始的单个动词，如种地的“种”，斫树的“斫”，虽然本身出身于名词，但以动词的含义作名词用怎么也觉得别扭，在现代汉语中往往要配成双声词（动宾结构）才能作为一个过程名词看待（如说“农民的斫树造成了水土流失”）。这表明汉语不习惯于将一个动态的活动固定化（实体化），而是倾向于将一个固定名词投入到动作中来展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所以汉语在损失了确定性的同时，却带来了灵活性。（注：当然，有时灵活过了头，也造成了汉语的污染，如时下网上不少文章（“网文”）都有这个毛病，所谓“无哩头”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任何名词都被消解成其他词性如动词、副词、形容词（如说：“这个女孩很村上春树呕！”）。）
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汉语的这种灵活性当我们还未把西方哲学的确定性吸收为我们哲学思想的一种规范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会徒然增加思想的混乱。可以说，我们今天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的缺乏学术规范性、缺乏理性思维基本训练的现状正表明了，我们在真正学习西方科学精神方面还很欠缺扎实的工夫。换言之，我们的思维方式还处于“前现代”的水平，尽管与“后现代”有某种貌合，但毕竟神离甚远。所以我们的哲学思维对于西方哲学的“高位优势”目前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我们只有先向西方人学习纯正的哲学思维、“对思维的思维”，才能找到恰当的手段把我们的语言文化优势发挥出来。现在有些人天真地认为，既然西方人都欣赏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和混沌性，那么21世纪一定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种说法给人带来一种欺骗性的自我陶醉，似乎我们中国人不须花什么力气，就凭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或遗传素质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当上世界文明的领头羊。其实如果我们想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从中挖掘出新的生命力，这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我们必须用现代人所习惯、所能理解的语言把古代那些智慧重述出来，用现代汉语去“格”古典汉语的“义”，即一种再创造，而不是现成地搬用古代的词汇。这种搬用只是一种时髦，如果这个词汇并没有得到现代汉语的认可，只是被故作神秘地卖弄一番，那么时过境迁，就会被更新的时髦所取代而遭到抛弃。所以关键在于，当你重述古代的词汇时，你是否真正懂得了它的意思？你所懂得的那个意思是否在现代汉语中是不可取代的？如果可以取代，你的工作虽然不能说白做了，但意思不大；如果不可取代，那么你要让人意识到这是不可取代的，即通过现代汉语的诠释，让那些研究哲学的人能够发现这确实是不可回避、绕不过去的，非用它不可的。这样，这个词就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人家在谈到你所谈的问题时就非用这个词不可，这样你的工作有了推进哲学思维的意义。进一步说，能够用欧化了的现代汉语诠释或翻译的古代词汇，原则上也就能够用外文来诠释或翻译，这样一来，中国古代的思想就成了全大类的财富，哲学就不仅能够说现代汉语，而且能够通过现代汉语来说古代汉语了。但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尊重现代汉语的主导地位，以现代汉语去打通外语和古代汉语，并通过现代汉语将它们与我们现代人的人生体验及日常生活相结合，从而把现代汉语提升为当代的一种锐利无比的哲学语言，以至于，用已故哲学家陈康先生的话说，要叫西方哲学家以不通中文为恨！（注：参看陈康：《巴曼尼德斯篇》序，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
这当然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但并不是不可行的，问题只在于有没有人、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去做。这正是我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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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文偏向的检讨
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对中国百年来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一种反思。中国百年以来，西方哲学传进来经过了不短的历程。那么要反思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接受、对西方哲学的消化，有一个问题不得不专门来加以探讨。这就是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哲学的时候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偏向，因为在文化的传播和解读中，“先见”或者说像伽达默尔所说的一种“先理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也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异民族文化因素的时候都必须有一种先见，才能够得以接受。但是中国人在接受过程中，在一定的时候，他应该回过头来进行反思，这也是必然的。这就是说你不能老是先见，老是原来那种固定的成见。你经过一百年的接触以后呢，应该回过头来铸造一种新的视野。伽达默尔讲“视野融合”嘛，现在视野已经在逐渐融合，所以你必须把西方的视野也吸收进来，这就必须要对我们的先见进行反思，进行一番检讨。
我们可以看出，从l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那些有识之士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向西方学习。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们立国保种的唯一办法。当时面临的危机就是存在危机，中国人、中华民族面临着一种存在危机。西方人已经打开了我们的国门，那么中国已经国将不国了，马上就要从地球上被分割、被瓜分，所以向西方学习是当时提出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但是学习什么，向西方人学习什么？以及怎么样地学？这个又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惨痛教训以后，我们才有了一个大致上正确的理解，什么样的正确的理解？就是说要原原本本地对西方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思维方式以及由这些东西构成的有机整体进行考察和研究，也就是林毓生所讲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思想文化解决问题”。从思想文化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而且是有机整体地来解决问题，单个的零敲碎打那是不行的。你把西方文化的某一个片断割裂下来�